ESG 表現與企業創新型發展
——基于顛覆式創新和漸進式創新視角

張帆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必須堅持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再次強調了創新的重要性。企業作為我國構建科技創新體系的重要主體，在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既要重視環境保護，也要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然而，企業可持續發展意識缺乏、信息不對稱、資金缺乏等問題的存在，阻礙了企業創新能力的進一步提高。ESG取自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這三個英文的首字母，把重點聚焦于企業在環境、社會以及治理這三方面的綜合表現，是評估企業可持續發展水平的一種非財務性評價標準。ESG將企業目標從短期的自身利益轉向長遠的社會價值實現，順應國家經濟朝著高質量方向快速發展這一潮流?；谏鲜銮闆r，探究ESG表現以及企業創新兩者之間的關系，對于企業可持續發展和高質量發展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因此，本文將從ESG角度出發，研究其對企業創新型發展的影響。

現有研究指出企業積極履行ESG責任能夠幫助企業樹立綠色發展理念，激勵企業為創新活動投入更多資源，提高信息可獲取程度，同時緩解委托代理問題，改善企業內部治理，從而為企業提升創新績效提供支撐。但少有研究對企業創新進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試圖區分企業創新類型，從顛覆式創新和漸進式創新兩個角度實證研究了ESG表現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并進一步檢驗了ESG表現提高企業創新績效的傳導機制以及這種影響的異質性。相較于以往文獻，本文的主要貢獻如下：（1）本文采用ESG綜合指標進行分析其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并對企業創新進行了類型區分，進一步完善了企業創新的相關研究；（2）本文通過抑制融資約束和提高信息透明度來探究ESG表現對企業創新的作用機制，以往文獻較少考慮這兩個機制，因此本文具有一定程度的創新意義；（3）根據上市公司的異質性，針對性地考察產權性質、行業性質和地區性質對ESG表現與企業創新關系的影響，豐富了有關ESG的影響研究，對進一步驗證ESG的治理價值提供一定的證據；（4）研究結論為企業和政府提供實證依據，有助于企業提升創新水平、政策制定者健全ESG相關制度，推動企業創新型發展。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文獻綜述

1.企業ESG表現的經濟后果

近些年，學者們對企業ESG表現的重視程度不斷加深。王積田等（2022）研究發現ESG評級會抑制管理者權力，提高信息可獲得性，從而抑制股價崩盤風險。投資者情緒對這種抑制作用有增強效果，而高管過度自信則對這種抑制作用具有削弱效果。王彥東和王雅琦（2023）認為ESG表現能夠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并且風險承擔在其中發揮了中介作用。郭令秀和呂茜（2023）認為ESG表現通過抑制盈余管理行為來減少企業財務重述，并且股權集中度發揮了正向調節作用。王善平等（2023）指出ESG表現良好的企業會將更多資源投入創新領域，與利益相關者建立牢固關系，吸引分析師關注，最終抑制企業金融化，并且管理者自利行為和良好的制度緩解都能夠削弱這一抑制作用。柳學信等（2023）的研究結果表明企業良好的ESG表現能夠帶來股票收益的上漲，并且能夠在企業層面通過較低的股價同步性傳達更多企業特質信息，在投資者層面通過較高的投資者關注來增強ESG表現對企業股票收益的正面作用。

2.企業創新的影響因素

企業創新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的研究熱點。在宏觀層面，余明桂等（2016）的研究表明產業政策對其所支持的行業中企業的發明專利數量有明顯的提高作用，并且在民營企業中，這種提高作用更為顯著。產業政策能夠通過信貸、政府補貼等機制提升政策重點鼓勵行業中企業的創新水平。顧夏銘等（2018）指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能夠對企業的創新活動產生激勵效果，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增加會使得理性企業為了實現更理想的長期收益而增加研發投入，從而加快企業創新進程。張平等（2016）的研究結果顯示，盡管費用型環境規制對企業技術創新并沒有顯著作用，但投資型環境規制減輕了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風險，提高了企業對創新結果的預期水平，增強了企業進行創新的信心。

在微觀方面，朱德勝和周曉珮（2016）認為股權制衡度顯著影響了企業創新效率，企業創新效率會隨著股權制衡度的提高而得到提升，并且股權制衡與高管持股會由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發生變化而在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上發揮替代效應。姚立杰和周穎（2018）認為企業管理層能力與創新水平呈現正相關關系，并且在不同產權和行業中沒有顯著差異。周冬華等（2019）研究發現員工持股計劃顯著提升了企業創新績效，隨著持有人數的增長和資金規模的擴大，員工持股計劃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越明顯。

綜上所述，過往文獻研究具有重要價值，為本文提供了基本的理論依據與實證借鑒。但與此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鮮少有文獻從不同創新類型的角度探究ESG表現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二是在作用機制方面，目前文獻考慮了多種作用機制，但鮮有文獻從信息透明度和融資約束兩個方面進行研究。

（二）研究假設

1.ESG表現與企業創新

隨著對企業創新研究的深入發展，企業創新被分為漸進式創新和顛覆式創新兩大類 （Henderson and Clark, 1990）。漸進式創新是指依托現有平臺對現有產品和技術進行持續改進，具有成本較低、收益較快等特點。而顛覆式創新則是從根本上突破現有的技術，依托全新平臺研發全新產品，成本較高、風險較大，但是更具探索性和前瞻性。不同類型的創新對企業的發展影響不同，ESG表現主要以三個方面影響這兩類創新。

環境方面（Environmental）。ESG在環境方面主要評估企業是否采取相應的手段進行環境保護與防污管理以及效果如何，ESG在這方面評分越高說明企業在環境方面投入越多。政府通常會給予環境責任履行效果較佳的企業一定程度的獎勵，這會激勵企業開展創新活動，加大對創新的資源投入（Babiak等,2011）。企業承擔環境責任可以促使企業改進生產過程，加大科研投入，從而提升促進技術創新，以滿足利益相關者的綠色化要求，并且企業環境責任的履行更能促進開發式技術創新（羅元大和熊國保,2022）。

社會責任方面（Social）。ESG在社會責任方面主要評估企業是否關注并協調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并成功與其達成平衡，ESG評分在這方面越高說明企業越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獲得了更多利益相關者的認同與支持。企業社會責任通過提高員工安全感，減輕管理層短視，緩解融資約束，從而促進技術創新（吳迪等,2020）。強制要求企業進行社會責任披露能夠提升企業創新績效，特別是發明專利數量（楊金坤,2021）。

治理表現（Governance）。ESG在治理方面主要評估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果和管理水平，ESG評分在這方面越高說明企業內部管理制度越越完善，治理水平越高。適度的股權結構會使大股東更加關注企業長期利益，將資源更多投入創新活動（楊建君等,2015）。CEO受教育水平、CEO任期以及CEO自主權利都對企業研發投入產生了正向影響（李國勇等,2012）。因此，本文作出以下假設：

H1：良好的ESG表現能夠促進企業創新。

2.ESG表現、融資約束與企業創新

企業良好的ESG表現能夠樹立正面的社會形象，容易獲得投資者信賴，同時也傳遞出現金流充裕、發展趨勢向上的積極信號，投資者在未來能夠獲得心理預期收益（王琳璘等,2022）。此外，良好的ESG表現也體現出企業內部治理機制的完善，投資者能夠獲得保護，從而獲得投資者的投資偏好。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能夠獲得政府青睞，在融資方面得到政府的扶持，目前隨著綠色金融理念的深入推進，在環保方面發揮出色的企業更容易得到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金支持，從而使得創新活動更易開展（邱牧遠和殷紅,2019）。因此，本文作出以下假設：

H2：良好的ESG表現通過抑制融資約束提升企業創新。

3.ESG表現、信息透明度與企業創新績效

ESG表現具有信息效應，企業良好的ESG表現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周方召等,2020）。此外，ESG信息的披露為利益相關者提供更多有關企業創新活動的信息，降低了投資者獲取信息的風險，增強了投資者投資意愿，進而增加企業創新產出。信息透明度的增高可以降低外部資金流入企業的成本，使得企業研發投入資金不足的壓力大大減輕，有助于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和創新績效的提高（Bushman等,2001）。因此，本文作出以下假設：

H3：良好的ESG表現通過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企業創新。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基于研究要求，本文以2015-2021年在中國滬深A股上市的公司為研究樣本，并且對原始數據按照以下標準進行處理：（1）剔除被證券交易所分類為ST類或者*ST類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3）剔除缺失值或數據不完整的樣本；（4）剔除極端異常值。為了防止其對實證結果產生影響，對所有變量進行雙側1%的縮尾。經過上述數據處理后，最終確定了23089個樣本數據觀測值。樣本中企業ESG表現數據來源于萬得數據庫（WIND），其他數據均來自CSMAR國泰安數據庫，數據處理軟件為Excel和Stata17.0。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顛覆式創新（SubInno）、漸進式創新（IncreInno）

本文參考鐘昌標等（2014）的研究，選用企業發明專利授權量加一后的對數表示顛覆式創新（SubInno），選用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這兩種類型專利授權量之和加一后的對數表示漸進式創新（IncreInno）。

2.解釋變量：企業ESG表現（ESG）

綠色理念的進一步推廣使得國內外出現眾多ESG評級體系，他們在評價標準、參考指標以及覆蓋范圍等方面各不相同。本文參考謝紅軍和李雪（2022）的做法，選擇華證ESG評級來衡量企業的ESG表現。華證ESG評級擁有相較于商道融綠評級更高的更新頻率，相較于社會價值投資聯盟評級更廣闊的的覆蓋范圍，在眾多評級體系中優勢明顯，已經成為目前研究主流工具（席龍勝等,2022）。WIND數據庫中華證對企業ESG表現的評級分為九個等級，本文參考高杰英等（2021）的研究，將結果C至AAA分別賦值為1至9，數值越大表明企業ESG表現越好。

3.機制變量：融資約束（SA）、信息透明度（IC）

目前學者們采用了很多方式衡量融資約束，本文借鑒張璇等（2019）對融資約束的衡量方法，采用SA指數進行度量。

在中國資本市場，分析師作為信息中介，占據著重要地位。分析師通過對企業進行跟蹤，發布分析報告來向外界傳遞信息，促進企業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本文參考薛龍等（2023）的研究，采用分析師跟蹤人數的對數來衡量企業信息透明度。

4.控制變量

本文參考劉會洪和張哲源（2023）的作法，選取企業年齡（Age）、企業規模（Si ze）、資產收益率（ROA）、資產負債率（Lev）、總資產周轉率（ATO）、現金流比率（Cash f low）和成長能力（Growth）作為控制變量，本文同時還加入了行業和年度控制變量。變量具體情況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表

（三）模型構建

本文構建以下基準回歸模型來檢驗假設H1：

其中，下標i表示樣本中第i個企業，t表示樣本中第t年，ε表示隨機誤差項。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的結果如表2所示。根據表格內容可知，顛覆式創新（SubInno）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6.531，標準差為1.533；漸進式創新（IncreInno）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6.332，標準差為1.657，表明企業之間的創新水平具有較大差異性，有些企業的創新能力仍待提高。企業ESG表現（ESG）的均值為6.451，標準差為1.158，說明樣本中各企業的ESG表現雖然不盡相同，但大多企業ESG表現良好。其他變量標準差較小，說明這些變量在樣本企業中相差較小，但是最小值與最大值存在較大的差異，這可能受到各個企業的性質以及發展階段等多種因素影響。

表2 描述性統計

（二）回歸分析

為了驗證假設H1，本文利用上文構建的模型（1）和模型（2）進行回歸分析，并使用固定效應模型控制行業效應和年份效應，探究ESG表現和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貧w結果如表3所示。表3中列（1）結果顯示，企業ESG表現（ESG）與顛覆式創新（SubInno）呈現正相關關系，回歸系數為0.1170，在1%的水平上顯著。列（2）結果顯示，企業ESG表現（ESG）與漸進式創新（IncreInno）也呈現正相關關系，回歸系數為0.0856，同樣在1%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測試，這說明ESG表現正向影響了企業創新，企業良好的ESG表現有利于提高創新水平。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五、穩健性檢驗

（一）更換被解釋變量

本文選擇更換企業創新的衡量方式，將發明專利的申請數量加1的對數（Patent1）作為顛覆式創新的替代指標，將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數量之和加1的對數（Patent2）作為漸進式創新的替代指標。表4列（1）和列（2）顯示了將Patent1和Patent2分別替代SubInno和IncreInno后的回歸結果。根據結果可以看出，在更換了企業創新的衡量方式后，ESG表現仍然與企業創新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證實了ESG表現對企業創新的積極影響，假設H1成立。

表4 穩健性檢驗部分結果

（二）改變樣本區間

為了防止時間跨度過長對實證結果造成影響，本文重新選擇了2018-2021年作為新的樣本區間進行檢驗?；貧w結果見表4的列（3）和列（4）。根據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在縮短樣本區間后，ESG表現與顛覆式創新和漸進式創新均呈現正相關關系，并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測試。這再次體現了ESG表現對企業創新的積極作用，與上文的結論一致，假設H1依然得到驗證。

（三）增加控制變量

本文參考方先明和胡?。?023）的研究，將兩職合一（Dual）、股權集中度（Top1）、董事會規模（Board）、獨立董事占比（Indep）同時納入模型重新進行回歸。結果顯示于表4的列（5）和列（6），根據結果可以發現在增加一定的控制變量后，解釋變量ESG與被解釋變量SubInno和IncreInno的回歸系數，在符號方向和顯著性水平方面，均與前文得出的結論無顯著差異。

（四）內生性處理

盡管本文控制了一系列變量，但仍然可能會存在一些不可觀測的遺漏變量，影響ESG表現與企業創新。為了消除這一內生性問題，本文選擇利用工具變量法進行處理。

參考張會麗和張妮（2022）的研究，本文選擇使用同城市同行業的企業ESG表現均值（M ean_ESG）作為工具變量進行檢驗，在進行內生性檢驗時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從理論邏輯來看，位于同一地區同一行業的企業會受到相同的地區政策的約束，ESG表現會呈現趨同性，工具變量與解釋變量相關。而同城市同行業中其他企業的ESG表現對該企業的創新不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工具變量滿足外生性。2SLS檢驗結果如表5列（1）、列（2）和列（3）所示。列（1）為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可以發現Mean_ESG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本文選擇的工具變量與解釋變量（ESG）高度相關。為了考察工具變量是否有效，本文進行了弱工具變量檢驗，檢驗結果顯示F統計量為431.40（超過10），表明工具變量符合要求。列（2）和列（3）為第二階段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使用工具變量后，ESG系數仍然為正而且均在1%的水平通過顯著性測試，結論具有穩健性。

表5 內生性檢驗結果

六、進一步分析

（一）機制分析

上文研究結果表明，良好的ESG表現能夠提升企業創新。為了進一步考察ESG表現與企業創新之間的作用機制并驗證H2和H3，本文設定以下路徑模型進行機制檢驗:

其中，路徑1和路徑4與模型（1）和模型（2）一致，路徑2和路徑6檢驗的是ESG表現（ESG）與機制變量之間的關系，路徑3、路徑5、路徑7和路徑8則是檢驗機制變量和解釋變量對兩個被解釋變量的影響。

融資約束渠道的檢驗結果見表6。列（1）和列（4）的結果與基準回歸一致，列（2）和列（5）的結果顯示，企業ESG表現（ESG）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企業良好的ESG表現能夠抑制融資約束。在列（3）和列（6）中，企業ESG表現（ESG）的系數分別為0.1139和0.0835，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融資約束（SA）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應，良好的ESG表現可以通過抑制融資約束的路徑提升企業創新，假設H2成立。

表6 融資約束渠道檢驗結果

信息透明度渠道的檢驗結果見表7。列（1）和列（4）的結果與基準回歸一致，列（2）和列（5）的結果顯示，企業ESG表現（ESG）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企業良好的ESG表現能夠提高信息透明度。在列（3）和列（6）中，企業ESG表現（ESG）的系數分別為0.1071和0.0786，均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測試，且信息透明度（IC）的系數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應，良好的ESG表現可以通過信息透明度的路徑提升企業創新，假設H3成立。

表7 信息透明度渠道檢驗結果

（二）異質性分析

1.產權異質性

我國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受制度影響具有不同特點。吳延兵（2012）認為國有企業存在生產效率和創新效率的雙重損失，并且國有企業創新效率的損失更為嚴重。國有企業相較于非國有企業需要發揮社會責任和保護環境的帶頭作用，因此國有企業的良好ESG表現往往被視作政策或制度要求的結果。而非國有企業關注的重點通常是提高經濟效益，當其積極履行ESG責任時，會向外界樹立綠色、創新和負責的良好形象，吸引政府、投資者和公眾的關注，獲得更多信任與支持。因此，ESG表現在國有企業中所能發揮的作用較非國有企業更為有限，本文預期ESG表現對企業創新的積極作用在非國有企業中更強。

本文定義虛擬變量SOE，若企業為國有企業，為其賦值1，若為非國有性企業，為其賦值0。之后建立SOE與ESG的交互項，將其與SOE一同加入模型（1）和模型（2）中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8的列（1）和列（2）。根據回歸結果可以發現，SOE與ESG的交互項（ESG*SOE）的系數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ESG表現與企業創新之間的正向關系在非國有企業中更強，與本文預期結果一致。

表8 異質性檢驗結果

2.行業異質性

污染企業由于行業特殊性會受到嚴格的監管，將會在環境治理、承擔社會責任和企業轉型升級投入更多資源，而ESG作為長期回報，無法短時間內為企業帶來效益。此外，企業污染屬性也會使得大眾將保護和改善環境作為其固有責任及應盡義務，對其履行ESG責任反響較小，從而使得污染企業ESG表現對企業創新的邊際貢獻不明顯。與此相反，非污染企業受外界壓力較小，將更加關注其產品、技術和服務的創新效益，為企業創新耗費更多成本從而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因此，本文預期ESG表現對企業創新績效的積極作用在非污染企業中更強。

本文參考盛明泉等（2017）的做法，將行業代碼屬于B07、B08、B09、C25、C26、C28、C29、C30、C31、C32和D44這11個的企業界定為污染企業，其余不屬于這11個行業的企業界定為非污染企業。同時定義虛擬變量Pollution，若企業屬于污染企業，賦值為1，若為非污染企業，為其賦值0。之后建立Pollution與ESG的交互項，將其與ESG一同加入模型（1）和模型（2）中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8的列（3）和列（4）。根據回歸結果可以發現，Pollution與ESG的交互項（ESG*Pollution）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ESG表現與企業創新之間的正向關系在非污染企業中更強，與本文預期結果一致。

3.地區異質性

東部地區受地理位置和國家政策影響，相較于其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技術發展成熟，開放程度高，地區中企業擁有更為良好的發展條件和基礎設施。并且東部地區更愿意接受、學習并實施先進理念和措施，ESG理念普及率較高，企業踐行ESG理念從而提升創新的能力更強。此外，東部企業在完善的市場機制環境下，會對ESG的實施結果和企業創新給予更大的關注，企業信息傳遞效率及質量較高，更容易獲得融資并作用于企業創新。因此，本文預期ESG表現對企業創新的積極作用在東部企業中更強。

本文參考張長江等（2023）的做法，將所在地位于北京省、河北省、天津省、上海省、浙江省、福建省、廣東省、海南省、江蘇省、遼寧省和山東省的企業界定為東部企業，其余省份企業界定為非東部企業。同時定義虛擬變量East，若企業屬于東部企業，賦值為1，若為非東部企業，為其賦值0。之后建立East與ESG的交互項，將其與ESG一同加入模型（1）和模型（2）中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8的列（5）和列（6）。根據回歸結果可以發現，East與ESG的交互項（ESG*East）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ESG表現與企業創新之間的正向關系在東部企業中更強，與本文預期結果一致。

七、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顛覆式創新和漸進式創新兩個視角研究了ESG表現對企業創新產生的影響，以2015-2021年共計23089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良好的ESG表現對提升企業創新有積極作用。在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本文的結論依然成立。在進一步分析中，本文發現融資約束和信息透明度在其中起著部分中介作用，良好的ESG表現有助于抑制融資約束并提高企業信息透明度，進而提高企業創新。通過異質性發現，在企業層面，相較于國有企業和污染企業，ESG表現對企業創新績效的正向作用在非國有企業和非污染企業中更明顯。在地區層面，相較于非東部地區企業，東部地區企業ESG表現對創新績效的正向作用更強。

（二）對策建議

首先，企業在經營和治理過程中應給予ESG理念足夠的重視，在企業內部樹立起ESG意識，實施并完善相關ESG舉措，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傾注資源并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同時，企業需要加大創新力度、投入更多研發成本以提高研發能力，追求綠色高質量創新。此外，企業應采取措施提高融資能力，進一步提升信息透明度，盡可能降低外部利益相關者獲得信息的成本，維護與其良好合作關系，以便為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獲得有利的資金及資源支持，進而促進企業創新。

其次，投資者也需樹立ESG投資理念，在選擇投資對象時不能僅僅把關注點放在企業財務表現上，還需要關注其在ESG方面的表現，要求企業對環境負責任，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保持良好的內部治理結構，引導企業提升ESG表現。同時，投資者也應在不妨礙獲得可持續性回報的同時，為企業創新提供所需的相應資金支持。更重要的是，投資機構者自身需要摒棄短視思想，抑制投機性行為，保護公司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積極參與公司治理中去，為公司創新型發展出謀劃策。

最后，政府應該為企業的ESG建設提供制度監督，健全有關企業ESG信息的披露制度，擴大企業ESG信息披露范圍并督促其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同時，可以給予ESG表現良好的企業稅收優惠等政策支持，對披露不實ESG信息或ESG表現不佳的企業進行一定程度的處罰，從而引導企業積極履行ESG方面的責任，加大對創新研發的投入，提升綠色創新水平。此外，政府應為國有企業、污染企業及處于非東部地區的企業的創新提供相應的支持與保護，進而增強ESG表現在這些企業中對創新的促進作用，提升企業總體創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