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時空演化及驅動因素

宋寶琳

(河北大學 管理學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一、引言

創新作為引領社會生產的驅動力量,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必須實現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高質量發展?！睌底纸洕目焖侔l展衍生出眾多新業態,成為改變生產生活方式、優化經濟結構、提升我國綜合競爭力的中堅力量。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這一內容標志著通過數字經濟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規劃逐步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同時,“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指出“加快建設數字經濟,以數字化轉型驅動生產、生活和治理方式變革,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壯大經濟發展新引擎”,這也體現了國家對數字經濟賦能高質量發展的高度重視。顯然,數字經濟的發展作為新時期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在驅動產業變革中發揮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是適應我國經濟轉型進而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力量[1]。

在科技發展突飛猛進的時代,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經濟發展模式,以技術創新驅動產業優化升級為核心要義,以此提高社會生產效率,順應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要求[2-3]。但我國目前并未形成統一的數字經濟評價體系,因此,現階段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如何以及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能否實現協調發展尚不可知。

基于此,文章在建立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綜合評價現階段我國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的實際水平,并借助耦合度模型分析二者的耦合協調關系,與此同時,考慮到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兼具的空間性特征,又深入探究了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空間效應。所以,本研究不僅全面評價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高質量發展的現狀,而且充分展現了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性,為我國提高數字經濟水平并強化其對高質量發展的賦能效應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和現實借鑒。

二、文獻綜述

20世紀90年代學界最早提出了“數字經濟”這一概念。2016年,G20杭州峰會重新定義了數字經濟的基本內涵,即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的一系列經濟活動[4]。新古典經濟學相關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動能轉換的關鍵因素是技術革新,而以數字技術為依托的數字經濟的本質也是技術革新,因此,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5-6]。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經濟形態,包含了數字化信息、互聯網平臺、數字化計算以及新興經濟模式和形態四個核心內容[7-9],具有創新、綠色、共享、開放和協調等優點,能夠通過培育新動能來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近年來,學術界對數字經濟的相關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從宏觀層面上看,數字經濟通過提升傳統要素質量、加速資源配置效率與塑造數據要素新動能三條路徑促進高質量發展。具體來看,一是,數字經濟改變了傳統的社會生產方式,為傳統生產要素注入新活力以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10];二是,數字經濟通過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為產業發展提供了新動力,提高了生產要素的流動和配置效率,進而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產業優化升級[11];三是,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12]。數字經濟通過塑造數據要素為產業發展提供新動能,助力產業經濟增長,增強我國經濟發展韌性[13]。從微觀層面上看,互聯網、移動通信等新興技術具有一定的長尾效應,能夠惠及大多數群體,進而形成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更好地匹配供需,提高經濟的均衡水平?；ヂ摼W、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滲透使企業成本出現了高固定成本和低邊際成本的新特征,這兩個特征降低了行業的平均成本,形成了規模經濟,極大增加了企業收益[14]。此外,數字技術依托主營業務低成本特征擴展多樣化業務,以獲取更多的收益來源。數字經濟形態作為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深入融合,形成了消費端的長尾效應[15]。

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內容,是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一是通過將現代信息技術融入傳統產業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以產業數字化實現生產水平的跨越式提升,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新活力[16-17];二是將數據要素產業化、市場化和商業化,為數字產業化提供源源不斷的數據資源,推動我國數字產業不斷做強做大,為實現我國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支撐[18-19]。

數字革命時代,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不是各行其是、各不相謀的關系,而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關系。但是,現有研究缺乏對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性的深入考查?；诖?文章以現階段我國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水平為基礎,測算二者的耦合協調性,并進一步探究影響二者耦合性的驅動因素,據此提出提升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性的對策與建議。

三、模型設定、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一)模型設定

1.耦合度模型。借鑒逯進和周惠民[20]的研究,假設發展度函數具有嚴格的擬凹性以及規模報酬不變性,發展度函數遵循C-D 形式,具體如下:

其中,X1、X2分別是歸一化后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高質量發展水平,γ是外生變量,θ、1-θ體現了兩者系統中的重要性程度。圖1中的曲線T1、T2和T3表示不同的發展度,其發展水平的關系為T1＞T2＞T3。

圖1 發展度與協調度曲線

采用偏離系數測算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協調好壞,并在此基礎上計算協調度。偏離系數(C v)和協調度(C)的公式為:

其中,C為協調度,當偏離系數C v=0時,C=1且X1=X2,則該地區的坐標點位于圖1的45°線上,如A點、B點;若X1＞X2或X1＜X2,則該地區的坐標點位于圖1中45℃線的左側或右側,如C點、D 點。協調度C可以量化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的協調水平,但并未考慮兩者的發展水平。發展度T雖然可以度量兩者的發展水平,但并不能衡量兩者的協調情況。因此,文章進一步采用耦合度這一指標,同時度量發展水平和協調度的綜合水平,耦合度公式如下:

根據相關研究經驗,耦合度等級具體劃分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耦合度等級劃分

2.空間計量模型。構建空間權重矩陣是進行空間計量分析的前提,本文選擇空間地理權重矩陣檢驗空間效應,具體公式如下,d ij為城市距離,W ij為空間地理權重矩陣。

考慮到地理位置及資源流動性,數字經濟水平與高質量發展可能存在空間相關性,忽略這一問題會導致估計結果存在偏差。因此,文章需要從空間角度分析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驅動因素。同時,模型要對個體和時間進行控制。具體模型的設定如下:

其中,i代表省級行政區,t代表年份,D it代表耦合度,X it為系列解釋變量,μi代表個體效應,v t代表時間效應,εit代表誤差項,W為空間權重矩陣,α、β為待估系數,ρ為空間自相關系數。

(二)變量選取

數字經濟水平的測量方法主要有直接法和對比法。一種是在明確數字經濟范圍的基礎上,以地區數字經濟規模與GDP的比重作為數字經濟水平的衡量指標;另一種是建立數字經濟水平評價指標體系,計算區域數字經濟指數。相較于直接法,采用對比法測量數字經濟水平更有利于全面反映數字經濟的發展狀況。因此,文章采取對比法建立了包含數字基礎、數字產業、數字融合和數字創新四個二級指標在內的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并采用熵權法計算出各指標的權重?；谛掳l展理念建立包括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五個二級指標的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同樣采用熵權法確定各個指標權重。具體指標體系如表2所示。

表2 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

綜合考慮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文章選擇以下變量作為解釋變量:(1)經濟基礎,采用各省人均GDP的對數。(2)社會消費,采用實際社會消費總額的對數。(3)政府干預,以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4)產業結構,以二產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來表示。(5)人力資本。以每千人中大學生在校人數的對數表示。(6)技術水平,以各省專利申請數量的對數表示。(7)城鎮化水平,以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表示。(8)對外開放水平,以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表示。

(三)數據來源

文章以2011—2021年我國30個省級行政區(不含港澳臺和西藏)為研究對象,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等,并采用線性插值法對部分缺失數據進行填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見表3。

表3 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

四、實證分析

宏觀把握我國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條件是考查二者耦合協調的關鍵。因此,在計算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度之前,需要對現階段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綜合測度。

(一)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度結果

本部分通過熵權法測算了2011年和2021年我國30個省級行政區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水平,結果如表4所示。從中可以發現,無論是個體層面還是時間趨勢,我國不同省級行政區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水平均呈現出差異和波動,說明二者存在明顯的空間差異性。2011年我國各省級行政區數字經濟水平處于0.077～0.314范圍內,整體上呈現出發展低水平、不平衡、不充分的特點。隨著技術變革速度的加快,2021年各省級行政區數字經濟水平迅猛增加到0.556～0.982,這直接體現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取得的顯著成就。同樣,2011年和2021年我國30個省級行政區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的結果顯示,2011年我國各省級行政區高質量發展水平位于0.015～0.344之間,北京市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2021年各省級行政區高質量發展水平顯著提升,提高到0.119～0.661的區間范圍,這反映了我國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的現實情況。

表4 2011年和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

(二)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時空分析

2011—2021年各省級行政區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平均耦合度的時序演變如圖2所示。由圖2可以看出,從2011年到2021年,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度基本保持持續上升狀態,由0.392上升到0.587,耦合等級由輕度失調衰退逐漸向基本協調發展轉變,這說明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越來越趨向于協調。原因可能是隨著數字基礎設施不斷完善,數字經濟的包容性和普惠性也隨之提高,進而釋放了更多數字經濟紅利,使其與高質量發展相互融合。

圖2 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時序演變

由于我國不同地區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性,所以不同省級行政區的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性可能呈現較大的不同。2011—2021年我國30個省級行政區的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度如表5所示。從不同耦合度等級來看,我國大部分省級行政區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度處于中度失調衰退和輕度失調衰退階段,只有少部分耦合度處于嚴重失調衰退、基本協調發展和良好協調發展等級,而目前我國還未出現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度達到優質協調發展等級的省級行政區。從時間演變來看,2011年新疆、寧夏、青海、貴州和海南五個省級行政區的耦合度處于嚴重失調衰退階段。2021年,耦合度處于嚴重失調衰退等級的只有寧夏、青海和海南三個省級行政區。2011年,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等級為良好協調發展的省級行政區僅有江蘇和廣東。之后,耦合度在這一等級的省級行政區數量不斷增加,2021年耦合度處于良好協調發展的增加到六個。

表5 不同省級行政區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時空差異

伴隨數字經濟的快速普及以及高質量發展理念的深入貫徹,二者之間的耦合協調性整體向好發展,這既為我國未來數字經濟的進一步完善提供了良好基礎,也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提供了參考示范。

(三)驅動因素分析

1.空間相關性檢驗。首先,采用莫蘭指數檢驗空間自相關性,結果如表6所示。從表6可以看出,2011—2021年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全局莫蘭指數均在1%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各省級行政區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度具有較強的空間自相關性。其次,為了選擇合適的空間計量模型,本研究遵循“特異性到一般”和“一般到特異性”的規則,結合LM 檢驗和LR檢驗選擇最優的空間計量模型,表7的統計結果表明使用空間杜賓模型(SDM)最適合。再次,通過Hausman檢驗選擇隨機效應或固定效應,經過檢驗發現,本研究應采用固定時間和固定個體的空間杜賓模型。

表6 耦合度的全局莫蘭指數

表7 空間計量模型的選擇甄別

2.空間計量回歸結果。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性除了受二者自身的影響外,還會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的影響,同時考慮到數字經濟發展的地理空間性對二者耦合協調性的影響,本部分采用空間杜賓模型進一步探究了影響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性的驅動因素,結果如表8所示。表8中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別是依次加入不同變量的基礎上得到的研究結果,由此發現,經濟基礎、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和對外開放水平對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性的影響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相關系數為正數,說明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高度耦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區的經濟基礎、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和對外開放水平的推動。此外,政府干預對二者耦合性的影響至少在10%的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相關系數為負值,說明政府干預過度是導致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難以實現有效協調的重要因素。同時,經濟基礎和技術進步對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耦合性產生了正向的空間影響。然而,政府干預卻對二者的耦合性產生了顯著的空間抑制作用。

表8 空間計量模型回歸結果

3.空間異質性分析。由于資源稟賦、地理位置和經濟基礎等多種因素的差異性,區域發展不均衡成為我國長期以來社會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在此背景下,耦合度的驅動因素也該有所不同,鑒于此,文章進行了區域異質性分析。按照國務院分區標準將全國劃分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分別進行空間杜賓模型的估計,結果如表9所示。從中發現,東部地區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度主要受到經濟基礎、社會消費、產業結構、城鎮化水平和對外開放水平的驅動影響。究其原因如下:首先,東部地區居民經濟條件優越,居民消費水平明顯高于其他地區,而數字經濟與居民消費之間具有相互影響的關系,數字經濟為居民消費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方式和渠道,強烈刺激了居民消費。反之,居民消費需求的增加對數字經濟的完善形成了正向激勵,以此提升了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間的耦合程度。其次,東部地區產業結構更加合理,其以第三產業為主,為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的高效耦合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保障。再次,由于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優勢,東部地區呈現出較高的城鎮化水平和對外開放水平,而城鎮化水平和對外開放水平作為影響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不可避免地會對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度產生影響。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耦合度的驅動因素較為一致,均受到經濟基礎、產業結構、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和城鎮化水平的影響。這表明,提高中、西部地區的經濟水平、優化產業結構、加大人才引進力度、促進技術進步和提升城鎮化水平是數字化時代提高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的關鍵路徑。

表9 不同地區的異質性分析

五、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我國數字技術發展迅猛,數字經濟促進高質量發展的態勢日漸顯著。文章在測算我國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基礎上,計算了二者的耦合協調度,并探究了影響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耦合度的驅動因素,得出以下研究結論:第一,從時空分布上看,我國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水平均得到明顯提升;第二,2011—2021年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性呈現整體穩步提升的態勢,但大部分省級行政區的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協調耦合度仍有待提升;第三,經濟基礎和技術進步對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的耦合性具有一定的正向促進作用,是驅動二者耦合協調的重要因素?；谝陨辖Y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提升我國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耦合性的對策與建議。

(一)加大數字技術投入,強化政府引領效應

當前我國數字技術發展雖然日漸成熟,但是不同地區的數字經濟水平仍存在較大差距,有悖于“協調”“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促進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目標的協調統一,數字技術投入是重要著力點。數字技術作為現代信息技術發展的重要產物,其較高的使用成本導致部分企業可望而不可及。政府作為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在財政支出中應加大對數字技術投入的補貼,既要對企業的投入使用進行補貼,也要加大對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支持,以期提高數字經濟的普惠性和包容性,進而為促進我國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二)規范數據市場建設,促進數據要素流通

數據市場的規范建設需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標準規范和行業自律機制,以確保數據交易和流通的合法性、安全性和規范性。同時,還需要加強數據安全保護和隱私保護,建立數據共享和交換的信任機制,鼓勵數據生產者、持有者和使用者之間的合作與交流,促進數據要素的流通與共享,推動數據驅動的創新發展。數據市場的規范建設不僅為數據要素的高效流通提供了環境保障,而且有利于提升數字經濟發展效率,為更好地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良好基礎。

(三)實行區域數字策略,縮小區域數字“鴻溝”

基于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性,應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采取差異化的數字經濟發展策略。東部地區應在完備的數字基礎設施的基礎上加快實現數字經濟與先進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增強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中、西部地區應充分借鑒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經驗,大力完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提高數字技術的可及性。此外,地方政府要著力縮小區域數字“鴻溝”,實現數字經濟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共同推進高質量發展。

(四)供需兩端同時發力,助推高質量發展

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經濟業態,不僅會直接影響消費供給形式和質量,而且會間接影響人們的消費需求。一方面,數字經濟豐富了消費供給的內涵和形式,平臺經濟、電商經濟的涌現改變了原有消費供給的物質形態,極大地釋放了數字消費潛力;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打破了傳統消費模式的時空限制,變革了傳統的消費支付方式,刺激了消費需求,成功拉動經濟快速增長。因此,數字經濟應從消費供給和需求兩端同時發力,既要以數字技術豐富產品的形式,提升產品質量,也要不斷完善移動支付技術,提高人們消費的便捷性,由此拉動高質量發展,進而提升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之間的耦合協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