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基于股權投資視角

夏 鑫,袁雪烽,孫維章,宋欣蓉,劉潔瓊

(1.山東工商學院 會計學院,山東 煙臺 264005;2.山東城市技師服務學院 現代商務系,山東 煙臺 264000)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持續增長,《202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截止到2020年底,中國共有2.8萬家境內投資者進行OFDI,累計設立4.5萬家境外企業,OFDI流量高達1537.1億美元,首次位列全球第一。然而,“十三五”末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不斷上升,在這種惡劣的國際環境下,“卡脖子”問題逐漸暴露出了中國科技發展的短板,企業作為創新的主體和生力軍,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將承擔更艱巨的責任。

OFDI是企業“走出去”的重要方式,也是企業創新的重要影響因素?，F有文獻更多從投資政策、投資環境和地理區位等外部機制著手,鮮有對投資方式進行細致研究的,對OFDI的不同形式缺少分析,對對外股權投資的具體形式更缺少深入。OFDI包括股權投資和債務工具投資,截止2020年,債務工具投資3168.9億美元,占OFDI累計凈額的12.3%,股權投資作為OFDI中最重要的方式,占OFDI累計凈額的87.7%。二者對創新的影響各不相同,前者為長期投資,通過獲取股權來收取分紅和長期收益,而后者為短期投資,僅以收取本息為目的。創新作為企業的一項長期投資活動,需要企業持續獲取收益來支持創新研發,所以股權投資對創新的影響更重大也更直接。以往文獻研究OFDI對創新的影響時,只是籠統的研究在兩種投資形式共同作用下其對創新的影響,并沒有剔除債務工具對創新的影響,所以,本文細致地探究股權投資視角下“一帶一路”倡議與企業創新的關系。

本文做出以下兩個貢獻:(1)OFDI可以分為股權投資與債務工具投資,且二者對創新的影響機理和影響結果均有所不同,本文聚焦對“一帶一路”國家股權投資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拓展了相關研究的視角。(2)對外股權投資持股方式有直接持股和間接持股,不同持股方式對創新的影響會有所不同。本文細化股權投資持股方式,考察對“一帶一路”國家股權投資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深化了OFDI與企業創新的相關研究。

一、文獻綜述

近年來,創新作為一大熱點備受學界關注。為了響應“走出去”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國學者在OFDI和創新之間進行了積極的討論,現有關于OFDI與創新的文獻主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展開研究。宏觀層面,部分文獻利用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研究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對國內創新能力的影響,發現創新能力呈現出顯著的地區差異[1],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受到更大的影響。還有部分文獻以東道國為對象,研究東道國特征對中國創新能力的影響,結論表明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同時,東道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中國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取逆向技術溢出[2]。既有文獻還從金融發展視角、環境規制視角和知識產權保護視角等不同視角出發,細致研究OFDI對中國以及各區域創新能力或效率的影響。隨著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提出“碳達峰”,綠色創新成為學術界新的關注點,部分學者從母國的角度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綠色創新的影響[3],中國OFDI顯著提高了區域綠色技術研發效率和綠色成果轉化效率[4]。

微觀層面,陳菲瓊和虞旭丹以萬向集團為例研究了OFDI對企業自主創新的反饋機制。Fu等發現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企業創新績效的提升[5]。毛其淋和許家云發現企業OFDI對企業創新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單分支與多分支機構在長短期有異質性表現。投資對象方面,逆向投資和順向投資均能促進企業創新,但在時間特征上具有較大差異[6],母國企業利用自身優勢進行OFDI更能提高創新水平,而那些不具備比較優勢的企業如果對外投資,反而可能會降低企業的專利數量[7],對創新效率也會產生負向影響。還有學者從要素市場扭曲的視角出發,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中國企業進行OFDI顯著抑制了企業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

“一帶一路”倡議為沿線國家提供了互聯互通、互利共贏的大平臺,為企業進行以創新驅動為主要特征的OFDI帶來了巨大的機遇?，F有文獻主要研究OFDI與創新之間的關系,得到OFDI能夠顯著提升企業創新的結論,而基于“一帶一路”的研究較少。王桂軍和盧瀟瀟[8]研究發現相較于非重點影響省(市、自治區)的企業,“一帶一路”倡議顯著地提高了重點影響省(市、自治區)企業的創新水平。李秋梅等[9]以企業個體為單位,以手工搜集的126個參與“一帶一路”的上市公司為處理組樣本,研究發現倡議實施初期階段,參與倡議建設企業的創新產出顯著下降。從東道國特征視角出發,研究發現東道國經濟水平、創新能力、市場規模和自然稟賦等因素會影響創新的返回渠道。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一)“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為鼓勵企業走出去,“一帶一路”倡議的“五通”為企業帶來了機遇和便利,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Dunning[10]的折衷理論認為,企業是否對外投資是由企業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決定的,只有同時具備這三種優勢時,企業才會選擇進行對外投資。內部化優勢是外部機制不能提供的,區位優勢包含政府政策,所有權優勢包含金融與貨幣優勢,分別對應五通中的政策溝通和資金融通。政策方面,中國與沿線多國進行政策協調,通過“光明之路”“發展之路”“琥珀之路”等合作協議成功實現了政策對接,政府還為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企業提供一系列減稅降費的政策,東道國政府也會為吸引投資給企業提供一定的便利。資金融通方面,“一帶一路”倡議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促進企業創新升級[11],“亞投行”“16+1”等多邊機構建立,能為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緩解企業資金壓力。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也是文化交流的過程,面臨極大的文化差異帶來的風險,中國政府每年都會提供政府獎學金鼓勵國際文教交流,并通過“文化年”“旅游年”等人文項目,拉近彼此距離。Lall和Wiley[12]的技術地方化理論解釋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可以通過對外投資提高企業內部的創新能力。對外股權投資主要通過開設海外公司,企業踏足海外市場時與當地企業的合作或競爭是在所難免的,“民心相通”推動了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國企業與東道國市場緊密結合,實現“地方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股權投資的企業擁有附加優勢,倡議為投資于沿線國家的企業提供了特有的政策紅利,創新作為高風險投資活動,“一帶一路”從政策、資金與文化三方面鼓勵企業創新,提高企業創新水平。

OFDI主要從收益反饋、競爭壓力、技術反饋等機制促進企業創新。競爭壓力和技術反饋是股權投資方式下的主要反饋機制,所以OFDI中對外股權投資是影響企業創新的關鍵因素?！耙敫?先修路”,道路暢通是貿易往來的前提,高鐵、鐵路、港口和經濟走廊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拓寬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道路。貿易暢通方面,以往文獻研究了投資便利化和貿易便利化對OFDI的影響,發現貿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可以進一步擴大貿易潛力[13],擴大對外投資。企業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將商品輸出到國外市場,銷售量增長進而促使企業提高產量,以此獲得規模經濟效益,再利用成本優勢提高企業海外營業收入,增加的資金用于企業研發投入從而提高企業創新。其次,企業踏足海外市場必定面臨來自本土企業和其他國家企業不同程度的競爭,競爭壓力下,企業可以通過改善生產技術進而提高產品質量并降低生產成本來獲得競爭優勢,在此過程中間接推動了企業的創新活動。除此之外,通過投資建立新企業與東道國合作研發或者通過企業并購獲取東道國技術,逆向溢出效應將專利技術返回母國,從而促進企業創新。根據上述分析提出假設一。

H1:相比非“一帶一路”國家,對“一帶一路”國家股權投資能提高企業創新。

(二)持股方式的調節作用

企業投資建立海外公司主要有直接持股和間接持股兩種方式,不同的持股方式對企業也會產生不同影響。實際控制人直接持股可以從股權安排上降低代理成本,顯著改善公司治理[14]。間接持股由于控制鏈太長,控制個人資產的過程中面臨高額稅收、法律風險、公司業績等諸多限制性和不確定性因素[15],可能導致海外關聯公司的技術逆向溢出渠道更復雜。相對于間接持股,直接持股方式下的股權結構更簡單,信息傳遞速度更快,信息更加透明,可以減少企業內部信息孤島的形成,在這種情形下,海外公司學習到的先進技術能夠更高效的返回母公司。除此之外,直接持股方式能夠有效緩解代理成本問題,減少短視行為,從而提升企業長期的績效。因此,創新作為一項長期的活動,直接持股方式能長期通過提高企業績效為創新活動提供更多資金支持。但相比直接持股,Khanna[16]、Almeida和Wolfenzon[17]對金字塔結構間接持股的優勢進行了充分的理論分析并得出以下結論:當外部市場不發達,獲得外部融資困難的情況下,企業更傾向于采用金字塔結構的間接持股方式使企業形成內部資本市場來緩解融資困難?？紤]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發展中國家為主,本身的外部市場不發達,所以間接持股方式更有利于企業通過緩解融資約束這一路徑彌補企業研發和創新等費用的支出。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對外股權投資時采用間接持股方式更有利于企業創新的發展。綜上所述,提出競爭假設H2。

H2a:其他條件不變,持股方式為直接持股時,“一帶一路”倡議更能提高企業創新。

H2b:其他條件不變,持股方式為間接持股時,“一帶一路”倡議更能提高企業創新。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說明與數據來源

本文關鍵樣本“一帶一路”數據取自國泰安(CSMAR)海外直接投資數據庫,專利數據取自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紤]到“一帶一路”倡議在2013年首次提出,最終將樣本期間選定在2013—2021年。研究對象為進行對外股權投資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采取以往文獻一貫做法剔除金融、房地產行業公司和ST公司樣本,剔除關鍵變量缺失的樣本,最終樣本為2601家企業共計12278個樣本,所有連續變量進行1%水平下winsorize縮尾處理。

(二)變量定義

被解釋變量為企業創新,現有文獻有的采用研發投入衡量企業的創新水平,還有部分文獻使用專利數量來量化企業創新,主要是專利申請數、發明專利申請數、專利授權數和發明專利授權數。其中,研發投入只能反映出企業在創新過程中的資本投入,不能準確表示創新成果。同樣,專利申請量衡量目前沒有通過審批的專利,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業的創新,將來是否能成為企業擁有的專利并為企業帶來經濟收益仍然充滿不確定性,所以授權量更適合衡量企業創新水平。針對現階段“卡脖子”問題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制約,相比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專利,發明專利才是解決技術問題的關鍵,所以借鑒楊博旭等[18]的研究,選用發明專利授權量作為企業創新的代理變量,替代變量為發明專利申請量。

解釋變量為啞變量“一帶一路”,若該企業在某年度中股權投資于“一帶一路”國家則取1,若投資于非“一帶一路”國家,則取0。具體來說,企業進行對外股權投資主要通過投資成立海外公司,若海外公司所在地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那么就認為企業在該年度股權投資于“一帶一路”國家。

調節變量為啞變量持股方式。投資海外公司主要有直接持股和間接持股兩種方式,若該企業在該年度中以直接持股為主要方式則取1,否則取0。具體來說,一家上市公司某一年度擁有若干家海外公司,若直接持股方式下控制的海外公司數量最多,則認定該公司此年度的主要持股方式為直接持股,特別的,若直接持股和間接持股方式下控制的海外公司數量相同,則取空值。

控制變量方面,張杰等[19]研究發現中國情景下競爭和創新之間呈現顯著且穩健的正向關系,故采用赫芬達爾指數對行業競爭進行控制。研發強度越大、研發人員越多,企業的創新產出就越多,故對研發強度、研發人員數量加以控制。另外選取公司層面其他可能影響企業創新的變量,包括企業規模、企業年齡、資本結構、盈利能力、產權性質、第一大股東持股、現金持有、前十大股東持股、資本支出,詳細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與說明

(三)模型設計

為了研究企業對“一帶一路”國家股權投資是否可以提升企業創新水平,本文構建模型(1)對假設一進行研究:

Innovationij=α0+β1Isbrij+β2∑Controlsij+Year+Industry+εij。

(1)

其中,Isbrij表示i上市公司第j年是否對“一帶一路”國家進行股權投資;Innovationij表示i上市公司第j年的創新水平,Innovationij值越大,則企業的創新水平越高。根據假說1,本文預期變量Isbrij的回歸系數β1顯著為正。

為了研究持股方式對主假設的調節效應,本文構建模型(2),對假設二進行研究:

Innovationij=α0+β1Isbrij+β2Isbrij×Wayij+β3Wayij+β4∑Controlsij+Year+Industry+εij。

(2)

其中Isbrij×Wayij為“一帶一路”與持股方式的交互項,交互項系數暫時無法通過理論分析推出。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根據表2描述性統計結果,樣本中主要變量Igrant的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7.8485,均值為1.6419,表示企業整體的創新水平不高,企業間差距較大;Isbr的均值為0.4226,表示有42.26%的企業股權投資于“一帶一路”國家,說明中國大部分“走出去”的企業沒有選擇享受“一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政策紅利;Way的樣本均值為0.6284,說明62.84%的企業的主要持股方式為直接持股。VIF檢驗顯示方差膨脹因子最小為1.04,最大為1.94,介于1—10之間,說明模型中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的可能性較低。

表2 描述性統計結果

(二)回歸結果分析

如表3結果所示,在僅控制年份和行業的情況下,列(1)Isbr的系數為0.4282,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初步肯定了“一帶一路”對企業創新產生正向影響,列(2)加入控制變量后,系數下降至0.1015但依舊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表明在考慮到其他可能影響企業創新的因素并控制行業年度后,對“一帶一路”國家股權投資可以顯著提升企業的創新水平。接著我們利用模型(2)對假設2進行檢驗,結果如列(3)所示,交互項系數為-0.0901,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直接持股會減弱“一帶一路”與創新兩者間的正向關系,即間接持股方式下,“一帶一路”倡議更顯著地提升企業創新,假設2b得到驗證,這表明直接持股方式不僅無法強化“一帶一路”與企業創新之間的正向關系,還會產生負向影響。

(三)穩健性檢驗

1.工具變量法?？紤]到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可能是有門檻的,具有一定創新水平的企業才有資格對“一帶一路”國家股權投資,所以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間可能互為因果關系。在邱煜和潘攀的研究基礎上,本文選取歷史互信(Iv_diplomacy)作為工具變量,以中國與所有海外公司所在國的建交時長的均值表示,特別的,對于中國港澳臺地區,分別選取回歸時間與1992年南方談話為節點。工具變量的選取要滿足外生性和強相關性兩個條件。首先,兩國建交屬于政治問題,不會直接影響企業的創新,滿足對于被解釋變量是外生性的條件。其次,兩國建交時間越久,那么兩國間的政治關系就會越穩定,更有利于中國企業對外股權投資,滿足強相關性條件。

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如表4列(1)—(2)所示,采用穩健標準誤,工具變量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對解釋變量有充分的解釋力。第二階段回歸結果如表4列(3)—(4)所示,在充分考慮到內生性的影響后,結論依舊穩健。除此之外,不可識別檢驗結果、Cragg-Donald Wald統計量以及Kleibergen-Paap Wald統計量均大于臨界值,說明不存在不可識別和弱工具變量問題。

表4 基準回歸分析結果

2.固定效應模型。經Hausman檢驗后(p=0.0000),表4列(5)—(6)加入固定效應對不隨時間變化的企業個體特征加以控制,系數均通過了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結果與上文保持一致。

3.滯后效應?？紤]到一項專利從開始研發到審批通過的時間間隔,所以企業某年度的發明專利授權可能是往年的研發成果,因此對解釋變量與相關控制變量滯后一期處理,并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列(1)—(2)所示,發現引入滯后效應并沒有影響最終結論,解釋變量Isbr的系數為0.1134,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交互項Isbr×Way的回歸系數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負,結果依舊穩健。

表5 滯后效應與替換變量穩健性檢驗結果

4．替換被解釋變量。本文以發明專利申請量作為新的被解釋變量,調整被解釋變量后進行回歸,結果見表5列(3)—(4),Isbr的系數為0.1428,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通過檢驗;交互項Isbr×Way的系數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結論穩健。

(四)異質性分析

1.投資國家經濟差異分析。發達國家本身技術發展水平更高,相比發展中國家,技術逆向溢出效應更大,東道國創新成果通過成果反饋、人才流動等渠道將創新成果返回母國,從而提升母國企業的創新水平,但是發達國家為了保護本國創新往往會設立更多的門檻,對企業投資條件更高。不過,海外公司更多位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企業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主要以資源尋求、產品輸出為目的,可以借此提升企業資源配置效率,提高企業規模經濟,進而提升企業整體績效,促進企業創新。不過相比發達國家,本身擁有的專利技術就少,技術逆向溢出效應更弱。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檢驗“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是否會因為投資目的國發達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將樣本分為發達國家樣本和發展中國家樣本,回歸結果見表6列(1)—(2),發展中國家樣本中,回歸系數為0.1226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系數大小和顯著性均優于發達國家樣本,組間系數差異檢驗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p=0.000),表明股權投資于發展中國家時,“一帶一路”倡議更能發揮促進作用,提升企業創新水平。

表6 投資目的國異質性分析

2.投資國家地理差異分析。地理距離是影響企業創新戰略的重要因素之一。當企業投資于海陸鄰國建立海外公司,更近的地理距離意味著更便捷的信息溝通。具體來說,一方面,短距離有助于母公司向海外公司及時傳遞研發戰略要求,安排研發任務,海外公司也能夠及時反饋研發進度和研發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并做出相應調整,提高研發活動效率。另一方面,短距離可以提升母公司和海外公司之間的通信效率。信息資源是創新必備的條件之一,盡管如今的交通設施與信息傳輸渠道發展迅速,但是創新活動所需要的軟信息難以通過以上渠道進行傳遞[20],在這種情況下,地理距離往往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母公司與海外公司鄰近有助于軟信息的交流。但是,創新往往需要大量異質性資源,海陸鄰國之間往往擁有相同的文化環境,彼此文化交流便捷,創新資源趨于同質化,這不利于創新的產生。因此有必要探究投資目的國地理位置差異的異質性影響。將樣本分成海陸鄰國樣本和非鄰國樣本,回歸結果見表6列(3)—(4),非鄰國樣本中,Isbr的系數為0.1293,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并且大于海陸鄰國樣本中Isbr的系數,組間系數差異檢驗通過了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p=0.098),表明企業股權投資于非鄰國時,“一帶一路”倡議更有利于企業創新。

3.專利類型異質性分析。前文研究中,我們針對性地選取了發明專利數量作為企業創新水平的代理變量,雖然發明專利是中國現階段亟需的,但實用新型專利(Ugrant)和外觀設計專利(Dgrant)的作用仍不能忽略。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是指對產品的形狀與色彩等的改良與設計,相較于發明專利,前者對資金、設備和專業知識的要求不高,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背景下“草根創新”的主戰場,對激發民眾創新熱情,提高市場活力,改善人民日常生活水平都有重要作用,細致地研究“一帶一路”對不同專利類型的影響也十分必要,故利用模型(1)展開進一步研究。表7列(1)結果顯示,“一帶一路”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的實用新型專利授權數量,但在此基礎上加入交互項后,其系數為負但沒有經過顯著性檢驗,表明持股方式的差異在以實用新型專利為解釋變量的回歸模型中沒有產生顯著的調節作用,(3)—(4)列結果顯示,“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外觀設計專利產生了顯著正向影響,并且間接持股方式下“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外觀設計專利的正向影響更強。綜上所述,對于進行對外股權投資的企業,“一帶一路”倡議能夠對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專利均產生顯著正向影響企業,但持股方式不會顯著影響實用新型專利的產出。

表7 專利類型異質性分析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利用2013—2021上市公司數據,實證分析了股權投資視角下“一帶一路”倡議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本文主要結論如下:首先,“一帶一路”倡議顯著提升企業創新水平,股權投資于“一帶一路”國家的企業比投資于非“一帶一路”國家的企業,企業創新水平提升更大,上述影響在投資目的國為發展中國家和非鄰國的樣本中更顯著;當持股方式為間接持股時,“一帶一路”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得到強化。本文進行了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在使用工具變量法、固定效應模型、滯后效應并替換被解釋變量這四種方式后,主結論依舊成立。

(二)政策啟示

本文依據實證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描述性統計顯示,仍有57.74%的企業沒有選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作為投資對象,說明國家需要繼續制定和完善相關推進策略,繼續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以“五通”為基礎,給予企業更多政策方面的優惠,鼓勵更多的企業投入到“一帶一路”倡議中。第二,從研究結論看,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要是發展中經濟體,所以收益反饋仍然是企業提高自身創新水平的重要途徑,國家繼續加強“資金融通”項目下多邊機構的建設,切實解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第三,積極鼓勵企業進行以技術獲取為目的的對外股權投資,充分發揮技術反饋渠道的作用,并對專利從東道國返回母國過程中產生的費用和后續的研發費用提供加計扣除等稅收優惠政策。第四,企業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以沿線國家為主要投資對象,現階段“走出去”的企業中,大多數有能力進行對外投資的企業沒有響應國家的號召,而“一帶一路”為企業在貿易、政策和資金方面提供的支持是前所未有的,企業應抓住機遇投身到“一帶一路”建設中,為企業自身發展和國家繁榮富強貢獻力量。根據調節效應結論,企業要以間接持股為主要持股方式。從數據上看,62.84%的企業以直接持股為主要的持股方式,但考慮到創新并不是企業發展的最終目標,很多因素制約著企業對持股方式的選用,所以不能盲目建議企業在進行對外股權投資時選擇間接持股,但企業要意識到間接持股方式的優點,辯證地采用間接持股方式,通過延長控制鏈形成企業內部資本市場來緩解資金約束的方式提升企業創新水平。

(三)不足與展望

面對現階段發展要求,本文針對性選取發明專利為研究對象,從股權投資視角展開細致研究,但債務工具投資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研究仍是空白,這既是本文研究的不足之處也是未來研究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