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效應分析

王春娟，郭凱歌

（1.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4；2.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北京 100070；3.北京財貿職業學院北京國際商貿中心研究基地，北京 101101）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要“發展綠色低碳產業”，“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以下簡稱“雙碳”）。物流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四五”現代物流發展規劃》也提出要“推動綠色物流發展”。當前，數字經濟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1］，為中國實現綠色發展提供了新思路［2］。在“雙碳”目標下，探究數字經濟如何賦能我國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命題。

學術界自20 世紀90 年代中期開始重視物流領域環境問題［3］，Murphy 等（1996）［4］正式提出了“綠色物流”概念。2001 年，我國發布的《物流術語》對綠色物流進行了界定，2019年，我國《綠色物流指標構成與核算方法》明確了綠色物流指標的構成。一些學者認為，應從經濟發展、物流發展和生態環境角度分析綠色物流，徐超毅和李蘭（2023）分析了綠色物流與綠色經濟協調發展的動態演進特征和驅動因素［5］；劉戰豫等（2018）借鑒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綠色物流發展經驗，測度綠色物流效率，剖析了我國綠色物流發展中存在的問題［6］；張旭等（2023）從“運作—結構”協同發展、區域經濟聯動等方面提出了省域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策略［7］。學者們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能夠提升物流業高質量發展水平［8-9］，Zhang 等（2022）研究了數字經濟和物流業協調發展的數據驅動測量和評估方法，測量了中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與物流業融合水平，提出基于區塊鏈的綠色逆向物流可持續發展戰略［10］。相關文獻對綠色物流研究較多，但關于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研究較為鮮見。

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①基于數字經濟、綠色物流以及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從生產和消費視角剖析綠色物流的功能、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效應，構建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體系。②創新構建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水平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發展、數字治理環境和數字普惠金融四個維度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并利用中國地級市數據實證檢驗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及區域異質性效應。③分別對數字經濟和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進行指標降維分析，探析數字經濟賦能效應的動力來源，構建面板門檻模型檢驗數字經濟與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非線性效應。④基于理論與實證分析結果，提出了在“雙碳”目標下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具體政策措施。

二、理論體系

本文基于數字經濟、綠色物流及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從生產和消費的視角剖析綠色物流的功能，探究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效應，具體如圖1所示。

圖1 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效應

（一）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基礎

1.數字經濟的內涵

“數字經濟”的概念由學者Tapscott（1994）［11］首次提出。1998 年，美國商務部正式提出“數字經濟”，其發布的專題報告指出，信息技術、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的發展將導致新的數字經濟形態產生。2016年，《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1）首次對數字經濟的內涵進行了界定，《中國數字經濟白皮書》（2）《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3）《“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等也先后對其進行了定義。國內外學者對數字經濟的研究對其內涵也形成了各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12］。綜合世界各國政府、研究機構、學術界關于數字經濟內涵的研究，參考我國“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本文認為，數字經濟是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驅動力量、以數字化網絡為重要載體、以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關鍵驅動力，加速重構經濟發展和治理模式，促進公平和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

2.綠色物流的內涵

我國《綠色物流指標構成與核算方法》（4）將綠色物流定義為，通過充分利用物流資源、采用先進物流技術，合理規劃和實施物流活動，降低物流對環境影響的過程，其內涵主要包括集約資源、綠色運輸、綠色倉儲、綠色包裝、廢棄物物流五個方面。商品的生產、流通和消費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內容，物流業則是生產和消費的橋梁?！熬G色生產—綠色物流—綠色消費”是“雙碳”目標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路徑，綠色物流能夠減少社會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保證綠色生產順利運行，滿足消費者綠色消費需求，提高經濟循環效率［13］。

具體而言，綠色物流主要有兩大功能：

（1）綠色物流保證綠色生產運行。一是綠色物流可保證綠色生產資料供應。綠色產品具有節約能源、無公害、可再生等特點，需要綠色物流為其提供服務。二是綠色物流為綠色生產企業提供產品附加值。一切商品生產都是為了交換，綠色物流為綠色產品交換提供廣闊的市場，提高了綠色產品附加值，有助于綠色生產企業獲得更多利潤，保持和擴大綠色產品生產。三是綠色物流延伸了綠色生產的產業鏈條。獨立于綠色生產之外的包裝、分揀、加工等環節，減少了物流企業本身的資源消耗和對環境的污染，延伸了綠色生產的產業鏈條。

（2）綠色物流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面滿足綠色消費需求。供給側方面，綠色物流向消費者提供有關綠色產品和服務的信息、環境意識、新的生活方式，引導其消費決策，滿足綠色消費需求。需求側方面，綠色物流可以將綠色消費的市場需求和潛在需求及時傳達給綠色生產企業，引導綠色生產企業按照綠色消費需求進行生產。

3.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內涵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要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高質量發展體現了新發展理念，是能夠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谇拔木G色物流的內涵，結合我國提出的高質量發展目標，本文認為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是指綠色物流通過保證綠色生產順利運行、滿足消費者綠色消費需求、提高經濟循環效率，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具體體現在綠色物流基礎設施、綠色物流經濟協調、綠色物流生態環境、綠色物流創新發展、綠色物流開放共享五個方面。

（二）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效應分析

1.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

（1）數字基礎支撐。數字經濟通過數字綠色新基建和數字綠色新管理為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提供基礎支撐。在投入同等成本的情況下，數字綠色新基建能夠更好地發揮對物流業智能化改造升級、綠色化要素協同的減排效應，有力推動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數字綠色新管理通過數字化戰略適應當前綠色低碳化發展的新管理理念、交易規則、倫理制度，促進市場規范和監管制度不斷改進和完善，進而為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2）數字產業融合。數字經濟通過數字產業融合，從數字產業生態場景、數字產業生態價值鏈、數字產業生態系統三方面促進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①數字產業生態場景。物流企業利用數字經濟打造研發設計一體化、生產加工精細化、產品工藝創新、過程管控等一系列數字化生態場景，實現向數字、低碳、節能的綠色生態轉型［14］。②數字產業生態價值鏈。數字經濟能提高創新效率、增加綠色技術市場需求，從而推動產業鏈上下游協同創新，提高整個行業生產效率，降低綠色發展成本，推動綠色產業鏈、綠色價值鏈的全生命周期綠色管理，形成數字化循環價值鏈［15］。③數字產業生態系統。數字經濟對數據資源和生態系統進行關聯、再造和優化［16］，并將其應用于商業生態、業務流程和管理、商業模式，從而構建數字生態化系統。數字經濟通過數字化生態場景和數字化循環價值鏈形成數字化生態導向。

（3）數字治理保障。治理模式創新是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外在拉力之一［17］。數字治理保障有助于實現物流業“雙碳”數字化戰略。一是“雙碳”數字化人才?！半p碳”目標下，專業化的數字人才有助于企業降低數字化轉型中的運營成本，提高綠色低碳技術研發創新水平。二是“雙碳”數字環境。數字技術是促進社會綠色低碳發展的基本要素。數字經濟依托數字技術，通過整合生態環境大數據，可以形成完善的生態環境數據信息系統，實現生態環境決策科學化、監管精準化、服務便捷化，為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

（4）數字金融支持。數字金融從需求側和供給側兩方面促進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需求側方面，作為消費互聯網在金融領域的深度應用，數字金融為人們提供各種便捷的金融服務，擴大了社會有效總需求，為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可持續發展動力；供給側方面，數字金融的發展改變了傳統金融服務物流方式，有助于構建金融業和物流業互聯互通的風控體系，可以倒逼企業提高供應鏈管理水平，降低金融成本和企業總成本，助力綠色物流企業解決融資問題，為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提供金融支持。

2.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間接效應

（1）技術創新效應。數字經濟是技術創新的決定性因素［18］，可以通過技術創新減少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及生產成本，是綠色可持續發展的動力［19］。①大數據應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具有非消耗性、非稀缺性、非排他性和共享性等特征。物流企業通過對生產大數據、消費大數據和生態環境大數據進行整合、開發和應用，打破數據信息壁壘，可以降低信息獲取和管理成本，提高創新效率，減少資源浪費，實現提質增效，有助于建立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監管體系。如滴滴出行通過大數據應用進行供需匹配，獲得最優分配方案，提高出行效率和資源利用效率，達到節能減排目的。②數字化平臺。依托數字技術建立的數字化平臺，將供需端精準匹配，服務物流全流程，從而實現社會資源共享、要素加速流動，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如環保部門和回收企業根據數字化平臺記錄的商品信息，及時對商品進行分類回收處理，使商品得到循環利用。③智能物流技術。物聯網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大數據與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為物流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物聯網技術能連接物流活動每一個節點，搭建一體化物流信息平臺，實現物流節點與物品間智能化交互、物流全過程實時通信和控制。Liu 和Ma（2022）對42 個亞洲國家數據的研究表明，智能物流技術實現了對供應鏈的可靠性評估，運輸車輛排放量減少了26.9%，信息流通的準確性提高了45.97%［20］。圖像識別、機器學習、無人駕駛、自動分揀技術等人工智能技術被應用于運輸、倉儲、配送等物流活動，實現物流全鏈路無人化，提高了物流效率。

（2）收入增長效應。數字經濟的普惠性和共享性能夠提高更多居民的收入，使其享受數字經濟發展的紅利［21-22］，進而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①數字經濟通過促進城鎮居民收入增長推動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數字經濟可以使人們突破對知識和信息獲取的時空限制，拓展信息資源獲取渠道，增強信息搜尋能力、詮釋能力和加工能力，在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實現家庭資本水平提升和收入增長［23］。②數字經濟通過促進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推動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首先，數字經濟能夠打通農產品流通渠道，降低交易成本，增加農產品銷售收入；其次，數字經濟能夠拓寬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渠道、增強就業崗位匹配性，進而增加非農就業機會，提高農民工資性收入；再次，數字經濟能夠優化資產要素配置，提高農地轉出效率，讓農民通過收取土地租金增加財產性收入。因此，居民收入增長能夠刺激物流需求規模和需求品質，倒逼綠色物流實現高質量發展。

三、研究設計

（一）計量模型設定

為檢驗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效應，本文構建基準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α為待估參數；c和v分別表示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ε表示隨機擾動項；logistics 表示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水平；dig 表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Control 表示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包括經濟發展水平（pgdp）、產業結構（ind）、政府財政支持（gov）、金融發展水平（fin）、零售發展水平（retail）、人力資本水平（edu）及城鎮化水平（urb）。

為進一步檢驗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技術創新效應和收入增長效應，在模型（1）基礎上，將技術創新水平（inn）、城鎮居民收入（inc_u）和農村居民收入（inc_r）作為中介變量，分兩步構建回歸模型。先建立數字經濟對中介變量的回歸模型，再建立數字經濟和中介變量對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的回歸模型，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mediator表示中介變量，包括技術創新水平、城鎮居民收入和農村居民收入。

（二）變量測度與說明

1.被解釋變量：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水平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現代化產業體系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著力點，要加快推動“綠色化”和“低碳化”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我國出臺的《綠色物流指標構成與核算方法》從資源指標、運作指標和環境指標三個方面構建了綠色物流指標體系。本文結合高質量發展內涵和綠色物流指標構成的國家標準，根據數據可得性，利用綠色物流基礎設施、綠色物流經濟協調、綠色物流生態環境、綠色物流創新發展、綠色物流開放共享5 個一級指標和26 個細分指標構建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具體見表1所列。

表1 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測度指標體系

綠色物流基礎設施指標中的物流節點和示范物流園區均分為國家級和區域級兩層，分別對政策實施當年及以后賦值2 和1，其余均賦值0；物流樞紐和綠色貨運配送示范工程在政策實施當年及以后賦值1，其余賦值0。綠色物流經濟協調指標中物流業產值的部分省份數據缺失，通過省級層面物流業勞均產值與各城市物流從業人數相乘得到，其中，省級層面物流業勞均產值=省級物流業增加值/省級物流從業人數。綠色物流生態環境指標中的環保詞頻采用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與“環?！毕嚓P詞匯字數占報告全文字數的比重衡量［24-25］；根據《綜合能耗計算通則》（GB/T2589-2020）和《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發改辦氣候〔2011〕1041號）的具體要求，將省級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能源消耗數據折算為省級物流業碳排放量，再利用地級市夜間燈光灰度數據將省級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分解為地級市數值，以此衡量各市物流業能源消耗量［26］。綠色物流創新發展指標中的物流業新建企業進入數量通過整理“天眼查”平臺上每年各城市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新增企業數獲得。綠色物流開放共享指標中的開通中歐班列，開通當年及以后賦值1，其余賦值0；建設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批準當年及以后賦值1，其余賦值0。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數字經濟是一個綜合性、系統性概念，不宜用單一指標衡量。目前，政府部門和學術理論界對數字經濟測度還沒有形成統一標準。本文在前期對數字經濟進行了界定和測度的基礎上，以國家最新發布的《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為基本依據，參考《中國數字經濟城市發展報告（2022）》、王軍等（2021）［27］構建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發展、數字治理環境和數字普惠金融四個維度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值法測度我國各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具體見表2所列。

表2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

3.中介變量

技術創新水平，用專利授權數表示；居民收入水平，考慮城鄉發展差距，本文分別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作為中介變量，探索城鄉居民收入對數字經濟和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中介效應。

4.控制變量

為盡可能避免遺漏變量，本文采用以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GDP 表示；政府財政支持，用財政支出與GDP總額的比值衡量；產業結構，用三產產值與二產產值之比衡量；金融發展水平，用銀行貸款余額占GDP 總額的比重衡量；零售發展水平，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衡量；人力資本水平，用普通本?？埔陨先丝谡急群饬?；城鎮化水平，用各地區城鎮化率衡量。

（三）數據來源

考慮數據可得性和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情況，本文將我國2011—2020年274個地級市作為樣本，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以及EPS數據庫、各省市統計年鑒、統計公報和政府工作報告、中國政府網政策文件庫、“天眼查”平臺、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其中，技術創新水平、城鎮居民收入水平、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和零售發展水平作了取對數處理。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水平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各指標數據先進行歸一化處理，再用熵值法進行計算。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數字經濟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基準回歸結果見表3 所列。Hausman 檢驗結果表明，固定效應結果更穩健。為修正異方差，解決自相關問題，本文采用FGLS 模型（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easible GLS，FGLS）再次進行估計檢驗，表3 列（5）為其估計結果。所有模型均控制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應。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由表3 可知，不同模型的估計結果都表明，數字經濟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起正向促進作用，且均在1%水平上顯著。不考慮控制變量時，數字經濟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促進效應達到1.741，考慮控制變量后，作用系數有所下降。修正模型FGLS 估計結果顯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水平的作用系數達到0.206，說明所選控制變量均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有重要影響?？刂谱兞恐?，零售發展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正向促進作用最強，作用系數分別為0.040 和0.020，在1%水平上顯著；金融發展水平和城鎮化水平也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有正向影響，在5%水平上顯著。這說明零售業與物流業關聯度高，是影響綠色物流業發展質量的重要因素，人力資本和金融發展則在人才和資本上支持物流業高質量發展。同時，城鎮化發展是提升基礎設施建設、推進經濟制度完善、挖掘市場需求的重要舉措，為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提供保障和機遇。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和政府財政支持同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表現負相關關系，說明在全國范圍內，經濟發展速度和發展質量還未達到適度均衡狀態，還需要不斷探索和實踐，在數字經濟賦能下，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轉型等逐步實現綠色增長。

（二）穩健性與內生性檢驗

1.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用替換關鍵變量和調整樣本區間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使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測算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來替換核心解釋變量，控制變量不變，估計結果見表4 列（1），可以看出，估計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證明基準回歸結果穩健?？紤]中國直轄市為省級行政單位，與普通地級市存在經濟體量和城市規模的差異，可能導致樣本極差較大，為保障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將樣本剔除直轄市后重新回歸［26］，結果見表4列（2）。結果表明，在剔除直轄市后，數字經濟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正向效應依然在1%水平上顯著。為排除異常值對結果的干擾，使回歸更加穩健，本文對被解釋變量和核心解釋變量進行1%雙邊縮尾處理［28］，表4 列（3）的回歸結果表明，排除異常值影響后，結果依然穩健。

表4 穩健性與內生性檢驗

2.內生性檢驗

GMM工具變量法是處理內生性問題的主要方法，本文參考趙濤等（2020）［1］及Nunn 和Qian（2014）［29］的做法，將各城市到杭州的球面距離作為第一個工具變量（dist），將1984年郵局數量與全國互聯網用戶數的交互項作為第二個工具變量（postnet），考慮內生性問題后的估計結果見表4 列（4）和列（5）。檢驗結果表明，不存在“工具變量識別不足”和“弱工具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水平顯著正相關。檢驗結果依然穩健。

（三）指標降維分析

1.數字經濟指標降維分析

為進一步探索數字經濟的分維度構成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情況，本文繼續考察數字經濟的四個維度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檢驗結果見表5所列?？傮w來看，數字治理環境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最強，作用系數達到0.412，在1%水平上顯著；數字普惠金融和數字產業發展至少在5%水平上顯著促進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作用系數為0.075 和0.110；數字基礎設施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正向影響不顯著，說明政府治理、資本支撐和產業轉型發展能夠促使數字經濟有效釋放紅利，且能夠在較大程度上持續推動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

表5 數字經濟指標降維分析

2.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指標降維分析

為檢驗數字經濟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分維度指標的影響效應，本文將綠色物流資源設施、綠色物流經濟協調、綠色物流生態環境、綠色物流創新發展和綠色物流開放共享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結果見表6 所列?？梢钥闯?，數字經濟對綠色物流開放共享、綠色物流生態環境和綠色物流經濟協調都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響，且在1%水平上顯著，而數字經濟對綠色物流資源設施和綠色物流創新發展的正向影響不顯著。

表6 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指標降維分析

（四）異質性分析

為進一步檢驗數字經濟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影響的區域性差異，本文參考周曉輝等（2021）［30］、盛來運等（2018）［31］對中國31個省份（不含港澳臺地區）的劃分方法，分別對東部和中西部地區、沿海和內陸地區、中心城市和外圍城市、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5）進行區域異質性檢驗，結果見表7所列。

表7 區域異質性分析結果

整體來看，在中國地級市層面，數字經濟對不同區域的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都起正向促進作用。具體來看，東部地區促進作用強于中西部地區，沿海地區強于內陸地區，中心城市強于外圍城市，南方地區強于北方地區。相較于中西部地區、內陸地區、外圍城市和北方地區，東部地區、沿海地區、中心城市和南方地區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物流設施完備性、綠色物流政策實施等方面有一定區域優勢和政策優勢，數字經濟紅利效應更強，因此，數字經濟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更強。

（五）間接效應分析

技術創新和居民生活水平是影響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為探究數字經濟如何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效應和居民收入效應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本文對模型（2）（3）進行回歸分析，首先檢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技術創新和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應，再檢驗技術創新和居民收入增長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結果見表8所列。

表8 間接效應檢驗結果

表8列（1）和列（2）顯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技術創新有顯著正向影響，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能夠顯著促進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即提高技術創新水平是數字經濟驅動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渠道之一。列（3）和列（4）顯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城鎮居民收入提升效應顯著為正，城鎮居民收入提升效應顯著促進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列（5）和列（6）顯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村居民收入提升效應顯著，農村居民收入效應會促進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即居民收入提升效應是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渠道之一。

（六）門檻效應分析

本文借鑒Hansen（1999）［32］的面板門檻模型進行實證分析，通過檢驗兩個變量之間非線性關系，準確分析不同階段數字經濟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效應變化。為避免因遺漏重要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引入不同的外生控制變量，最終建立面板門檻模型（4），其中，qx 表示門檻變量，η表示不同區間的門檻變量值。

Bootstrap 反復抽樣300 次后，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水平門檻變量和城鎮化水平門檻變量均顯著通過了雙門檻檢驗，未通過三門檻檢驗。在此基礎上，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水平和城鎮化水平進行雙門檻估計，結果見表9所列。

表9 門檻效應檢驗

由表9可以看出，在將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作為門檻變量時，數字經濟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由負轉正，且正向遞增。隨著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高，數字經濟對其影響也先后經歷了驅動力滯后、產業轉型釋放紅利、創新融合協同增長三個階段。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水平越高，數字經濟產生的技術創新效應和疊加協同效應越能得到充分釋放，從而更好地推動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在將城鎮化水平作為門檻變量時，數字經濟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為正向且呈現先遞減后遞增趨勢。在城鎮化水平低于52.07 和高于78.68的地區，數字經濟更能發揮其促進效應，而當城鎮化水平處于（52.07，78.68）時，數字經濟的促進效應受到限制?？赡艿脑蚴?，一個地區在城鎮化建設中期，很難協調經濟增長和環境治理之間的關系，因此，數字經濟對綠色發展效率的賦能效應在這一階段會有所減弱。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理論體系，利用2011—2020 年中國地級市面板數據，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建立線性回歸模型和門檻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了數字經濟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和作用路徑。研究結論為：①基準回歸分析發現，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指標降維分析發現，數字治理環境、數字普惠金融和數字產業發展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顯著，政府治理、資本支撐和產業轉型發展是持續性推動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長久動力。數字經濟對綠色物流開放共享、綠色物流生態環境和綠色物流經濟協調都存在顯著正向促進作用。②區域異質性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呈現東部地區明顯強于中西部地區、沿海地區優于內陸地區、中心城市強于外圍城市、南方地區優于北方地區的態勢。③間接效應分析發現，數字經濟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效應和居民收入效應顯著促進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④門檻效應分析發現，當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作為門檻變量時，數字經濟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產生的技術創新效應和疊加協同效應能得到充分釋放，從而更好地推動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當城鎮化水平作為門檻變量時，數字經濟對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為正向且呈現先遞減后遞增趨勢。

基于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理論與實證分析，本文從以下四個方面提出關于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的對策建議：

（1）豐富綠色物流數字技術賦能場景。一是將數字技術應用在交通信息監測、交通流量管理、智能物流和設施維護預測等方面，不斷提高物流業綠色技術的“數字含量”。二是要將大數據作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加強數據計算處理能力，發揮數據規模效應，充分利用大數據技術處理和解決公共事務問題，實現柔性的數據綠色發展模式，以此提升政府治理效率和決策準確性。三是發展節能型數字技術，降低數字化對電力的需求，構建物流企業環保測評體系，建立物流企業綠色環保賬戶，監控物流企業碳排放和能源消耗情況，給予企業環保補貼或稅收減免，實現物流業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

（2）支持綠色物流數字生態導向。一是建立綠色數字化生態系統。建設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綠色數字化生態系統，切實保障國有企業數字化戰略變革的順利實施。二是主動尋求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數字經濟既能通過產品和服務的創新發展引領和挖掘個性化、品質化的消費需求，帶動更大規模的消費市場和消費結構轉型升級，又能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下，培育新的線上產品和服務，如智能出行和在線教育等數字消費品，推動形成綠色智能的生態經濟。

（3）提升綠色物流“雙碳”數字治理水平。一是加強物流業綠色數字化發展的人才培育，探索以“數字人”為主體的“雙碳”數字化人才培養模式。各科研院所和高校應做好交叉學科人才培養，將數字化與綠色發展相融合，培養物流業復合人才，加大“雙碳”數字化人才引進。二是優化物流業“雙碳”數字環境。優化“雙碳”監管治理體系，完善“雙碳”協同工作機制，加強“雙碳”集約化監管，推進物流業“雙碳”數據共享、業務互通，推進能耗智控建設，鼓勵能源管理領域5G 及物聯網等數智技術的應用，鼓勵搭建滿足物流業高質量發展需求的管理平臺，實現物流業數智析碳、精準降碳。

（4）強化綠色物流數字基礎保障。一是加強綠色新基建建設。加強頂層設計，強化新型基礎設施綠色低碳導向，與量子存儲等數字技術結合，融合ICT 技術和低碳技術，發展新一代低碳綠色ICT 技術，拓展對世界環境和自身的綠色感知能力，加快實施“東數西算”工程，通過可視化運維和無人引擎建設綠色節能數據中心，加強數字新基建碳排放制度供給。促進基礎設施建設向數字化、低碳化發展，為物流業數字化轉型注入全新動能，推動物流業可持續發展與數字化轉型相融合。二是提升綠色新管理能力。構建完備的數字化綠色管理組織體系，建立綠色數字集成流通管理系統，將物流環節中各企業的信息流、物流和資金流有機集中，利用數字化平臺的數據分析技術，統籌規劃物流資源配置，提高物流數字化分析管理能力，在提高物流效率的同時，降低能源消耗，實現綠色物流高質量發展。

注 釋：

（1）2016 年9 月，杭州峰會通過《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是全球首個由多國領導人共同簽署的數字經濟政策文件。

（2）2019 年4 月，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中國數字經濟白皮書（2015—2018 合集）》。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連續多年發布數字經濟白皮書，測算方法被納入G20《數字經濟測算工具箱》，測算結果被廣泛引用。

（3）2021 年5 月，國家統計局發布《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

（4）2018 年12 月28 日，《綠色物流指標構成與核算方法》（GB/T37099-2018）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批準發布，2019年7月1日正式實施。

（5）①按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劃分：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遼寧；其他均為中西部地區。②按南北方劃分：北方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陜西、寧夏、甘肅、新疆、青海；其他均為南方地區。③按中心城市和外圍城市劃分：中心城市包括省會城市、直轄市、副省級市；其他均為外圍城市。④按沿海和內陸地區劃分：沿海地區包括遼寧、河北、北京、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其他均為內陸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