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真健康信息預先干預對個體感知與行為意愿影響的實證研究

李新月 宋士杰 韓文婷 趙宇翔,5 朱慶華

(1.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南京,210023; 2.河海大學商學院,南京,211106; 3.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武漢,430072; 4.山東財經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濟南,250014; 5.南京大學數據智能與交叉創新實驗室,南京,210023)

1 引言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與醫療服務的改革創新,互聯網成為了公眾獲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社交媒體的快速興起使得互聯網成為了多模態失真健康信息生產與傳播的溫床。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時代下的信息代理進一步對健康信息的甄別與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1]。海量失真健康信息對個體與社會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個人層面,失真健康信息將混淆個體認知,威脅公眾對健康問題的科學態度,降低政府與公共衛生系統的公信力,增加信息處理的不確定性并使個體作出非理性的健康決策[2];社會層面,失真健康信息或將引發廣泛恐慌、煽動暴力,加劇醫療資源不平衡,制造敵對的政治環境,進而加大政府社會治理的難度[3]。健康信息的治理迫在眉睫,而關注人、信息、技術與社會交互的信息資源管理學科對該問題有著獨特的理論認識與實踐優勢。

信息資源管理領域針對失真健康信息的治理問題,已從可信度甄別[4]、信息素養培育[5]、圖書館參與信息治理[6]等話題開展了系列研究。從時間維度而言,失真信息治理可分為傳播前預防、傳播中阻斷與傳播后糾正三個階段[7]。事后糾正(debunking)是在失真信息出現負面效應后通過提供有力論據或細節以揭穿失真信息的手段[8],而預先干預(prebunking)是在失真信息出現前對個體進行事先干預使其免受潛在負面影響的方式[9]。事后糾正目前比較常用,但面臨著持續影響不明[10],且存在虛幻真實效應(illusory truth)[11]與逆火效應(backfire)[12]等諸多心理學挑戰,難以實現預期效果;而預先干預植根于“防患于未然”思想,將信息治理從被動處理變為主動應對,逐漸成為了近年國外學者關注的重點。

預先干預在氣候、政治等議題上的有效性已得到了廣泛驗證,過往研究表明,提供準確的事實論據或解釋相關的邏輯技巧將有效改善個體對失真信息的態度,增強個體對科學信息的感知共識[2,13]。在健康情境中,部分學者探究了預先干預對減弱皮膚癌[14]、乳腺癌[15]等特定疾病失真健康信息的負面影響。信息對疫苗接種的影響是健康信息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但鮮有學者將預先干預與疫苗接種情境結合并驗證預先干預的有效性。此外,預先干預的現有研究較為分散單一,尚未形成預先干預對個體感知與行為意愿維度影響的系統框架,也缺乏研究分析不同預先干預方式的差別。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新冠疫苗接種的健康情境,從用戶角度出發,設計實驗探究預先干預對個體的具體作用機制,比較不同預先干預方式的差異性與適用性。本研究可補充失真健康信息預先干預的理論內涵,為降低失真信息負面影響,塑造清朗網絡健康空間,優化健康信息服務提供理論參考與實踐啟示。

2 相關研究

2.1 失真健康信息的影響

失真信息(misinformation)由帶有誤導或錯誤含義的詞根(mis-)與信息(information)一詞組合而成,用以表征尚未得到明確科學證據和專家意見支持的信息[1]。由于健康問題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失真健康信息在導致個體產生消極情緒與認知偏差的基礎上,進一步影響個體的健康決策與行為[16]。在感知上,失真健康信息會加劇個體的感知威脅與猶豫心理,甚至在社會層面引發不必要的恐慌[17]。失真健康信息也將誤導公眾對科學問題的正確認識,降低對政府或公共衛生部門的信任[18]。早在上世紀90年代,國外學者就發現急救醫學相關的失真信息會使人們錯誤地估計急救技術的收益與風險[19]。在社交媒體環境下,Wang等[20]研究表明與麻疹、腮腺炎和風疹的疫苗以及自閉癥相關的失真健康信息普遍存在并廣泛傳播,嚴重危害個體行為決策與政府公信力。在行為上,錯誤感知與負面情緒刺激著不當健康行為與決策的產生。Loehrer等[21]研究表明,癌癥相關的失真信息對人們的不當尋醫行為具有高解釋力。在新冠時期,社交媒體中的失真健康信息加大了拒絕專家權威信息的傾向[22]與違反衛生準則的可能性[23]。

2.2 失真健康信息的預先干預

預先干預包括預先提供正確的事實信息、先發制人的糾正、失真信息警告、預防接種(inoculation)等多種形式[24]。預防接種理論是預先干預的經典理論框架,該理論認為,當人們提前接觸了“弱化的信息攻擊”——即對未來攻擊的警告或反駁論據,會產生認知阻力或精神抗體,進而抵御將來可能出現的信息攻擊[25]。該理論包含兩個重要的元素:一是預先警告或威脅(forewarnings/threats),通過告知人們未來會出現說服性信息以激發人們的心理反抗;二是先發制人地反駁(refutational preemption),為人們提供具體的反駁信息(論據事實或技巧策略)以駁斥失真信息。

預先干預在健康領域最早出現在說服性信息傳播中,用以改善不良的健康行為。例如,通過提供先驗科學知識或警告信息來減少酒精攝入[26]、預防吸煙行為[27]、促進保護性行為[28]與增加疾病檢測[14]等。之后,預先干預研究開始從傳播學領域轉向信息資源管理領域,被視為抵抗和糾正失真信息的有效方式。在研究內容上,現有研究主要圍繞預先干預與個體認知展開。例如,Iles等[15]結合預防接種理論與自我確認理論研究發現,預先干預能夠有效降低有關乳腺癌篩查的失真健康信息對個體認知的負面影響,對自我確認度高的參與者更加有效;Wong[29]設計了三階段實驗發現,預先干預能夠積極影響女性正確接種HPV疫苗的態度。在新冠疫情期間,van der Linden團隊[30]討論了利用預先干預打擊疫情失真信息的可能性。

在干預方式上,預先干預可分為事實接種(fact-based inoculation)和邏輯接種(logic-based inoculation),前者是基于證據對失真信息中論點的具體駁斥,后者則通過呈現失真信息中的誤導技巧、邏輯謬誤(例如:簡單化、假專家、操縱性語言與陰謀論等)進行預先干預[31-32](見圖1)。已有的預先干預研究大多集中在事實接種上,即通過提供準確的信息來對抗失真信息。邏輯接種最早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時期,他認為理解推理的缺陷提供了一種普遍的預防失真信息的保障。伴隨著失真信息的海量化與多變性,愈來愈多的學者開始將邏輯接種視為更普適性的干預方式。

圖1 事實接種與邏輯接種

綜上,失真健康信息的預先干預影響個體對失真健康信息的感知,并進一步作用于其行為意愿。然而,現有預先干預研究較為分散,多聚焦于預先干預對單一感知變量的作用研究,缺乏從個體感知到行為意愿的全過程探索。此外,現有研究多停留于對單個預先干預的有效性分析,尚未確認預先干預的具體作用機制以及事實接種、邏輯接種不同干預方式間的差異?；诖?本研究提出以下兩個研究問題:

(1)預先干預如何影響個體對失真健康信息的感知與行為意愿?

(2)事實接種與邏輯接種的效果是否有所差異?

3 研究假設與概念模型

3.1 預先干預與個體感知

(1)感知威脅

感知威脅(perceived threat)是預先干預后產生保護反應的關鍵要素。威脅是個體意識到即將面對攻擊而產生的心理反應[33]。預防接種理論認為,威脅可通過明確的預先警告產生,并緊隨先發制人的反駁來進一步刺激個體的保護反應。Pfau等[34-35]曾開展了系列研究分析感知威脅在預先干預中的角色與作用程度;Miller等[36]在預先干預的心理機制研究中指出,預先干預將增強威脅、憤怒等負面情緒。之后,Amazeen等[37]在數字虛假信息的預先干預研究中發現,具備更多新聞知識的人會在接種過程中遭遇更強的感知威脅。在健康情境下,當個體接觸到未來可能出現改變其認知與態度的失真健康信息的警告,將會刺激心理狀態變化,產生感知威脅?；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預先干預會增強個體在接觸失真健康信息后的感知威脅。

(2)感知認同

感知認同(perceived consensus)是人們判斷科學信息的重要決定因素。認同意味著正確性,人們傾向于依賴該線索進行問題判斷[38]。由于人們很少客觀處理信息,信仰與世界觀常常指導信息的解讀。因此,通過預先干預個體認知與觀念的方式,可能對公眾的感知認同產生重要的影響。Cook等[2]的研究表明,失真信息能夠降低公眾對科學知識的認同感,增強對失真信息的認同,進而降低對科學信息的理解與接受。在預先干預中,警告首先對公眾的感知認同進行挑戰,而后的事實接種或邏輯接種則讓人們更詳細地認識相關論點?；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2:預先干預會降低個體對失真健康信息的感知認同。

(3)感知可信度

感知可信度(perceived credibility)是信息接受者對信息的整體感知判斷,常被解構為一個多維概念,如可信任性、專業性等[4]?？尚哦茸鳛樾畔①Y源管理領域研究最多的構念之一,如何降低失真信息的可信度以降低公眾對科學知識的誤解程度是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熱點問題。事后糾正的研究表明,突出顯示失真信息的內容缺陷能夠削弱其可信度并影響接受者態度[39]。Vraga等[31]進一步對比了事實與邏輯兩種干預方式在不同時間階段的作用效果,其結果表明,二者皆可在事后糾正階段發揮作用,但僅有邏輯干預在預先階段發揮作用。Boman等[9]在假新聞主題的研究中也探究了預先干預的作用,認為其可以成功阻止潛在的危害,該研究也加深了對危機溝通理論的理解?；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3:預先干預會降低個體對失真健康信息的感知可信度。

3.2 預先干預與個體行為意愿

(1)失真健康信息分享意愿

信息分享是公眾接觸并信任失真健康信息的后續行為,個體的分享加速了失真健康信息的擴散,也加大了信息治理的難度。Compton等[40]與van der Linden等[41]均指出,減少失真信息的分享與傳播是實現心理“群體免疫”的關鍵。預先干預是在個體遇到失真健康信息前賦予個體抗性以降低對失真健康信息的信任與分享意愿,該抑制作用在其他領域已得到了廣泛驗證。例如,Lewan-dowsky等[42]研究表明預先干預能夠顯著降低個體分享恐怖主義信息的意愿;Roozenbeek等[43]以游戲為預先干預方式,研究發現玩家在游戲后分享失真政治信息的意愿顯著下降。伴隨著新冠疫情的加劇,Basol等[44]也通過游戲方式預先干預個體感知,研究發現個體失真信息分享意愿有所下降,并且該影響能夠持續一周。借助預先干預,公眾對失真健康信息的認知抗性將會提升,更不易被失真健康信息迷惑繼而在互聯網中進行分享或傳播。此外,可信度是信息分享的前提,李月琳等[45]曾揭示了可信度在個體健康信息分享中的重要作用。綜上,本研究認為預先干預對個體的信息分享意愿有影響,具體假設如下:

H4:預先干預會降低個體對失真健康信息的分享意愿。

(2)新冠疫苗接種意愿

疫苗接種是一種預防疾病的保護性行為,信息源[46]、信息框架[47]等信息刺激可作用于疫苗接種的意愿。在疫情時代,疫苗話題討論中的失真信息、陰謀論等會負向影響公眾的疫苗接種意愿。已有研究關注預先干預對提升公眾疫苗接種意愿的影響,例如Jol-ley等[48]通過預先提供支持或反對疫苗陰謀論信息的實驗發現,這種預先干預會影響公眾的疫苗接種意愿,并以對疫苗的危險性、無力感、幻滅感等感知作為中介。之后,該團隊進一步研究發現,人們可以通過預先干預來抵御反疫苗陰謀論的潛在有害影響,但若糾正信息在反疫苗陰謀論之后出現便無效果[49]。當個體預先接觸到有關疫苗失真信息的事實信息或邏輯反駁時,他們會降低對失真信息的信任度,重新認知與理解疫苗接種的效果,進而提升其預防疾病、保護自我的疫苗接種意愿?；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5:預先干預會提升個體對新冠疫苗的接種意愿。

基于上述的研究假設,可構建以下概念模型(圖2)。

圖2 預先干預對個體感知與行為意愿影響的概念模型

4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新冠疫情下的疫苗接種作為健康情境,設計實驗展開研究。主要通過對照實驗的方式,探究失真健康信息的預先干預對個體面對失真健康信息的感知與行為意愿變化,并比較不同預先干預方式的差異性。

4.1 實驗材料設計

本研究以新冠疫情為背景,以互聯網環境中討論泛濫的疫苗接種為主題,以“新冠疫苗時效性與有效性”為焦點,設計了預先干預信息與失真健康信息兩類材料。其中,預先干預信息按干預類型細分為事實接種信息和邏輯接種信息。首先,每個信息接種材料中將包含一段警告信息,以告知參與者未來將有失真信息試圖改變他們的態度,以引起個體威脅。事實接種是基于失真健康信息中一些事實主張的具體駁斥,通過使用具體論據證明信息不實。邏輯接種不針對具體事實,而注重解釋用于誤導用戶的技巧與策略。在本研究中,前者具體構造了有關“新冠疫苗抗體水平”與“絕大多數變異病毒不會影響病毒致病性、檢測試劑敏感性與疫苗有效性”的事實論據;后者介紹了新冠疫苗失真環境信息常見的四類策略:簡單化(oversimplified science)、假專家(fake experts)、震驚式表達(alarming language)、商業利益(financial interests)等誤導性策略(見表1)。作為對照,參與者閱讀了有關手機充電的相關信息?？刂撇牧吓c實驗材料保持文本長度、閱讀難度、表達方式等均相似。

表1 失真健康信息誤導策略

在失真健康信息的材料設計上,本研究參考了中國互聯網辟謠平臺(http://www.piyao.org.cn/)、科學辟謠(https://piyao.kepuchina.cn/)等網站上的失真健康信息,設計了“新冠疫苗有效期只有半年左右,且新冠疫苗難以抵抗大量且不斷變化的變異病毒”內容的失真健康信息。對照組與實驗組均閱讀一樣的失真健康信息材料,具體材料見附錄。

4.2 實驗分組

為盡可能避免實驗中的參與者偏差及研究者偏差,本研究采用雙盲隨機對照實驗法,參與者及研究者在實驗結束前均不了解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分組情況。本研究中實驗被試被隨機分為3個組,其中包含2個實驗組與1個對照組。向對照組參與者呈現一則有關手機充電的信息與失真健康信息的材料,而兩個實驗組在呈現失真健康信息之前分別提供事實接種材料、邏輯接種材料(見表2)。

表2 實驗分組設計

4.3 實驗被試

本研究以互聯網用戶為研究對象,旨在探究預先干預對互聯網用戶感知失真健康信息的影響。因此,樣本需滿足以下三個條件:①年滿18歲;②擁有互聯網使用經歷;③具備閱讀能力。本研究在2022年4月至5月期間開展實驗,依托“問卷星”平臺公開招募被試,將實驗材料嵌入到電子問卷中進行發放。整個實驗包括三個階段:首先,參與者需要閱讀知情同意,并完成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健康狀態、健康素養等個人基本信息統計。之后,參與者將被隨機分配到3個組(2個實驗組,1個對照組)進行實驗處理,閱讀相應的預先干預信息材料與失真健康信息材料。最后,參與者將完成感知威脅、感知認同、感知可信度、信息分享意愿與疫苗接種意愿等變量測量。

4.4 變量測量

本研究的變量測量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人口統計學變量(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等)和健康素養等個人特征變量;第二部分主要測度個體在預先干預后的個體感知與行為意愿兩大維度的變量。其中,健康素養選擇Norman等開發的eHEALS量表[50],本研究使用前人編譯的漢化版本進行電子健康素養測量[51]。其他變量的測量均改編自現有文獻,感知認同以0%—100%的形式打分,其余變量均采取李克特5分量表。具體量表形式與問項來源如表3所示。

表3 變量測量

5 數據分析與結果討論

5.1 隨機分組檢驗

本研究共得到有效樣本182份,包括對照組(N=62)、事實接種(N=63)與邏輯接種(N=57)三個組。首先,研究對實驗組與控制組間的隨機化分組效果進行檢驗,以確保各協變量間不存在顯著系統性差異,具體結果如表4所示。由此可知,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協變量上并不存在顯著差異,可進一步分析預先干預組與對照組的差異,以判斷預先干預是否對個體的感知與行為意愿產生影響。

表4 實驗組與對照組單因素方差分析

5.2 主效應分析

本研究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并通過LSD事后多重比較法進一步判斷各組間的差異(見表5)。

表5 方差分析結果

(1)感知威脅

結果表明,對照組與事實接種組、邏輯接種組的感知威脅有顯著差異(F=2.375,df1=2,df2=179,p=0.043)。事實接種組(M=3.222, SD=1.075)與邏輯接種組(M=3.207, SD=0.967)明顯低于對照組(M=3.539, SD=0.786)。假設H1未得到支持,即在預先干預的情況下,公眾的感知威脅反而會下降。

(2)感知認同

結果表明,對照組與事實接種組、邏輯接種組的個體感知認同有顯著差異(F=7.872,df1=2,df2=179,p=0.001)。事實接種組(M=58.397, SD=18.979)與邏輯接種組(M=61.088, SD=19.541)顯著低于對照組(M=71.597, SD=20.165)。假設H2得到支持,即接受預先干預的個體對失真健康信息的感知認同更低,預先干預能夠有效降低公眾對失真信息的誤解。

(3)感知可信度

結果表明,對照組與事實接種、邏輯接種組對失真健康信息的感知可信度有顯著差異(F=15.871,df1=2,df2=179,p=0.000)。事實接種組(M=3.400, SD=0.733)與邏輯接種組(M=3.246, SD=0.823)均顯著低于對照組(M=3.979, SD=0.713)。假設H3得到支持,即預先干預能夠有效降低個體對失真健康信息的信任。事后比較結果表明,事實接種組與邏輯接種組之間并無顯著差異(p=0.263),即不同的預先干預方式對個體對失真健康信息的感知可信度影響一致。

(4)分享意愿

結果表明,對照組與事實接種、邏輯接種組中失真健康信息的分享意愿有顯著差異(F=6.915,df1=2,df2=179,p=0.001)。假設H4得到支持,面對失真健康信息,對照組的分享意愿(M=3.914, SD=0.784)顯著高于事實接種組(M=3.444, SD=1.069)與邏輯接種組(M=3.269, SD=1.079)。事后比較結果表明,事實接種組與邏輯接種組之間并無顯著差異(p=0.537),即不同的預先干預方式對個體對失真健康信息分享意愿的影響一致。

(5)疫苗接種意愿

結果表明,不同組別個體的疫苗接種意愿均較高(M對照=4.317,M事實=4.297,M邏輯=4.386),之間并無顯著差別(F=0.263,df1=2,df2=179,p=0.769)。假設H5未得到支持,即我國公民疫苗接種意愿積極性較高,預先干預對個體的疫苗接種行為并無顯著影響。

5.3 結果討論

(1)研究發現

在感知維度上,結果表明預先干預能夠緩解而非加劇個體的感知威脅,這與研究假設和前人研究[36]有所不同。這可能是由于健康情境的特殊性,個體在失真健康信息中感受到的健康威脅遠遠大于預先干預中對即將到來的失真信息的警告或威脅。人們更擔心受到相關健康問題的困擾而非失真信息的攻擊。因此,在失真信息通過預先干預得到澄清或解釋后,個體的感知威脅程度會顯著下降。但該結論的普適性與此猜想的擴展性還有待在更多場景與話題下被驗證與分析,感知威脅的不同起因以及不同維度威脅的比較分析需要進一步挖掘。結果還表明預先干預能夠有效降低失真健康信息的感知認同與可信度,進而減少失真健康信息對公眾的誤導與危害。該研究結論與Basol等[44]關于預先干預與失真健康信息可信度關系的結論一致,也與Schmid-Petri等[56]發現預先干預可提升公眾對科學知識的感知共識與信任有異曲同工之處。預先干預利用時間上的優勢,先發制人地作用于個體感知,使其對科學事實產生更為準確與客觀的認識。同時,預先干預中的警告幫助個體塑造心理抗體,保護其免受未來失真健康信息的攻擊。作為信息資源管理領域中關注的熱點議題,預先干預為可信度改變提供了新的分析方式與切入路徑。

在行為意愿維度上,研究結果表明預先干預能夠降低公眾對失真信息的分享意愿,卻難以改變公眾的新冠疫苗接種意愿。信息分享是當下公眾常見的信息行為,映射了個體對其分享信息的信任與支持。當預先干預能顯著降低失真健康信息的可信度與感知認同時,個體的失真健康信息分享意愿也會隨之下降。該結論與Boman對預先干預在公共關系問題上的研究結論一致,預先干預不僅能夠保護個體態度不受失真信息影響,也可在社會層面有效阻止失真信息的傳播[57]。但不同于信息分享意愿,結論表明預先干預對公眾的新冠疫苗接種意愿并無顯著影響,后者始終維持在較高的水平。這可能是因為本文的情境較為特殊,疫苗接種行為與其他健康行為有所不同。依靠我國政府強大的組織與動員能力,國內居民響應疫苗接種宣傳號召的積極性原本就較高。

此外,作為兩種主要的預先干預方式,研究發現事實接種與邏輯接種均可發揮作用,二者均可在健康場景下改善個體錯誤認知、降低失真信息的危害作用,但在效果上并無顯著差異。此結論與Vraga等認為在Instagram上邏輯接種比事實接種更為有效的研究結論有所不同[31]。一方面,健康情境有別于其他情境,具有更高專業性與科學性,專業晦澀、難以理解的事實論據與抽象多樣的邏輯技巧同樣都會造成個體的認知負荷,而難以體現出各自方式的優越性;另一方面,本研究并未區分干預對象,不同特質的群體對不同預先干預方式的敏感性或許有所差異。正如黃雨婷等[58]在信息素養視域下的信息甄別研究,未來可結合個體的素養水平與教育程度開展預先干預研究。更高教育程度和信息技能水平的群體或許更容易理解邏輯接種中的論述技巧與謬誤解釋,而更高健康素養的群體可能更易吸收事實接種中的健康知識。

(2)研究啟示

在理論上,本研究遵循“防患于未然”的思想,探究了預先干預在失真健康信息治理中的具體作用,立足于 “事前”這一時間節點,從感知與行為兩大層面拓展了預先干預對個體的影響維度,拓展了失真健康信息治理全時間鏈條在健康情境下的干預方式。通過比較分析事實接種與邏輯接種兩類不同預先干預方式的作用效果與適用條件,豐富了預先干預不同類別的實證研究。

在實踐上,本研究可為政府與互聯網機構治理網絡信息空間、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提供啟示。首先,可提前捕獲失真健康信息,精準定位易感人群。通過提前警告刺激個體產生認知抗體以應對未來的失真健康信息攻擊,相關政府部門與互聯網機構應深入了解預先干預內涵,及時監控網絡空間中可能蔓延的失真健康信息。利用算法尋找易感個體,繼而針對性地向易感人群推送預先干預信息,幫助他們產生心理抗體。其次,開發和挖掘更多預先干預手段。事實接種與邏輯接種是目前常見的兩種干預方式,但其多以信息提供等方式呈現,缺乏趣味性與吸引性。未來應采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設計更多的預先干預手段。例如,通過移動端游戲或虛擬現實等方式呈現預先干預,舉辦有關失真健康信息邏輯謬誤介紹的線下講座等。最后,借助預先干預更好地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盡管本研究發現新冠疫苗的接種意愿在我國政府的強力組織下始終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失真健康信息的預先干預對個體疫苗接種意愿的影響不大,但失真健康信息的預先干預能夠有效扭轉公眾對新冠疫苗的錯誤認知與消極態度?？紤]到政府介入所投入的社會經濟成本,未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健康行為不可僅僅依賴于行政力量。因此,互聯網與新媒體等宣傳機構應該參考預先干預的原理提前傳播相關知識,塑造公眾對疫苗的正確認知,提升公眾健康行為積極性,降低失真健康信息對個體的負面影響。

(3)研究不足與未來展望

首先,數據收集采用自我報告方式,數據可能存在回顧性偏差。其次,本文的預先干預采用信息呈現的傳統方式,這類被動干預可能難以充分發揮預先干預效果。本文也未考慮干預效果在人群中的異質性,未考慮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健康素養水平的個體在面對預先干預時的敏感性差異。盡管預防接種理論可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因果推斷的幫助,然而囿于實驗方法限制,本文無法實時探究更多中介條件的具體影響,同時研究尚未控制自我確認度等部分可能影響干預效果的混雜變量,這也許會導致實驗結果偏差。最后,本研究以“新冠疫苗接種”為主題,研究情境特殊性較強,也許會對研究結論的推廣性造成影響。

未來可結合生理測量、眼動追蹤等收集個人機體變化的客觀數據,設計交互式游戲等主動干預方式讓公眾主動參與其中,發揮個體主觀能動性。同時可結合健康素養等個人特質構建預先干預的理論模型,探究預先干預對不同個體的異質性效果及作用路徑,考慮感知與行為等不同維度間的相互影響關系,盡可能多地控制影響實驗結果的個人特征變量以提升實驗可靠性,并將預先干預擴展至更多其他健康場景中以驗證結論普適性。

6 結語

不同于以往“事后”的糾正干預研究,本文以“事前”的預先干預為切入點,探究了預先干預的運作邏輯與適用條件。研究借助實驗法構建了對照組、事實接種組與邏輯接種組,通過問卷采集了用戶感知與行為意愿維度的數據,并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較分析探究了預先干預的影響機制與各方式差異。研究結果表明,事實接種與邏輯接種兩類預先干預能夠顯著降低失真健康信息的感知可信度、個體的感知認同與分享意愿,緩解個體的感知威脅。在理論上,本文研究結論為理解失真健康信息預先干預的影響效果提供了支持,擴展了預防接種理論在健康情境下的研究可能性,也豐富了預先干預不同類別干預方式的實證研究。在實踐上,本文研究結論可為相關機構構建良好的網絡信息生態,更好地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提供實踐啟示。

附錄:詳見https://pan.baidu.com/s/1kXm7Y_Q24fuzwiqSvIeQvg?pwd=juj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