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轉型背景下技術技能人才的能力梯度框架及培育路徑

韋妙 劉小艷 馬丹

［摘要］從人力資本生命周期理論視角出發，未來技術技能人才只有沿著“技能新手—技能熟手—技能專家”三階段能力梯度框架不斷進行能力的自我生產和動態補充，才能適應數字經濟轉型發展對技能型人力資本的發展性需求。技能新手階段，應堅持能力本位的學習觀，培養主動學習能力、人機協作能力以及基本道德能力；技能熟手階段，應踐行“做中學”的實踐觀，培養遷移學習能力、人際協作能力以及職業道德能力；技能專家階段，應樹立終身、跨界、求善的發展觀，培養終身學習能力、組織協調能力以及社會道德能力。

［關鍵詞］人力資本生命周期理論；數字經濟；技術技能人才；能力框架

［作者簡介］韋妙（1983- ），男，湖北黃岡人，湖北工業大學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副教授，博士；劉小艷（1996- ），女，湖北十堰人，湖北工業大學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在讀碩士；馬丹（1968- ），男，湖北武漢人，湖北工業大學職業技術師范學院院長，教授，博士。（湖北? 武漢? 430068）

一、研究背景

我國“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保?］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50.2萬億元，占GDP比重41.5%，名義增長10.3%，已連續11年高于GDP增速，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引領了整個社會經濟的數字化轉型［2］。在數字化變革和創新的浪潮中，各行各業新的技術崗位與技能需求不斷涌現。與傳統勞動崗位相比，數字勞動已成為數字經濟模式下全新的工作形態，呈現出勞動主體人機并存、勞動對象數據化和勞動時空靈活化的特點［3］，對技術技能人才的多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為全社會技術技能人才的主要供給側，如何積極對接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發展所帶來的技能供給需求變化，從理念、模式、結構等多層面全面重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體系，成為職業教育適應我國數字經濟轉型發展大勢的重要議題。

從人力資本理論視野出發，職業教育培育的技術技能人才最終能否轉化為數字經濟轉型發展所需的技能型人力資本存量，有兩個關鍵：一是職業教育投資的能力是否“起效”，二是職業教育投資的能力能否“長效”。不同于早期人力資本理論將能力狹隘框定為認知能力，用教育程度替代（衡量）能力大小的簡單做法，以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為代表的新一代人力資本理論學家在認知能力之外進一步發掘了非認知能力曾被忽視的巨大經濟價值［4］，從人力資本生命周期的長期視角強調了能力的自我生產和動態補充效應［5］。這一人力資本理論的新路線為解決數字經濟轉型生態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的兩大關鍵問題提供了重要指引，即以能力發展的“分類”和“分層”為線索，根據“技能新手—技能熟手—技能專家”的生命周期，重構技術技能人才的能力梯度框架。

二、定位：數字經濟轉型背景下技術技能人才的能力框架

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顛覆了傳統的產業生產流程，新興的技術職業和技術崗位大都面向非標準化的工作任務，呈現出工作內容復雜化、工作關系協同化和工作設備智能化的鮮明特征。赫克曼研究發現，在面對傳統工業生產流程中的標準化任務時，閱讀、計算、邏輯推理、操作知識或操作技能的熟練度等認知能力能有效提升員工的勞動生產效率，但當面對更為復雜且需要協作的非標準化工作任務時，知識遷移、人際交流、情感、道德等非認知能力的重要性就逐漸顯現出來，其對員工工作績效的影響效應顯著超過了認知能力［6］。因此，滿足數字經濟轉型需求的新型技術技能人才必須拋棄以往偏重認知能力學習的陳舊觀念，以學習能力、協作能力、道德能力為核心構建一套復合型、多維化的能力框架。

（一）學習能力是掌握數字技術規律的樞紐

人力資本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其能夠給個體帶來長久價值。例如，個體早期形成的人力資本（包括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會影響個體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的一系列決策，包括擇業、收入、失業、退休等［7］。但同時人力資本也具有時效性，即個體所擁有的知識、技能和經驗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逐漸變得陳舊，直至消失［8］。勞動者通過教育、培訓等方式不斷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才能始終保證人力資本的時效性，從而在整個職業生涯持續為自身帶來經濟收益。

隨著數字經濟規模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占比越來越高，個體通過早期教育投資形成的人力資本越來越難以在不斷變化的數字化生產生活中保有時效性。一方面，以互聯網、物聯網等新興技術為基礎的數字勞動形態不斷涌現，催生出網絡測量員、區塊鏈應用操作員等新興崗位［9］。這些新職業中涉及的新技術、新方法和新標準層出不窮，技能的窗口期不斷縮短，需要技術人員學習的新知識與新技能越來越多。另一方面，產業數字化進程加速推進，數字技術和智能機器不斷把控傳統生產流程中技術技能含量較低、流水線式的就業崗位，大批工作多年的技能勞動者面臨著被“安靜解雇”或技術性失業的巨大壓力，不得不通過完善知識結構和技能組合延續自身職業生涯。

技術技能人才要適應數字經濟轉型發展，必須擁有強大且可持續的學習能力。這種學習能力主要是指為了適應和改變環境，實現自身生存和發展所必備的能力，發展性、具體性、交互性是其主要特點［10］。擁有學習能力能夠幫助技術技能人才對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形成清晰認知，捕捉產業數字化升級的最新動向，掌握數字技術演變規律以及帶來的技能需求變化，在不同階段維持住自身人力資本存量的時效性，最終在整個職業生涯獲得持久的職業競爭力［11］。

（二）協作能力是適應數字生產模式的關鍵

從物品屬性來看，人力資本可分為私人人力資本與集體化人力資本。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效用互聯性，而效用互聯性背后的實質是能力類別互聯性。私人人力資本背后的能力類型單一，效用互聯性較低；集體化人力資本背后的能力類型多樣，各項能力之間協作性較強，效用互聯性較高［12］。對于集體化人力資本而言，其擁有者能夠通過與他人在知識、技能等方面進行協作，進而釋放人力資本的最大效益。這里的協作能力是指能夠接受他人觀點，共享知識并能夠與同行一起完成指定的工作任務。

在數字技術的驅動和牽引下，現代企業生產模式已發生巨大改變。傳統工業化企業的生產模式主要以規?；?、標準化的機械式生產為主，技術工人主要服從機器的運轉規律與節奏而非人際交流與協作，人與機器之間呈現為一種依附甚至對立的關系。數字經濟形態下的數字化生產流程是一種需要人機、人人緊密協作的新型生產模式。一方面，數字化控制系統、數字化模型驅動等自動化技術在傳統生產領域大規模普及，讓勞動變得更加集約化、系統化與自動化，形成了以人機協作為主要形式的生產模式［13］。這意味著在數字化生產場域中人與機器之間以往的依附關系和對立關系逐漸轉變成了協作關系。此時，技術技能人才只有具備良好的人機協作能力，才能將自身的知識、技能與機器的精確性、高效性和耐久性有效結合，最大化地發揮各自優勢，提升生產效益。另一方面，雖然數字技術已取代大部分簡單、重復性的工作，將工人從機械化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但也帶來了更多整合資源、解讀數據、優化流程、制定規劃等非標準化工作任務，需要大量的人際信息交換和工作協同，對技術技能人才在數字化環境中的人際協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數字經濟生產模式對人力資本的需求更偏向于集體化人力資本，了解數字技術運行原理、通曉數字化生產全程，擁有可以與智能機器緊密配合的人機協作能力以及能夠共享知識、高效溝通的良好人際協作能力，將成為未來技術技能人才能力框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道德能力是護航數字經濟變革的基石

人身上不僅蘊含著知識和技能層面的人力資本，也能通過塑造自身價值取向、道德觀念以及職業精神等擁有道德層面的人力資本。道德人力資本指合乎倫理道德行為準則或制度的各種理念、精神與行為，能夠幫助個體時刻規范言行［14］，調和與他人以及社會之間的關系，發揮出自身的實質性價值，產生隱性的經濟收益。在新人力資本理論的框架中，道德人力資本指向非認知能力領域的道德能力。研究證明，道德能力能夠顯著影響人的社會行為。赫克曼分析危險行為的作用機制發現，非認知能力缺陷比認知能力缺陷更容易誘發個體危險行為［15］。當道德能力匱乏的個體最大化追求自身利益時，通常會誘發假冒、欺詐、犯罪等危險行為，除了受到道德的譴責與法律的制裁外，從經濟價值層面來看也會拉低社會整體的經濟運行效率。

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日益普及讓云計算、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越來越深地融入人們的生產生活，也隨之在“生產—交換—分配—流通”的全流程鏈條中引發了以往不曾有過的技術道德和倫理問題。在生產環節，數字技術產品的生產與服務越先進越高效，就越需要倫理道德的嵌入（制約），否則極易引發安全、生態和環保問題。在交換環節，從基本的經濟學倫理而言，無論是何種交換都應當遵循自由、平等和守法的基本原則［16］，但當前人的信息權與隱私權經常被隨意侵犯和惡意交換，引發了很多難解的道德和法律難題。在分配環節，數字技術普及所帶來的技術性失業、收入不平衡等問題廣受關注，已成為影響社會分配公平的一大不可控因素。在消費環節，數字經濟模式在提供無差別的個性化和定制化服務的同時，也在通過大數據模型分析受眾群體經濟活動的偏好和習慣來差別化對待不同人群。

可以預見，由數字技術引發的數據安全、隱私保護、數據鴻溝等問題，在任何一個環節上產生與爆發都可能蔓延到其他環節，并在各環節之間形成“交叉感染”乃至“變異”［17］，進而對新的數字產品和業態造成不可逆的危害。因此，技術技能人才只有重視自身道德能力的提升，才能在數字化生存中樹立起正確的技術價值觀和技術倫理觀，合理合法地應用技術，促進技術治理規范的不斷完善，最終推動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形塑：數字經濟轉型背景下技術技能人才的能力梯度

新人力資本理論指出，能力具有自我生產和動態補充效應，即在人力資本生命周期中，上一個階段形成的能力會促進下一階段積累更高的能力存量。同時，想要充分發揮早期能力投資的效果，必須在后續其他時期不斷追加投資，讓能力投資的邊際收益率達到最大［18］。數字經濟轉型背景下從技能新手到技能熟手再到技能專家，每一階段的能力形塑過程既有各自的差異化需求，又有層層遞進式的延續和積累。

（一）釋放人力資本的底層效應：起步技能新手能力階段

人力資本理論之父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Schultz）指出，人力資本是通過教育或投資形成的、凝結在人身上的知識和技能［19］。技術技能人才通過積累基本的知識和技能首先邁入技能新手階段，獲得基本的生存能力，并在工作中進一步提升學習能力、協作能力以及道德能力，奠定自身的職業生涯基礎，釋放人力資本的底層效應。

未來的工作世界在數字技術大規模普及后將由半自動模式逐漸升級為全自動模式，低技能工作崗位將完全被機器取代。技能新手的技能水平較低、工作經驗匱乏，只有掌握更多的數字知識與技能才能避免被淘汰。身處這一階段的技能新手，其學習能力需求主要表現為因就業環境的改變而主動學習新的知識與技能，掌握數字技術演變規律，提高自身的職業競爭力。

面對人機協同式的數字化工作環境，技能新手的協作能力需求是在生產過程中能夠與機器建立高度的信任關系，明確各自責任劃分。其中，人類主要負責執行靈巧性和決策性的任務，機器人主要負責執行不適合人類執行的工作［20］?！皺C器換人”浪潮下，“機器上崗”并不意味著“人類下崗”。與此相反，由于機器人與人工智能軟件正常運行前都需要經過觀察、模仿、糾正、加強等環節來增強機器的類人性，人與機器的協同關系進一步加強［21］。

技能新手的道德能力需求主要表現為能夠理解數字行業的道德規范，擁有穩定的行業道德理念，明確自身的服務對象與社會責任。數字經濟時代，大量數據的產生和使用在帶動企業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數據濫用與侵權的倫理風險。技術人員在擁有精湛數據處理技術的同時，也必須具備良好的數據安全及道德意識，這決定了企業在數字技術、數據產品的開發和運營過程中能否遵守基本的倫理規范與社會共同的價值觀。一旦技術人員自身存在偏見或歧視行為，極有可能將這種不良意識灌注到數字產品的算法中，而任何有意或無意的決策均可能對企業的數字責任產生消極影響［22］。

（二）凸顯人力資本的深層效應：跨入技能熟手能力階段

根據人力資本的自我生產效應，上一階段所得能力的產出能夠延續到下一階段，并有助于下一階段能力的形成。技能熟手繼承技能新手階段的人力資本存量后，通過各類教育及培訓渠道進一步完善自身的人力資本結構，在學習能力、協作能力和道德能力上繼續提升，職業競爭力進一步增強，凸顯人力資本的深層效應。

技能熟手的學習能力提升主要表現為在維持自身通用性技能和多年技能崗位經驗積累的前提下，能夠主動學習跨學科知識，培養相關領域的專業技術能力。這種遷移學習能力對技能熟手適應數字經濟的轉型發展至關重要。因為隨著產業數字化進程的不斷深入，技術技能崗位的工作環境將完全變為由機器、數據、算法架構出的信息空間，工作對象主要是不斷更迭進化的技術設備，技能熟手身上所累積人力資本的“保鮮期”將越來越短。只有不斷了解新的技術模型和產品，并深挖技術發展背后的關聯與規律，通過遷移學習才能保證自身能力始終滿足數字經濟模式不斷更新的需求。

技能熟手的協作能力提升主要表現為在數字化工作環境中能夠熟練運用數字技術與同伴交流互動、協作學習，或運用數字工具協同解決實際問題［23］。企業經過數字化改造后，內部組織結構會從傳統的由層級化集權結構轉變為扁平化多中心結構，原本分散的技術人員將重新聯結在一起，人員分工更為合理，人際溝通與合作也越發頻繁。在扁平式多中心的新工作組織結構中，能夠在數字化環境中與他人高效協作的技能熟手可以幫助企業大幅提升生產效率。

技能熟手的道德能力提升主要表現為對工作精益求精，始終秉持嚴謹的工作態度，能夠將職業道德傾注在產品設計、制造、銷售、消費的過程中，對自己負責、對他人負責、對自然環境負責［24］。數字經濟生態下，數字技術應用與數據服務在為企業創造巨大收益的同時，也帶來了用戶隱私數據泄露等風險，嚴重違背了科技倫理道德［25］。因此，技能熟手應具備較高的道德能力，嚴守職業道德倫理規范，主動守護用戶數據的安全性、匿名性、機密性和完整性，筑牢用戶數據安全的第一道防線。

（三）凝聚人力資本的頂層效應：躍升技能專家能力階段

人力資本生命周期理論的核心是在確認能力成長多階段性的前提下強調人力資本投資的動態補充效應。因此，技能專家的能力成長是面向發展的，需要在其生命周期不同階段不斷追加人力資本投資，最終累積出的學習能力、協作能力與道德能力對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組織變革將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并可能為社會經濟整體的轉型發展創造更大的價值，釋放出人力資本的頂層效應。

技能專家的學習能力躍升主要表現為能夠利用數字平臺與資源隨時學習新的知識與技術，優化自身技能結構，能夠將技術原理轉為現實應用，牽頭解決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的各種“卡脖子”難題。數字經濟轉型背景下生產流程與工作任務不斷變化，知識與技能推陳出新的速度越來越快，技術技能人才難以依靠現有的教育水平和能力結構來應對未來全新的數字化工作任務。身處數字經濟時代，終身學習能力是技能專家面對復雜多變的工作環境和工作任務時必備的核心素養。

技能專家的協作能力躍升主要表現為面對全新的數字化生產環境，能夠協調團隊各個成員之間的任務與工作安排，與團隊成員共擔責任、協同工作，并始終珍視每一位成員的貢獻。面對數字技術不斷更迭帶來的不確定性與復雜性，技能專家的組織協調能力是企業順利實現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技能專家既要依靠自身的豐厚工作經驗全方位統籌安排技術的常規應用和升級任務，也要針對現場突發情況迅速做出判斷并提出可行性解決方案。

技術專家的道德能力躍升主要表現為能夠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應對人類在技術研發和使用過程中潛在的技術風險，避免技術至上以及技術功利發展所導致的倫理道德危機、生存安全危機和生態環境危機。從產業發展歷程來看，數字技術運用到產業體系中不僅改變了勞動產品的形態，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數據安全和生態問題。相較于技能新手和技能熟手，技能專家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責任。如何在人類的數字化生存中防止技術對人的異化，在數字經濟變革中構建健康、和諧的“人—技”關系，是時代賦予技能專家的重要責任。

四、重構：數字經濟轉型背景下技術技能人才的培育路徑

職業教育的本質屬性是“技術教育”，職業教育傳授的技術可以分為以陳述性知識呈現的有形技術和以過程性技術知識傳遞的無形技術［26］。前者在數字經濟時代主要指向的是認知能力領域的知識原理和操作技能，后者則主要指向學習遷移、協作創新、情感道德、職業精神等非認知能力領域。為適應數字經濟轉型發展對技術技能人才能力結構和層次的新要求，職業教育必須基于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復合發展的最新人力資本理論框架，針對“技能新手—技能熟手—技能專家”三個成長階段的能力特征和需求，重構技術技能人才的培育路徑。

（一）堅持能力本位的學習觀，培養技能新手基礎能力

1.對接產業數字化轉型的人才需求，培養技能新手的主動學習能力。從人力資本生命周期出發，技能新手正處于學校教育的人力資本快速增長期，是學習能力提升的絕佳窗口。一方面，職業院校要以產業結構升級和市場需求轉變為邏輯起點，明晰產業數字化轉型對新職業、新專業以及新技能的需求，為技能新手提升學習能力提供方向上的指導。另一方面，職業院校要以培養技能新手的數字技能和數字素養為重點，深入分析數字化工作流程，以數字技術為媒介打造智能化、個性化的教學體系，通過教學范式、課程內容、教學過程、評價方式、組織管理全流程的創新充分調動技能新手的學習積極性，引導其逐漸由被動學習走向主動學習［27］。

2.創建虛實結合的實訓場域，培養技能新手的人機協作能力。數字時代，人工智能已經從執行簡單任務的自動化操作升級成為與人類互動的強大協作工具，未來企業需要以人機協作為核心，有效地運用工具和改進方法，幫助人與機器更好地相互理解及互動［28］。因此，職業院校一方面要利用VR、AR、MR等技術手段搭建跨地區、跨學校的虛擬實踐平臺，在模擬仿真的工作環境中培養技能新手的人機協作能力，將其內在學科知識體系的存儲結構轉化為外在行動體系的應用結構；另一方面要主動與新興數字企業對接，在新技術、新知識的集成之地搭建實訓教室、實習基地以及實驗中心，讓技能新手在真實的實踐場域中學會如何與機器共處。

3.推行“德技并修”的育人模式，培養技能新手的基本道德能力。職業院校應秉承培養“全人”而非“工具人”的育人理念，通過多種方式幫助技能新手盡早形成職業主體意識與職業認同感。第一，要將“育德”和“修技”并列，作為主要教學內容平等地融入每一門課程和每一個課堂中，同時注意發揮課外拓展、文體活動、校園文化等隱形資源的熏陶作用，為學生提供良好的德育環境［29］。第二，要將責任心、愛崗敬業、樂于奉獻等職業道德融入實踐教學中，引導學生充分思考“知”與“行”的關系，在主動實踐中培養自身優秀的道德品質以及職業素養［30］。

（二）踐行“做中學”的實踐觀，培養技能熟手多維能力

1.完善“理論+實踐”數字化培訓體系，為培養技能熟手的遷移學習能力提供動力支持。理論學習層面，職業院校和企業培訓部門應充分利用數字化資源來提升技能熟手的學習興趣和學習便利性［31］，通過動態性、個性化、模塊式的課程內容為技能熟手提供最新的技術資訊和知識，幫助技能熟手緊跟產業技術發展的最前沿。實踐學習層面，職業院校和企業培訓部門應依托虛實結合的優質學習資源提升技能熟手的技能習得效率?！疤摗笔侵柑摂M現實，是以沉浸式、交互性和構想性為基本特征的虛擬學習環境，在定制化的“虛擬工廠”中技能熟手能隨時隨地測試新技術以及演練新技能，試錯成本低而學習效率高；“實”是指技能熟手在數字化工廠、智能化車間等真實情境中進行技術驗證和技能實操，進一步鞏固自身的知識和技能體系。

2.構建校企“雙元育人”實習實訓空間，相向發力培養技能熟手的人際協作能力。一方面，職業院校應主動對接企業共建模塊化或項目式的實訓項目，讓技能熟手通過項目實踐與同行深入交流技術實操中的細節問題，提升人際溝通能力。另一方面，現代企業數字化轉型后的內部組織結構多以扁平式為主，不同部門之間的崗位界限逐漸模糊，技術人員在實際生產經營過程中存在著大量跨部門的溝通和協調工作。技能熟手只有在企業提供的實訓平臺中通過在日常繁雜而瑣碎的工作中反復磨礪，才能真正提升自身的人際協作能力。

3.回歸真實工作崗位與工作場景，培養技能熟手的職業道德能力?；镜牡赖滤仞B可以通過“言傳”在課堂中獲得，但優秀的職業道德能力必須通過“身教”在真實工作場景中領悟。一方面，技能熟手在真實工作崗位上能細心體會師傅的咫尺匠心，逐漸由行為層面的模仿上升到態度層面的轉變，自我生發出對職業道德的信仰追求；另一方面，技能熟手浸潤在真實工作場景中才能慢慢形成精益求精、認真鉆研的品格，體會人與產品之間的情感連接，嘗試將產品轉化為內蘊自身品格的作品，最終體會到自己不只是機器的操作工，更是工匠精神的傳承者［32］。

（三）樹立終身、跨界、求善的發展觀，培養技能專家高階能力

1.創建終身學習平臺，為培養技能專家的終身學習能力提供泛在化支持。一方面，企業應利用智能化大數據模型研判不同專業領域的學習需求以及重點行業領域的人才需求，為技能專家定制國內外先進的學習資源，及時更新技能專家的知識結構。另一方面，企業可根據自身技術升級和技能提升計劃開發在線學習系統，將系統化的專業知識和在線教育資源等內容整合在系統中方便調用，全天候為技能專家提供學習支持服務，提升技能專家日常工作中解決技術問題時的學習效率。

2.組建跨界工作項目，培養技能專家的組織協調能力。不同個體、群體基于不同領域開展協作時，會構建多樣化的學習共同體，促進知識、能力在群體之間流轉。技能專家的組織協調能力只有在跨專業和跨行業的協作項目中才能得到實質提升。一方面，企業應積極構建全新的數字化產業生態系統和數字化實訓平臺，讓技能專家深入其中對接不同專業領域的技術設備和不同生產部門的流程規則，在工作中統籌人與人之間、人與智能設備之間的關系，參與企業內外的溝通和銜接工作，增加組織協調的實踐經驗。另一方面，企業應主動打破產業及行業邊界，積極引導技能專家走出去，主導或參與物聯網、區塊鏈、智能制造等新興技術領域的行業合作及產學研活動，在更廣闊的舞臺鍛煉自身的組織協調能力，逐漸從被動管理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組織引導者。

3.引導技能專家樹立良善的價值導向，塑造自身的社會道德能力。數字技術在推動生產力飛速增長的同時，引發了失業風險、隱私泄露、數據販賣等道德和倫理問題。技能專家作為技術權威，應主動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通過自身的影響力和示范效應盡可能地降低技術異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在日常工作中，技能專家既要充分利用技術的工具屬性，改進生產流程，提升企業運行效率，也要樹立正確的技術理念，始終以“求善”為技術的最高價值追尋，規范技術的應用方式和作用范圍。此外，技能專家也要不斷增強自身的數字素養，提高對技術倫理問題的辨識能力，對于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始終保持審慎的態度。任何潛在的數據安全風險必須嚴格執行事前評估、事中叫停以及事后補救的干預流程［33］，避免出現技術倫理失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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