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及空間溢出效應

潘紅玉 任宇新 潘為華

1 引 言

新中國成立以來，根植于較低的要素成本和廣闊的市場需求，我國產業鏈在“壓縮式”工業化中實現了高速發展，建成了布局完整、銜接有序、結構穩定的產業鏈體系（陳曉東和楊曉霞，2021［1］），全面嵌入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并成為中國經濟競爭力的重要來源（Gereffi 和 Lee，2016［2］）。然而，近年來全球產業鏈發展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發達國家逆全球化思潮和單邊主義抬頭，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技術和經濟追趕速度加快，全球產業鏈面臨加速調整和重構（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等，2021［3］）。我國產業鏈發展也面臨眾多現實問題，突出表現為價值鏈低端鎖定、創新鏈動力不足、技術鏈核心環節缺失等（劉陽等，2022［4］），亟需尋找新要素、新模式、新動力。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成為了全新的產業變革引擎，為中國產業鏈的轉型和升級提供了新的機遇。尤其是在新冠病毒感染大流行期間，數字技術的應用顯示了其在維持經濟活動、促進產業鏈創新和保障社會運行中的關鍵作用。與此同時，產業鏈數字化、智能化發展中也面臨一系列挑戰和問題，其中比較突出的問題在于“數字鴻溝”問題加劇了區域產業鏈發展的不平衡，這不僅影響了產業鏈的高效整合，也限制了數字經濟帶來的全面紅利。在此背景下，如何利用數字經濟新優勢，既要把“蛋糕”做大，推動產業鏈高質量升級和發展。還要把“蛋糕”分好，推動產業鏈的區域協調發展，都是需要認真審視和研究的問題。

已有文獻從不同的角度做出了大量的探討，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國外學者側重于從微觀的角度，分析數字經濟與供應鏈的相關問題。如Queiroz 等（2021）［5］探討了數字技術在供應鏈管理的應用，分析智能技術如何改變企業的供應鏈決策、供應鏈合作和互動的方式（Akter 等，2016［6］）。Ivanov 和Dolgui（2019）［7］則指出數字化供應鏈具有連接性、可視性、敏捷性、集成化和智能化的特點，為數字孿生驅動的供應鏈彈性問題提供了一個創新的解決方案。此外，也有學者研究了數字化供應鏈的績效問題，提出供應鏈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的創新績效和財務績效提升具有正向促進作用（Akhavan 和Jafari，2019［8］；Rahman，2020［9］）。國內學者則側重于從宏觀的角度，研究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鏈的影響，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數字經濟與產業鏈升級，李春發等（2020）［10］較早從產業鏈的視角分析了數字經濟驅動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機制路徑，并通過兩業融合、規模經濟、精準配置、效率提升、創新賦能等效應來賦能產業的高質量發展（王歡芳等，2023［11］）。二是數字經濟與產業鏈韌性，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環境下，數字經濟新要素、新模式、新產業、新業態為產業鏈韌性提供了新動力（陳曉東等，2022［12］）。數字經濟的發展，還能通過降低貿易成本、增強產業關聯來延伸全球價值鏈長度，從而推動產業鏈韌性提升（孟韜等，2023［13］）。三是數字經濟與產業鏈安全穩定。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數字鴻溝”“數據壟斷”“數據安全”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風險（陽鎮等，2022［14］）。另一方面，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先進數字技術的應用，為產業鏈風險的防范和治理提供了有效手段（李蒼舒和沈艷，2019［15］）。數字經濟還能強化產業鏈關鍵環節控制、暢通產業鏈循環，實現產業鏈的安全穩定（陳曉東和常皓亮，2023［16］）。四是數字經濟與產業鏈創新。在數字經濟環境下，創新活動日益演變為產業鏈協同創新，并呈現出網絡化、復雜化的趨勢（劉國巍和邵云飛，2020［17］）。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表明，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鏈創新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楊曉霞和陳曉東，2022［18］）。五是數字經濟與產業鏈現代化。產業鏈現代化是數字經濟時代全球產業競爭中出現的新現象（劉志彪，2019［19］），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雙輪驅動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鏈體系的內在要求（洪銀興和任保平，2023［20］）。數字經濟發展則通過促進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水平提升間接推動產業鏈現代化（張虎和張毅，2023［21］）。

縱觀已有研究，凸顯出兩個方面的現實不足：一是已有研究側重于從單一維度探討數字經濟對產業鏈發展的影響。產業鏈高質量發展是產業鏈上下游主體的多維、立體、協同發展，僅從產業鏈升級、創新、安全等某一維度進行探討，并不能反映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全貌。二是對于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測度，在理論和操作上沒有給出明確統一的答案。對于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大都是從理論上進行定性分析，或是建立在產業鏈節點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上，嚴重削弱了其對經濟現實的解釋能力和政策指導意義。鑒于此，本文基于2011-2021 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探討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及相關機理，重點分析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

相對于已有研究，本文的創新之處和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本文不僅僅從單一維度探討數字經濟對產業鏈的影響，而是采用了一個多維度、立體的分析框架。這種全面的視角能更好地捕捉和解釋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復雜影響，為數字經濟和產業鏈治理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分析框架。第二，本文基于新發展理念，構建了一個針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多維度評價指標體系，填補了現有研究在量化評估方面的空白。這一體系有助于更精確地測量和評估產業鏈的發展水平，為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研究提供了指標遵循和借鑒。第三，本文特別強調了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這是以往文獻中較少涉及的領域。通過揭示這一效應，從多個角度打開了數字經濟賦能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黑箱”，加深了對數字經濟賦能產業鏈高質量發展影響機制的理解，為數字經濟促進產業鏈高質量發展提供經驗證據。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1 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推動高質量發展是我國“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高質量發展包含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方面，數字經濟主要從這五個方面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產生的影響。

（1）數字經濟與產業鏈創新發展。產業鏈創新是由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共同參與而形成的利益聯合體，是以產業鏈企業為主體的協同創新過程。數字經濟對產業鏈創新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數字經濟的基礎要素是數據要素，具有高滲透性、強賦能性等特征，能夠有效對傳統要素進行改造和升級，促進數據要素與傳統要素的協同融合，提高要素在產業鏈上下游的配置效率，進而推動產業鏈創新發展（曾祥炎等，2023［22］）。其次，數字技術的發展能在最大程度上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精準識別產業鏈市場需求，將有限的創新資源投入與前景最廣闊的產業鏈領域，從而提升產業鏈創新效率（祁懷錦等，2020［23］）。最后，數字經濟特別是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有效緩解融資約束問題，引導資金合理流動，為產業鏈創新發展提供有效的資金支持（潘為華，2022［24］）。

（2）數字經濟與產業鏈協調發展。產業鏈是不同節點有機關聯而形成的“網狀鏈條”和時空分布形態，數字經濟從橫向和縱向多個層次促進了產業鏈協調發展：一是產業鏈上下游節點的協調。數字經濟加速了生產要素沿著產業鏈條流動和交換，幫助上中下游節點通過協作實現產業鏈聯動，從而提升產業鏈整體的生產效率（范合君等，2023［25］）。二是產業鏈之間的協調。隨著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產業鏈之間的時空距離不斷縮小，產業鏈的組織形態也從傳統的地理區域聚集轉向虛擬的數字空間聚集。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演進，產業鏈之間的時空距離被進一步縮小，產業鏈的組織形態也趨向于在虛擬數字空間聚集。傳統的地理區域聚集正在逐漸被數字化的交流和合作所取代。通過數字技術，企業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即時的溝通和協作，不再受制于地理位置的限制。這種轉變使得不同產業鏈的參與者能夠更加靈活地連接和合作，從而實現更高效的資源配置和共享合作，進一步推動產業鏈的創新和發展。在克服了時空限制后，產業鏈協同發展的范圍已從實體協作擴展到網絡空間協作，這進一步提高了產業鏈之間的協同效率（李小玉和邱信豐，2022［26］）。三是區域之間的協調。由于數據要素的可復制性和無限增長的特性，數字技術具有顯著的知識溢出能力。數字經濟在推動區域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同時，通過循環累積釋放的知識溢出效應，還促進了鄰近區域乃至跨區域產業鏈的發展（斯麗娟，2023［27］）。

（3）數字經濟與產業鏈綠色發展。在傳統產業鏈發展模式中，主要依賴于能源、資本等要素投入，易產生環境污染問題。數字經濟改變了傳統粗放的產業鏈發展模式，有助于產業鏈節能、減排、增效（王慶喜等，2022［28］），實現產業鏈綠色發展：一是節能，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產業鏈上下游各生產環節，通過調整要素結構，提升生產效率，能夠有效降低能耗使用。此外，企業能夠基于能源使用大數據，及時調整生產計劃，優化能源使用安排，最終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張三峰和魏下海，2019［29］）。二是減排，產業鏈通過引進數字技術實現生產工藝升級和生產設備更新，積極調整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生產方式，并引進更為先進環保的生產技術和污染物末端處理設備，使生產過程中的污染物產出量和排放量大大降低（周磊和龔志民，2022［30］）。三是增效，數字經濟推動了傳統產業鏈升級，數據要素與其他要素的有機融合，可以促進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的產生，推動產業鏈智能化、綠色化、數字化轉型（王開科等，2020［31］）。

（4）數字經濟與產業鏈開放發展。深度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和合作，是現代化產業鏈的基本特征。數據要素的獨特特質和廣泛使用，打破了傳統生產要素囿于時空的限制，要素流動和信息共享為產業鏈開放發展帶來了內生動力：一是數字經濟發展驅動了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一方面，基于數字技術的交易、交流以及合作的數字化轉型，在降低出口成本的同時，還能有效提升出口產品質量（易靖韜和王悅昊，2021［32］），從而推動產業鏈高水平“走出去”；另一方面，數字貿易尤其是數字服務進口貿易，對于技術創新、價值鏈攀升等具有促進作用（方慧等，2022［33］），實現產業鏈高質量“引進來”。二是數字經濟發展加速了國內統一開放大市場的形成。產業鏈的開放發展還體現為國內大循環和統一大市場的建設與發展，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通過打破貿易壁壘和市場分割，有效減少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夏杰長等，2023［34］）。高效的數字監管平臺，能夠對產業鏈中的薄弱環節進行監控，推動市場公平競爭，助力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陳偉光等，2022［35］）。

（5）數字經濟與產業鏈共享發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建立產業鏈共享機制是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數字經濟能夠發揮普惠效應、共享效應、均衡效應，推動產業鏈共享發展：一是普惠效應，一方面，數字公共服務平臺的建設，促進了基本公共服務與產業鏈的供需對接，有利于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憑借跨時空信息傳播特征，以及數字技術的廣泛滲透，能夠促進優質公共資源的流動和共享（張新潔等，2022［36］）。二是共享效應，數字經濟具有共享性，突破了傳統經濟的時空限制和資源約束，數字經濟語境下，依托數字技術推動“互聯網+教育”、智慧醫療等新業態，更多更好的惠及全體社會成員（周升起和吳歡歡，2023［37］）。三是均衡效應，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能夠彌補“數字鴻溝”的影響，帶動落后地區和農村地區產業鏈的均衡發展。同時，數字經濟發展新模式和新技術，催生了產業鏈發展新業態，創造了更多的就業崗位。底層勞動者通過數字平臺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從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實現收入協調（夏杰長和劉誠，2021［38］）。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H1：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顯著提升產業鏈高質量發展水平。

2.2 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

基于數據要素的低成本性、高擴散性、強輻射性，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單一區域，其空間溢出效應逐漸顯現，成為塑造區域發展和合作創新的關鍵力量。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區域連接和網絡效應。數字經濟通過數字化平臺和工具（如云計算、大數據等）促進了不同地區產業鏈的協同工作。這些技術減少了地理限制，使得遙遠區域之間的合作變得更加容易（Porter，1998［39］）。此外，數字經濟通過提供共享的信息平臺，促進了不同產業鏈節點之間的即時信息交流，加強了產業鏈的整體效率和透明度。數字平臺促進了資源的共享和合作網絡的構建。企業可以通過這些平臺與其他區域的合作伙伴進行資源共享、信息交流和合作項目實施。這種合作模式不僅提高了資源利用效率，還加強了企業間的協同創新能力。二是知識和技術擴散效應。數字技術促進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市場趨勢和技術進步能夠迅速地在全球范圍內傳播，這種快速傳播機制極大地縮短了知識更新的周期，使得企業和產業能夠及時獲取并應用最新的知識和技術，使得處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企業和產業能夠從其他區域的創新中受益。尤其是先進技術在產業鏈上下游的傳播，對在供應鏈管理、生產流程優化和產業鏈協同創新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韓兆安等，2022［40］）。三是產業鏈政策的傳導效應。地方政府通過制定支持性政策和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這些政策可能包括稅收優惠、資金支持、技術創新補助等，旨在鼓勵企業采用數字技術，提高產業鏈的數字化水平。同時，基礎設施的建設，如高速互聯網、數據中心和智能物流系統，為數字經濟的運作提供了必要的物理支撐。地方政府的這些政策和建設項目有助于加速不同區域間的數字經濟融合。通過共享數字資源和技術，各地區可以更有效地協同工作，共同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這種融合有助于形成更加緊密和高效的區域經濟網絡。而數字經濟的崛起促進了區域合作和價值鏈的重塑，這反過來又影響了地方產業鏈的高質量發展（Baldwin，2018［41］）。

綜上所述，數字經濟在促進區域連接、知識技術擴散以及產業鏈政策傳導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不僅加速了產業鏈的高質量發展，還為企業提供了更多的創新機會和市場競爭優勢?；谏鲜龇治?，提出如下假設：

H2：數字經濟發展不僅能提升本地區產業鏈高質量發展水平，還能帶動鄰近地區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產生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

3 模型設定、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3.1 模型設定

（1）基準模型設定。根據上述分析和已有理論，本文構建基準回歸模型，檢驗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直接作用，以及不同地區不同維度的異質性作用。

（2）空間模型設定。研究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不能忽略各地區間的空間依賴性，因此，在式（1）的基礎上，考慮數字經濟發展與鄰近地區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空間交互效應，加入空間權重矩陣，構建空間計量模型如下：

3.2 變量選取

（1）數字經濟（DIG）。當前關于數字經濟的測度尚無統一的方法，已有研究主要從國家、省份、行業、企業等層面來測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數字化轉型水平，測算方法包含計算行業增加值和構建指標體系測度等。不論采用何種測度方法，數字經濟發展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還是數字技術。因此，本文參考楊剛強等（2023）［42］的做法，采用Python 網絡爬蟲技術搜集整理省級《政府工作報告》，并檢索與數字經濟、數字技術等關鍵詞詞頻數，來表征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測度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能夠突破傳統結構化數據測度方法的不足，精準把握數字經濟發展中的關鍵性知識問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測量誤差引起內生性問題。

（2）產業鏈高質量發展（HQDE）。產業鏈高質量發展涉及到從上游到下游的多個行業、多維主體，包含了“高”的飛躍、“質”的提升、“量”的增長等多個方面。傳統采用單一指標的評價方法不能完整反映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有必要采取多維復合指標進行測度。新發展理念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靈魂和主線，是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先導。因此本文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層面構建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

表1 產業鏈高質量發展測度指標體系

（3）控制變量（CONTROL）。為降低遺漏變量所造成內生性問題影響，參考已有文獻的做法，本文選擇以下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PGDP），采用人均GDP 水平來衡量。城鎮化水平（URBAN），采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來衡量。人力資本水平（LABOR），采用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城鎮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產業結構（INDUSTRY），采用第三產業占第二產業產值比重來衡量。政府科技投入（INPUT），采用地方政府科學技術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來衡量。產業鏈消費（CONSUM），采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衡量。

3.3 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目前，關于數字經濟、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指標尚缺少連續、權威、可比的數據，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可比性，本文構建2011-2021 年中國30 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不含西藏和港澳臺地區數據）的數據面板。相關數據來源與構成如下：①關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主要來源于各省級政府歷年《政府工作報告》的文本數據。②其他原始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年度數據庫、歷年統計年鑒等。③部分間接指標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EG 指數通過基礎數據計算得到；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數量來源于工信部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名單目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采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課題組編制的第三期指數。④此外，本文借助EPS 數據庫、CSMAR 數據庫、WIND 數據庫對相關數據進行了核對和校準，確保指標統計口徑的一致性和可比性。⑤對于部分省份和部分年份存在指標缺失的情況，本文采用混頻動態因子算法對缺失數據進行處理。對部分連續變量，采用取對數的方法，消除異方差帶來的干擾。為避免樣本中異常值的影響，對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的Winsorize 縮尾處理。主要變量及描述性統計如表2 所示。

表2 關鍵變量及描述性統計

4 實證結果與分析

4.1 基準回歸分析

為檢驗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本文構建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步檢驗，基準回歸結果如表3 所示。列（1）-（3）分別是未加入控制變量、控制地區固定效應、雙向固定效應情形下，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影響的檢驗結果。在三種情形下，數字經濟發展對地區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均為正，且至少在1%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數字經濟的發展和數字技術在產業鏈的應用，推動了產業鏈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升，這就證實了假設1?？梢钥闯?，數字經濟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推動產業鏈的高質量發展。人工智能（AI）、物聯網（IoT）和機器學習等數字技術在產業鏈的廣泛應用，能夠有效優化生產流程，提高自動化水平，降低勞動力成本，同時提高生產效率。數字平臺的推動，使不同行業和領域的企業更容易合作，促進資源共享和產業鏈上下游的緊密整合，還能幫助企業更好地預測和應對潛在的供應鏈風險，提高產業鏈的整體韌性。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進步和應用范圍的擴大，這些影響將進一步加強，為產業鏈發展提供更多機遇。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4.2 內生性處理

由于逆向因果關系的存在，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原因在于高質量發展水平更高的產業鏈，可能具有更為強烈的意向和能力采用先進的數字技術賦能產業鏈生產，因此，產業鏈高質量發展水平也可能會對數字經濟發展施加影響。為了緩解逆向因果產生的內生性問題，采用構造工具變量的方法進行內生性處理。具體而言，采用1984 年每百萬人郵局數量與上年度全國信息技術服務收入的交互項作為工具變量，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架構是互聯網等現代信息通信技術，傳統郵局區域布局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數字經濟的普及和發展，但對現代經濟社會發展難以施加直接重要影響。二是引入上年度全國信息技術服務收入指標，能夠更好反映個體特征，滿足面板數據工具變量的選擇要求。

將工具變量代入基準回歸模型，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工具變量法（2SLS-IV）重新估計，檢驗結果如表4 所示。列（1）-（2）分別為采用工具變量法控制潛在內生性問題后，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檢驗結果。弱工具變量檢驗的F 統計值大于16.38 的臨界值，說明工具變量選取有效。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是0.0354，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與基準回歸結果保持基本一致，說明研究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4 內生性問題檢驗結果

4.3 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采用以下方法進行檢驗：①更換估計方法。前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展開分析，為進一步提高模型估計結果的準確性，采用嶺回歸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表5 中列（1）為嶺回歸估計結果。②更改子樣本回歸?；趯^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描述性統計，發現北京、廣東、上海、浙江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明顯高于其他省份。因此，本文剔除上述省份樣本數據后重新回歸，結果如列（2）所示。③考慮遺漏變量。影響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因素眾多，為減少遺漏變量問題帶來的干擾，本文增加人口結構、固定資本投資總額、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等控制變量，代入模型重新回歸，結果如列（3）所示。④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參考潘為華等（2021）［43］的方法，從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4 個層面構建數字經濟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替代核心解釋變量重新回歸，結果如列（4）所示?？梢钥闯?，在進行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相關結論與基準回歸模型估計結果保持一致，說明本文研究的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5 穩健性檢驗結果

5 進一步分析

5.1 空間溢出效應分析

（1）空間自相關檢驗。首先通過全局Moran’s I 指數探究數字經濟和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空間自相關性，結果如表6 所示?？梢钥闯?，數字經濟與產業鏈高質量發展均表現出了顯著的空間集聚特征。首先，數字經濟發展的Moran’s I 指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當前地方政府對于數字經濟高度重視，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數字經濟新業態、新模式發展。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數字供應鏈，有助于打造跨越物理邊界的“虛擬數字產業集群”，發揮數字經濟的新優勢。其次，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Moran’s I 指數顯著為正，且至少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當前產業鏈發展存在顯著的集聚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外溢效應具有邊際效應遞減特征。

表6 全局Moran’s I 指數檢驗

（2）空間計量模型選擇。首先進行了LM 檢驗、LR 檢驗和WALD 檢驗。LMERR 和LMLAG 統計量分別為48.56 和32.97，且均通過了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說明選用空間SAR 模型和空間SDM 模型具有更好的空間擬合效果。進一步，LR 檢驗和WALD 檢驗的統計量都顯著，說明應當選擇空間SDM模型。

（3）空間溢出效應檢驗。為保證空間SDM 模型的可靠性，避免由于可能存在空間特征遺漏變量引起的估計誤差，本文分別基于經濟距離和鄰接距離兩個維度，分別建立空間SDM 模型進行檢驗，結果如表7 所示。列（1）和列（2）可以看出，在控制地區和時間固定效應下，數字經濟與空間權重矩陣的交互項與空間滯后項ρ 均為正，且都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說明樣本在空間上同時存在數字經濟驅動的外生交互效應和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內生交互效應，驗證了假設2。進一步，采用偏微分方程分解方法對空間SDM 模型進行分解，可以看出在兩種情況下，間接效應要明顯大于直接效應。說明數字經濟具有巨大的網絡輻射帶動能力，能夠打破區域空間束縛、瓦解市場邊界，將先進經驗和技術在產業鏈上下游和產業鏈之間進行擴散和傳導，實現了知識、信息和技術溢出，有助于鄰近地區的產業鏈高質量發展水平提升。一方面，數字經濟的發展促使核心區域的技術和創新能力向周邊地區擴散，幫助這些區域提升產業鏈的技術水平和管理能力。數字平臺和工具使得不同地區的企業能夠更容易進行協作和資源共享，加強了地區間的經濟聯系和協同發展。另一方面，互聯網和數字通訊工具降低了知識傳播的成本和障礙，促進了地區間的知識交流和技術傳播。數字化領先的地區可以作為技術和創新的源頭，其發展成果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到其他地區，推動整體產業鏈的技術升級。此外，數字經濟的發展可能導致某些區域重點產業鏈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極，尤其是那些能夠有效利用數字技術和創新的區域。圍繞這些增長極，可以形成新的區域產業鏈增長帶，這些增長帶通過產業鏈的擴散和集聚效應，推動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

表7 空間溢出效應檢驗

5.2 不同維度的異質性分析

產業鏈高質量發展包含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維度，不同的維度側重點不同，因此，有必要從不同維度出發開展異質性分析。從表8 可以看出，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五個維度的影響均為正，說明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層面促進產業鏈高質量發展。尤其是在產業鏈創新發展、產業鏈協調發展和產業鏈共享發展層面，數字經濟發展的正向影響系數通過了至少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在產業鏈綠色發展和開放發展層面則并不顯著。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數字經濟所內含的新技術、新模式、新思維在產業鏈上下游主體中的應用，最大程度上促進了產業鏈創新發展，也說明了產業鏈創新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另一方面，數據要素具有智能及時性、無限收斂性、泛在賦能性等特質，降低了產業鏈之間、產業鏈企業之間、地區之間的交易成本和協同成本，有利于產業鏈的協調發展和共享發展。

表8 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不同維度的影響

5.3 不同地區的異質性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南北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一直是學界和政界關注的焦點。一般來說，我國以“秦嶺-淮河”為界劃分南北地區，根據這一劃分方案，本文將樣本數據分為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兩個子樣本。南方子樣本包括安徽、廣東、上海、江蘇、浙江、福建等15 個省份，北方子樣本包括北京、天津、吉林、陜西、新疆、河南等15 個省份。分樣本進行回歸，結果如表9 所示?？梢钥闯?，南方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鏈的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而北方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鏈的高質量發展也呈正向影響，但不顯著。主要原因在于，數字經濟時代，由于存在“數字鴻溝”，南北地區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南方地區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經濟發展環境，數字技術應用程度等領域整體而言處于領先水平。

表9 我國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的異質性分析

6 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探討了數字經濟影響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機制，并利用2011-2021 年中國30 個?。ㄗ灾螀^、直轄市）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到如下結論：①總體上看，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在經歷了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這一結論依然成立。②數字經濟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驅動本地區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同時，還帶動了鄰近地區產業鏈高質量發展。③分維度看，數字經濟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方面促進產業鏈高質量發展，在創新、協調、共享維度，這一促進作用更為顯著。④分地區看，由于“數字鴻溝”的存在，數字經濟對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南北差異，南方地區的影響程度要顯著強于北方地區?；谏鲜鼋Y論，得出以下政策啟示。

（1）培育數字產業生態體系。推動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培育數字產業生態體系至關重要。數字產業生態體系是由數字技術、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服務、數字人才等多個環節組成的復雜系統，共同推動數字經濟的繁榮發展。首先，數字技術的創新與發展是數字經濟的核心驅動力，包括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新興技術，這些技術能夠有效提高生產效率、優化資源配置、改變經濟結構。其次，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是支撐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包括5G 網絡、數據中心、物聯網等基礎設施，它們為數字技術的應用提供了基礎條件。再次，數字服務的完善與普及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如電子商務、在線教育、數字醫療等，這些服務能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進社會進步。最后，數字人才的培養與儲備是數字經濟持續發展的保障，需要加強人才培養、引進、使用等方面的政策支持，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源。

（2）推動產業鏈數字化轉型。推動產業鏈數字化轉型是我國政府高度重視的一項戰略任務。近年來，也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旨在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培育數字經濟新動能、推動產業鏈數字化轉型。例如，《數字經濟發展規劃（2020-2025 年）》明確提出了要加快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此外，《關于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也指出，要支持中小企業加大數字化改造力度，提升創新能力。這些政策的出臺為我國產業鏈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然而，在推動產業鏈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政策方面的挑戰。例如，相關政策法規和標準體系尚不完善，數據安全、隱私保護等問題亟待解決。為此，還需通過資金支持、稅收優惠等手段，鼓勵企業加大技術研發投入，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例如，政府對產業鏈數字化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政策調整，提高企業研發投入積極性。設立各類專項資金，支持企業進行數字化改造。加強數據安全、隱私保護等方面的監管，為產業鏈數字化轉型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等。

（3）充分利用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實現產業鏈的區域協調和均衡發展。數字經濟的發展，為實現產業鏈的區域協調和均衡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是建立區域產業鏈合作和協同機制。通過區域合作機制，不同地區可以共享關鍵的資源，包括技術、資金和人才等方面。例如，發達地區可以與欠發達地區分享數字技術和管理經驗，幫助后者加速發展。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教育培訓和創新政策等方面的統一規劃。鼓勵開展跨區域的合作項目和活動，如共同的研發項目、產業園區建設，以及商業和文化交流活動。區域合作還包括制定共同的技術和服務標準，以便于跨區域的業務和數據流動，降低交易成本。二是利用大數據技術支持區域產業鏈發展決策。包括利用大數據分析幫助政府和企業在區域發展規劃、市場需求預測、資源配置等方面做出更準確的決策。通過分析數據，識別不同區域的發展潛力和特色產業，以指導區域特色經濟發展。利用大數據監測區域發展政策的實施效果，及時調整和優化策略。通過開放數據，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鼓勵公眾和私營部門參與區域發展的討論和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