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藏區城鎮化模式的差異化分析及本土化路徑探索
——以四川省甘孜州為例

曹 宇，王超深

（1. 成都西南交通大學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成都 610031；2. 四川大學建筑與環境學院，成都 610065）

0 引言

城鎮化作為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由之路，是人類發展的趨勢，在地廣人稀的高原藏區也具有必然性和獨特性[1-2]，從世界城鎮化演化規律看，不同國家和地區都依據各自基礎條件自發或自覺地探索適合自身特點的地方性城鎮化發展道路[3]。對于民族地區而言，大部分學者認為城鎮化是振興民族經濟的必經之路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4-5]，但對發展目標、模式及路徑等均缺少深層次系統研究。對于藏區城鎮化理論探索，蔣彬[6]較早地進行了系統研究，認為2000年左右的藏區城鎮化研究，缺乏運用民族學方法來研究都市化與文化變遷之間關系的成熟理論與方法。此后，樊杰等[7]認為經濟職能是藏區加速城鎮規模擴大的重要因素，新鎮的設立對城鎮化貢獻顯著，使城鎮空間分布逐漸趨于“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沈茂英[8]認為西部民族地區人口城鎮化發展水平顯著滯后，人口城鎮化與生產要素的城鎮集聚背離；王弘等[9]認為民族地區城鎮化表現出起步晚、基礎差、路徑單一等特征，城鎮化滯后與地理區位、自然條件、產業基礎等因素密切相關；李雪萍等[10]認為藏區城鎮化動力機制與中東部地區差異性較大，主要是藏區產業結構以農牧業為主，缺乏大城市的帶動作用，城鄉間推拉力不強以及農村內生發展有限；李優樹等[11]認為我國藏區新型城鎮化發展要以交通網絡帶為依托，以生態景觀帶為保障，以發展高原特色中小城市為主導，立足資源優勢，壯大支柱產業，采取集約型城鎮化的模式；李粲[12]提出了西藏本土化的城鎮化路徑，包括產業發展、人口疏導和城鎮體系三個方面；雷振東等[13]以青海高海拔淺山區新型村鎮為例，對其規劃策略進行了探討，認為高原地區具有生態屏障功能，該地區居民應享受現代化國民待遇；黃亞平等[14]分析了欠發達地區城鎮化動力機制影響因素，得出欠發達地區的城鎮化應該以政策導向為前提、壯大經濟為根本、健康綠色為保障的結論；李發明[15]從“兩化互動”的角度結合甘孜州社會經濟發展現狀，提出了促進兩化協調發展的建議；王茹[16]認為城鎮化模式應充分體現文化差異、發揮特色優勢、注重人與自然和諧，甘孜州政府在工業項目的遴選上也遵循了這一原則[17]；丁波[18]以甘孜州為例，分析了小城鎮在城鎮化歷程中的作用，并提出了藏區小城鎮發展的動力機制。

總體來看，國內學者對于藏區城鎮化研究多側重于現狀描述，盡管研究者普遍認同藏區城鎮化發展路徑與其他地區有差異，也有學者引用SWTO 分析法、多維視角等分析藏區城鎮化發展[11，19]，但系統地闡述藏區城鎮化動力機制及路徑特殊性的探討仍顯不足[20]，周興維[5]也認為藏區新型城鎮化建設理論仍處于全面準備階段。研究甘孜州乃至整個高原藏區城鎮化模式及路徑有較強的理論及實踐意義。

1 甘孜藏區城鎮化現狀特征與主要問題

甘孜州地處川、滇、藏、青4 ?。▍^）結合部，是歷史上早期民族走廊的腹心地帶，是內地通往西藏的交通樞紐，對周邊藏區具有較強的輻射作用。

1.1 城鎮化水平低，地域差距大

2020 年，甘孜州總人口為110.8 萬人，其中城鎮人口34.4 萬，城鎮化率31.0%，與2015 年相比，五年間僅增長3 個百分點，遠低于四川省水平（2020 年為54.0%），落后23 個百分點，與2015 年相比差距繼續拉大。同時呈現明顯的地域差別特征，甘孜州東部地區的康定和瀘定，由于臨近漢區、易接受成都、雅安等漢地城市輻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城鎮化率分別達到55.0%、47.3%，理塘作為甘孜州中部城市，具有較好的中轉站功能，產業集聚能力相比而言有明顯的優勢，城鎮化率提升較快，2020 年達到39.7%。其他大部分縣都在30%以下，其中石渠縣和新龍縣城鎮化率不足20%（見圖1），處于落后的狀態。

圖1 甘孜州城鎮化率水平統計分析

1.2 城鎮規模小，聚集效應差

在甘孜州18 個縣城中，僅康定與瀘定城鎮人口超過3 萬人，其他15 個縣城人口大都在0.6 至3 萬人之間（見圖2），人口空間聚集呈現典型的“小城鎮化”特征（其主要特征是以縣城類建制鎮為主要載體，以非縣城建制鎮為輔助載體）。甘孜州行政面積雖然達到15.3 萬km2，但僅有康定為縣市級行政單元，其他均為縣行政單元，缺少城市級城鎮依托，城鎮規模過小導致其規模效應特征不明顯，影響了空間聚集與快速發展。

圖2 甘孜州縣城所在地城鎮人口統計分析

1.3 建制鎮數量少，增速緩慢

建制鎮是藏區鄉村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是縣域經濟發展的支撐點和增長極，2014 年，甘孜州建制鎮城鎮人口為22.38 萬人，比例超過總城鎮人口的70%，建制鎮在承接人口轉移方面起主要承載作用。但建制鎮數量偏少，成為制約甘孜州城鎮化快速推進、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在2020 年四川省“拆鄉并鎮”改革前，甘孜州僅有27 個建制鎮，每萬平方公里土地僅有1.8個建制鎮，其中縣城就有18 個，占總量的2/3，一般鄉鎮等級明顯偏低。城鎮空間呈現“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建制鎮占鄉鎮的比例明顯偏低，輻射力不足。

從我國城鎮化較為發達地區的發展歷程看，建制鎮數量會隨著城鎮人口的增加而增多[8]，但從甘孜州城鎮化發展歷程看，自改革開放以來至2000 年是建制鎮數量增加較快的階段，自2001 年以來，雖然城鎮化率在穩步增加，但是建制鎮數量并沒有隨著城鎮化率的增長而大幅增長（詳見表1）?？傮w來看，由于甘孜州城鎮化速度整體較慢，進而影響了建制鎮增加，兩者形成了相互制約的發展關系。2020 年后，大幅增加了建制鎮數量，試圖強化其公服供給標準增強其地區輻射力。

表1 改革開放以來甘孜州建制鎮數量統計（個）

2 甘孜藏區城鎮化發展的地域差異及困境分析

2.1 城鎮化發展的地域條件差異化分析

甘孜藏區與我國東中部地區及其他民族地區相比，在自然條件、民族文化、社會結構、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使得城鎮化發展歷程呈現了明顯的特殊性和復雜性。

2.1.1 特殊的空間區位及生態條件

甘孜藏區主要處于青藏高原東南邊緣和橫斷山脈北部，地勢高峻，以山地高原為主，基本上屬于高寒地帶，人均耕地僅有1.42 畝，在我國國土開發序列中明確為高原和川滇生態屏障，列為禁止開發區域。由于這種特殊的空間區位條件與開發限制條件，使得該地區長期處于封閉狀態，與外界的經濟社會聯系困難，發展常規工業經濟的成本極高。封閉加脆弱的自然生態條件決定甘孜州城鎮化模式不能以常規工業為主要依托，城鎮化歷程、規模與產業結構關系具有典型的特殊性。

2.1.2 特殊的信仰及價值觀

甘孜藏區社會經濟發展受到明顯的宗教文化影響，大量的財富用于佛事開支，影響了生產積累。交通閉塞的地帶有較大比例藏眾遵循既有的傳統，既影響了資源開發，也影響了人口再生產。

2.1.3 特殊的社會結構

甘孜藏區是一個具有特殊社會結構的地區，在這里既是以藏族為主的地區，但同時也還聚居著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藏族、漢族、其他各民族占人口比例分別為79.0%、17.1%、3.9%，與六普結論相比，藏族人口有所提升。各民族之間、各少數民族內部的社會階層結構十分復雜，各種傳統的民族習俗和宗教意識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整個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

2.1.4 特殊的民族文化與資源開發

甘孜州域面積較大，受高山阻隔及其他歷史原因影響，存在著多種文化并存的格局，如在甘孜藏區同時分布著康巴文化、木雅文化、藏羌文化等多種典型文化，藏區民眾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特有的歌舞藝術、民族文學藝術、建筑藝術、宗教藝術。因此，在推動甘孜藏區經濟跨越式發展的過程中，既要實現經濟的快速趕超，同時還要注意少數民族文化藝術的傳承，資源的開發與保護成為發展中面臨的較大難題。

2.1.5 主要結論

先天的自然環境、延續的歷史及民族文化、社會信仰、落后的交通條件等共同制約了藏區市場化發展，使得城鎮化模式呈現出更加特殊、更加復雜的特征。

2.2 甘孜州經濟發展模式與城鎮化歷程的關聯性分析

2.2.1 獨特的產業結構變化規律

自2000 年以來，甘孜州第一產業的比例略有下降，但近年來基本維持在20%左右；第二產業自2000年以來呈現明顯的增長特征，自2013 年以后，二產份額開始逐步下降；在2006-2018 年，第三產業比重與二產曾長期接近，基本維持在38%左右（見圖3），2018年后大力實施生態強州戰略，三產比重大幅提升。與發達地區相比，甘孜州產業結構演進沒有出現“二一三”到“三二一”的變化趨勢，第一產業結構比例長期穩定，在發展初期三產比例即在高位運行，例如，在1978 年三產的比重即大于二產，近年來隨著旅游生態產業的快速發展，三產比重有明顯提升。

圖3 甘孜州三產結構變化分析

2.2.2 基于三產的就業結構長期以來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

從就業結構看，一二三產吸納就業人口比例由1978 年的77.5%、8.4%、14.1%，調整至2000 年的79.9%、3.8%、16.3%，2010 年為77.0%、4.6%、18.4%[11]，2020 年為70.8%、3.0%、26.2%，第一產業吸納就業人口比例自2010 年來有了明顯的下降。而隨著生態育林政策的實施，第二產業就業比例呈現明顯的波動特征；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持續增長，表現了良好的態勢，但增長率緩慢。相關研究也證實近年來甘孜州農村勞動力并沒有隨著第一產業比重的降低而下降[8]，而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勞動力下降比例與第三產業增長比例基本吻合，說明富余勞動力可能正好轉移至第三產業。三產吸納的就業人口比例在2010 年前長期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與配第- 克拉克提出的產業就業結構變化規律不一致，同時也反映了民族地區勞動力轉移路徑與漢地的差異性。

2.2.3 總體結論

甘孜藏區經濟發展與城鎮化歷程呈現的規律與傳統經濟學中的“庫茲涅茨產業定律”“配第- 克拉克定律”不相符，也與錢納理提出的城鎮化與經濟階段劃分理論不一致，與我國東中部城鎮化及經濟發展歷程也不一致。與此同時，世界范圍內也鮮有集生態高原、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特征于一體的成功發展案例，甘孜藏區在發展路徑上缺少有效的理論指導與案例借鑒。

3 甘孜藏區城鎮化的主要困境

3.1 經濟發展的道德倫理與選擇沖突

甘孜藏區特殊的空間區位、歷史文化、社會習俗、宗教信仰等導致其經濟和社會發展路徑的獨特性和理論的多元性，構成選擇的沖突；同時面臨改善落后的生產生活條件與保護生態與文化傳統的雙重沖突，在發展與保護路徑選擇上，面臨道德倫理考驗。

3.2 經典經濟發展及城鎮化成長理論的不適用性

從上文分析可以看出，甘孜藏區經濟發展和城鎮發展歷程所呈現的規律，與傳統的理論契合度很低，既有理論體系難以解釋藏區特殊而又復雜的成長歷程，常規的工業化路徑難以在該地區復制。由此在上世紀80 年代，由國內學者創立了民族經濟學學科，試圖用民族學的視角研究經濟、從經濟學的視角研究民族問題，目前正在快速發展中，但能夠有效指導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理論體系尚未構建完畢，經濟發展模式和城鎮化路徑之間的關系呈現何等規律等基礎性研究仍在探索中?？傮w來看，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及城鎮化問題上，各地均應根據自身資源稟賦、社會及文化特點等進行實踐探索。

3.3 城鄉間推拉力不強，動力不足

近年來，隨著旅游業及通信傳媒的快速發展，甘孜藏區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逐漸“漢地化”，但是受千年以來形成的文化習慣、宗教信仰等因素影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意愿仍不夠強烈，內生動力仍然不足，較小規模的可用耕地和牧地，吸納了70.8%的就業人口比例即是最好的證明；此外，區域內缺少規模較大城鎮的經濟輻射，產業發展動力不強，公共服務匱乏等，共同導致吸納就業能力有限，也使城鎮對農民的吸引力不足，無法強勁推動農民向城鎮遷移聚集。

3.4 產業基礎薄弱，城鎮人口就業結構失衡

沈茂英[8]證實四川藏區人口城鎮化與第二產業的相關性很弱，第二產業的發展對農村人口的吸納轉移能力較弱，這與該區域第二產業的構成有關。表現最突出的是甘孜州九龍縣與白玉縣等資源型縣市，近年來縣域經濟發展強勁增長，2014 年九龍縣人均GDP為3.5 萬元，但同期城鎮化水平只有19.6%，該縣水電產業快速發展，成為GDP 的最主要貢獻產業，但水電產業的資本與技術構成高，對本地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低；白玉縣人均GDP 逾1.7 萬元，城鎮化率僅16%（見圖4），同樣源于該縣礦產業的高資本技術構成對勞動力的低吸納。

圖4 甘孜州及下屬縣市工業化率與城鎮化率關系分析

在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位居前三位的行業是：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三個類別，共有人員10.6萬人，占63.64 %；此外，教育1.4 萬人，占8.62%[21]。從這一角度看，甘孜州的城鎮化發展的動力主要是政府的推動，例如康定縣的城鎮化率是55.0%，遠高于其它縣域，除了臨近漢區這一直接原因之外，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康定縣是甘孜州州府駐地，是各類行政部門人員及其家屬的居住地，也是甘孜州主要經濟主體總部所在地，有較大比例的帶卷人口，這些人員的生活消費和其它縣域前來康定辦事人員的生活消費帶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使康定地區更多的人從事商品貿易而沒有從事農業生產，這種轉變大大地促進了康定地區的城鎮化發展。

4 甘孜藏區城鎮化路徑的本土化探索

4.1 甘孜藏區城鎮化效用的再認識

4.1.1 傳統城鎮化的局限性

對于城鎮化與地區經濟的發展關系問題，大部分學者認為城鎮化是帶動地區發展的重要路徑，但是從城鎮化的定義及測度指標看，廣大的少數民族地區，承載城鎮人口的主要載體是建制鎮和部分特色鮮明、數量極少的集鎮，而從甘孜藏區經濟發展看，能有效帶動地方民生發展的產業主要包括旅游業、商貿業、運輸業等，這些從業人口大都沒有在城鎮居住，而是依舊生活在農村地區，而按照城鎮化率的指標進行測度的話，并沒有統計在內，在城鎮化率水平沒有相應提高的條件下，從業人口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對過分強調城鎮化對地區經濟帶動理論形成了挑戰。

4.1.2 非城鎮化區域居民幸福感

對于甘孜州如此廣袤的欠發達少數民族地區而言，其地廣人稀的聚落形態決定大部分人口將永久不納入城鎮化率的計量指標，其生活水平的提升與城鎮化率關系不夠緊密，這一點在日本等多地得到證實，人們生活水平高低與城鎮化水平不成正相關關系[22]。而從我國東部地區有限的抽樣調查看，城鎮化率較高地區人們幸福感并不一定高于較低地區，聯合國計劃開發署（1990）也提出了人類發展指數等新指標綜合反映地區發展情況。

4.2 有限城鎮化理念的提出

傳統的城鎮化模式是以聚集經濟為主要特征，在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工業化與城鎮化形成相互促進的發展關系，但甘孜州脆弱的生態環境、閉塞的交通條件、落后的教育水平等諸多條件限制了甘孜州并不適合以資源聚集開發為典型特征的工業化帶動城鎮化的發展模式，甘孜州工業化率指標也證明了這一模式的缺陷性，例如，在城鎮化快速增長階段，工業化率從1978 年的30.4%下降至2013 年的26.1%（見圖5），近年來呈現下降的趨勢，反映了甘孜州城鎮化發展道路的差異性。

圖5 甘孜州城鎮化與工業化關系分析

從提升藏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角度看，過分的強調工業化與城鎮化相互促進的傳統模式對地區經濟的帶動效應并不十分合適；藏區經濟發展是典型的就地化三產經濟為主導的發展模式，以現代農牧業和現代服務業為支撐的跨越式特色產業發展道路，人口并沒有實現大尺度的空間流動，是一種有限的城鎮化模式，其規模和速度遠低于沿海平原地區，體現多元化、包容性特征，對甘孜藏區而言，城鎮化指標雖然增速慢，但生態條件能得到保護，藏區民眾能得到實在的收益，能實現多方共贏。

4.3 有限城鎮化的實現路徑

4.3.1 產業強基：生態型與勞動密集型支撐產業

脫離產業支撐的城鎮化難以持續，但同時更要注意，甘孜藏區發展更要兼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及生態效益。甘孜地區同其他藏區一樣，資本要素和技術要素稀缺，而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豐富，要根據這一資源稟賦條件，發展各具特色的產業體系。首先，要準確定位優勢產業為主導產業，發展以高原特色為鮮明特征的主導產業；其次，要逐漸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按照產業聚集及演化的基本規律，沿著初級手工業加工、特色農產品加工、輕工業、耐用消費品工業的發展順序，有目的地培養民族地區的生態型循環工業體系。

4.3.2 城鎮承載：強化小城鎮的支撐作用

小城鎮是區域經濟的綜合體和聚集體，它是人們在生產實踐活動中先后出現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環節最集中的場所，是城鎮化的主要人口和經濟載體。目前，甘孜州小城鎮建設在全國處于滯后狀態，達不到對第三產業快速發展的集聚規模閾值要求，因此，甘孜州要抓住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建設、加速西部小城鎮建設戰略的大好機遇，加快小城鎮建設步伐，探索具有復合地域資源條件稟賦、具有地域特色的產業支撐型生態小鎮。

4.3.3 交通支撐：多層次、多方式、差別化的高水平服務網絡

甘孜地區地廣人稀的特征決定了其交通設施供給同內陸地區的差異，大多數縣城規劃常住人口僅為3 萬人左右，加之少量的流動人口，其交通需求仍不足以滿足建設高速公路等高等級公路的標準，但是從推動甘孜地區跨越式發展的角度看，只有快捷高等級公路的介入和主要城鎮、景區的連通，才能更大限度地吸引外來游客和投資者，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同時，川西高原對外交通不便的窘境可以通過支線機場等運輸方式進行彌補，最終形成“支線機場+ 高等級公路+鄉村公路”為一體的綜合交通網絡，這種多方式的供給格局能夠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最大限度地支撐地區經濟發展。

5 結論

甘孜藏區堅持走高原型生態產業主導的有限城鎮化道路，科學把握城鎮化的規模、速度和路徑，在發展中高度重視資源開發與文化傳承與保護，處理好生態承載力和產業支撐力之間的關系，實現農牧區農業人口就近城鎮化；同時，通過外部拉力，優先建設高等級公路，擺脫閉塞交通區位條件，為發展生態產業提供外部條件；在此基礎上，逐步增加建制鎮數量，依托產業優勢科學規劃小城鎮建設，提供優質公共服務，吸引農牧區人口就業當地化。同時，加強農牧民旅游技能培訓，了解漢地游客服務需求，為發展全域旅游提供更好的服務支撐，以廣義旅游業帶動地區社會經濟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