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新思路

張二震 戴翔

[摘要] 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與中間品的供給保障有關。在全球產品內分工條件下，中間品貿易對于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關鍵作用。近年來，美西方國家采取“斷供”“斷鏈”等手段，企圖將中國排擠出高科技產業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工體系。由于一些科技含量較高的中間品缺乏可替代性或者可替代性相對較弱，美西方的“卡脖子”對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產生嚴重影響。一方面，我們要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盡快解決關鍵技術“卡脖子”問題，另一方面，通過高水平開放密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合作關系，進一步提升“扎根”全球產品內分工的能力，并通過不斷擴大中間品供給的來源空間，加快推動產業鏈供應鏈的多元化，持續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國內配套能力，以及深化開放層次，為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關鍵詞] 產業鏈供應鏈? ?中間品貿易? ?韌性? ?安全

[中圖分類號] F124?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1004-6623（2024）01-0015-11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式現代化的統計監測評價問題研究（23&ZD036）。

[作者簡介] 張二震，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南京大學長三角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開放型經濟；戴翔（通訊作者），南京審計大學聯合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宏觀經濟。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求，“圍繞制造業重點產業鏈，找準關鍵核心技術和零部件薄弱環節，集中優質資源合力攻關，保證產業體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確保國民經濟循環暢通”。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開放條件下中國產業發展的內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既有錯綜復雜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也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從錯綜復雜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角度看，中美貿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俄烏沖突等重大國際事件，不僅加劇了逆全球化趨勢，而且加速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已有研究表明，在世界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交織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正加速調整，并呈現出本土化、區域化、多元化、數字化和服務化的新趨向（張二震和戴翔，2022）。上述變化無疑給已經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的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帶來了新的挑戰。從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角度看，黨的十九大根據我國國情的變化，作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重大政治判斷；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并確立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就是高質量發展。顯然，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無疑是新時期推動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內容。

如何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這一總問題實際上又蘊含著如下幾個方面的子問題：一是什么因素影響著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二是我國目前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三是新形勢下，基于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需要采取怎樣的有效對策舉措？本文力圖對上述問題做一初步分析和探討。

一、中間品貿易成為影響產業鏈

供應鏈韌性和安全的關鍵因素

目前，關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的界定，學術界已經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陳曉東 等，2022；陶鋒 等，2023；呂越，2023）。概括地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主要涉及三個維度，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可以定義為產業鏈供應鏈在遭受外部沖擊時的有效應對和適應。產業鏈供應鏈在遭受諸如來自國際市場需求波動、供給變化、貿易摩擦、疫情傳播乃至局部戰爭等引發的外部擾動時，能夠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保持鏈條穩定和暢通的程度、防止斷裂的能力，以及在遭受一定程度受損后的適應能力和恢復能力，是經濟層面的韌性和安全的主要表現。即外部擾動時產業鏈供應鏈的扭曲程度、恢復程度以及恢復速度，是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的三個主要表現維度（戴翔和張二震，2023）。不可否認，影響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既有內部因素，如一國產業發展狀況或者企業自身發展狀況等，也有外部因素，如國際市場需求疲軟、貿易保護主義沖擊等；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既有宏觀因素，也有微觀因素；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結構性因素；包括前述分析指出的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演變新趨勢，等等。但是，不論何種因素沖擊了產業鏈供應鏈，從最直接也最根本的表現看，上述三個維度的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均與中間品貿易有關。換言之，主導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的根本在于，危機沖擊會直接導致中間品貿易“中斷”或者“滯緩”，進而影響到產業鏈供應鏈的正常運行和運轉。

（一）產品內分工下中間品貿易成為主導

伴隨投資和貿易的自由化深度演進，以全球生產網絡為載體的產品內分工和貿易得到了較快發展。在當今的國際貿易中，對于某些特定產業而言，從概念設計到產品的最終組裝，不再由某一個企業獨自完成，而是不斷地表現為將產品生產的不同階段、工序或環節分布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進行，從而形成所謂的全球產品內分工或價值鏈分工。在全球產品內分工背景下，生產過程分散化特別是在諸如化工、電子、金屬制品等加工制造業領域是非常普遍的事情。顯然，由于不同生產環節和階段布局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決定了在最終產品生產完成之前，中間品必須經過跨境流動乃至多次跨境流動。也正是在這一機制邏輯的作用下，伴隨全球產品內分工的不斷演進，中間品貿易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重不斷上升。反過來，我們也可以從全球中間品出口貿易的發展狀況，大致判斷全球產品內分工演進的狀況，因為二者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

以全球中間品出口貿易在全球出口貿易總額中所占比重表示全球產品內分工現實狀況的話，那么從圖1的數據容易看出①，中間品出口占全球貨物出口總額的比重近年來一直較高。在所選取的2011—2022年的樣本期間，最高年份的占比高達58.83%，之后雖然有所下降，但最低也維持在55%左右。實際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全球產品內分工的深度演進，全球中間品出口貿易占全球出口貿易總額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致使全球產品內分工受到一定程度沖擊，以至全球中間品出口貿易占全球出口貿易總額比重呈現出波動下降之勢。眾所周知，2008年爆發于美國進而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本質上是世界經濟長周期規律作用的結果，是前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所形成的推動國際分工演進的動能逐步消逝的必然邏輯。受此影響，全球產品內分工速度減緩、停滯，乃至出現一定程度的收縮。更為重要的是，諸如美國等部分西方國家興起的逆全球化思潮，也對全球產品內分工形成了一定的破壞作用?？傊?，分工演進的客觀因素變化疊加美西方采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主觀因素影響，導致近年來全球產品內演進受到一定的負面沖擊，在貿易層面即表現為全球中間品出口占全球貨物出口總額的比重呈現下降趨勢，盡管如此，中間品貿易的主導地位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由此也說明了單邊主義、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勢頭上升、“退群”“廢約”“脫鉤”等逆全球化思潮和行徑，的確破壞了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穩定性，但并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規律和大勢。伴隨新一輪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產業革命的推進，全球產品內分工深度演進仍將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中間品貿易仍將是未來全球貿易的主體和主導。

（二）中國在全球中間品貿易的地位日益重要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以來，由于以開放和積極的姿態融入全球產品內分工體系，承接產業和產品生產環節的國際梯度轉移，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重要節點。對此，不僅可以從中國出口貿易占國際市場中的份額不斷上升中看出，從融入全球產品內分工體系角度而言，更表現為中間品貿易的快速增長。需要指出的是，在特定發展階段，從出口貿易層面看，可能無法揭示中國在全球產品內分工體系中的深度參與和重要作用，因為出口貿易中可能大多為最終產品而非中間品。尤其是考慮到中國作為加工貿易大國，進口中間品、原材料等進行組裝加工然后完成最終產品生產進行出口，顯然從出口層面看，無法較好顯示參與“產品內分工”的情況，無法揭示其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重要節點乃至樞紐的作用。但是，參與國際分工的上述模式決定了中國融入全球產品內分工體系具有“大進大出”的特點，也就是說，為“出口而進口”是過去幾十年中國出口貿易實現高速增長的關鍵（巫強和劉志彪，2009）。因此，從中間品進口角度看，可以更好地揭示中國在全球產品內分工中的地位。為此，我們可以從中國進口中間品貿易額及其占全球中間品出口額比重角度，做一簡要分析。

圖2為2011—2022年期間中國進口的中間品貿易額，以及中間品進口額在貨物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情況。從中可見，長期以來，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確具有“大進大出”的典型特征，即樣本期間內中間品進口額一直較高，其中在2022年達到了21848.47億美元，占貨物出口總額35936.02億美元的比重為60.8%。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中間品進口并非完全用于出口品的生產，即部分中間品進口可能是滿足國內生產的需要，但是不論其最終流向是用于國內還是國外的產品生產，進口的中間品作為中間投入，至少大體反映了中國參與“產品內”分工的狀況。

進一步地，如果我們將中國進口的中間品與全球出口的中間品進行比較分析，可更加清楚地揭示中國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重要地位，或者說，揭示中國在全球中間品貿易中的作用。為此，我們將2011—2022年期間中國中間品出口額從全球中間品出口額中予以剔除，僅計算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中間品出口額，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計算全球中間品出口額中有多少流向了中國，即計算2011—2022年期間中國中間品進口額占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中間品出口額之比重，具體結果如圖3所示。從中可知，全球中間品出口額流向中國的份額，在樣本期內一直較高。2011年，全球（不包括中國）中間品出口額為106251.47億美元，其中流向中國的份額為10210.77億美元，占比高達9.61%；2022年，全球（不包括中國）中間品出口額為137049.94億美元，其中流向中國的份額為15568.87億美元，占比高達11.36%。其中，2020年全球中間品出口額流向中國的份額達到了峰值，即97035.02億美元的全球中間品出口額中，有11820.41億美元流向了中國，占比高達12.18%。從變化趨勢看，盡管2020年全球中間品出口額較以往有所下降，但流向中國的份額比重卻有所上升，由此說明中國在穩定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偠灾?，全球中間品出口額流向中國的比重如此之高，一方面，說明中國在全球中間品貿易中的地位之重要，或者說在全球生產網絡中具有重要的節點和樞紐功能；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中國對中間品進口的依賴程度較高，可能蘊含“斷供”引起產業鏈供應鏈“斷裂”的風險。

（三）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依賴中間品貿易的暢通穩定

在全球產品內分工條件下，貿易的性質和功能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如果說，以往以最終產品為主要內容的全球貿易，其作用和功能主要是鏈接位于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生產和消費的話，那么全球產品內分工條件下的貿易，已經從傳統意義上的流通過程演變為生產過程的延續，其突出表現就是前文分析所指出的中間品貿易已經成為全球貿易中的“主體”，占據著主導作用。中間品貿易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正常運轉不可或缺的環節和部分，從這一意義上說，中間品貿易的穩定和暢通，對維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具有根本性作用。這里的穩定和暢通至少包括三個方面的內涵。一是中間品供給的可持續性，即中間品供給是否會發生中斷和停滯；二是中間品供給和流通的速度或者說流通效率；三是中間品供給的質量保證。上述三個方面的穩定暢通，對于提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都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就第一個方面而言。中間品供給發生中斷和停滯，是影響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穩定最嚴重外生沖擊。也就是說，在沒有可替代選擇條件下，中間品供給發生中斷和停滯，直接會導致使用進口中間品的生產減產乃至停產。對此，外生沖擊的歷史實踐經驗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比如泰國的洪水、日本海嘯引發的大地震以及本輪全球新冠疫情的大暴發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中間品生產的停滯，從而引發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正常運轉的困難。其中，2011年3月日本海嘯引發的大地震，給中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帶來的沖擊效應，尤為能夠說明問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美日的分工格局可以歸納為：“從日本進口核心元件—中國進行加工組裝—向美國市場出口最終品”的價值鏈模式。在這一模式下，中國出口企業大量地從日本進口中間投入品和零部件，在中國內地進行加工、組裝和再生產后出口到美國。然而，在大地震的強烈沖擊下，特別是地震災區恰好又是大量日本中間投入品生產企業與零配件供貨商的集聚地，由于中國出口企業高度依賴日本中間投入品，從而出現了“中間品進口停滯”并引發生產和出口停滯，出現了產業鏈供應鏈暫時中斷的現象（包群和張志強，2021）。

就第二個方面而言。如果說中間品供給發生中斷和停滯，是影響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的一種較為極端狀況的話，那么即便排除上述極端情況不論，中間品供給和流通的速度或者說流通效率，同樣也會影響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因為在全球產品內分工條件下，不同生產環節和階段的正常運轉，或者其運轉的效率和成本，通常取決于其“對接”的程度，“無縫對接”的程度越高，其運轉的效率也就相對越高，運轉的成本也就相對越低，表現為產業鏈供應鏈越有韌性和安全性；反之，如果“無縫對接”的程度越低，其運轉的效率也就相對越低，運轉的成本也就相對越高，表現為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以及安全性越低。有研究表明，由于最終產品生產的完成往往需要中間品的多次累積跨境流動，因此即便針對某個特定環節的中間品征稅，也會因為其多次跨境流動而引起其在產業鏈供應鏈上的“累積”效應，從而導致整條產業鏈供應鏈運營成本的上升。與之類似，諸如某個特定環節的中間品通關時間的延長，也會波及產業鏈供應鏈的所有下游環節，從而導致整條產業鏈供應鏈運營效率的下降?？傊?，中間品供給和流通的速度和效率越高，表現為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越高，反之則反是。

就第三個方面而言。實際上，前兩個方面的因素主要決定了產業鏈供應鏈上某個或者某些特定環節，能否進行生產或者及時生產問題，而第三個方面的因素即中間品供給質量，則主要決定了產業鏈供應鏈最終質量和層次。因為依據木桶原理可知，最終產品的質量和品質層次，一定取決于其所有部件中質量最低的部分，而不是質量最高的部分。這也就意味著，如果中間品供給質量不穩定，那么通過產業鏈供應鏈而決定的最終產品的質量也將不穩定。這也是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較低的重要表現。實際上，中間品供給質量的高低，不僅可能決定著最終產品質量的高低，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甚至會影響著下一生產環節進而最終產品生產能否得以順利進行。不難想象，如果在生產過程中需要投入的是某種高質量中間品，而一旦這種中間品的質量不符合要求，那么最終產品可能根本無法生產或者使用，最典型的如航空航天產品、核工業智能裝備等。顯然，諸如此類的產業鏈供應鏈領域的中間品質量，需要有可靠的供給保障，否則就會影響到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

二、“卡脖子”是當前我國產業鏈供應鏈

韌性和安全面臨的主要挑戰

從一定意義上說，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問題，既有世界各國的共性，也有每個國家的特性。從共性角度看，應該看到，其實在當前全球產品內分工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產業鏈供應鏈都會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即前文所述的中間品供給和需求，所以均會面臨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問題。這其中，不論是由于規律性的產業或者產品生產環節國際梯度轉移等帶來的中間品供給和需求的變化，還是由于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等引發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格局的重塑等帶來的中間品供給和需求的變化，都會給世界各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帶來影響。顯然，共性問題通常是由客觀因素引發，對于所有國家和地區而言，更多的是需要順應乃至引領這種趨勢性變化，在產業鏈供應鏈的變化中重新找準自己的坐標定位。與之相比，尤為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中的特性問題。從特性角度看，不同國家和地區由于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工格局中所處地位不同，面臨的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問題當然也不盡相同。如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具有主導地位的國家和地區，相比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處于中低端位置的國家和地區而言，顯然對產業鏈供應鏈更加具有控制和主導能力，從而其產業鏈供應鏈也就更加具有韌性和安全性。這是因為，具有主導能力的國家和地區，實際上就意味著在中間品的供給和需求上更加具有主導能力，從而能夠更好地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后，雖然我們依托“人口紅利”等形成的低成本優勢，全面而快速地融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產品內分工體系，不僅實現了產業尤其是制造業規模的迅速擴張，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全球價值鏈的攀升，但是從當前全球產業分工格局上看，我們仍然面臨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的艱巨任務。也就是說，經過40多年的開放發展，雖然中國在諸多產業領域和科技領域正在逐步走向國際前沿，但是在很多產業領域仍然面臨關鍵技術、設備和零部件的“卡脖子”問題。而許多領域“卡脖子”問題的存在，進而出現的中間品貿易阻滯或中斷，正是當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尤其是當前產業鏈供應鏈調整新趨勢下的所謂本土化、區域化、多元化等，以及在此新趨勢下美西方國家實施的所謂“近岸”“友岸”外包等舉措，更是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工體系中，中國特性的具體表現和特定發展階段面臨的必然問題。具體而言，中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所面臨的特性問題，實際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當前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工格局中所處的現實位置，或者說中國面臨的具體的“卡脖子”領域；二是中國開放發展進入特定發展階段，或者說，中國在全球經濟格局變化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這兩個方面共同決定了“卡脖子”問題，是當前我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面臨的主要挑戰。

（一）產品內分工下中國面臨的主要“卡脖子”領域

在全球產品內分工條件下，各國或地區在中間品上相互依賴，是分工格局的正常表現。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產業鏈供應鏈上不同生產環節和階段的要素密集度特征不同，其復雜性和專用性也不盡相同，進而處于產業鏈供應鏈上不同位置的國家和地區，對其他國家和地區所提供中間品的依賴程度不同。特別地，伴隨分工的細化和深化，產業鏈供應鏈上越是具有技術密集型特征的生產環節和階段，其生產要素的專用性和復雜性越來越高，進而意味著進入的門檻也越來越高，其可替代性也就越來越低；相反，產業鏈供應鏈上越是具有勞動密集型特征的生產環節和階段，其生產要素的通用性和簡單性越來越明顯，進而意味著進入的門檻相對越來越低，其可替代性也就越來越高。這種分工格局的相互關系決定了前者對后者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其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性也就相對較高；而后者對前者的依賴程度相對較高，其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性也就相對較低。這種不對稱的分工和依賴關系，發展到一定程度即形成了“卡脖子”現象。也就是說，前者對后者的依賴具有可替代性，而后者對前者的依賴不具備可替代性時，“卡脖子”的不對稱關系由此形成。

具體而言，所謂“卡脖子”問題，主要是指在產業鏈供應鏈分工格局下，在某些領域的關鍵技術、設備和零部件等方面受制于人的現象（胡曉 等，2023；戴翔和華笑燁，2023）。這些“卡脖子”中間品一旦遭遇斷供、貿易不暢，必然危及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梢?，“卡脖子”表現為阻礙或者阻斷關鍵中間品貿易。綜合來看，目前中國在以下幾個領域仍然面臨著較為嚴重的“卡脖子”問題。

第一類是半導體領域。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WSTS）數據顯示，2000—2022年，全球半導體產業規模由2044億美元增長至6065億美元。中國海關的統計數據顯示，自2013年起，集成電路產品超過原油成為我國第一大進口商品，其中，2021年我國集成電路產品進口金額達4326億美元，出口金額為1538億美元，進出口逆差達2788億美元，呈進一步擴大之勢。由此可見，雖然近年來我國正在加速承接半導體產業第三次產業轉移，半導體產業規模不斷擴大，但目前我國半導體產業自給率仍然較低，嚴重依賴進口的狀況依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尤其是半導體產業領域中的芯片，目前看，無論是制造工藝還是芯片量產，與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相比都相對落后。半導體領域尤其是芯片產品，是目前中國面臨“卡脖子”問題最為突出的領域之一。

第二類是工業軟件領域。工業軟件被公認為“工業制造的大腦和神經”，是數字經濟時代工業領域的“皇冠”?，F代制造就是在工業軟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也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但是，支撐工業高端化發展的核心工業軟件領域，卻始終是中國工業發展走向“筋骨之強”階段的軟肋。Gartner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工業軟件市場規模約為4332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8萬億元，而同期中國工業軟件產品實現收入1974億元，僅占全球市場份額的7%左右，表明中國工業軟件實力明顯偏弱。而《中國工業軟件產業白皮書（2020）》的研究進一步表明，目前，中國核心工業軟件產業發展落后發達國家約20年，80%的工業軟件被外企壟斷，中國工業軟件的95%也依賴進口；尤其是中國市場工業軟件產業鏈的上游及中游，國外廠商如上游的蘋果、微軟，中游的SAP、西門子等占據壟斷和主導地位，諸如此類的壟斷企業通過頻繁橫向擴展和縱向積累，擁有最尖端的人才、科技與創新資源，控制著整個生態系統?？傮w而言，工業軟件已經在中美貿易摩擦中被美方用作斷供、“卡脖子”的具體手段，不僅關系到中國相關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更關系到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穩定。

第三類是高端機械制造領域。我國機械制造業產業基礎相對薄弱的環節，主要聚焦在核心零部件領域和機床制造。相關研究報告顯示，目前中國高端機械制造領域共有26類關鍵技術存在短板及“卡脖子”技術難題，主要包括高端傳感器、關鍵基礎材料、基礎檢測檢驗設備、關鍵制造工業和裝備、機床、機器人、激光雷達、高壓柱塞泵等。在上述高端產品領域，目前我們還不能實現完全自主可控，其中相當一部分需要依賴進口。以機床產品為例，根據德國機床制造商協會數據，中國是世界最主要的機床消費市場，2021年消費額達到238.9億美元，遠超第二名的美國。而在全球機床出口方面，德國、日本合計占比達到了44%，中國雖然也達到了14.1%，但是細分到高、中、低檔機床，中國主要以中低端為主，高端機床國產化率一直處于相對低位。

除了上述三個主要領域外，還有一些特殊領域同樣存在“卡脖子”問題。如醫學影像設備、掃描電子顯微鏡、透射式電鏡、冷凍電鏡、高壓共軌系統、掘進機主軸承、微電子領域的間隔物微球和導電金球、水下連接器、高端焊接電源等，同樣存在大部分依賴進口，進而被其他出口方用作斷供、“卡脖子”的具體手段，引發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和風險?？傊?，存在的“卡脖子”問題程度越嚴重，或者說關鍵中間品越缺乏可替代性，那么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也就越差，安全性就越低，貿易不暢乃至阻斷所引發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問題也就會越大。

（二）“卡脖子”引發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問題在特定發展階段的必然性

如前所述，由于技術、人才、創新資源等方面的差異，諸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在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工格局中，仍然具有顯著的不對稱關系，突出表現為在上述半導體等各主要領域中，中國仍然面臨著較為嚴重的“卡脖子”風險和不安全性。實際上，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工格局下，產品內的不對稱分工關系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因此，“卡脖子”風險和不安全性的存在同樣也就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說，當分工演進從以往以最終產品為界限的傳統國際分工模式，演變為以產品增值環節為界限的產品內分工后，“卡脖子”的潛在風險和不安全性也會隨之產生。但需要指出的是，潛在的“卡脖子”風險和不安全性并非總是意味著現實的風險和不安全，也就是說，在產業鏈供應鏈分工格局中，具有控制和主導能力的一方，是否會采取斷供、“卡脖子”等具體手段，往往與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有關，尤其是與不同國家之間分工地位和經濟實力的相對變化等有關。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應該說，中國在產業規模乃至產業轉型升級等方面均取得了顯著成就，部分產業領域的科技競爭能力正在不斷走向世界前沿，因此，與現在開放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相比，中國融入全球產品內分工的發展初期，面臨的潛在“卡脖子”問題應該更為嚴重，涉及的產業領域和產業面更廣，但美西方國家并沒有像當前這般采取“卡脖子”手段，企圖限制中國的發展。美西方國家當前之所以近似瘋狂地采取斷供、“卡脖子”等手段，正是世界經濟格局發展到特定階段的歷史性產物，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說，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問題，是中國在融入全球產品內分工體系后，發展到一定階段所面臨的必然問題，對此，我們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如此才能做好充分的準備和長期的應對。

盡管近年來所謂的效率和安全問題日益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但是從本質上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發展的根本之道，仍然在于開放發展。也就是說，越是開放越有助于安全，越是封閉越不利于安全。因為對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形成沖擊的外部因素，如地震和洪水等天災，本質上與產業鏈供應鏈的空間調整和重塑并無實質關系。相反，如果因為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全球化而擔心引發安全問題的話，那么即便產業鏈供應鏈收縮至一國國內，在面臨突如其來的諸如地震和洪水等沖擊時，同樣也會引發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問題，甚至可以說是更為嚴重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問題，因為在缺乏與外部進行資源、能源和能量的輸入輸出關系下，產業鏈供應鏈面臨沖擊時其更缺乏韌性。本輪世紀性的新冠疫情大暴發也證實了越開放越有助于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的提升。不同國家和地區疫情暴發的“時間差”，正是因為有著產業鏈供應鏈的全球合作，從而在盡可能保證貿易暢通的條件下，醫藥品的全球流轉不僅為應對疫情作出了巨大貢獻，一定程度上也保證了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穩定。從這一意義上說，越是開放越有利于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因此，從本質上看，基于所謂效率和安全的綜合考慮，美西方國家進行的所謂產業鏈供應鏈調整和重塑，更多是以“安全”為名而行貿易保護主義之實，本質上仍然是世界經濟格局調整下的大國博弈（魏婕和任保平，2021；劉純霞 等，2022）。

眾所周知，近年來世界經濟格局出現的最大調整和變化之一，就是所謂的世界經濟重心正呈現“東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調整變化新趨勢。伴隨一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快速發展和崛起，一方面，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度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以往財富和制度性話語權過于集中于美西方國家，其相對地位正呈逐步下降之勢，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正在逐步形成。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調整變化過程中，中國無疑發揮著巨大的“引擎”作用。中國的和平崛起，不僅在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中引起了美西方國家的巨大焦慮和不安，而且在中觀層面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工地位的改善和攀升，以及微觀層面的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包括在數字技術等領域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也對長期以來美西方國家的霸權思維帶來了一定沖擊。由此，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工格局中仍然具有主導和控制能力的美西方國家，采取斷供、“卡脖子”等手段和工具，企圖將中國排擠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工體系之外，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和發展，就具有必然性。在斷供、“卡脖子”等舉措影響下，輔之于所謂“近岸”“友岸”外包，中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必然面臨巨大壓力和挑戰。如果說，短期內尚不足以引發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大規模外遷的話，但如果應對不力，長期看并不排除產業鏈供應鏈的大規模外遷的風險。

三、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

與安全水平的新思路

基于前述分析可見，在產品內分工條件下，中間品貿易的暢通及其效率，是影響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最根本、最直接的因素，并且，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對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的影響程度，又會因中間品質量和層次的不同而異。也就是說，越是中低端的、可替代性越強的中間品，對產業鏈供應鏈所能形成的沖擊效應相對越弱，因為即便發生了暫時的貿易梗阻乃至中斷，由于能夠較快尋找到替代品，從而無論是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抗扭曲程度，還是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恢復程度以及恢復速度上，都能夠較好地應對來自中間品貿易梗阻和中斷的沖擊；相反，越是中高端的、可替代性越弱的中間品，對產業鏈供應鏈所能形成的沖擊效應相對越強，因為此時一旦發生了貿易梗阻乃至中斷，由于難以迅速尋找到替代品，甚至無法尋找到替代品，從而無論是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抗扭曲程度，還是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恢復程度以及恢復速度上，都難以有效地應對來自中間品貿易梗阻和中斷的沖擊。前一情況即表現為產業鏈供應鏈具有較高的韌性和安全性，后一情況即表現為產業鏈供應鏈具有較低的韌性和安全性，甚至缺乏韌性。從產業鏈供應鏈全球分工格局的現實情況看，由于中國目前在半導體、工業軟件、高端機械制造以及特殊領域仍然存在“卡脖子”問題，因而諸如此類的產業領域也是當前我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面臨的最具挑戰和壓力的領域。

綜上可見，不論是何種層次和何種質量的中間品，保障其供給是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的根本。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著重強調中間品的重要性，提出要“拓展中間品貿易”。為此，我們亟待從提高和強化中間品供給能力角度，探尋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與安全的新思路和新對策。

（一）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破解“卡脖子”難題

當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面臨挑戰最大的領域，就在于我們仍然面臨“卡脖子”的產業和技術領域。這些領域的中間品貿易不暢乃至斷供，不僅會影響到我國企業正常參與全球產品內分工，而且在美西方國家采取持續的打壓措施下，甚至可能會引發產業鏈供應鏈的大規模外遷，給我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穩定帶來巨大風險和威脅。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工格局中，發展到特定階段必然遭遇來自美西方的“圍追堵截”，也就是說，美西方對中國采取斷供和“卡脖子”不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長期性。因此，我們不能寄希望于要來、討來和買來關鍵核心技術，而是必須依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高對關鍵設備、零部件和核心技術產品的自給自足能力，不斷縮小“卡脖子”領域清單。為此，亟待在構建體系化全局性科技發展新格局、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加強基礎研究、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等方面實現新突破。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并非要搞封閉條件下的創新，而是仍然要走開放創新深度融合的道路。通過培育、吸引和集聚全球創新要素，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實現在關鍵領域的科技進步，加快破除美西方國家在關鍵領域的技術壟斷和關鍵中間品的壟斷。

（二）進一步提升“扎根”全球產品內分工的能力

美西方國家企圖采取“脫鉤斷鏈”的舉措，將中國排擠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工體系之外，雖然對中國產業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總體來看，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是經過40多年的開放發展，中國已經深度融入全球產品內分工體系，在各主要產業領域與世界各國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格局。因此，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提高應對外生沖擊的能力，尤其是應對來自美西方“脫鉤斷鏈”舉措可能帶來的風險和挑戰，需要進一步密切全球產業分工的合作，進一步深度“扎根”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工體系。提升“扎根”全球產品內分工的能力，不僅需要不斷攀升全球價值鏈中高端，而且在傳統產業領域和產品生產環節，也要力圖做精、做透、做深、做絕，通過培養“專精特新”和“小巨人”企業，不斷提升既有產業鏈供應鏈分工格局下其他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前述分析指出，不對稱的分工關系和地位，是美西方等部分國家采取斷供、“卡脖子”的根本依賴，循此邏輯，如果我們能夠不斷提升自身在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專業化能力，強化其他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相應中間品的依賴程度，那么分工關系就會朝著更加對稱和平等的方向發展。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美西方斷供、“卡脖子”手段的使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水平。

（三）不斷擴大中間品供給來源空間

基于前述分析可見，保障中間品供給是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的根本，那么，通過不斷擴大開放的外部空間，不斷擴大開放合作的“朋友圈”，顯然能夠為中間品貿易提供更為廣闊的地理空間和選擇范圍。開放合作的外部空間越大，中間品可選擇的范圍也就越大，即實現相同或者相似中間品的可替代性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更為重要的是，外生沖擊從外部地理空間來看，通常不會同步發生。如同本輪最為嚴重的世紀新冠疫情沖擊一樣，其暴發對產業鏈供應鏈的沖擊同樣也具有地理空間的“時間差”。顯然，外生沖擊的地理空間非同步性，能夠為調整中間品供給提供回旋余地，從而有效應對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問題。即便對于“卡脖子”產品的貿易阻滯乃至斷供，如果外部合作的地理空間范圍足夠大，同樣地，由于通常不會所有國家和地區同步采取斷供、“卡脖子”等舉措，在中間品的供給上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替代選擇。相關研究的測算表明，對于一些關鍵中間品和零部件的進口，目前我們仍然面臨市場集中度過高的問題，尤其是過度集中于美國和歐盟等發達經濟體，這對我們擴大產品選擇的空間范圍極其不利。為此，在擴大開放范圍方面，我們不僅要繼續深化與發達經濟體的合作，也要不斷拓展和深化與其他更多發展中經濟體的合作，為中間品貿易打造更為廣闊的外部空間，為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水平的提升奠定更加暢通的中間品貿易之基。

（四）加快推動產業鏈供應鏈的多元化

如果說，擴大開放發展的范圍，是為中間品貿易提供更為廣闊的地理空間，進而提升其可替代性的話，那么不斷推動產業鏈供應鏈的多元化，則是擴大產品空間范圍，從而進一步提升中間品的可替代性。雖然國際市場并非是完全競爭市場，但完全壟斷的市場格局通常也是不存在的，更為一般的情形是寡頭或者不完全競爭市場。換言之，對于任何產業和產品生產環節，都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廠商參與競爭。從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工角度看，這無疑為中間品選擇多元化提供了機會和空間。毋庸置疑，實現產業鏈供應鏈更加多元化，在受到中間品貿易阻滯乃至斷供的沖擊下，拓展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關系乃至重新構建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關系，所需要的時間等成本都會更低，不僅可以最大程度降低產業鏈供應鏈所受沖擊，而且也有助于提升恢復的程度和速度。因此，順應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和重塑進程中多元化新趨勢，中國基于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的現實需要，同樣需要加快推動其多元化發展的步伐，在企業微觀層面建立更為廣泛的中間品供需關系。

（五）持續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國內配套能力

通常而言，位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其參與國際分工在貿易層面就會表現出“大進大出”的特征，或者說對上游中間品的依賴程度相對較高，在國內價值鏈的長度也就相對較短；相反，位于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主要向中下游提供中間品，不僅可以降低對進口中間品的依賴程度，而且也可以帶動國內其他環節和階段的發展，延長國內價值鏈，實現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提升。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國內配套能力，實際上就是沿著產業鏈供應鏈向上游攀升，延長國內價值鏈，提升上游中間品的出口能力，降低上游中間品的進口依賴度。為此，需要抓住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機遇，依托超大本土市場規模優勢，抓住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的發展機遇，開展制造業數字化轉型行動，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大力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工程，鞏固提升優勢產業，圍繞重點領域不斷開拓新的應用場景，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強化企業在產業鏈供應鏈上的配套能力，促進大中小企業鏈式協同融通發展，推動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

（六）不斷深化開放層次，為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深化開放層次的本質就是要不斷推動制度型開放，其核心則在于優化營商環境。毋庸置疑，營商環境的優化對于吸引和集聚全球高端要素，具有十分關鍵的作用和意義。尤其是在部分發達國家政客推動的逆全球化從而導致“脫鉤斷鏈”風險不斷上升的背景下，通過優化營商環境以吸引更多外資，尤其是高質量外資等一攬子全球高端要素的流入，可以夯實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合作的微觀經濟基礎，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融合水平，提升產業鏈供應鏈斷裂和“脫鉤”的難度。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作為微觀經濟體的跨國公司越來越具有全球屬性，并不完全與所在母國的政客利益一致，因此，通過優化營商環境打造吸引全球高端要素的“強磁場”，有助于在微觀層面進一步捆綁與跨國公司的利益，從而實現在深化開放層次中提升融合而不“脫鉤”。此外，依托優化營商環境對全球高端和創新要素形成集聚，對于構建和延長國內價值鏈、提升國內中間品配套能力、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向上游環節邁進等，均具有積極作用。因此，未來需要按照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為目標指引和相關戰略部署，以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以及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為抓手，在進一步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以及推動制度創新方面實現更大的突破、取得更豐碩的成果，不斷改善和優化營商環境，以制度型開放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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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據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統計數據整理計算而得。按照聯合國《廣義經濟類別分類》（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 BEC）的分類標準，其中第111、121、21、22、31、322、42 以及第53 基本類為中間品。本文如無特別說明，所使用的中間品貿易數據均來自于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

New Approaches to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of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

—An Analysis Based on Trade in Intermediate Goods

Zhang Erzhen， Dai Xia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8）

Abstract： The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of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are related to the supply guarantee of intermediate good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global intra-product division of labor，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plays a key role in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of these chains. In recent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countries have taken measures such as “supply disruption” and “chain disruption” to exclude China from the global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 divisions in high-tech industries. Due to the limited or relatively weak substitutability of some high-tech intermediate products， the “bottleneck”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security of China’s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speed up the realization of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to resolve the “bottleneck” issues in key technologies. On the other hand， fostering close cooperation within the global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through high-level openness is essential， as is enhancing the ability to “root” in the intra-product division of labor worldwide. Additionally， our aim is to rapidly foster diversification in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by continuously expanding the source space of intermediate goods supply， enhancing domestic support capabilities for these chains， and deepening our level of opening up. These efforts are crucial in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boosting the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of our nation’s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Key words：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Resilience; Security

（收稿日期：2023-12-12? ?責任編輯：羅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