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我國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綜述
——基于CiteSpace 的可視化分析

張 雙，王任梅

（華中師范大學 教育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2016 年1 月1 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頒布，這一年出生人口數量達到近十年的峰值，此后，我國的人口生育率逐年走低。2021 年5 月，為積極應對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一步優化人口結構，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提出實施“三孩”政策。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3 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出臺，各地掀起發展嬰幼兒托育的熱浪。隨著嬰幼兒托育的需求逐漸增長，嬰幼兒托育存在的問題受到育兒家庭、學術界以及全社會的關注和重視。近年來關于0～3 歲嬰幼兒托育的研究逐年增加，涌現出大量的學術成果。但縱觀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的文獻，學者們大多是從托育政策、托育機構現狀、托育服務體系構建等某一個視角出發進行研究，而利用知識圖譜對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領域進行可視化的綜述分析相對較少。鑒于此，本研究采用CiteSpace 軟件，結合相關文獻，對2012—2022 年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文獻進行系統梳理以了解近十年來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的趨勢和熱點，探尋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促進此領域研究的進一步完善。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以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作為文獻數據的來源，采用高級檢索的方式，將檢索主題設置為“嬰幼兒托育”“托育服務”“托幼”，文獻發表時間選為2012—2022 年，共獲1 186 條文獻信息。將搜索的文獻進一步進行人工篩選，剔除報紙、會議摘要、機構介紹、政府公告、書評以及重復文獻信息，再通過CiteSpace 進行除重，最終得到可用于科學分析的文獻806 篇，文獻檢索時間截至2022 年12 月1 日。

（二）研究方法

CiteSpace 在國內主要被用來對研究的熱點、前沿和趨勢進行分析，針對CNKI 數據，該軟件可對作者、機構與關鍵詞進行共現分析，進而可以清晰地看到某一段時間以來相關研究的合作情況、主題熱點等信息。所以本研究采用CiteSpace（6.1.R1）軟件對806 篇文獻的關鍵詞、作者、機構等信息提供可視化數據分析。具體操作方法：首先將CNKI 中的文獻以Refworks 格式導出，然后再將文獻數據轉化為 CiteSpace 可識別的數據導入CiteSpace 軟件系統中加以分析。

二、結果與分析

（一）發文數量趨勢分析

學科領域的研究態勢、發展速度、研究成果的整體水平以及這個領域研究的熱度和深度變化情況等都能夠通過論文的發表數量得以衡量。初步統計中國知網上相關文獻發文情況（圖1），發文數量顯示，在2012 年到2022 年近十年間有關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的文獻整體上呈上升趨勢，而且從2019 年開始迅速增加。

圖1 CNKI 中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的年度發文量和累計發文數量

2010 年是我國托幼政策與事業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在國務院印發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中，提出了“要重視0～3 歲嬰幼兒教育”。研究者們逐漸將關注點轉移到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領域。2019 年中央及地方各項關于托育的文件紛紛出臺。2019 年5 月9 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促進3 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對全國嬰幼兒照護服務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同年10 月，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托育機構設置標準（試行）》與《托育機構管理規范（試行）》，對托育機構的規劃、設置和管理提出了統一要求。安徽、山東、吉林、河北等地率先發布0～3 歲嬰幼兒照護服務意見。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推動下，關于0～3 歲嬰幼兒托育的研究也開始迅速增加。

（二）研究機構和研究作者共現分析

1.研究機構共現分析。共現視圖以研究機構為分析單位生成，能夠比較直觀地展示出我國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機構整體的空間分布狀況以及機構之間的合作情況。首先，從圖2 可知，近十年來，我國進行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的機構主要是各師范院校的教育學院、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國CDC 婦幼保健中心。其中，發文數量排在第一位的是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共發文22篇，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以16 篇的發文數量位居第二。其次，圖譜中的網絡節點數量有145 個，網絡密度為0.003 6。所以，雖然各機構對于0～3 歲嬰幼兒托育的關注度很高且研究內容豐富，但是各機構之間的合作很少。但是值得關注的是，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不僅在發文數量上位居第一位，在與其他機構的合作上也處于第一，由此可見，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是研究0～3 歲嬰幼兒托育的核心機構。再次，從圖譜上的機構名稱的節點大小變化來看，節點大小的變化非常明顯，再結合各個機構的發文數量可知，機構發文數量的差異較大。除了排在前五名的機構發文量為10 篇及以上，大部分機構的發文量為2 篇或者1 篇?？偠灾?，近十年針對0～3 歲嬰幼兒托育的研究雖然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機構的重視，但是各個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還是不足，并沒有形成全國學術資源的有效整合。

圖2 近十年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機構的共現視圖

2.研究作者共現分析。依據普賴斯定律，計算核心作者最低發文數量的公式為，其中，Nmax代表統計時段內最高產作者的發文數量[1]。根據CiteSpace分析的結果可知，嬰幼兒托育研究發文數量最多的作者是洪秀敏，發文數量為18 篇。代入公式計算得出M為3.18。發文數量為4 篇及以上的作者視圖顯示為8 人，他們的發文數量總計為67 篇（表1），占發文總量的18%，未達到普賴斯定律中“核心作者群的發文量應不低于所有論文總量的50%的指標值”。由此可見，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的核心作者群還沒形成。

表1 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核心作者（發文量≥4 篇）

根據對近十年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作者視圖（圖3）的分析，網絡節點數量有162個，網絡密度（Density）為0.007 3，由此可見，對0～3 歲嬰幼兒托育進行研究的作者數量比較多，但是從密度上可見作者間的合作較少。除此之外，從連線和布局上來看，雖然存在著多人合作的現象，但是作者分布比較松散，作者間的合作依然較少。所以，從整體上來看，作者之間的合作趨勢雖有加強，但相關作者之間應進一步進行深入的交流與合作。

圖3 近十年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作者的共現視圖

（三）研究熱點分析

關鍵詞是論文內容的概括和高度凝練。本文共以806 篇文獻為數據的來源，時間切片為1，節點選為keyword，用CiteSpace（6.1.R1）運行得到關鍵詞貢獻知識圖譜（圖4），發現Netword：N=278，E=1 034，即關鍵詞節點有278個，關鍵詞之間的連線為1 034 條，由此可見關鍵詞之間的聯系較為緊密。

圖4 0～3 嬰幼兒托育研究熱點共現視圖

高頻的關鍵詞能夠表示在這個時間段中研究者們關注的研究熱點，中心性越高也表示該點在網絡中越重要[2]。為了詳細展示出高頻詞匯，本文將頻次≥8 的關鍵詞提煉出來（表2）。除去基本的檢索詞“嬰幼兒”排在前十位的還有“托育服務”“照護服務”“托育機構”“早期教育”“養育照護”“幼有所育”“人才”“政策”“公共托育”。將頻次和中心性二者結合來看，排在前三位的有“托育服務”“照護服務”“托育機構”，表明這三個領域是近十年國內學者研究0～3 歲嬰幼兒托育的熱點。結合剩下的關鍵詞進行總結發現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主要分為三個方面：0～3 歲嬰幼兒托育相關政策研究、0～3 歲嬰幼兒托育服務研究和0～3 歲嬰幼兒托育服務人才培養研究。

表2 0～3 嬰幼兒托育研究關鍵詞的共被引率和中心性（頻次≥8）

1.0～3 歲嬰幼兒托育相關政策研究。在政策方面，近年來我國出臺了大量的關于0～3歲嬰幼兒托育的政策，對政策的研究也成為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的焦點。近十年學者們對于0～3 歲嬰幼兒托育政策的研究主要分為三個部分：我國嬰幼兒托育政策變遷、國內嬰幼兒托育政策、國外相關托育政策及其啟示。

（1）我國嬰幼兒托育政策變遷。和建花將發展階段劃分為改革開放開始至20 世紀80年代末、20 世紀90 年代初至2010 年前、2010年至今三個時期，并認為托育政策支持呈現出國家責任由退卻到回歸的特點[3]。洪秀敏和陶鑫萌將發展階段分為改革開放初期、20 世紀80 年代中期和2010 年至今三個時期，認為我國嬰幼兒托育歷經國家開始重視恢復和振興；兒童的照料責任回歸家庭；強調公益性、普惠性，構建嬰幼兒照護服務體系這三個重要階段[4]。依據以上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將我國嬰幼兒托育政策的變遷總結為從福利化時期的福利性政策到經濟時期提倡兒童照護責任回歸家庭政策，再到新時期重構托育政策[5]。

（2）我國嬰幼兒托育政策。近十年，研究者關于國內的嬰幼兒托育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嬰幼兒托育支持政策制定和實施存在的問題及改進意見。通過對文獻的總結，學者們認為嬰幼兒托育政策存在的問題有以下幾點：托育供給政策上，缺少全國性托育服務立法，缺少強制性政策；托育經濟政策上，財政投入不足，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缺少福利性的托育政策；托育時間政策上，母親產假時間較短且缺乏彈性，缺乏父親產假政策。對此學者們也提出改進意見。在托育供給政策上，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增加托育機構供給、建立多元化托育機制[6]；在托育經濟政策上加大財政支出、改善財政支出結構[7]。關于托育時間政策的研究相對較少，此方面的建議還有待補充。

（3）國外嬰幼兒托育政策及其啟示。我國研究者們關于嬰幼兒托育政策的研究還有較大一部分集中在借鑒其他國家政策，結合我國國情得到相關的啟示。近十年，學者們主要研究了日本、美國、瑞典等國家的托育支持政策。羅麗和洪秀敏對比中美兩國3 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的供需實踐，得到“建構以家庭為中心的政策支持體系”的啟示[8]。羅喆通過研究日本保育所政策，認為應將0～3歲嬰幼兒托育服務納入社會公共服務體系[9]。黃業佳研究了瑞典兒童撫育政策，獲得“兒童照顧服務的提供上應建立政府為主導，社區、學校以及社會組織參與的多元提供主體體系”的啟示[10]。

2.0～3 歲嬰幼兒托育服務研究。0～3 歲嬰幼兒托育服務是0～3 歲嬰幼兒托育研究文獻中占比最多的內容，主要包含0～3 歲嬰幼兒托育服務需求、托育服務的困境和解決對策等。

（1）0～3 歲嬰幼兒托育服務需求。當前學者們關于0～3 歲嬰幼兒托育服務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托育服務需求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劉強等人在調查中發現“有一半以上的家庭（59.1%）對3 歲以下嬰幼兒參與托育服務是持認可的態度，真正參與過托育服務的家庭有31.24%”[11]。曹軍民通過對重慶市萬州區0～3 歲嬰幼兒家長的調查得出有31.65%的家長有托育需求[12]。由此可知，在入托需求上，我國0～3 歲嬰幼兒托育服務需求比例總體不高且地區差異較大。尚子娟、鄭梧桐從群眾自身、市場和政府三個方面研究影響托育需求的因素。從群眾自身方面來看，影響因素包括幼兒的年齡、家庭收入以及父母學歷等；從市場方面來看，影響因素包括托育服務的價格、托育服務的便利以及托育服務的質量等；從政府方面來看，影響因素包括政策補助以及基礎配套政策[13]。李海鷗和朱珈瑩認為“國家、家庭和機構是影響嬰幼兒家長托育需求的三個主要層面”。國家層面主要包含政策上的支持和托育質量上的保障；家庭層面包含育兒理念、經濟情況、學歷水平和工作性質；機構層面主要包含機構的師資力量、環境設施、教育理念等[14]。

（2）托育服務的困境和解決對策。整理相關研究發現，我國托育服務的困境，首先是市場供需結構失衡。托育服務現有的資源不足以滿足嬰幼兒托育需求，普惠性托育服務供給不足[15]。其次是專業人才缺乏。托育服務行業專業人員缺口大[16]。再次是托育機構的管理有待進一步規范和改進。到目前，關于托育機構的管理，工商部門承擔注冊任務，機構自身內部管理和評估沒有統一標準。根據現階段托育服務遇到的困境，學者們也提出了相關建議。第一，大力發展普惠性托育服務，支持普惠托育服務事業發展。第二，提供多元化托育服務模式。第三，發揮政府主導和監管作用。第四，加強托育服務師資隊伍的建設。

3.0～3 歲嬰幼兒托育服務人才培養研究。0～3 歲嬰幼兒托育服務人才培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托育服務人才供給現狀、高職院校托育服務人才培養的困境以及托育服務人才培養模式的探討?，F階段，我國托育人才總體數量嚴重緊缺，專業背景欠佳、學歷層次較低且人才隊伍穩定性較差[17]。高職院校目前也面臨著由于不明確的托育專業標準、不足的高質量師資隊伍、不完備的教學資源所帶來的困境。對此高職院校一直在進行托育人才培養模式的探究。就目前的研究而言，關于托育人才培養的模式主要有校企合作人才培養模式、“學前教育一體化”培養模式以及“教醫融合性”培養模式。雷艷佳立足于“托幼一體化”的背景，提出整體規劃“大學前教育專業群”，構建“醫養教”同步的新型課程體系，深化校企合作模式和改革“雙導師制”[18]。殷媛媛從學校微觀層面出發，提出“樹立市場導向的招生與就業理念，借鑒國外托育課程體系建立本土化課程模式，行業參與教材資源建設等”[19]。

三、研究結論與展望

近十年來尤其是近四年我國學者對于0～3 歲嬰幼兒托育的重視程度逐漸增加，研究內容也逐漸豐富。學者們對于0～3 歲嬰幼兒托育服務體系的建立和早期教育關注度很高，但是目前0～3 歲嬰幼兒托育的研究還需進一步加強和深化。

第一，在研究機構和研究作者上，雖然發文數量在逐漸增長，但對于0～3 歲嬰幼兒托育的研究目前還只是存在于小群體之間，機構之間的合作以及作者之間的合作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第二，在研究內容上，目前的研究熱點主要是0～3 歲嬰幼兒托育相關政策研究、0～3 歲嬰幼兒托育服務研究和0～3 歲嬰幼兒托育服務人才培養研究。整體來看，0～3 歲嬰幼兒托育的研究內容覆蓋面比較廣泛，但是研究內容較為分散而且不夠深入。關于托育服務體系的構建主要是從宏觀層面進行探討，對于托育服務的具體實施和保障的研究有待加強。就托育服務來說，學者們不僅要研究家長對托育服務的需求，而且要評估目前市場上托育服務的質量。雖然普惠性托育得到足夠的關注，但普惠性托育的實施效果如何還需進一步商榷，后續研究中學者們可以在部分地區甚至全國范圍內通過調查法探究實施效果。此外，目前對于托育服務人才培養的研究還是薄弱之處，相關研究較少。但部分學者提出的校企合作人才培養模式經研究證明是可實施且有效果的。這種模式充分利用校外資源，為學生提供了良好的學習和實踐平臺，對提升學生的實踐能力、專業素養與社會競爭力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后續在托育服務人才培養的研究上可進一步深化研究這一模式。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偏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不足。依據所搜集的文獻發現，研究者們更多的是從經驗出發對于0～3 歲嬰幼兒托育進行探討。部分定量研究的數據也大多是來源于局部區域的調查，缺乏全國性范圍的調查。所以，后續的研究可增加定量研究，增加數據上的分析和比較。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可增加全國性范圍的托育服務情況調查，從而獲得總體評估情況。

第四，在研究視角上，缺少多元化研究視角。0～3 歲嬰幼兒托育的研究涉及多學科的問題，理應屬于多學科領域的研究。但是目前對于0～3 歲嬰幼兒托育的研究視角主要聚集在學前教育學和人口學，而與嬰幼兒托育息息相關的社會學、醫學、心理學等視角很少。后續的研究可加強多學科交叉融合研究，與社會學、醫學、公共管理學等學科領域相互合作，這將有利于促進我國0～3 歲嬰幼兒托育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