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書籍：伯克利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明毛氏汲古閣刻本《歷代名畫記》版本源流及遞藏過程考辨*

鄭 豪 （1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伯克利加州大學歷史系）

1 問題緣起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 （簡稱《善本書志》）著錄唐張彥遠撰《歷代名畫記》十卷：

唐張彥遠撰。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一冊?？锔?8.7厘米，廣12.5厘米。半葉八行，行十九字，左右雙邊，白口，版心下鐫“汲古閣”。卷端題“唐河東張彥遠愛賓撰，明東吳毛晉子晉訂”。

……

此本所據系宋書棚本或明翻刻本，俟考。

鈐有“李文田印”白文方、“李棪敬贈”白文方、“馮鉅飛”朱文方印。有李棪手跋。[1]

筆者通過Berkeley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s查詢到館藏《歷代名畫記》在線電子版本[2]。然細查之下，發現該電子本除版式、卷端題字與《善本書志》描述相符外，未見鈐印和手跋。難道《善本書志》著錄有誤？筆者在伯克利東亞圖書館何劍葉、特藏部主任魯德修兩位老師的幫助下，得以親自閱覽東亞圖書館《歷代名畫記》原件，解開了上述疑問。通過對原件的觀察與分析，筆者不僅對該本所據祖本進行了考訂，而且還發現了《善本書志》未能著錄的重要內容。結合鈐印以及手跋，可以完整地復原一段長達百余年的漢籍流傳遞藏史。故筆者不揣冒昧，草成此文，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2 館藏汲古閣刻本《歷代名畫記》的物質形態特征與版本源流

伯克利東亞圖書館藏《歷代名畫記》實際上分為兩本?！渡票緯尽肺茨苤赋龃它c，以致造成誤會。兩本檢索號均為East Asian Rare；6100.1303 1600，但物質形態特征稍有差異。以下試詳論之。

一本一函四冊，十卷，善本編號6100 1303 1600 4v，原新增書目編號“東164415”（本文稱為A本）。A本匡高18.7厘米，廣12.5厘米。半葉八行，行十九字，左右雙邊，白口，版心下鐫“汲古閣”三字。卷端題：“唐河東張彥遠愛賓撰，明東吳毛晉子晉訂?！泵績跃矶蒜j有“今關天彭藏書之印”朱文長印一枚。無牌記。第十卷卷末有毛晉所做行書跋識。書衣藍色，藍色書套上有黃紙書簽一枚，但無文字。A本實為四本書的合訂本。除《歷代名畫記》外，按次序還有《后畫錄》一卷、《古畫品錄》一卷、《續畫品并序》一卷。三書版式、字體與《歷代名畫記》一致?！逗螽嬩洝肪矶祟}：“唐沙門彥悰撰，明海虞毛晉訂?！薄豆女嬈蜂洝肪矶祟}：“南齊謝赫撰，明毛晉訂?！薄独m畫品并序》卷端題：“陳姚最撰，明毛晉訂?！贝吮緸椤渡票緯尽仿┦?，但掃描后上傳至Berkeley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s。

另一本一函一冊，善本編號6100 1303 1600 cop.2，原新增書目編號“東301947”（本文稱為B本）。B本版式、字體、卷端題字與A本一致，同為明毛氏汲古閣刻本。無牌記。第十卷卷末有毛晉所做行書跋識。B本書套上無書簽，原有書衣已缺失，現存書衣為一青白色紙。翻開書衣，又訂進兩張護頁。本文將第一張護頁稱為護頁①，第二張護頁稱為護頁②。護頁①右端大字題：“子部藝術類?！逼湎码p行夾注：“揔目卷百十二書畫之屬?！弊蠖祟}：“歷代名畫記十卷?！敝虚g題：“唐張彥遠撰?！卑矗骸皳K目”即《四庫全書總目》，《歷代名畫記》收在卷一百十二子部藝術類一[3]。護頁①的文字顯據《四庫全書總目》題寫，字體與正文不相類，且紙張明顯不同，應為清乾隆以后增補。護頁②正面有題字三行，為《善本書志》漏收：

奉 慈命送呈

秉華宗兄惠存

弟鉅飛敬贈（朱文方?。?/p>

護頁②背面為《善本書志》所說李棪手跋。文字為：

《歷代名畫記》十卷，唐張彥遠撰。此崇禎刊本無序。據《提要》引《自序》謂，家世藏法書名畫，收藏鑒識，自謂有一日之長，故是玉述所見聞，極為賅備。前三卷皆畫論，自第四卷以下皆畫家小傳也。

香泉先生鑒存 李棪丁丑臘八（白文方?。?/p>

B本“歷代名畫記目錄”下，鈐有“李文田印”白文方印一枚。卷末毛晉跋文后，又鈐有“李棪敬贈”白文方印一枚。B本僅有《歷代名畫記》十卷，未附有他書。此本即《善本書志》著錄《歷代名畫記》十卷本。

《善本書志》“凡例”第二條：“本書志重在版本考訂，如一書之版本源流與異同，原刻抑或翻刻、初印抑或后印，稿、抄、校本之面貌與價值，均竭盡所能，予以揭示，以符于版本目錄之實?！钡渡票緯尽凡粌H未能揭示出館藏《歷代名畫記》有A、B兩本的事實，而且對B本的版本源流，僅言：“此本所據系宋書棚本或明翻刻本，俟考?！盵1]表述模糊不清。欲研究東亞圖書館藏《歷代名畫記》，必須先對它們的版本源流作出考訂。

首先，兩本有著共同的祖本，且同出一版。但B本應為原本，A本系原版刻基礎上所做的改訂重裝本。從前文敘述可知，A、B兩本版式、字體、卷端題字完全一致。所用紙張均為黃色竹紙，在裝訂上存在相同的錯誤，可知二本同出一源，所用雕版為同一版。卷二“論名價品第”條，第10葉b末“以晉、宋為中古，明帝、荀勖、衛”后，按理第11葉a始應接續“協、王廙、顧愷之”等文字，但A、B兩本在“明帝、荀勖、衛”所接的文字卻是“顧、陸、張、吳著名卷軸”。A、B兩本在排版時將第12葉放在第11葉之前，故造成錯版，致有此誤。這一錯版的發現證明A、B兩本應同出一版，有著共同的祖本。

盡管兩本在版式、字體、卷端題字以及錯版上完全一致，但B本為原本，A本系原版刻基礎上所做的改訂重裝本，改訂重裝的年代約在清末民初。理由有三。

① 文字。卷三B本“東塔院”“廷光白畫鬼神并門”“院西行南”等文字或缺失或漫漶不清，A本則補全上述文字。卷四B本“有天趣”三字中“天”字缺失，A本予以補全。卷九B本“圖姚”“宗試馬”文字缺失，“曹霸后自”四字或缺失或漫漶不清，而A本予以補全。卷十B本“滎陽人”三字中“人”字缺失，“恬”缺失，“處”字模糊不清，4卷本補全，“梁洽”中的“梁”字缺半邊，A本則予以補全?？梢夾本在文字內容上補訂了原B本文字缺失或漫漶不清的內容。

② 裝裱。兩本均為線裝。B本每卷末如無文字，則以下紙張盡皆缺失，無法構成完整的半葉，應保留了雕版的原始形態。A本則對此加以裝裱，另行用紙補全，形成完整的半葉。但補全的半葉與原有半葉紙張顏色、質地均不相同，顯系后人所為。觸摸兩本紙張，明顯感覺B本較薄，A本較厚（以至分為四冊）。實為A本在每葉中又襯以一張白紙（襯紙），為清代常用的連史紙，故觸感更厚。這都是A本在清代修補重裝的痕跡。重裝后的A本由一冊變為四冊，厚度增加。A本又在《歷代名畫記》后，訂入《后畫錄》 《古畫品錄》 《續畫品并序》三書，合訂為一書。A本的改裝合訂形式不僅與B本大異其趣，而且和同出汲古閣的《津逮秘書》本（本文稱為《秘書》本）也不相同。茲將A本所收書次序與《秘書》本第七集所收書次序比較如下：

從表1可知兩本存在兩點差異。其一，數量不同。A本收書4種，《秘書》本收書10種。其二，次序不同?！睹貢繁九判驗椤稓v代名畫記》第二、《古畫品錄》第三、《后畫錄》第七，A本將《歷代名畫記》排為第一，又把《后畫錄》置于《古畫品錄》之前，形成《后畫錄》第二、《古畫品錄》第三的次序。顯然，A本也不是直接從《秘書》第七集中單獨抽出的本子。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應是書商為了賺錢牟利，故意將一冊書改裝為四冊出售。此種擴充與改裝無疑改變了A本原貌，人為割裂了A本的原始形態。為了使拆分后的四冊厚度大致保持相同，改裝者又從毛氏汲古閣單刻本中，選出《后畫錄》 《古畫品錄》 《續畫品并序》三書訂在第四冊《歷代名畫記》第十卷之后，形成了既不同于B本、也與《秘書》本相異的本子。A本的差異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它的改訂重裝時間應在《秘書》本之后。

表1 A本和《津逮秘書》本所收書次序之比較

③ 線裝形式。A本有四個孔，是典型的“四針眼裝”。四個孔分成五段。一般而言上下兩頭最短，明和清前期中間三段的長度大體平均，有時最中間一段略短，清中期最中間一段縮得更短一些，清末民國時期則進一步縮短到只有上下段的一半[4]58。從A本的線裝形式來看，最中間一段縮短到上下段的一半。據此推定A本的改訂重裝約在清末民初。

其次，A、B兩本所據祖本應為明翻刻本而非宋書棚本。①字體。宋刻本多用歐體字，陳氏書棚本中后期的坊刻雖然筆道更轉瘦，但仍是歐體。A、B兩本均為方體字，與書棚本不相類。②版式。宋本多白口，單黑魚尾，書名、卷次在上魚尾下方，常用簡稱，左右雙邊，無書耳，無牌記。A、B本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無牌記?！渡票緯尽芬翟鱿妗峨p鑒樓善本書目》：“明翻宋本，十一行二十字?！泵鞣伪臼恍卸直?，計有《畫繼》《五代名畫補遺》 《圖畫見聞志》 《古畫品錄》 《續畫品錄》 《后畫錄》 《續畫品》 《貞觀公和畫史》 《沈存中圖畫歌》 《筆法記》 《圣朝名畫評》 《唐朝名畫錄》 《益州名畫錄》 《米海岳畫史》[1]，[5]16-17。A、B本半葉八行，行十九字，行格與嘉靖本《歷代名畫記》 （明翻宋書棚本）不同①韓剛從保留的唐宋俗字、字體、行款等多個角度考察后認定所謂的嘉靖本《歷代名畫記》 （韓文稱為“古本《歷代名畫記》”）“當為刊刻于淳熙、紹熙（1174–1194）文書令頒布且有效施行之前的南宋書棚本，該書棚本所據底本應為唐末五代寫本”，并從字形衍化的角度指出《秘書》本所據底本也為古本《歷代名畫記》。參看韓剛：《〈歷代名畫記〉宋本考略》，《美術學報》2015年第3期，第16–27頁。筆者認為嘉靖本應是據宋書棚本翻刻而來，保留了宋書棚本的基本版式和字體特征，但并無確鑿證據可證為宋本。[6]119-136。A本所附《后畫錄》 《古畫品錄》 《續畫品并序》均為八行十九字，也與明翻宋書棚本大異其趣?？梢夾、B本的祖本非但不是書棚本，而且也不是當時流行的明翻宋書棚本。③刻工姓名。宋書棚本沒有刻工姓名，A、B本亦無。但A、B本每頁版心下端有“汲古閣”三字。④刻書序跋和題識。A、B本均無宋書棚本的刻書序跋和題識，僅有一段簡短的毛氏跋語。然嘉靖時重刻書棚本《釋名》、覆刻書棚本《圖畫聞見志》，都將原有的刻書題識（“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刻印出來[4]70?？梢娒髦泻笃诘闹乜瘫?、覆刻本有此風氣。A、B本未見原序跋題識，僅有毛晉新添跋語，其祖本可能不是來自宋書棚本。從以上分析來看，A、B本的祖本應為明翻刻本，且與當時流行的十一行二十字明翻宋本不同。與其說“汲古閣所用校本當有今所未知的本子”[6]141，不如說所據祖本應是今所未知的另一明翻宋本。

最后，A、B本與《秘書》本并非同一本。就年代而論，B本為毛氏汲古閣原單刻本，年代最早；《秘書》本據B本重刻改訂，年代較晚；A本《歷代名畫記》部分與B本同出一版，后經人改裝，與汲古閣單刻本《后畫錄》 《古畫品錄》 《續畫品并序》3種合訂為一書?！渡票緯尽贩QB本為“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一般認為《秘書》本即等同于毛氏汲古閣本，在?？薄稓v代名畫記》時，諸家也徑直使用《秘書》本②目前學界通行的?？北局?，秦仲文、黃苗子點校本（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年）、范祥雍點校本（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年）、俞劍華注釋本（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谷口鐵雄編《校本歷代名畫記》 （東京：中央公論美術，1981年）、王菡薇、劉品《歷代名畫記注譯與評介》 （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均以《秘書》本為底本，長廣敏雄譯注本（東京：平凡社，1977年）則以《學津討原》本為底本。[5]17-18，[6]141-142。實際上《秘書》本雖源出毛氏汲古閣，但它與A、B本在性質上并非同一本?！睹貢分逃?，源自毛晉得到沈士龍、胡震亨輯《秘冊匯函》殘版。沈士龍、胡震亨曾輯刻《秘冊匯函》，后刻板被毀于火。胡震亨《〈津逮秘書〉題辭》：“余友虞山子晉毛君，讀書成癖，其好以書行，令人得共讀亦成癖，所鐫大典冊積如山，諸稗官小說家言，亦不啻數百十種，懼購者零雜難舉，欲統為一函，而余向所與亡友沈汝納氏刻諸雜書，未竟而殘于火者，近亦歸之君，因并合之，名《津逮秘書》以行?！泵珪x在崇禎三年（1630）得其殘版，增加閔元衡及自己所藏秘籍，匯編為15集，其中帶有毛氏跋語的書籍多達80余種，明確交代序跋時間者如表2所示。

表2 《津逮秘書》毛氏題寫序跋時間一覽表

《秘書》所收書籍序跋有兩個特點。其一，除《〈錦帶書〉跋》寫于順治六年（1649）外，其余均寫于崇禎年間，且大部分在崇禎三年（1630）以前，即毛晉得《秘冊匯函》殘版之前?？芍饲懊弦炎隽硕喾N零種書籍的校訂刊印。其二，序跋時間與集數先后次序不一致。特別是第一集所收《〈陸氏草木蟲魚疏〉序略》時間在崇禎十二年，遠遠滯后于第八集與第九集的題跋時間，符合孔毅所說《秘書》“目錄編定，全書集印，當是清初之事”。但孔氏以為“以前則只有單本或單集印賣”則不準確[7]?！睹貢犯骷}跋時間的混亂，可證全書集次的編排與集印的時間較為接近，應在清初。毛氏輯刻之目的是“懼購者零雜難舉，欲統為一函”，意味著在《秘書》輯刻之前，很多書籍以單刻本形式流傳，如第七集所收10種書中，《古畫品錄》 《續畫品錄》 《后畫錄》 《續畫品并序》都只有一卷十余頁，此種零星小種不合為叢書則易于散佚。毛氏汲古閣刊《秘冊匯函》殘本共17種，未收《歷代名畫記》，可見《秘書》本《歷代名畫記》應出自毛氏舊藏。B本可能就是毛氏舊藏《歷代名畫記》的單刻本?！睹貢繁驹谖淖中？鄙涎a正了B本的部分缺失。如卷一葉1a“敘畫之源流”條，B本作“古先圣土”，《秘書》本作“古先圣王”，顯然應以后者為是；又卷一葉26b“論畫山水樹石”條，B本作“知之者解頤，不知者拊”，《秘書》本作“知之者解頤，不知者拊掌”，從文意對偶來看，應以后者為是。此外，B本僅在卷五末尾有“歷代名畫記卷第五終”的文字，其他諸卷因其下紙張缺失未見?！睹貢繁久烤砟┚小皻v代名畫記卷第X終”的文字?！睹貢繁具€對B本中漫漶不清的一些字進行補刻，也改正了A、B兩本的錯版。從《秘書》本的成書過程以及它與B本的對勘來看，B本應是毛氏汲古閣舊藏單刻本，后據此訂正并收入《秘書》。直接說B本即“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無疑混淆了二者的性質。諸家?？眱H以《秘書》本為底本，不知《秘書》本與B本之異，故在?？庇浿幸参茨苤赋錾鲜霾顒e。

3 館藏汲古閣刻本《歷代名畫記》的流傳與遞藏

《歷代名畫記》本身并非稀見珍本，但東亞圖書館藏汲古閣刻本上有鈐印、手跋和贈語，記錄了書籍的流傳與遞藏過程，因而具有了特殊的意義和價值。以下分別敘述A、B兩本的流傳與遞藏情況。

A本流傳與收藏情況較為清晰且簡單。A本每冊卷端鈐有“今關天彭藏書之印”朱文長印一枚[8]，可知它為日本人今關天彭（1882–1970）舊藏。今關原名壽麿，號天彭，自幼在開辦漢學家塾的家庭長大，1901年后到東京學習詩文和中國學術。1918–1931年間長期居住在北京。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回到日本。在華長期居住期間，今關廣泛與熊希齡、陳寶琛、董康、蔡元培、胡適等人往來，一度還與魯迅交好[9]。他還大量購買漢文古籍和當代文獻資料，并前往多地游歷考察。他在北京成立今關研究室，撰述了30余種關于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學術、藝術方面的著作，如《支那人文講話》 （読畫書院，1919）、《支那商工業の変遷》 （支那研究室，1920）、《清代及び現代の詩文界》 （今関研究室，1925）、《清代及び現代の詩余駢文界》 （今関研究室，1926）等①關于今關人生經歷以及著述的情況，直接來自日本慶應義塾大學住吉朋彥教授以及東京大學陳捷教授2023年3月24日在伯克利舉辦的The Transformation of Sino-Japanese Culture under Modernity：Reconstructing the Imazeki Tenpō（1882–1970） Sinology Collection at the Berkeley Library國際會議上的報告，特致謝忱！。這里要特別提及的是他纂訂的《東洋畫論集成》2冊（讀畫書院，1915–1916），摘譯了《歷代名畫記》前三卷的部分內容。今關對中國畫論的興趣，應是促成他赴華后收購《歷代名畫記》的動因之一。A本為今關所得后，他在書上鈐印一方，以為收藏。1930–1932年，今關將A本在內的書籍收藏售與“三井館藏”（Mitsui Holdings），1937年成為“三井文庫”（Mitsui Library）的一部分。1948年，時任伯克利加州大學東亞細亞圖書館（即東亞圖書館前身）館長Elizabeth Huff派遣出生于東京的助理Elizabeth McKinnon前往日本采購書籍。在獲得“村上文庫”11 000冊圖書后，McKinnon又得知三井文庫共10余萬冊圖書正在出售。在校方的支持下，三井文庫10余萬冊圖書于1950年運抵伯克利[10]，A本隨即為伯克利東亞圖書館購藏至今。

B本流傳與收藏情況較為復雜。因為它輾轉于多人之手，留下了多處鈐印、題跋和贈語。B本鈐有3枚印章：“李文田印”“李棪敬贈”“馮鉅飛”。這三枚印章剛好記錄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三位著名人物。

李文田（1834–1895），字畬光，號若農、芍農，謚文誠，廣東順德人。清代書法家，蒙古史研究專家。李文田出身工匠家庭，父親早逝，由母親靠織補撫養成人。咸豐九年（1859）殿試高中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時年25歲。后出任翰林院編修、侍讀等，多次派放外地主持科考。同治十三年（1874），李文田聽聞慈禧太后意欲重修圓明園，故起草奏折進諫停止修園，暫停萬壽慶典。慈禧大怒，李乞歸故里。十年之后又回到京城，官至禮部、戶部侍郎。1894年，一度擔任京師團防大臣。1895年辭世，歸葬廣州城外白云山象牙峰。

李文田一生清廉正直，嗜好藏書，工書善畫。他隱居故里期間，主講廣州鳳山、應元書院。在廣州筑泰華樓，藏有秦《泰山石刻》宋拓本、漢《華岳廟碑斷本》宋拓本。1895年12月6日（農歷十月二十日），李在北京逝世。同僚兼好友翁同龢次日（7日）在日記中記載：

方飯，聞李若農于昨夕戌刻長逝，為之哽塞。本擬出城，腹痛數日不下，始下，氣衰矣，因偃臥良久[11]2901。

8日，在龍泉寺開吊，翁同龢未能參加。直到9日，翁同龢才在午后出城，前往龍泉寺吊唁。當天日記記載：

哭李若農，為之摧絕，若農身后蕭條，差囊盡買書矣。其子淵碩年十五，號踴如成人，可憐，可憐[11]2902。

日記中所說“淵碩”，即李文田六子。原名李孔曼（1881–1944），淵碩是他的字。李文田兒子中只有此子長大成人。李文田過世后，李淵碩將父親在北京的遺書典賣了部分，今收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其余部分則運回廣東，收藏于泰華樓。

李淵碩即B本題跋、鈐印者李棪（1907–1996）之父。李淵碩育有二子一女。長子即李棪，字勁庵，號棪齋，專長文字學與考古學，曾受業于羅振玉、蔡元培?？箲饡r期與葉恭綽等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箲饎倮?，李棪應邀到北平燕京大學任教。1949年移居香港，后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1969年退休后又回到香港，曾任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Hong Kong Chinese Centre，PEN International）會長，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任，在香港學界桃李滿門。李棪詩有“棪齋體”之稱，著有《棪齋詩稿》。又有《東林黨籍考》 《晚明分省進士考》 《遼東志校補》 《清代禁毀書目考》 《北美所見甲骨選粹》等著作行世。幼子李曲齋，早年師從葉恭綽，以書法馳名當代，曾任廣州市文史館代館長、廣州市書法協會主席等。結合李文田、李淵碩、李棪祖孫三代的經歷和B本鈐印來看，B本原為李文田舊藏，其后又由其子李淵碩、其孫李棪保管。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李文田不僅以晚清名宦知名于世，還因他的收藏與題跋引發后世的諸多爭論。其中最著名者當屬順德本《華山碑》風波和蘭亭論辯。而這兩件事又都與他的孫子、B本的收藏者李棪有關。

先說順德本《華山碑》風波。泰華樓的名字，源自李文田所藏兩種珍貴拓本：《泰山碑》和《華山碑》?！短┥奖窞槊魍夭煌暾?，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度A山碑》為存世所知四種宋拓本之一，因其為順德李文田所藏，故又稱為“順德本”。1932年，李文田之孫李棪到北平輔仁大學讀書。1936年1月，由于個人經濟出現問題，李棪開始向容庚借款，直接催生了順德本《華山碑》兩次抵押之事，釀成一場風波[12—13]。李棪為廣東順德人，爺爺李文田是咸豐己未（1859）科探花。容庚為廣東東莞人，祖父容鶴齡則是同治癸亥（1863）恩科進士。同出世家望族，兩人在北平期間過從日密，時常一起逛廠肆、看文物、談古籍，關系甚好。故李棪經濟困頓之時才向容庚求援。1952年，李棪遠赴英倫任教。1964年又回到香港。1973年，李棪將順德本《華山碑》捐贈給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再說蘭亭論辯。在書法史上，《蘭亭序》是否為王羲之所作，一直存在爭議。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第6期發表《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14]，再度引發《蘭亭序》真偽的大討論。追本溯源，蘭亭真偽討論的始作俑者正是李文田。光緒十五年（1889），李文田再度被任命為浙江鄉試主考官?？荚囃戤吅?，他由錢塘江下船，經京杭大運河返回北京。中途經過揚州，受到同年同榜登科進士張丙炎的接待。張丙炎（1826–1905），原名張世錚，字午橋，號榕園，一號藥農，江蘇揚州儀征人。張氏向李文田展示他收藏的《定武蘭亭》，并請李題跋留字。李文田的原跋手跡，后由汪宗衍于李文田之孫李棪處借出并刊發，經郭沫若引用后，引發了一場王羲之《蘭亭序》真偽的學術爭論，余波至今未歇[15]。

李棪作為李文田的后裔，又是文史專家，應該深知B本乃泰華樓珍藏的善本古籍之一，為何他會將之贈送給他人？答案恰恰就在護頁②背面李棪所書手跋之中。

李棪手跋署日期為“丁丑臘八”。查李棪在世期間（1907–1996），對應干支丁丑年的只有公歷1937年?！芭D八”應為農歷臘月臘八，折算為公歷1938年1月9日。李棪1932年由廣東北上，出發時將泰華樓所藏古籍善本、碑帖攜帶至北平，寄存在張次溪家中。B本在此時從廣州運到了北平。1936年，李棪從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所做畢業論文應為《東林黨籍考》。李棪在祖父李文田搜集資料的基礎上加以擴充，以明代天啟五年（1625）魏忠賢為大肆打擊、迫害異己而頒行的“東林黨人榜”為考訂對象，為榜中309人作傳。全書共分為“序文”“凡例”“列傳”“東林登科錄”四個部分。李棪完成該書后，將一份完整稿本交予鄧之誠舊藏。鄧之誠譽作者“能讀楹書”者，且多被參引。1957年，人民出版社以稿本為基礎，鄧之誠作序，整理出版《東林黨籍考》。此時李棪已身在域外。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2021年秋季拍賣會曾預展一份李棪《東林黨籍考》民國時期完整稿本，系鄧之誠舊藏，為市場僅見的李氏著作稿本[16]。

1936年畢業后，李棪一時未能找到合適的工作，經濟發生困難，不得不向他人借貸度日。上文所說李棪向容庚借貸以順德本《華山碑》作為抵押之事，即發生在這一時期。

李棪手跋中又有“香泉先生”之謂?！跋闳壬奔瘩T香泉。馮香泉（Fung Heung-tsuen，1875–1941），又名馮江元，廣東南海人，香港富商。1844年前后，他在香港與郭君梅創辦瑞吉銀號，以資本雄厚、業務穩健見稱，乃著名華資財團之一。經營半個世紀后，瑞吉銀號突然于1931年宣布收盤[17、18]。除經營生意外，馮香泉還是一位愛國人士，熱心于教育事業。1922年，他的故鄉南?？h擬停辦南海中學而改辦師范。經多方爭執，南?？h決定保留南海中學，但不再為其撥款。馮香泉遂與旅港南海商會首腦李右泉成立南海中學校董會，在其后的30余年中，負責籌措全部辦學經費，在當地傳為美談[19]。

1939年11 月田洪都代李棪贖回順德本《華山碑》之前，李棪的經濟情況并未得到改善，陸續抵押或出售祖父李文田的手稿及藏書。正是在這一時期，B本經李棪之手轉至馮香泉處。1938年1月9日，李棪向香港富商、廣東同鄉惠贈B本，恐怕也是想借此贈送之機，與香港富商拉近關系，以期能夠得到馮香泉的經濟援助。此外，李棪之所以愿意向香港富商贈書，恐怕還與他祖父的殊勝因緣有關。李文田隱居廣東期間，曾與香港商人有所往來。李經常前往香港，有時甚至肩負公務。外交家張德彝于光緒六年（1881）到港，晚宴曾與李文田、李陞會面。李陞為廣東新會人，因主辦合法的鴉片貿易而成華人首富。光緒七年（1882），李鴻章留意到廣東鴉片捐稅過高，走私盛行，因此委托李文田前往香港，再度與李陞會面。光緒十七年（1892），李文田回到北京。在他親自編撰的藏書目錄序言中說：

現在（將書）帶到天津紫竹林，借貯怡和洋行上等貨棧，此地外不近火，內不到人，又經托該行司事人照料，已將箱內書目抄出，可備日后稽查也[20]。

怡和洋行即英國著名老牌渣打洋行。李文田愿意將藏書寄存在銀行，又與“司事人”相熟托為照料，想來應該與他長期在港的經營不無關系。作為李氏后裔，李棪在窮困潦倒之時主動向香港富商示好，應與他祖父在香港的經營與人脈有關。

B本歸馮香泉所有后，一直在馮家收藏。后馮香泉三子馮鉅飛將它贈予同宗兄弟馮秉華（Ping-Wah Fung，1911–1981）。馮秉華出身香港世家望族，于1934年獲頒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文科學士學位[21]。曾任廣東新會景堂圖書館館長、首屆中文學會司庫、香港大學中文學會發起人之一。父親馮平山（Fung Ping Shan，1860–1931），廣東新會人，曾創辦兆豐行經營海味雜貨，開辦維吉銀號、亦安銀號，又創辦東亞銀行，是東亞銀行第一批入股股東及董事[22]。今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即以馮秉華之父命名，于1932年12月14日開館[23]。馮平山育有3個子女：馮秉華、馮秉芬、馮秉芹。其中馮秉芬（Sir Kenneth Fung Ping-fan，1911–2002）為前東亞銀行董事兼香港中文大學創辦人之一。按照馮鉅飛的說法，他遵照母親黃夫人的意愿將B本送與馮秉華。正因如此，該書才沒有和馮香泉的其他藏書一起入藏香港中文大學。1963年2月26日，馮鉅飛將3544冊古籍善本全部捐給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次日《華僑日報》專文刊發報道：

故紳馮香泉哲嗣馮巨（按：原文如此）飛珍藏古籍一大批昨贈予聯合書院

合計三千五百四十四冊

（國際社）本港已故太平紳士馮香泉老先生之哲嗣馮巨飛，為紀念其令先慈黃太夫人，特將其家藏珍貴古籍一批，共達三千余冊，贈給聯合書院。該院院長鄭棟材，除耑函馮氏致謝外，并飭該院圖書館從速辦理該批書籍之編目工作，俾得早日闢室專藏，以供閱讀，并將在此書庫內，懸掛馮母黃太夫人遺照，以彰盛德，永留紀念。

查馮氏贈予聯合書院之書籍，全部均為線裝古本，計叢書類：《湖海樓叢書》《昭代叢書》《漢魏叢書》《海山仙館叢書》《唐代叢書》《安吳四種》《正誼堂叢書》《士禮居黃氏叢書》《說郛》等等?？偧悾骸端挝蔫b》《金文最》《元文類》《明文在》等、以及與廣東學者有關之文獻，如：《學海堂四集》《朱九江先生講學記》《南?？迪壬鷤鳌返?，總共三千五百四十四冊，其中尤以后者為治粵學者不可或缺之資料，其價值之貴重，可以想見。

馮氏此舉，對孝道之實踐，固已足資楷模，其協助發展本港高等教育之熱忱，尤為可貴之榜樣，亦足見僑港國人中有識之士，對將來中文大學，以及保存發揚我國固有文化期望之殷切。[24]

另據A、B本入藏時的目錄卡片，帶有“CU-E 62–516”字樣，可知目錄卡制作于1962年。因此馮鉅飛贈B本給馮秉華、馮秉華將B本售與伯克利之事，應發生在1962年之前。否則B本就會和馮氏的其他藏書一起贈予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此外香港中文大學還收藏有全港最多的甲骨，其中包括由鄧爾雅（容庚是他的外甥）之子鄧祖玄捐贈中大聯合書院的44版，以及李棪惠贈中大文物館的27版[25]。若非當日李棪將B本贈予馮香泉，香泉之子馮鉅飛又將其贈予馮秉華，恐怕B本會和那27版甲骨一樣，入藏于香港中文大學。至于B本為何會從馮秉華處流入伯克利，由于文獻缺失，已無從詳考。

回顧B本的流傳與遞藏情況，本文得以揭示并復原該書歷經李文田、李淵碩、李棪祖孫三代以及馮香泉、馮鉅飛、馮秉華同宗三人的傳承，自廣州至北京，再轉至香港，最終在伯克利落腳的漫長歷程。B本輾轉眾手，顛沛流離，進行了一場長達百余年、穿越時空的書籍之旅。

4 余論：流動的書籍，文明的禮物

通過親自檢驗和研究，筆者得以重新審視伯克利東亞圖書館藏《歷代名畫記》A、B兩本的地位和價值。A本自汲古閣流出后，輾轉歸于日本人今關天彭，后入藏三井文庫，最終落戶美國伯克利。相較而言，B本的流傳遞藏情況更為復雜。結合鈐印、手跋以及贈言，本文完整地復原一段歷經兩姓三代六人、長達百余年、跨越穗京港美四地的漢籍流傳遞藏史。

從書籍生產、流通、遞藏的過程來看，伯克利東亞圖書館藏《歷代名畫記》A、B兩本可稱得上是“流動的書籍”。無論是A本還是B本，它們都輾轉于眾人之手，在創作、生產、流通、接受和流傳各個環節吸引了不同的人士參與進來。這其中既有精英式的文化收藏，又有商業化的文物往來，在“交流循環”（communications circuit）中實現著主體的變換[26]。A、B本多元、動態的流傳過程，以書籍為中心形成一個人際圈，縱向上跨越百余年，橫向上囊括陸、港、日、美兩洲四地。書籍的生命歷程及其影響構成一個“運行系統”[27]。A、B本在此運行系統中不僅僅是知識傳播的媒介，更是塑造人際關系、傳播古典文明的手段。A、B本作為“流動的書籍”，將中國人用漢字書寫、在中國刻印的古籍散播到殊方異域，擴大了中華文化的影響力，進而成為全人類共有的文明財富。作為文明的禮物，伯克利東亞圖書館藏《歷代名畫記》的流傳與遞藏，不啻是知識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典型案例[28]。

（本文寫作得到伯克利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何劍葉、特藏部主任魯德修（Deborah Rudolph）兩位老師的支持和幫助。馮氏家族考證以及《華僑日報》材料，承蒙陳曉平老師幫助考訂及代為尋檢。版本討論得到王春偉兄及丁新宇兄指正。特致謝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