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平衡視角下近十年城市綠地研究現狀、熱點主題與演進趨勢

楊思藝 孫新旺

（南京林業大學風景園林學院，南京 210037）

存量發展與國土空間規劃交織背景下，城市用地趨于集約高效建設。作為可以反映人地關系的量化研究，城市綠地供需平衡是城市空間公平正義重要的研究內容之一，有助于城市綠地空間布局優化和品質提升，持續增進民生福祉。借助CiteSpace軟件，對國內外近十年城市綠地供需平衡相關研究從起源、現狀熱點及未來趨勢等角度進行分析，厘清發展脈絡。分析結果表明：研究成果呈現三個階段，2017年起穩定上升；當前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綠地可達性、尺度效益與空間分異、多元與異質群體需求、公平正義等方面；未來可以從供給側規劃轉向需求側優化、綠地單元從城市到社區延伸、互通多元化與綠色場景化呈現、供需平衡向匹配轉換等方面深化研究。

城市綠地；供需平衡；供需匹配；進展

隨著城市建設進入存量發展時代，城市綠地增量捉襟見肘，但城市綠地建設不平衡、供需不匹配等問題仍然突出[1-3]。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要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建設戰略，使更多人民群眾享有更高品質的城市生活，推動城市空間結構優化和品質提升，提高包括綠地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4]。20世紀60年代西方城市出現的非正義問題引起社會對城市空間公平正義的關注，城市綠地作為一種重要的公共空間，開始引入經濟學中供求關系的概念，開展供需平衡研究。城市綠地供需平衡是指在一定區域內城市綠地服務供給與居民需求在數量、空間、功能等維度達到平衡狀態。通過供需空間辨識、質與量的評估、動態影響機制、均衡及空間匹配分析[5]，識別城市綠地配置的關鍵點位，為城市綠色服務效率提升和資源分配提供科學依據。

近十年來，國內外對城市綠地的綜述類研究主要關注了空間正義[6-8]、適老性[9-10]、小尺度綠地[11]等人本層面的社會服務功能[12-13]。人民城市建設理念深入人心，從供需平衡視角進行城市綠地建設研究正是這一理念的集中體現。相關成果主要包括：（1）供需匹配測算模型搭建。2014年綠地供給與居民需求的相互作用關系成為城市綠地供需研究的重要內容，普遍采用不同權重的多準則分析方法搭建模型，以可達性、服務范圍等為供給指標，以城市人口數據和地區發展水平為需求指標，對城市綠地供需關系進行評價[14-15]。2017年后開始引入資源經濟領域的閾值模型、耦合協調模型等反映城市綠地整體供需匹配情況[16-17]。（2）需求群體分類細化。受社會分異影響，2015年城市綠地供需研究演化出關注老年人、兒童[18-19]等弱勢群體的分支方向。隨著研究不斷成熟，近兩年開始出現以“全齡友好”為目標，精準匹配不同社會群體需求與城市綠地供給，兼顧少數群體與大眾需求的實踐探索。（3）聚焦使用者單方面需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城市綠地供需研究從健康福祉[20]、文化教育[21]等社會熱點出發，以更加具體、細致的視角探尋城市綠地供給缺口，對綠地建設提出功能、設施方面等更具針對性的建議。

當前，城市綠色空間公平已成為環境正義研究的熱點話題之一[22]，而供需平衡作為重要的發展階段，關系到城市綠地空間公平正義的未來發展。鑒于此，本文通過梳理國內外供需平衡視角城市綠地的相關研究，厘清發展脈絡與理論淵源，分析研究熱點及未來研究趨勢，以期深化對城市綠地供需平衡的認知與豐富綠色公平空間的理論體系。

1 基本統計分析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做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決策，城市綠地研究因此得到更高層面的重視。加之2013年以前圍繞城市綠地供需開展的獨立性研究相對較少，多為實地項目介紹，缺乏深入系統的科學性研究和借鑒價值。因此，本文借助CiteSpace軟件，時間跨度設置為2013年2月-2023年2月。英文文獻以“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為檢索媒介，以“主題=green space or greenspace or park or parks or UGS or green infrastructure AND supply or demand or provision AND urban or city”“文獻類型=Article”“來源類別=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XPANDED）AND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進行高級檢索。同理，在中國知網（CNKI）中以“主題=（公園+綠地+綠色空間）*（供需+供給+需求）”為檢索詞進行精準匹配檢索。最終得到有效文獻中文176篇、英文382篇。以文獻題目、來源期刊、關鍵詞、摘要等關鍵信息作為主要內容，對近十年供需平衡視角下城市綠地研究領域文獻進行分析。

1.1 發文趨勢

國外供需平衡視角下城市綠地發文情況大致可分為：（1）理論探索期，2013-2016年文獻發表數量較少，在早期綠地供給或需求單方面研究成果影響下，一些學者開始對城市綠地供需匹配關系展開探索；（2）蓬勃發展期，2017-2020年國外發文量大幅提升，2020年發文量增幅最大達175%；（3）穩步調整期，2020年后國外研究進入穩步上升階段，年發文量增長率放緩。國內研究拐點比國外晚兩年左右，整體走勢為：（1）經驗借鑒期，2013-2015年國內發文主要圍繞國外經驗分析開展，城市綠地供需研究開始萌芽；（2）成長培育期，2016-2019年國內發文數量開始增加，但漲幅不大，尚處于打牢基礎的探索階段，研究方向大多參照國外成果；（3）發展轉型期，2020年同期受國外研究影響，發文量有小幅上漲趨勢，后又趨于平穩，于2022年出現研究高峰（圖1），理論研究實現本土化，更加具有中國特色。整體而言，該領域研究呈上升趨勢且尚處于研究熱點，未來仍將持續穩定發展，有很大研究空間。

圖1 發文趨勢Fig.1 Posting trends

1.2 研究區域、機構及作者

分析文獻研究區域可知，中、美、德三國關注度較高，呈三足鼎立態勢（圖2）。因發達國家城市化水平更高，德國、英國等歐洲國家最早提出這一主題的研究，2018年后擴散至中國、美國、日本等國，引起一系列研究熱潮。盡管國內相關研究發文量最多占比47.12%，但中介中心性（0.36）次于發文僅占10.47%的德國（0.45），這表明雖然近年來國內在該領域學術影響力有一定提升，但與其他國家的聯合研究仍相對較少，未來仍有提升空間。

圖2 研究區域分布圖Fig.2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the study area

發文作者多來自科研機構與高校，早年間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t zu Berlin）與德國Helmholtz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Research（UFZ）等機構形成研究聚落體系，推動了該研究的蓬勃發展（圖3）。中國則是近年來產出最主要的國家，其中，中國科學院（Chinese Acad Sci）支持了25篇文獻研究，位居第一。作者分析顯示，所有作者中心性均為0，尚未形成以某一作者為中心的研究團隊，表明目前以個人研究為主導，學者之間缺乏合作。

圖3 研究機構分布圖Fig.3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2 研究熱點與主題演進

城市綠地社會服務供需平衡將綠地空間布局和社會實際發展情況分別作為供給端與需求端進行匹配研究[23]。其中供給能力常用綠地數量、空間規?；蚩蛇_性等表示，需求方面則多側重使用者主觀偏好與行為研究，隨后借助數理統計分析或地理信息疊加可視化，得到城市綠地社會供需評價的最終結果，為優化提供指導依據[24]。在此研究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可達性與公平性為代表的效應評估研究、尺度分異的空間布局研究以及關注多元需求與異質群體的功能價值研究三大維度。在國內外相關文獻CiteSpace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和聚類圖譜中，表現出極高的中介中心性和聚類緊致度（圖4，圖5），是城市綠地供需研究的重要組成內容（表1）。

表1 重要聚類及關鍵詞對照表Tab.1 Important clustering and keywords comparison table

圖4 國內關鍵詞共現圖譜Fig.4 Graph of domestie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圖5 國外關鍵詞共現圖譜Fig.5 Graph of foreign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2.1 效應評估維度：可達性與公平性

可達性和公平性研究因能較好反映綠地的空間布局和服務水平成為近年供需研究常用的評價指標[11]?？蛇_性研究指的是使用者時空條件限制下從一般居住地到達城市綠地的難易程度，重點反映了城市綠地供需研究的空間分布情況；公平性則在此基礎上綜合多因子要素測度了城市綠地供給及使用者需求匹配程度，相較可達性而言擴展了效應評估的指標層級。

2.1.1 可達性

城市綠地可達性研究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經過30多年的研究分析，已經分化出多種適用于不同情況的研究方法：早期以緩沖區分析和網絡分析為代表的研究方法，側重從綠地自身的數量及空間特征出發測算城市綠地的供給水平；費用加權距離等方法則通過設定供需雙方在此過程中產生的相對阻力，從而確定前往各類綠地的真實時間、距離、費用等成本，但仍缺少需求側方面的測度指標。

2014年后的城市綠地可達性研究，依托ArcGIS平臺，開始轉向以“人地關系”為核心的供需匹配研究，并隨之建立了多種數據模型。如從供給層面而言，可采用Huff模型以綠地面積及時間成本計算得到的吸引力及預期訪問量，確定城市綠地的服務水平[25]。而以街道為基本研究單元的兩步移動搜索法及引力模型[26]，以各綠地面積及服務半徑為供給指標，以單元內居民人數為需求指標，參照距離衰減規律，對各單元的綠地供需狀況進行評價，實現了以綠地為中心到以人為本的轉化。以上幾種目前常用的可達性研究方法，其本質都是以人口數量反映使用者的需求能力，以城市綠地的面積、到達距離等代表供給能力，對于可達性及人口密度進行匹配性分析，從而得出城市綠地的供需水平。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往城市綠地可達性分析“重供給、輕需求”的研究狀況，但其所采用的人口數量及綠地面積等指標相對粗略，無法反映出當前城市綠地真實的供需矛盾問題。

2.1.2 公平性

公平性早期經歷了數量均等、布局均衡等階段，普遍采用基尼系數和洛倫茲曲線進行各區域綠地的縱向比較和同一地區不同時間段的橫向比較[14,27]，以區域內常住人口為測度指標忽視了使用內部的群體異質性。隨后轉入的探尋城市綠地需求差異的社會公平階段，大致可分為兩個方向：其一，從人口結構細化需求側相應指標，此類研究利用區位熵[28]等方法分別測算不同年齡層次和收入水平群體所對應的綠地需求，著重關注老年人、外來人口等弱勢群體能享有的綠地服務及供需匹配程度。其二，針對以往研究僅側重評價城市綠地某一方面供需合理性的問題，現主流研究常獨立選取綠地公園供給能力和居民需求能力目標層，其下分設人口密度、土地利用、交通組織等多指標層評價因子，建立AHP、耦合協調等多源數據評價模型[16,29]，以求反映城市綠地復雜綜合的真實服務情況。

2.2 空間布局維度：尺度效益與空間分異

空間布局是城市綠地社會供需匹配研究的落腳點。供給側視角下的城市綠地布局，一般以人口指標衡量居民需求分析規劃的合理性，多從城市/區域尺度開展研究。而城市綠地需求研究以“城市居民”為主體，一般在公園和社區尺度，分析居民對綠地的使用偏好和特征[23]。這種由于研究尺度不一而導致的城市綠地空間分異不斷加劇及其產生的社會效應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城市綠地的空間匹配成為近年來研究熱點之一。于2016年開始生成典型聚類，2021年COVID-19影響使用者出行范圍大幅受限，以社區公園為主要研究對象又形成了一批新的研究熱點（圖6）。

圖6 國外關鍵詞聚類時間線圖Fig.6 Timeline of foreign keywords clustering

2.2.1 廣域尺度

遙感技術的興起促進了大尺度區域的城市綠地供需研究，分別以人口密度與綠地數量、布局為供需測度指標，通過InVEST、ARIES等模型，分析獲得城市綠地供需關系[24]。城市居民日益增長的綠色空間需求和空間分異影響，促使部分學者從多尺度角度對城市區域綠地系統內不同類型綠地進行供需平衡探究，以求獲得更加精準的優化建議。結果均表明各尺度城市綠地差異顯著，且街道和社區等小尺度層面的綠地存在較大供需缺口[30-31]。這種以多規模分類提供綠地評價的研究方法，放大了使用者的日常生活環境，直接展示了綠地細節的缺失，為下一步精細范圍內實現城市綠地供需平衡提供理論研究基礎。

2.2.2 社區尺度

在前者研究成果影響下，城市綠地建設開始趨向精細化發展，“社區園藝運動”“志愿者綠地治理”等實踐探索推動了社區層級的綠地供需研究。效能驗證時期，肖希等[32]使用Fragstat軟件選擇綠斑密度（GPD）等空間綠量評價指標探討了城市綠地空間尺度與使用效率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面積小、形態靈活的小微綠地更能滿足居民日常使用綠地的心理需求。小尺度綠地的供需關系評估，其主要變化體現在需求側數據的獲取，除人口密度等客觀指標外，加入問卷調查、專家矩陣以及基于單位服務功能的價格法處理得到的數據，更能體現居民實地訪問綠地時的主觀偏好[33]。國內在2017年以前針對該方面研究多以借鑒歐美國家成功案例為主，2017年后以上海、武漢為代表的城市，開始進行中國本土的實踐性研究，社區生活圈[34]視角下的綠地研究應運而生（圖7）。按照“5-10-15 min”步行時間層級細化的基本研究單元，為日后小尺度城市綠地供需平衡發展提供了研究平臺。

圖7 國內關鍵詞聚類時間線圖Fig.7 Timeline of domestic keywords clustering

2.3 功能價值維度：多元需求與異質群體

上述城市綠地社會供需研究多是基于休閑游憩這一基本服務功能，其他為城市居民帶來的潛在惠益（國外稱為或有價值）以及不同群體的異質性需求尚未考慮其中[11]。在此背景下，交叉學科研究以健康福祉、當地氣候等為需求指標，重新審視綠地價值及前沿創新下的綠地供需匹配演化特征[23]。如國外聚類分析顯示，綜合健康主題研究于2017年初步形成，進幾年熱度持續攀升，已經成為城市綠地供需研究的前沿話題。群體異質性及用戶偏好等話題自產生也一直保持著相對均衡的發展速度，是城市綠地供需較穩定的研究主題。

2.3.1 群體分異

城市綠地社會供需研究初期多采用公共空間環境評價（EAPRS）和鄰里綠色空間測量工具（NGST）等方法獲取服務范圍內居民整體使用情況[35]。研究對象呈均質性，忽視了不同類型人群的需求差異，且通用方法主觀臆斷性較強，缺少科學依據。群體分異研究最早由國外提出，著重關注社會經濟隔離、貧富差距逐漸拉大下不同收入群體和族裔的綠地供需情況[36-37]，以及兒童、老年人等弱勢群體綠地可獲可達及需求匹配等研究。國內則因國情不同僅引入了弱勢群體、社會經濟發展等研究理念，其中又以適老性研究為主要方向，近幾年開始由學者對兒童視角下的城市綠地供需情況展開研究[19,38]。在此期間衍生出PANAS量表、視覺模擬評估（Visual Analogue Scale）等方法，有效測量了綠地使用者的情緒變化[39]，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前期研究科學性不足的問題。

2.3.2 功能復合

城市綠地需求涉及精神認知等多種非物質層面服務，主觀意愿較強，存在明顯的景觀異質性和供需的時空異位性，難以量化分析。相較于供給側，需求層面的量化研究仍處于探索發展階段，還沒有形成普遍認同的指標架構體系。在此背景下，開始有學者從社會熱點需求出發審視綠地供需的匹配程度，以求確定更具參考價值的評價指標。例如在健康方面，肖華斌、李智軒等[20,40]運用問卷調查方法和結構方程模型驗證了城市綠地供給與公眾健康的關鍵性指標，從人均綠地面積等較為簡單的量化值轉向運動設施數量類型、綠色視覺暴露等精確測度。

城市綠地社會供需與氣候正義間的跨學科研究則以國外研究為主導，大多希望通過模型研究，構建生態系統文化服務與生態服務匹配的橋梁，從生態因子方面為城市綠地社會服務供需建設提供更加全面的科學性指導。例如Baró[41]提出利用環境質量標準（EQS），選取空氣凈化、溫度調節和氣候調節因素，識別城市綠地與人民福祉匹配。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略顯不足，目前停留在綠地對城市氣候影響的效應研究階段，尚未形成氣候因素與社會供需研究結合的主流意識。氣候環境主題自2014年生成，盡管近年來熱度有所下降，但受日本核廢水排污及大量極端氣候事件影響，未來有關這一主題的探討勢必會成為城市綠地供需研究的新勢頭。

3 未來發展趨勢

2018年以前供需平衡視角下的城市綠地研究以國外研究為主導，2018年后國內該領域研究增多并形成了本土化特色。效益評估方面，早期國內研究借鑒國外網絡分析、兩步移動搜索等主流方法開展實地評價，近些年分化出引進經濟領域耦合協調、份額指數的模型研究；國外則在早期研究基礎上運用條件估值法綜合測度綠地的使用價值，并開發出了InVEST、SolVES等一系列可進行生態、文化功能交互的模型?？臻g布局方面，國內外受城鎮化影響在不同時期均經歷了街區/街道等小尺度層面的綠地供需探索，如國外的宅旁花園（garden）、藍綠空間（blue-green space），國內的社區公園、濱水綠地等，但現有研究無法涵蓋大多數綠地類型，因此無法生成較為完善的分類研究，是未來供需研究值得探討的方向。功能價值方面，國內外從異質群體的偏好和多元訴求出發測算使用者真實需求，國內延續國外早期研究更加關注居民健康福祉，國外則對氣候環境有更多研究，并走向生態系統文化服務的能力評估階段（表2）；關于群體分異的研究，國內著重考慮了老年人、兒童等弱勢群體使用城市綠地的情況；國外除年齡因素外，還從不同收入群體、族裔和殘障人士視角展開了相關研究?；谏鲜鲅芯炕A，國內未來的城市綠地供需平衡研究應從以下4個方面展開（圖8）。

表2 關鍵詞突現表Tab.2 List of keywords emergencies

圖8 熱點主題與未來研究趨勢Fig.8 Hot topics and future research trends

3.1 存量發展：供給側規劃轉向需求側優化研究

當前城市化進程下，大部分城市基礎規劃已經完成，鮮少再有完整空白的城市綠地系統性籌備建設。而已有城市則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不同的階段性問題，如何依據特征需求與問題導向，調適綠地空間布局，成為目前城市綠地建設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42]。加之近年來國土空間規劃實行“多規合一”，明確專項規劃可結合實際選擇編制類型和精度“缺什么，補什么”[43]，綠地建設正面臨從過去注重數量、規模到現在關注質量和內涵的轉型。

然而，早期城市綠地供需研究因需求側主觀性較強等原因，尚未形成業界統一認可的評價體系。雖然受全球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及環境污染危機影響，當前社會供需視角下的城市綠地研究掀起了居民健康、氣候變化、防災防疫等城市綠地需求方面的研究熱潮，但內容多以影響機理等證明性研究為主?？傮w而言，需求測度的指標確定仍處于探索階段。未來城市綠地供需研究應加強與城市綠地管理層面的協同參與，參考供給側評價體系，結合現有研究方法，如選擇實驗法（Choice Experiment）、條件估值法（CVM）等[44-45]，提供一套多數學者認可的綠地需求量化標準。鼓勵已經過科學檢驗的非傳統評價準則參與到評價體系構建中，可采取專項規劃等方式，加強城市綠地建設的靈活性與適地性，提升綠地規劃研判性，不斷增強城市綠地抵御沖擊、保障居民需求的能力。

3.2 多級互動：綠地供給從城市到社區延伸

針對由大刀闊斧建設到精準型優化的發展趨勢，城市綠地供給應秉持“繡花”精神，宏觀著眼與微觀著手，基于分級響應原則，多層級完善城市綠地布局，構建市—區—社區三級綠地規劃有效傳導體系。在特定尺度和范圍內，有針對性地做出應對策略。

一方面著力推動宏觀的城市綠色格局優化研究，按照綠地規?；蚬δ艿忍匦詷嫿ā白酉到y”，形成更加穩固、組織性更強的復合結構，支持城市綠地系統這一復雜的“大系統”的高效運轉[46]。另一方面發揮小尺度綠地對供需匹配的積極效益，從微觀著手細化城市綠色肌理[47]。按照降低競爭效應原則，遠離大體量公園設置小微綠地。除此外，因其作為居民綠色訴求最直接的服務對象，應以高于其他層級綠地的測算精度衡量實際需求，為市民日常生活提供可就近服務的高質量綠地。并與綠地可達結合，打通綠地“毛細”系統，避免綠地供給破碎化，以各處小微綠地聯通實現綜合公園服務分散代償[48]。同時踐行基層機制有效評估綠地供給能力，實現雙向互饋，從多尺度視角出發，滿足各層級綠地耦合需求。

3.3 人地協調：多屬性需求銜接綠地集約化供給

全方位識別、挖掘社群差異及行為差異需求，針對年齡結構斷層等極化問題，重點關注弱勢群體訴求，同時兼顧其他使用者的個性化需求，通過群體利益協商實現綠地全齡探索與人人均好[49]，滿足居民彰顯個性與尋找價值認同的深層需求。

在科學測算使用者真實需求基礎上，持續推進使用者與綠地互聯互通，加大城市綠地復合集約的建設力度，采取多目標利用方式推進灰色空間到城市綠地的有機更新[6]。推廣商業文娛附屬綠地公共化，借鑒紐約“學校操場變娛樂場地”計劃及“綠地快閃”行動，促進學校綠地錯時共享，開放非正式綠地建設[50]。在綠地規劃編制中加入時間維度，分析群體的使用規律，疊加功能，高效利用綠地空間，引導城市綠地向綠色生活場景轉化。對綠地功能在不同時段進行規劃分配，實現綠地供給效率最大化，暫時緩解城市綠地供需矛盾，增強綠地動態變化，漸進式實現綠地均衡分布[51]。

3.4 深化和諧：供需平衡向匹配轉換

城市綠地供需平衡和匹配雖然有相似之處，但在實際應用中存在一定差別。宏觀看平衡，微觀講匹配，供需平衡是供需匹配的基礎，反映了整體層面城市綠地供給與人居需求的耦合關聯程度。供需匹配則更加強調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適應性和協調性，這也意味著小尺度層面的供需錯配將會極大程度影響城市綠地供需的相對平衡。因此未來供需研究不僅要求雙方在數量和空間關聯上達到平衡，更要在品質、時間及不同使用者等多個方面實現高水平動態匹配，把舵城市綠地建設。

前期籌劃階段可采用多情景規劃方法，精準識別不同利益相關者群體之間存在的需求的多樣化和差異性，通過情景構建模擬不同建設方案的城市綠地供需匹配結果，主動、創造性地預測和迎接現階段使用者多樣化的需求變化，并提出彈性優化策略[52]。后期管理階段則可從供給側入手，利用大數據平臺對城市綠地數據進行全面采集和存儲，并通過數據處理和分析技術，實時監測城市綠地供給水平變化，及時發現城市綠地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并給出靈活調整方案，有效提高城市綠地管理效率和服務水平，實現城市綠地的可持續發展及整體效益的最大化。

4 結語

本文梳理了國內外近十年供需平衡視角下城市綠地的相關研究，從發展趨勢、研究區域及機構等方面厘清了研究脈絡?？偨Y提煉出可達性與公平性評價、尺度效益與空間分異、多元需求與異質群體等當前的熱點主題。提出未來可以從供給側規劃轉向需求側優化、綠地單元從城市到社區延伸、關注綠地人性化與場景化建設、整體平衡向精準匹配轉換等方面深化研究。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重心必將由量轉變為質，城市綠地的供需平衡作為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也必將得到更多的關注。

注：文中圖表均由作者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