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港與東方海上絲綢之路

摘要：蓬萊3號古船作為明代高麗貨船的發現，提供了關于古代海上交通、貿易和文化交流的直接實物證據。通過分析蓬萊3號古船的結構特點及其攜帶的貨物，揭示了當時的航海技術、貿易路線以及中韓造船技術的交流。蓬萊3號古船與登州港的聯系強調了該港口在東方海上絲綢之路中的戰略地位，登州港不僅在經濟貿易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在文化和技術交流上起到了橋梁作用。借助對蓬萊3號古船的考察，為理解中國古代海上貿易網絡及其在全球歷史中的貢獻提供了新的視角，強調了登州港在全球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性。

關鍵詞：登州港；蓬萊3號古船；東方海上絲綢之路

登州港作為我國古代北方重要的港口之一，不僅在國內貿易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而且在國際貿易和文化交流中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在東方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脈絡中，登州港作為連接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重要港口，對于研究古代的海上交通和國際貿易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圖1）。

蓬萊3號古船的發現提供了獨特的實物證據，揭示了古代海上交通技術、航海路徑和文化物品的交流模式。該古船的結構、載貨以及與其他海域的聯系，為理解登州港在東方海上絲綢之路中的作用提供了直接的證據。因此，進一步分析該艘古船及其攜帶的文物，能夠更深入地揭示古代海上貿易的復雜性和該港口的戰略重要性。通過蓬萊3號古船的考古成果，重構登州港在東方海上絲綢之路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從而為理解中國乃至全球古代海上貿易網絡提供新的視角和實證資料，這不僅對于古代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也對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和經濟發展具有啟示意義[1]。

一、登州港的歷史與發展

（一）登州港的地理位置及其歷史重要性

登州港位于我國山東半島東北部，地理位置優越，是連接黃海和渤海的重要海港。古登州的地理位置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是中國北方對外交流的重要門戶。正因如此，登州港便成為古代中國與朝鮮半島、日本以及東南亞國家之間海上貿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

歷史上，登州港作為東方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促進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經濟和文化往來。在唐宋時期，隨著海上貿易的興起，登州港的地位愈加重要。尤其是在唐代，登州港成為官方指定的對外貿易港口之一，大量的絲綢、瓷器、茶葉等貨物從此港出發，經海路運往朝鮮、日本乃至東南亞國家。登州港還是中國北方的海防要塞，歷史上曾多次作為軍事防御的重點，對抵御外來侵襲、保障海上貿易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梢哉f，由于獨特的地理優勢和歷史地位，登州港不僅在經濟上，也在軍事和政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2]。

（二）登州港在東方海上絲綢之路中的角色

經濟交流方面。登州港是中國絲綢、瓷器、茶葉等傳統商品輸出的主要港口之一，這些商品通過登州港運往朝鮮半島、日本以及東南亞地區，同時也是將外來商品如香料、珠寶等輸入中國的重要渠道。登州港的繁忙使得它成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船只。

文化交流層面。登州港作為一個開放的國際港口，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眾多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商人和宗教傳播者經此地進入中國，他們帶來了外來的宗教、藝術、科技等文化要素，對中國北方地區的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中國的文化和宗教思想等也通過登州港向外傳播。而在古代，海上航行技術和知識的傳播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港口，登州港作為一個國際性的港口，不僅促進了航海技術的傳播，也為船只修造和航海技術的交流提供了平臺。

可以說，登州港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中的角色不僅僅體現在經濟貿易的繁榮上，更在于其作為文化交流和技術傳播的關鍵節點。這個港口的歷史和發展深刻地體現出了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在經濟、文化和技術層面的互動與融合。

二、蓬萊3號古船的發現

（一）蓬萊3號古船的發掘背景

蓬萊3號古船是在2005年蓬萊水城進行港口清淤工程時意外發現的，這一發現對于理解登州港在東方海上絲綢之路中的角色具有重要意義。作為一艘制作和使用時間為元代、沉沒時間為明代的高麗貨船，蓬萊3號古船的結構和特點充分反映出當時的造船技術和海上運輸模式[3]。

蓬萊3號古船的發現提供了一個直接證據，展示了古代海上貿易路線的實際運作方式。特別是對于研究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的貿易關系，這艘古船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二）蓬萊3號古船的結構與特點

蓬萊3號古船的結構和設計，體現了當時的造船技術和海上航行的需求（圖2）。這艘古船采用平底設計，形態短而寬，這使得它在近海航行時更加穩定，同時也便于在狹窄水域中操作。這種設計對于大規模的貨物運輸十分有利，尤其是在東方海上絲綢之路這類繁忙的貿易路線上。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它采用水密艙技術，這是提高船只安全性和適航能力的關鍵技術。在以往發現的高麗古船中并沒有發現水密艙技術，該艘古船卻使用了水密艙技術，這充分說明這是中韓兩國造船技術交流的結果。這些結構特點不僅揭示了中韓在船只建造技術上的交流，而且對理解古代海上貿易的船只設計和運作方式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在探索登州港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作用方面[4]。

三、古登州港發現的文物及其意義

（一）古船考古與航海技術展示

1984年和2005年對古登州港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清淤，發現了大量文物，獲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紫檀木舵桿的發現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不僅揭示了船只建造和航海技術的復雜性，而且反映了明代海上活動的廣度和深度。這根舵桿長8.2米，端部寬度和高度不等，帶有精細的圓形穿孔，顯示出其在船只操控系統中的關鍵作用。紫檀木因其堅硬和耐腐蝕的特性被選用作為舵桿材料，表明當時造船者對材料選擇的精心考慮以及對航海安全的高度重視。

舵桿上的刻字提供了對其歷史的直接見證，其中永樂十年（1412）的記載提供了確切的年代信息，它也是對制造時細節的記錄，如“舵頭破心”和“巴節三個”，這些都體現了當時對船材管理的嚴格程度和船只建造的精細工藝。此外，舵桿上的編號方法，即依據《千字文》中的“黃”字，顯示了當時對珍貴材料的認真分類和管理。該紫檀木舵桿與鄭和下西洋的歷史事件聯系緊密，它的發現時間點，恰逢鄭和第三次下西洋之后，暗示了這段歷史時期登州港在國際海上貿易中的重要作用。紫檀木的原產地在印度東部和東南部，其在登州港的出現證實了鄭和船隊可能的航線以及貴重木材的貿易路線。

發現的1號木戰船殘骸木戰船殘?。▓D3），殘長28.6、殘寬5.6米，排水量173.5噸，是一艘三桅木帆船。船體的流線形設計和優化的長寬比，證明其具有高速性能，這與宋代“刀魚戰棹”瘦長船型的記載相吻合。造船技術上的多項發明，如倒鉤型榫接、J型鋦板技術和水密艙技術的應用，展現了明代造船技術的高度成熟。特別是水密艙技術的使用，大大提升了戰船的安全性能，使其即使在受損的情況下也能保持浮力和良好的航海能力。

這兩項發掘成果強調了登州港在海上交通和軍事活動中的戰略地位，揭示了當時中國海上力量的強大和造船工藝的先進。紫檀木舵桿的精細加工和木戰船的復雜設計，共同證實了登州在古代海上貿易網絡中的重要角色，同時也為研究元末明初的航海史提供了實質性的材料和見證。

（二）古船文物解讀與貿易歷史洞察

在古登州港古船的發掘過程中，云龍紋白釉瓷罐的發現為研究明代的海上貿易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物質證據。這件高35、口徑19.5、底徑16、腹徑37厘米的瓷罐，其制作精良、圖案獨特，展示了磁州窯工藝的高超水平和當時民間藝術的鮮明特色（圖4）。

這件元代磁州窯云龍紋白釉瓷罐的罐身，以鮮明的褐色線條勾勒出動態流暢的云龍紋和鳳紋，背景為米白色，形成了強烈的視覺對比。龍紋表現出的是一條昂首前伸、張口怒目的蟠龍，其鬃毛剛勁后揚，龍身披鱗彎曲舞動。鳳紋描繪的是一只鳳鳥，其頭部昂首曲頸，雙翅平展，羽翼豐滿，尾巴隨風飄舞。這些圖案不僅在視覺上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而且蘊含著深厚的文化意義。龍鳳穿云的圖案往往象征著吉祥和權力，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吉祥物的偏愛以及對神話傳說的推崇。瓷罐的發現地點為黃海、渤海海域，進一步證實了磁州窯產品的海上流通范圍。磁州窯作為中國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窯之一，其產品在遼寧省綏中沉船和韓國新安沉船中皆有出水，揭示了它在東亞地區廣泛分布的貿易網絡。這種瓷器不僅是國內消費者的日常用品，也是海外貿易中的重要商品，其分布和流通反映了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規模和方向。

結合蓬萊3號古船的發現，這件文物不僅證實了登州港在中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重要性，而且揭示了中國北方窯口產品的廣泛分布和海外市場的強烈需求。磁州窯云龍紋白釉瓷罐和青花瓷的發現，體現了當時登州港在東亞貿易網絡中的樞紐地位，以及中國瓷器作為貿易商品和文化使者的角色。

四、總結

蓬萊3號古船作為明代高麗貨船的發現，不僅是對古代海上航行技術和貿易實踐的直接見證，也是理解當時文化和技術交流復雜性的關鍵物象。通過對古船結構特點的分析，能夠揭示出這一時期船只設計的適應性能和航海技術的發展水平，特別是在近海的航行適應性方面。這些特點體現了東方海上絲綢之路的航道和貿易路線，對于理解當時的貿易模式和經濟聯系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1]楚魯鵬.蓬萊“東方海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與文化研究[J].才智，2017（05）：252.

[2]崔云峰，金成俊.論蓬萊出土的高麗古船在韓國船舶史上的意義[J].海交史研究，2007（02）：99-108.

[3]朱龍，董韶華.登州港與東方海上絲綢之路[J].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04）：23-27.

作者簡介：

修琳琳（1986—），女，漢族，山東蓬萊人。大學本科，文博館員，研究方向：博物館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