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使命

周霞飛

1938年3月5日清晨，一輛卡車從延安南門駛出，向西安進發，車里坐著任弼時夫婦?；惲值娜五鰰r，將轉道蘭州、新疆，前往莫斯科，肩負著與共產國際聯絡和交涉的重任，開啟他的紅色使者之旅。

勇挑重擔 維護核心

為什么在全國性抗戰爆發后如此殘酷緊張的情況下，派正在前線工作的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去莫斯科呢？這是因為1937年11月29日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在1937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他講了要堅持抗戰、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正確意見，但重點是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主張，并對洛川會議以來中共中央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許多正確觀點和政策提出批評。他抹殺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同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的原則分歧，否認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爭取領導權的重要意義，否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把自己的行動限制在國民黨、蔣介石所允許的范圍內，輕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以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作用。王明聲稱他傳達的是共產國際的指示，致使中共中央內部一些同志盲目相信，進而受到蒙蔽。當時，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也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力量比較弱小，中國的抗戰要依靠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很顯然，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雖然在堅持抗戰、鞏固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統一戰線中如何堅持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自主存在分歧。

為了同共產國際取得良好溝通，爭取共產國際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確路線政策的支持，在1938年2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中央決定派一名黨性觀念強，既熟悉共產國際，又了解中國抗戰的同志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抗戰和國共兩黨關系的情況。誠然，任弼時是公認的最佳人選。

3月底，任弼時抵達莫斯科。他首先與王稼祥進行坦誠溝通。此時，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正是在莫斯科養病的王稼祥，他是接替王明擔任這一職務的。任弼時到達后，王稼祥準備回國。

如何讓共產國際支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正確路線？4月14日，任弼時向共產國際遞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書面報告大綱。這份報告大綱長達1.5萬字，分為五個部分：（一）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現狀；（三）八路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和最近的狀況；（四）中國共產黨的狀況與群眾工作；（五）中國共產黨目前最重要的任務。

5月17日，任弼時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對書面報告大綱作了翔實、形象的口頭補充說明。任弼時在發言中指出：（一）中共中央估計在兩三個月內武漢可能失守，有可能引起國民黨政府對抗戰新的動搖。因此，在抗戰問題上，“目前擺在中國黨面前的最基本的任務，是防止和克服中國政府對抗戰方針的動搖，以一切努力爭取中國持久抗戰，以求得最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統一戰線有不同的特點。國民黨現在懼怕共產黨力量壯大，將來奪去抗日的領導權，危害其統治地位，故想盡辦法企圖削弱、溶化共產黨?！拔覀円箛矁牲h的合作能夠更加迅速地進步與鞏固，就必須更加壯大我們各方面的力量，擴大八路軍、新四軍，發展游擊戰爭，發展群眾運動與共產黨組織?！保ㄈ┌寺奋姾托滤能娪袌詮姷墓伯a黨的絕對領導，有優良的政治工作傳統和群眾工作、軍事活動?！坝螕魬馉帉⒊蔀樽詈髴饎贁橙说囊粋€重要力量”，“是在敵人后方建立強大的新的軍事力量的重要方法”。（四）中國共產黨在群眾中具有雄厚的基礎，“在中國抗日戰爭發展中，將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領導和推動作用”。

1939年9月，任弼時和到莫斯科治病的周恩來相會。圖為任弼時和周恩來等在莫斯科合影。前排左起：孫維世、鄧穎超、任弼時、蔡暢；后排左起：周恩來、陳琮英、張梅

樸實坦蕩、以理服人的任弼時，給共產國際留下深刻印象。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經過討論后，作出《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從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

7月，王稼祥準備啟程回國，共產國際領導季米特洛夫約請任弼時、王稼祥談話。他說：“應該告訴全黨，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薄邦I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边@次重要談話，可以說是從組織上支持了毛澤東。由于任弼時等人的爭取，共產國際還撥出30萬美元贈給中國共產黨，由王稼祥帶回延安。

延安，終于等來了萬里之外的好消息！王稼祥從莫斯科輾轉帶回的共產國際最新指示精神和季米特洛夫的談話內容，為糾正王明的右傾錯誤創造了條件，為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順利召開，統一全黨的思想和組織起到重要作用。

竭盡全力 構架“橋梁”

任弼時于1938年3月底抵達莫斯科，直至1940年2月底離開莫斯科。在不足兩年的時間內，他不僅出色地擔當了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橋梁”，而且在共產國際的講臺上發表講話，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宣傳中國抗戰、中共的方針政策和毛澤東的思想。

1938年7月，為紀念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一周年，任弼時在《真理報》上發表《中國人民的衛國戰爭》一文，向蘇聯人民介紹中國的抗日戰爭；同月，任弼時在《共產國際》雜志第七期上發表《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發展》一文，向世界無產階級及各國共產黨講述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的歷程，說明“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最后戰勝日寇的唯一正確條件”；9月，任弼時又在《真理報》上發表《中國關于持久戰的口號意味著什么》一文，宣傳毛澤東的持久戰思想。1939年6月，他在《共產國際》雜志上發表《中國人民民族解放戰爭中的中國共產黨》一文。文章論證了這樣一個主旨：中國共產黨是站在中國人民反對日寇、爭取中國民族獨立的斗爭的最前列的。中國共產黨是領導和推動中國抗日戰爭走向勝利的中堅力量。在此期間，任弼時組織人員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的有關文章譯成外文，在共產國際和蘇聯各界分發。同時，他還應邀參加兄弟黨的座談會、報告會。由于要求參加的次數過多，代表團人員有限，任弼時便組織從國內派去學習的有關同志一道工作。中國同志親身經歷的故事以及寶貴經驗，在各國共產黨和革命群眾中廣為傳播，各國共產黨代表與中共建立了緊密聯系。任弼時在莫斯科的宣傳，引發了共產國際和蘇聯人民對中國抗戰的熱烈關注，促成了各國革命黨人支持中共抗戰的共識。

1938年9月初，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決定》，號召國際無產階級、共產國際所屬各支部以及熱誠擁護民主與和平的人士，從政治上、道義上及物質上援助中國抗戰。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國的馬海德、印度的柯棣華等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相繼來到中國援助。

莫斯科是消息靈通的國際化都市，任弼時把這里當作了解世界政治風云的“橋頭堡”。1938年秋，世界局勢發生急劇變化。由于法西斯勢力猖獗，國際投降主義抬頭，日本再次對華誘降。英、法、美等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一面同情中國抗戰，一面為維護自身利益與中國主和派一起經過所謂的“太平洋會議”，犧牲中國利益而與日本達成妥協，搞“遠東慕尼黑”陰謀。中國代表團在任弼時的主持下，成立研究組，搜集國際資料，進行分析研究，認為“還需要冷靜觀察，帝國主義之間有矛盾，蔣介石和帝國主義之間也有矛盾”，并將資料與分析及時報告中共中央。1939年6月，毛澤東發表《反對投降活動》一文，揭露“所謂太平洋會議就是慕尼黑，就是準備把中國變成捷克”，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和團結，把投降陰謀和分裂陰謀鎮壓下去。

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共產國際內外許多人對《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很不理解。任弼時是優秀的翻譯者，他將毛澤東的《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文章譯成俄文，發表在《共產國際》雜志上，澄清了一度出現的混亂思想。兄弟黨的同志心悅誠服地說：中國共產黨已是政治上成熟的黨。其間，任弼時還組織翻譯校訂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使其早日出版。

關心同志 糾正錯誤

駐共產國際期間，任弼時及時地發現，認真地調查，妥善處理了被王明宗派主義路線排擠、打擊的干部的工作與生活，還將國內赴蘇聯治病的同志組織起來，讓他們一邊治病休養，一邊學習。

師哲，1925年赴蘇學習。1929年，師哲被挑選到西伯利亞等地實習，做地方工作。在王明任代表團團長期間，師哲幾次要求回國工作，都被駁回。1938年，蘇聯政府規定：非蘇聯公民不得在蘇聯國防、外事和保衛部門任職。師哲被解職了。8月，師哲從西伯利亞再次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團要求安排工作或回國，這次接待他的是任弼時。師哲后來在回憶任弼時的文章中寫道：他耐心地聽明情況后，“給國際干部處打了個電話，把處長叫來詢問詳情。那人肯定了我的話全部屬實，并說還有另外兩個干部其遭遇和我完全相同，也來干部處要求解決工作問題。隨后，‘陳林對我說，他將同干部處協商安置我的工作，要我回去靜候消息”。

兩三個月后，師哲被調到中國代表團工作。

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當選中央委員的陳郁曾因反對過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而受到王明、康生的迫害。1931年，陳郁到蘇聯后，被分配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做工，一干就是七八年，始終無人過問。陳郁多次要求回國，申訴信寫了12次，無人理睬。王明回國時，也沒有向干部處交代。

1939年初，以任弼時為首的代表團在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檔案時，發現了陳郁的多次申訴信。任弼時和陳郁都是出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代表。他對陳郁的歷史情況是了解的，看了申訴信后，便約陳郁到莫斯科談話。這次談話后，任弼時將材料送共產國際干部處，提出要解決陳郁的問題。9月中旬，周恩來赴蘇治傷，住在克里姆林宮醫院。12月下旬，周恩來出院，開始處理工作，任弼時協助他工作。在此過程中，任弼時向周恩來提出解決陳郁的問題。兩人商定后，通知陳郁離開工廠，移住到莫斯科的柳克斯公寓，并由周恩來與共產國際監委會提出復議。在周恩來、任弼時的關懷下，由王明、康生強加給陳郁的處分，沉冤六載，終于被撤銷。

后來，陳郁、師哲和周恩來、任弼時一起回到延安，繼續為中國革命作貢獻。

在周恩來與任弼時回國的前一天，即1940年2月24日，季米特洛夫在送別的家宴上對周恩來和任弼時頻頻舉杯，高度贊揚了任弼時在共產國際兩年來的成績，認為他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給他的任務，真正將中國共產黨展現在共產國際、世界舞臺上。季米特洛夫說：“我相信，中國革命勝利的日子已經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