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子互動中的“策略型民主”：“80后”父母的教養實踐探索

摘要：在劇烈的社會變遷與家庭轉型過程中，以“80后”為主體的新生代父母在家庭教養實踐中逐漸拋棄傳統專斷權威型親子互動模式，積極探索形成了“策略型民主”親子互動模式。在明確的教養目標指引下，父母既保持基礎權威，又通過民主溝通方式推動子女“成人成才，爭先培優”。親代教育、父職參與、夫妻協作、家校協作以及市場化的教育服務補充是此種親子互動模式的實踐基礎。教育競爭卷入與教養責任的家庭化、對傳統教養模式的反思以及家庭情感性面向的增強、數字社會背景下與智能手機“爭奪”孩子是此種親子互動模式成為一種理想教養模式的生成邏輯。在“理想教養模式”背后，教養責任的家庭化、教養的過度精細化與去公共化問題，值得重視。

關鍵詞：親子互動 教養實踐 策略型民主 “80后”父母 教育去公共化

作者簡介：周新成/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武漢 430071）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在短時間內經歷了“壓縮式的現代化”。從家庭層面來說，家庭結構、家庭功能、家庭關系與家庭倫理發生了快速轉型。[1][2]一方面，“80后”親歷了社會結構與觀念體系的巨大變遷。工業化、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使得中國悄然邁入“文憑社會”，教育對于家庭發展的重要性不斷提高。許多“80后”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切身經歷與體會更讓他們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這使得他們的教育意識普遍覺醒。物質的相對豐裕、家庭的少子化發展、社會整體的觀念變遷也讓他們加大了對子女的資源投入，推動了養育模式的變化。另一方面，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智能手機時代的到來，使得青少年成長環境發生了深刻變革，青少年的社會化路徑被重構。[3]這使得“80后”在子女撫育過程中深刻感受到了世代之間的隔膜，意識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家庭發展的壓力與子女教養的難題，令“80后”父母在對比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時代的變遷，在教養實踐中開始反思自身成長過程中所接受的教養觀念與教養行為，探索新的家庭教養模式。越來越多的“80后”父母開始摒棄傳統教養觀念與教養目標，否定傳統的以懲罰、打罵為主要表現的專斷權威型教養模式，越來越重視親子之間的溝通，家庭情感性面向的增強成為一種趨勢。但是，在教育競爭壓力加大的過程中，“不能輸在起跑線上”作為一種新的教育倫理被“80后”父母所認可[4]，“80后”父母又要在高教育期望與平等化、民主化、情感化的親子互動之間尋找平衡。通過深度調研，本文旨在考察當前中國家庭內部親子互動模式的變遷，以此作為切口，分析“80后”父母教養模式變遷的實踐樣態與生成邏輯，并進一步思考教育競爭加劇與家庭情感性面向增強的轉型背景下，家庭教養面臨的結構性困境。

二、文獻回顧與述評

家庭教養模式問題受到國內外心理學、教育學與社會學等學科領域學者的關注。心理學以及教育學相關研究重點關注家庭教養中的親子關系互動模式，基于父母的要求性和反應性兩個維度，將教養方式劃分為權威型（Authoritative）、專制型（Authoritarian）、放任型（Indulgent）和忽視型 （Neglectful）四種類型。[5]這一家庭教養模式理論模型對于此后的相關研究具有奠基性貢獻。教育社會學則主要從階層視角出發，探討了家庭教養模式的階層差異及其影響。其中，社會學家安妮特·拉魯從親子互動方式、家?；臃绞?、課外生活組織形式、青少年社會聯系四個維度提出的階層教養模式二元框架——中產階級的協作培養型與工人階級的成就自然成長型兩種家庭教養模式——影響最為深遠。[6]在比較社會學研究中，文化與制度視角則是主要分析視角。例如，大量研究對中國家庭與西方家庭的教養模式進行了比較分析，這些研究大多認為儒家文化與中國的教育制度使得中國家庭教養模式更偏專制型。[7]

國內社會學者關于家庭教養模式的相關研究受教育社會學研究影響，重點關注家庭教養模式的階層差異以及城鄉差異，一些學者通過實證研究指出，中國城市家庭的教養方式已出現拉魯所展現的階層差異模式。農村家庭或低階層家庭更可能采取放縱型或專制型的教養方式，而城市或高階層的家庭更傾向于使用權威型或民主型的教養方式。[8]與工人階層的家長相比，中產階層的家長更注重對孩子情緒表達和綜合素質的培養，親子關系更親密。并且，向上流動的家長會主動學習模仿中產階層的教養方式。[9][10]一些研究則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流動速率仍相對較高，中產階層是一個正在形成的階層，在教養態度與慣習上并沒有出現與底層的顯著差別。[11]有學者認為，這與中國的儒家文化傳統以及教育制度相關，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中國家庭的養育觀強調服從性，親子關系趨近于專制型。而中國的教育制度也使得在社會變遷背景下，不同階層都被卷入相對公平的應試教育競爭體系當中。[12]還有學者指出，中國的社會流動速率雖然在下降，但社會流動性仍然較大，不同階層之間教養模式有差異，但還未形成階層區隔。[13]

另有一些研究對當代中國家庭的教養實踐樣態進行了描述與分析，側重于對密集母職及其困境、父職參與及其缺位等問題的研究。[14][15][16][17]一些研究認為中國城市中產家庭普遍存在明顯的密集型、精細化育兒實踐，家庭特別是母親在育兒中投入大量經濟、時間和精力成本。[18]有學者指出，隨著家庭再生產階段性目標的改變，受教育競爭壓力以及新育兒理念等因素的影響，當前已經進城的農民家庭中出現了父母協作式育兒的新撫育形態。[19]一些研究則比較分析了不同家庭在教育期望、親子互動、教育參與、子女時間安排等方面呈現出的類型差異。[20][21]但是，這些類型研究更多的是對家庭教養實踐的靜態描摹，在實踐過程中，家庭的教育期望、親子互動方式以及教育參與情況會根據子女實際情況而調整，這使得這些類型分析不能夠把握大流動時代中國家庭教養實踐的變動性、策略性等特征。

總體而言，上述三類研究主要從理論對話與比較分析出發，側重描述家庭教養模式及其差異的生成機制，卻很少有研究對實踐中生成的某種親子互動模式進行類型化概括，并進一步對中國家庭教養模式的變遷趨勢、特征及生成邏輯進行分析。個別研究在國內外比較分析中雖然提到了中國文化傳統以及教育制度對于家庭教養的影響，卻沒有從經驗出發，具體探討文化觀念、教育制度及其變遷如何影響當代中國家庭教養方式的轉型實踐。特別是在應試教育體制下，教育競爭壓力在全社會的蔓延對于親子互動方式跨階層的重要影響還未被揭示出來。上述研究也未將家庭教養實踐轉型置于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家庭內外結構的整體性轉型變遷中進行研究，使得這些研究難以基于本土經驗分析中國家庭教養模式的類型及其變遷，并提煉出相應的概念框架，從而無法與拉魯等學者基于其本國經驗提出的家庭教養概念框架形成有效的理論對話。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80后”父母為主要考察對象，分析為何“策略型民主”模式成為一些“80后”父母特別是中產階層父母采取的理想化親子關系模式，這些父母如何在親子互動中“寓權威于溝通民主”之中，以便于在實踐中調整親子互動方式、教育參與方法與程度、子女的學習安排乃至教養目標。本文的經驗材料來源于筆者及所在團隊成員在全國多地的田野調研。自2021年7月以來，筆者在東、中、西部各類市（區）縣、鎮村開展了十余次、近兩百天的教育專題調研，采用半結構式訪談法，訪談了大量不同類型的城鄉家庭，包括城市家庭及城市外來務工家庭、縣城及鎮村家庭特別是陪讀媽媽或陪讀爸爸，并對若干家庭的親子互動形態進行了深度觀察。這些田野調研構成了本文的經驗基礎。

三、“策略型民主”親子互動特征及實踐基礎

“策略型民主”親子互動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寓家長權威于溝通民主之中。之所以要保持家長的權威，是因為在教育競爭壓力之下，這些“80后”父母有著相對明確的教養目標，希望子女“成人成才，爭先培優”。在以成績為主要考核標準的應試教育體制下，扎實的應試訓練是取得教育成就的主要渠道。因此，父母如何讓子女既能夠進行扎實的應試訓練以提高成績，同時又不至于產生逆反心理，維護好親子關系，保證其“可持續發展”，就成為親子互動的主要著力方向?！安呗孕兔裰鳌庇H子互動模式有三大核心特征：第一，相對明確的教養目標；第二，父母權威的保持；第三，民主的溝通方式?！安呗孕兔裰鳌庇H子互動模式之所以能夠得以實踐，其基礎在于家庭內教養分離、夫妻協作育兒、家校協作共育、市場化的教育服務等原因。

（一）“寓權威于溝通民主”的親子互動模式

1.明確的教養目標

親子間的民主溝通與互動并不意味著“教養目標”也是可協商、可隨意調整的。相反，“策略型民主”親子互動模式之所以成為當前許多父母秉持的一種教養理念并在教養實踐中被努力踐行，正是因為這些父母的教養目標相對明確，有較強目標導向的教養實踐內驅力。對于他們而言，“成人成才，爭先培優”是核心教養目標。在教養實踐中，一旦子女的發展與這一教養目標偏離太遠，父母便會對親子互動過程中的“家長權威”與“溝通民主”進行適當調整。例如，在子女總體表現特別是學業成績不符合期待時，父母便會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或增強家長的權威性，對子女進行更多的約束與管教，在家?；?、教育參與等方面介入更多一些?；蚣訌娕c子女的溝通，了解子女的心理狀態與學習情況。一般情況下，父母不會輕易地調整教養目標。只有當反復嘗試后發現子女實際情況與教養目標距離太遠，一些父母才會適當調整教養目標。

在這一點上，許多父母的教養實踐與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輿論對于“西式民主型家庭”的想象以及實踐有很大的差異。在“西式民主型家庭”的烏托邦彼岸想象中，這些中上層家庭奉行的是快樂教育、民主教育，不會為子女設定成長目標，也不會給子女施加發展壓力，而是在教養實踐中讓子女自由探索，自主決定學習與生活安排，親子關系是一種民主化、平等化的關系。然而，實際上，在西方發達國家，隨著社會分化的加劇，越是中上層家庭越重視“童年競爭資本”的培育，為子女的綜合發展進行規劃布局。[22]在中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量的中產階層家庭都是改革開放近幾十年來實現的向上社會流動，通過教育實現階層位置的代際維系就是十分緊迫的任務。因此，這一烏托邦彼岸想象泡沫很快也被戳破，對于“80后”父母而言，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切身經歷讓他們深刻感受到文憑的重要性，在以應試教育為內核的教育制度之下，核心目標是在所處的競爭場域中勝出。因此，“80后”父母具有相對明確的教養目標——無論這一目標是偏向于應試競爭，還是偏向于所謂的“素質教育”。

2.父母權威的保持

在實踐過程中，為實現“成人成才，爭先培優”的教養目標，“80后”父母會發現所謂的“民主型”親子互動模式很難在現實生活中踐行。一方面，隨著數字社會的快速到來，怎么控制住來自虛擬現實世界洶涌的誘惑，讓子女努力進行應試訓練、培養綜合能力，是這些父母面臨的現實問題。另一方面，“80后”父母大多進入第二、第三產業工作，需要在職場與家庭之間進行平衡，在工作與育兒之間很難進行時間與精力的恰當分配。因此，“80后”父母在育兒過程中，需要保留基礎的權威，在子女教養方面會設定底線式的規則以服務于教養目標的實現。例如，為應對數字時代青少年沉迷手機與網絡電視的問題，父母會設定底線式的規則，要求子女在特定時間才能玩手機、看電視；在學習與生活習慣養成方面，會要求子女在吃飯、寫作業時不允許玩手機、看電視；一些父母還會對孩子日常學習生活中的事務設定優先次序，如必須先保質保量完成作業，才可娛樂休閑。但是，這些規則并非建立在身份權威乃至暴力權威基礎之上，通過懲罰式乃至打罵式的管教與規訓手段實現，而是通過親子之間的溝通以及父母的“身教大于言傳”實現的。例如，在調研中發現，一些“80后”父母在育兒過程中注重夫妻之間的溝通與協作，盡量避免在孩子面前發生分歧乃至爭吵，以避免父母的教育權威受到負面影響。在這些父母看來，管教孩子的大忌是夫妻雙方各管各的，否則容易造成無效管教。

3.民主的溝通方式

在日常親子互動中，許多“80后”父母更加注重與子女的情感互動與平等的溝通、傾聽子女的需求、尊重子女的意見。例如，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家庭經濟水平的提高，父母一般都會滿足孩子的一些物質與娛樂需求，即使父母不同意子女的一些要求，也不再是不加解釋地拒絕，而是注重更加耐心地與子女解釋與溝通。在日?；又?，父母更加關注子女的情緒狀態，注重傾聽子女的生活狀況。在進行家庭決策時，也更多考慮子女的想法與觀念，與之進行溝通、商議。即使在子女犯錯時，也很少再對子女的行為進行粗暴的干涉與懲戒，而是更加注重傾聽與引導，與子女一起解決問題。父母會盡力避免在子女面前就子女教育問題發生爭執乃至爭吵。例如，調研發現，一些“80后”父母在教養過程中堅決且不隨意將自己的孩子與別人家的孩子進行比較，用常見的“別人家的孩子”的教育方式來教導孩子，在他們看來，這種教育方式無益于樹立孩子的自信心，無益于親子間親密關系的構建。在日常的教導中，他們會更多地采用鼓勵的方式對孩子進行教導，激勵孩子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任務。在子女教育過程中，夫妻要求雙方相互監督，在教育孩子過程中盡量避免情緒化，如果一方控制不住脫口而出一些過分的話，另一方要及時打斷。私下里，夫妻倆也會相互提醒，讓對方注意親子溝通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許多父母清晰地認識到，青少年自身若有學習主體性，無論是對其學業成就還是未來發展都更有好處。此外，隨著成長環境的復雜化，現代社會中青少年更加容易形成所謂的逆反心理，“成人”與“成才”風險都在增加。因此，在相對明確的教養目標之下，父母在子女成長過程中既想保持基礎性權威，又想通過“策略型民主”溝通的方式培養孩子的自主性。一方面，父母會有策略地通過民主溝通的形式讓子女內化規則意識與習慣意識，強化父母的基礎性權威。另一方面，在具體的家庭生活與學習事務中，父母會尊重孩子的意見，與子女進行平等的溝通。即使在一些事務上父母有自己的想法與抉擇，也不會強加給子女，而是通過夫妻協作的方式，與子女進行策略型的民主溝通，以灌輸自己的想法與決策，漸進實現所設定的教養目標。

（二）“策略型民主”親子互動的實踐基礎

1.親代教育與“教養分離”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80后”父母進城定居，在居住上有了更為獨立的空間，家庭變得更加核心化，年輕父母掌握了家庭的主導權。其中部分“80后”父母意識到隔代撫育的弊端，認為隔代撫育的孩子普遍與父母情感淡薄、不聽父母的話，甚至處處與父母對著干。因此，許多“80后”父母有意識地把控住了子女的教育主導權，并拒絕祖代在子女撫育過程中的參與。部分“80后”在家庭生活與子女撫育中需要依賴老人的照料支持，但是在此過程中他們也有意采取“教養分離”模式，即祖代只負責子代與孫代的日常生活照料，不負責孫代的教育。特別是在年輕夫妻教育子女的過程中，堅決拒絕老人的干涉。在調研中，許多“80后”父母認為在自己教育孩子的過程中，一旦老人出于溺愛孩子的心理對教育過程進行干預，對孩子加以庇護，就很容易導致父母既喪失權威，又無法采取循循善誘、民主溝通的方式來達至教養目標。例如，小孩玩手機是一個很令父母頭疼的問題，一旦由老人撫育孩子，許多老人或不了解或不認為玩手機會帶來危害，或出于溺愛心理，或忙于自己的事情不想被小孩煩擾，就很容易把手機給孩子，這導致想要通過“策略型民主”親子互動方式對子女進行手機管理的父母很難成功。

2.父職參與和夫妻協作

與老一輩父母非常大的一點差異在于，越來越多的“80后”父母受科學育兒觀念影響，非常重視在子女教育過程中父親的角色功能，因此，更加強調育兒過程中的父職參與。若沒有父職參與以及夫妻協作，在綿密的育兒勞動中，母親很容易產生焦慮感與無力感，難以持久地以穩定的情緒以及充沛的精力對子女進行日常照料、教育輔導與情感溝通，也就很難樹立起母親的權威。尤其是當夫妻間在育兒上產生意見分歧或其他行為觀念不一致時，很難建立起家長的底線權威，也很難維持與子女之間穩定、持續的民主溝通模式。因為對于不同性別的子女以及在不同情境、面臨不同事件時，子女有時愿意和父親交流、或有時更愿意與母親交流，甚至有時候子女和父母一方發生沖突，需要另一方介入。因此，對于許多“80后”父母而言，父職參與以及夫妻協作育兒是“策略型民主”親子互動的重要實踐基礎。例如，調研中一些“80后”父母在家庭教育過程中，如果媽媽在教育孩子，爸爸則不會亂插嘴，反之亦然。特別地，在父母對犯錯誤的孩子進行管教時，無論夫妻意見是否一致，都由一個人進行教導，另一個人不會參與。若親子之間溝通不暢，乃至發生爭吵，另一方再及時介入，單獨與孩子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地進行溝通。在這種處理模式中，夫妻雙方往往一方唱紅臉、一方唱白臉，協作解決問題。

3.家校協作與市場化服務

“策略型民主”親子互動的有效實踐還依賴于家校之間的密切聯系與協作育兒。因為青少年的主要時間都在學校中度過，家長若沒有與學校老師的及時溝通，很難了解孩子在學校里的學習生活、社會交往情況，也就很難與子女展開有針對性的親子互動、有效回應子女的情感需求、把握子女的成長發展狀態。因此，對于許多“80后”父母而言，家校之間的協作育兒也是形成“策略型民主”親子互動模式的重要一環。這也是為何學校家委會的競選如此激烈，父母試圖通過進入家委會搭建與教師、其他家長交往的渠道，從而實現對子女更深度的了解以及“臺前臺后”的介入。若未組建家委會，或父母未加入家委會，通過微信群等線上線下交往方式，父母也會努力與教師進行更深度的聯系。在訪談中，不少父母或向我們傾訴他們的糾結——不知道要不要給老師包紅包、以什么方式送紅包，或向我們分享他們的送紅包經驗——怎么通過送紅包以及恰當的溝通讓老師既關注自己的孩子又不要過度關注、及時告知孩子的一些關鍵信息。在家校協作之外，各類泛市場化的教育服務也為父母掌握育兒知識、了解子女學業與心理狀態提供了豐富的渠道，從而為父母探索“策略型民主”親子互動模式提供了觀念話語支撐與方法行為指導。

四、作為一種理想教養模式的生成邏輯

（一）生成基礎：教育競爭卷入與責任主體的轉變

“80后”的生命歷程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高度重合，在其成長過程中，中國社會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緩慢發展。當這一代人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一進程開始飛速推進。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全國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使得“80后”深刻感受到教育對于人力資本提升、對于個體體面進城成為城市中產階層的極端重要性，感受到學歷對于個體在勞動力市場的位置及收入的巨大影響，即使是那些較早進入市場經濟，通過“同鄉同業”、踏實苦干等方式積累大量經濟財富的“草根”老板也意識到教育對于階層維持與上升的重要性?！白x書無用論”在部分地區風行一段時間之后便快速被“子女教育不能輸在起跑線”等觀念取代。

在此背景下，為人父母的“80后”教育意識整體覺醒，計劃生育政策等因素造成的家庭少子化也使得家庭資源可以相對充裕地投入到子女教育之中。在此過程中，教育責任主體也悄然發生轉變。在傳統社會，子女是否為“讀書的料”（以及子女性別）是家庭教育投入的重要考量指標，教育的主要責任主體是學生自身與學校，學校嵌入地方社會，家庭、地方社會與學校協作培育學生。但進入現代社會，隨著教育的市場化以及公共教育資源的不均衡配置，家庭的教育責任越來越被強調，家庭的教育參與以及資源投入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子女的“起跑線”與“跑步速度”。父母成為子女“成人成才”的第一責任人。

在早期的現代化理論中，參照西方的歷史發展進程，一些學者預測中國家庭將日趨核心化，個體化的發展將沖擊傳統中國的家庭關系與家庭倫理。但在實踐中，我們卻看到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家庭的“雙重本體”樣態，一方面，個體化的價值觀念被不斷強調；另一方面，在發展壓力下，家庭從倫理性家庭向功能性家庭轉變，代際之間的責任并沒有被個體化的價值觀念瓦解?！?0后”父母對于子女的“成人成才”仍然具有很強的家庭倫理責任感。特別是在階層上升壓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教育成為階層流動與維持的主要渠道，“80后”在子代教養過程中更加重視子女的學業成就。在此基礎上，如何通過有效的親子互動，將父母的教育競爭壓力傳導給“未諳世事”的孩子，增強他們的學習自主性與自制力，達至“成人成才，爭先培優”的教養目標，就成為“80后”父母的重大任務。

（二）內在動力：“80后”的自反性與家庭情感性增強

在傳統中國社會，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家庭內部的“親親”之情隱在倫理之下，在子女撫育過程中強調“學做人”的重要性。所謂“學做人”，主要指青少年在社會化過程中要繼承儒家所強調的倫理規范，并且要學會地方性的社會交往知識與規范，融入家族與地方社會。因此，在家庭教養中，對子女的管教與規訓十分重要。在家族與地方社會中，家長在子女教養中的絕對權威被反復申明與強調，在儒家經典與日常文化生活中，對家長絕對權威合法性的確證亦融于其中。即使到了“80后”成長時期，親子關系的不對等以及強調子女對家長的服從在很多家庭中依然十分常見?！肮靼羰健苯逃谟^念上仍具有合法性，在現實中是許多家庭常見的教養方式。因而可以說，中國家庭親子互動方式一直以來更偏向于專制型，父母的權威性高，親子之間雙向溝通特別是情感溝通較少，特別是父親與子女之間，所謂“父愛深沉”即表現為在父權制體系下，父親在家庭中的權威地位與隱匿的情感溝通。在這種較為傳統的互動模式中，父母具有籠罩性的權威，親子之間的雙向溝通頻率較低、效果較差。

“80后”這代人的父母，大多出生于新中國成立之后至60年代末，絕大多數人都從事著繁重的農業與工業生產。許多“80后”在成長過程中也要參與到家庭生產與家務勞動當中。雖然計劃生育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已逐步推進，但很多“80后”特別是出生于農村的“80后”大都出生于多子女家庭。物質生活的匱乏、子女的眾多以及繁重的生產活動，使得家庭內部親子溝通較少，打罵式教育是常態。彼時中國社會的流動性還沒有快速增強，在地方社會中，父母特別是父親在家中有著非常強的家長權威。而“80后”的生命歷程與中國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高度重合，這一代人成長于物質匱乏的社會，逐步進入一個物質豐裕的社會，受教育程度整體提高，在現代性浪潮的沖擊下，經歷著社會結構與文化觀念的雙重轉型。如吉登斯所言，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自反性”?！半S著現代性的出現，反思……被引入系統的再生產的每一基礎之內，致使思想和行動總是處于連續不斷地彼此相互反映的過程之中……社會實踐總是不斷地受到關于這些實踐本身的新認識的檢驗和改造，從而在結構上不斷改變著自己的特征?！盵23]

當“80后”進入養育實踐時，物質條件的相對豐裕、家庭的少子化以及個體性觀念的傳播，使得他們更加注重家庭內部的情感溝通，夫妻與代際關系的情感性被強調與重視，傳統的家庭教養觀念與教養行為受到反思與批判，新的認識與話語在家庭生活中得以踐行。許多父母逐步摒棄高高在上的父母身份與等級權威，拋棄傳統的打罵式教養方式，傾向于在夫妻、親子之間營造溫情脈脈、相對平等的關系。家庭情感性面向的增強從發達地區城市中上層家庭不斷向全社會擴展，形成一種關于理想家庭模式的主流話語。

（三）外在壓力：數字社會背景下與手機“爭奪”孩子

當前，信息社會進一步發展，智能手機時代快速到來。短短十年間，技術的發展使得手機價格不斷降低、性能不斷提高，更加易獲得，也更便攜。手機對于現實社會與虛擬現實社會的抹平作用重構了青少年的社會化成長路徑。智能手機重構了青少年的社會交往、娛樂休閑、生產消費活動，也深刻影響了青少年的價值觀念與行為。特別是，手機游戲以及短視頻的成癮機制讓許多青少年一旦失去有效監管便深陷其中，以至于在調研當中，有家長在談到子女手機使用管理問題時，無奈地說，“手機是孩子的底線”。即使青少年的物理身體處于家—學?！鐓^當中，其數字身體卻可能早已通過手機進入紛繁的網絡世界。在面對來自老師與家長施加的學習壓力，以及現實生活中的其他各類問題時，Z世代的青少年可以通過手機輕而易舉地逃逸到網絡世界。在此種情勢下，青少年的成才、成人乃至存活都遭遇著比傳統社會更大的風險——今天，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已成為全社會的困境。

對于“80后”父母而言，與智能手機“爭奪”孩子就成為實現教養目標的一個關鍵問題。在這一外在壓力之下，“80后”父母不得不調整親子互動方式。堅持傳統專斷權威型的教養模式容易造成子女的叛逆、親子關系的疏離，若在手機管理上存在疏漏，很容易讓青少年逃逸到網絡世界，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家庭教養危機。而若因為主觀與客觀情況，難以親自撫育孩子或疏于對孩子的監管，等到孩子深度沉迷于手機后再亡羊補牢，則困難重重，最終可能會被迫回到“放養型”的教養模式。在調研中，不止一位“80后”陪讀母親向筆者陳述其返鄉陪讀的動因時，講了這樣一句話，“再不回來孩子就廢了”，而讓孩子“廢”了的主要原因，便是沉迷手機。然而，許多父母面臨“有陪無讀”的困境，在孩子以輟學或自殺為要挾的情況下，不敢再對孩子進行管教。

智能手機時代青少年社會化的風險以及教育競爭的壓力推動“80后”父母探索新的教養方式，讓他們意識到要在子女社會化之初便對其進行管教，讓他們形成規則意識以及養成良好的習慣。作為一項長期任務，這難以依靠父母的專斷型權威來完成，必須在日常的親子互動中對子女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既然要與智能手機“爭奪”孩子的注意力，讓孩子融入現實社會、深度嵌入家庭—學?！鐓^生活之中，就需要加強家庭內部的親子互動與溝通，讓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感受到溫情、快樂與尊重，在學習中感受到成就感，在現實世界中找尋到意義感。

五、小結與討論：教養的精細化與去公共化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的快速發展使得隨時代成長、為人父母的“80后”在觀念上發生了轉變，在家庭內部更加重視親子之間的情感互動，更加重視子代的想法與觀念。但是，社會分化的加劇傳導到教育端，導致教育競爭壓力越來越大，而教育責任主體從學生向家庭的轉變使得“80后”父母承擔著較大的教育競爭壓力，將子女的教育成就視為實現子代向上流動、家庭發展的核心通道。這使得在家庭教養實踐中，“發展”與“情感”成為“80后”父母進行教養實踐探索的重要考量維度。而這兩個維度之間并非是天然親和的，相反，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甚至會產生沖突。這就使得“策略型民主”親子互動模式在教養實踐中具有很大的脆弱性，也給努力踐行此種親子互動模式的父母帶來了很大的心理壓力。

在“成人成才，爭先培優”教養目標的驅動下，子女的教育成就是“策略型民主”親子互動模式的核心旨歸。但是，子女教育成就受太多不可控因素的影響：先天的智商、老師的教學方法、教師的調整、同學之間的關系、青春期的心理變化……任何因素都可能階段性甚至是長期性地影響子女的教育成就?；蛘哒f，教育本身確實就是一門“藝術”，沒有人能預知結果。但是，在“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家庭教育責任倫理推動中，父母努力通過調整家庭教養實踐，特別是親子互動模式來掌控子女的教養過程，以最大可能地實現教養目標。這就導致家庭教養越來越精細化。特別是在家庭關系情感性面向增強的加持下，父母在親子互動過程中圍繞教養目標采取極其精細化的教養，甚至會努力屏蔽祖輩的干預、對子女的娛樂交往進行密切監管、過度經營家校關系。特別是在子女的教育成就與教養目標產生較大差異時，“策略型民主”親子互動模式中民主的面向很容易減弱，權威的面向開始增強，策略性行為——如千方百計讓子女去上各類培訓班——開始增多。這導致教育的“去公共化”問題逐步加劇，長遠來看，既對孩子的社會化成長不利，也造成了父母教養的過度精細化，在教育競爭走向內卷化的過程中，使得家庭成員圍繞子女教育產生了較大的心理壓力與負擔。

因此，作為一種理想教養模式的“策略型民主”親子互動模式固然反映了中國家庭現代化轉型積極的一面，同時，這一親子互動模式所折射的教育責任的過度家庭化與教育競爭的加劇，導致家庭教養越來越精細化，給“80后”父母帶來了較大的資源與精力投入壓力，也造成了教育去公共化問題的加劇。為踐行此種理想教養模式，一些父母會對子女同輩群體交往及其他社會交往活動進行管控，陷入“雞娃”的彌散性焦慮當中，并在有意無意中將此種彌散性焦慮傳導給子女，不利于青少年正常的社會化成長。故而，跳脫出家庭層面，我們應看到這樣一種親子互動模式背后的結構性壓力與困境，從公共撫育空間的打造、教育競爭壓力的減弱、學校教育責任而非家庭教育責任的擴大等角度來思考如何減輕家庭的教養壓力，讓“情感的歸情感、教育的歸教育”，使得家庭不用在“發展”與“情感”之間努力維持脆弱的平衡。

【參考文獻】

[1]楊菊華， 何華.社會轉型過程中家庭的變遷與延續[J].人口研究， 2014（2）：36-51.

[2]李永萍.功能性家庭：農民家庭現代性適應的實踐形態[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 （2）：44-60.

[3]王冬梅.網絡化時代青少年社會化模式的轉向[J].中國青年社會科學， 2016（1）：69-74.

[4]尹秋玲.農村教育競爭興起的邏輯——從“讀書的料”到“不能輸在起跑線上”[J].中國青年研究， 2022 （11）：103-109+95.

[5]周群英， 賈丁華.家庭教養方式研究綜述及反思[J].社會治理， 2022（6）：28-34.

[6]拉魯.不平等的童年：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M].宋爽， 張旭， 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37.

[7]馬賽厄斯·德普克，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 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M].吳嫻， 魯敏兒， 譯.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9：95-138.

[8]朱安新， 曹蕊.當前中國家庭的親子關系：城鄉和階層差異模式[J].貴州社會科學， 2019（7）：75-86.

[9]田豐， 靜永超.工之子恒為工？——中國城市社會流動與家庭教養方式的階層分化[J].社會學研究， 2018 （6）：83-101， 243-244.

[10]劉浩.中國家庭教養實踐與階層分化研究[J].北京社會科學， 2019（8）：62-75.

[11][13]洪巖璧， 趙延東.從資本到慣習：中國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階層分化[J].社會學研究， 2014（4）：73-93， 243.

[12]田豐.階層教養方式述評：拉魯框架與中國社會[J].社會發展研究， 2019（1）：225-241， 246.

[14]王旭清.農村進城陪讀母親的母職實踐[J].青年研究， 2022（6）：68-79， 92-93.

[15]班濤， 張茸.為人母難：現代化進程中農村年輕女性的母職實踐、困境與調適[J].當代青年研究， 2022 （4）：118-128.

[16]楊笛， 金一虹.教育母職化與母職的焦慮[J].社會建設， 2022（1）：25-35， 85.

[17]何紹輝.撐起兒童照顧的“半邊天”——對父職實踐的社會學考察[J].中國青年研究， 2020（2）：85-91.

[18]楊可.母職的經紀人化——教育市場化背景下的母職變遷[J].婦女研究論叢， 2018（2）：79-90.

[19]甘穎.家庭再生產與父母協作式育兒[J].中國青年研究， 2022（7）：64-71.

[20]段巖娜.認同、反思與游離：城市中產家庭“密集型育兒”的類型化分析[J].云南社會科學， 2021（6）：142-148.

[21]許丹紅.當代中國家庭教養實踐的類型化探索——基于質性資料的分析[J].中國青年研究， 2020（5）：43-52.

[22]希拉里·弗里德曼.一激到底： 在競爭環境中撫養孩子[M].董應之， 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3： 36-40.

[23]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田禾， 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0：33-34.

Strategic Democracy in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enting Practices of Post-80s Parents

ZHOU Xincheng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ramatic social change and family transformati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parents， mainly those born in the 80s， have gradually abandoned the traditional authoritarian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mode in family upbringing， opting instead to actively explore new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modes. This ha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strategic democratic"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mode， where parents not only maintain basic authority， but also promote their children's "adulthood and excellence" through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guided by clear upbringing goals. Under the guidance of clear parenting goals， parents not only maintain their basic authority， but also promote their children's "success in adulthood and strive for excellence" through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The practical basis for this model is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paternal involvement， husband-wife collaboration，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and the supplementation of market-oriented educational services. The involvement of competition in education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parenting responsibilities; the reflection of 80s-born parents on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parenting and the emo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amily;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children with smartphones in the context of a digital society make this model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a logical choice for an ideal model of parenting. Aside from the "ideal parenting model"， the domestication of parent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over-refinement and de-publicization of parenting are issues that deserve attention.

Keywords：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Parenting Practice; Strategic Democracy; Post-80s parents; Depublicalization of Education

（責任編輯：李 宇）

收稿日期：2023-12-13

*?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新時代農民家庭代際合作育兒模式研究”（21CSH030）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