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確定中構建自主性:數字游民的日常勞動實踐及其反思*

王云龍 文 軍

提要：數字技術在重塑就業形態的同時也帶來勞動的新異化。而數字游民憑借“信息技術”賦予的勞動資本,“工休融合”的勞動理念以及“循環流動”的勞動策略,持續型塑著自由靈活的工作體驗。同時在承繼了游牧主義理念下“適應管理”“生計鑲嵌”“集體網絡”三重技藝的基礎上,得以將日常勞動情境中面臨的“不確定性”轉化為“漸確定性”,從而建構起穩固的主體性空間。此外,作為跨國勞動實踐與全球化生活方式的微觀縮影,數字游民的自主性本質上是源于對數字資本主義的適應而非挑戰,并且隨著自反性的身份建構實現再生產。

一、數字化時代來臨與勞動的新異化

隨著信息通信技術的全面普及、全球經濟結構的快速變革以及勞動力市場的動態變化,一系列新業態、新模式涌現,其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梢哉f,如今的數字技術已經深刻嵌入了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全領域、全要素之中。2022年我國共享經濟市場交易規模就已突破3800億大關,其中涉及生活服務、生產能力與知識技能等多重領域。(1)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3)》,2023年2月27日,http://www.100ec.cn/index/detail--6624471.html,2023年9月1日。在此階段也相應促成了勞動方式與工作結構的系統性重構。在需求側,由于數字化的發展使得消費者可以更加方便地獲取信息、選擇服務,因此對勞動力市場提出了即時化、個性化和多樣化等多重訴求;在供給側,數字技術的進步打破了傳統就業崗位慣常設定的標準化時間框架和封閉化空間,從而使得更多靈活勞動模式成為可能。于是,在供給與需求的雙重推動下,諸如網絡眾包、在線零工、自主經營體等新型職業接連涌現,并日漸成為互聯網新就業形態的核心力量。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靈活就業人員的規模于2020年就已達到2億人左右。(2)《努力創造更多靈活就業崗位 從業人員規模達兩億左右》,《人民日報》2020年8月8日,第2版。預計到2036年,將有4億人參與零工經濟活動。(3)云點道林:《2022中國零工經濟行業研究報告》,2022年5月31日,https://zhuanlan.zhihu.com/p/522632654?utm_id=0,2023年9月1日?？梢哉f,數字勞動作為新技術時代的關鍵錨點,既承載了數字生產力飛速發展的進步意蘊,也象征著勞動主體積極改造客觀世界的價值取向。

當勞動者的工作模式從“工廠勞動”轉向當下的“數字勞動”,諸如自由、穩定、安全等特質被提升到了首要位置。但事實上,勞動平臺雖然在表面上賦予了人們極大的自由選擇權,實則潛藏并沉淀著大量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數字技術非但沒能按照社會的預期目標前行,反而在人工智能、算法黑箱、機器學習的中介下不斷擠占著勞動者的行動空間。原本被期許實現勞動自由與解放的技術手段,如今卻發現只是一種新的異化機制。從勞動供給、資源協調到服務監視、供需匹配,數字監控技術的“觸手”幾乎遍布于所有勞動環節中,進而使得勞動者降格為一種功能性、補充性的“機器替代物”而存在。(4)Singh,S. Jha,D. K. Srivastava and A. Somarajan,“Future of Work: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Evolution of Themes,”Foresight,Vol.24,No.1,2022,pp.99-125.此外,區別于“工廠泰勒制”階段勞動者受固化體制約束與自身勞動行為相異化的“被動強制工作”,數字時代已深度演化為人們在自愿選擇過程中的“主動強制勞動”,以至于時刻面臨著被新技術操縱的危機。從“機器換人浪潮”到“大廠裁員風波”,從“困在系統中的外賣員”再到深陷“996”困境的互聯網從業者,網絡信息技術非但沒有讓勞動者獲得應有的自主權,反而使不穩定的工作條件、非標準的雇傭關系和不可預測的職業前景成了數字勞動的底色。各種不確定因素的輻射力度遠遠超出了既有的規制范圍,從而使得“不確定性”成為數字勞動領域需要直面的主題。

在此背景下,被信息技術賦能的數字游民逐漸興起,并憑借著獨立自主的勞動節奏以及樂享自由的文化習性,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對“數字囚籠”的突圍,還成功促成了對不確定性情境的反制。因此,本研究旨在重點圍繞數字游民的日常勞動實踐展開討論:一方面,主要關注其如何應對工作過程中面臨的多重失衡關系,從而重建勞動的秩序感,即“數字游牧”工作何以可能;另一方面,重點探究勞動者如何踐行自身的主體性策略,進而在不穩定、不平等、不安全的條件下仍然能構造形成相應的行動空間,即“數字游民”群體以何而為。

二、“不確定性工作”:數字勞動者的隱性危機

數字勞動雖然簡化了原本繁雜的工作程序與標準,但本質上對于資本的從屬地位沒有發生改變,勞動者的自主性仍然被視為數字資本增殖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根源。(5)顧楚丹、文軍:《應對不確定性:互聯網“大廠”實習生的數字勞動過程》,《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所以無論是互聯網企業還是數字平臺都旨在通過規范性控制的方式對勞動者“施壓”,將“未知”的人力資源轉換為“已知”的經濟資本,從而實現對產業結構與勞動關系的確定性掌控。但這在無形中也將市場內部的風險因素轉移到了勞動者身上,使之時刻面臨較高的就業壓力和職業危機?？梢哉f,相較于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形態,當前的數字工作正處于“不確定的不確定性(unknown-unknown)”狀態,(6)在“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之間至少存在三種關系:一是“確定的確定性(known-known),”這是一種對問題和結果已知的表述;二是“確定的不確定性(known-unknown),”這是一種對問題已知而結果未知的表述;三是“不確定的不確定性(unknown-unknown),”這是一種對問題未知且結果也未知的表述,同時也是更寬泛意義上的“不確定性”。而所謂“不確定性工作”則是由內部組織性因素和外部結構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就內部而言,主要涉及模糊的雇傭關系、匱乏的工作保障以及混亂的勞動規律;就外部而言,則指涉的是未知的市場環境與復雜的社會結構。內外部因素共同塑造了不穩定、不平衡且不可逆的工作樣態。參見文軍:《回到“不確定性”:社會風險研究的范式反變》,《浙江學刊》2023年第3期。J. Heyes,S. Moore,K. Newsome and M. Tomlinson,“Living with Uncertain Work,”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Vol.49,No.5-6,2018,pp.420-437.其與“非正式工作(casual work)”“不穩定無產者(precariat)”“非典型雇傭(atypicial-employment)”等范疇緊密相關,(7)R. Grohmann,G. Pereira,A. Guerra and L. C. Abilio,“Platform Scams:Brazilian Workers’ Experiences of Dishonest and Uncertain Algorithmic Management,”New Media &Society,Vol.24,No.7,2022,pp.1611-1631.主要指代的是“不確定”的勞動過程、“無規律”的勞動時間以及“非標準”的勞動關系。(8)I. Oliynyk,T. Bezprozvanna and Maria Maletska,“Self-Identification of Precariat Representatives,”Skhid,No.5,2020,pp.24-28.深陷其中的數字勞動者既無法對現有的行動策略作出規劃,也無法對未來的生存與發展狀態予以研判。再加上越來越多的生活領域從屬于勞動需要,“不確定性工作”帶來的影響甚至開始滲透到了數字勞動者的日常生活領域中,并由此造成工作秩序的混亂和錯位,持續加劇著主體性危機。

(一)數字勞動過程的不確定性

馬克思(Karl Marx)曾將勞動描述為一種改變物質世界的行為,一種滿足人們自由需求的手段以及實現自身價值的創造性活動。(9)《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頁。然而當前的數字勞動卻依舊采用著“去技能化”的方式,希望將生產過程中的“概念”與“執行”相分離。(10)陳龍:《“數字控制”下的勞動秩序——外賣騎手的勞動控制研究》,《社會學研究》2020年第6期。使勞動者成為勞動生產過程中細微且可替代的部分。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數字平臺主要是在萬物互聯的互聯網平臺與算法技術的支持下,隱秘設置了一整套系統化、組織化、層級化的“數字泰勒制度”,具體而言:一方面,在系統龐大的信息處理能力和技術理性的基礎上,平臺從一開始就將權力不對等以及信息不對稱的原則嵌入了算法邏輯之中,其或是對數字勞動者進行全方位的“監控管理”,或是通過“認知規訓”的方式進行控制,從而壓制員工的自主知識、專業技能和個人能力。(11)賈文娟、顏文茜:《認知勞動與數據標注中的勞動控制——以N人工智能公司為例》,《社會學研究》2022年第5期。長此以往,勞動者的日常工作儼然成為一種類似機器人的體驗。另一方面,在“算法黑箱”的作用下,勞動主體被異化為可供計算的數據集,諸如外賣員、網約車司機等職業群體的日常工作慣習、行為軌跡、訂單效率等數據還會在每一次任務完成后又折返回平臺中,充當“黑箱”的養料,不斷壓縮勞動者的體力與精力?？傊?當前的數字工作盡管極大地解放了勞動的限度,激活了勞動的延展性,但本質上仍然是高強度的流水線工作,勞動者的日常行動不再能夠由自己掌握,而是在持續不斷的“數據規制(datafication control)”過程中成為被削弱的、個體式的、分散化的要素。(12)孫萍:《“算法邏輯”下的數字勞動:一項對平臺經濟下外賣送餐員的研究》,《思想戰線》2019年第6期。久而久之,數字工作者深陷于算法牢籠之中而無法脫身。

(二)數字勞動時間的無規律性

隨著社會節奏的不斷加速,以“即時性”為特征的工作標準開始成為市場競爭的核心指標。無論是互聯網企業還是數字平臺都不再僅僅滿足于常規的勞動效率,還在信息技術的強大優勢下不斷對標準工作時間進行壓縮,將日常勞動無縫接入生活領域中。(13)趙璐、劉能:《超視距管理下的“男性責任”勞動——基于O2O技術影響的外賣行業用工模式研究》,《社會學評論》2018年第4期。因此從表面上看,數字資本主義似乎給予了勞動者更大的選擇空間,自由決定工作強度,并由此產生“時間自主掌控”的感知。然而實際上卻使得新技術工作者陷入了持續加壓的狀態中。一方面,將工作任務與競爭機制結合,例如互聯網企業普遍采用的KPI績效管理策略對員工進行評估,使績效水平與勞動報酬相掛鉤,在這種不進則退的“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過程中,即使是高技能、強創意的勞動者也只能以犧牲自由和靈活為代價,被迫淪為機械化的“零工”;另一方面,將勞動收入與工作時長掛鉤,原本規律化、可預測的薪資模式被彈性收入所替代,個人的收入越來越難以獲得保障,以至于必須主動延長工作時間從而維持基本的生活條件?？傊?在平臺資本營造的自由表象背后,彈性化的工作體系使得幾乎任何時間都有成為剩余勞動時間的可能性,而互聯網平臺企業正是通過對時間的隱秘操控來強化自身的資本積累。(14)N. K. Chan and C. Kwok,“The Politics of Platform Power in Surveillance Capitalism: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Ride-hailing Platform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Global Media and China,Vol.7,No.2,2022,pp.131-150.盡管數字勞動者普遍面臨著越發無規律的時間制度,卻又由于巨大的系統慣性而難以抽離,隨之而來的便是工作和生活界限的模糊化以及勞動者越發嚴重的精神損耗。

(三)數字勞動關系的非標準化

在不確定性和競爭關系日益增強的市場環境下,互聯網企業與數字平臺開始越來越多地采取服務外包、網絡眾包等“非標準化”雇傭策略,試圖在形式上將員工的“受雇傭者”身份轉化為“獨立承包商”,從而規避正式雇傭關系產生的風險成本。一方面,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平臺或是以“代理”的方式通過層層“轉包”獲取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或是提高勞動者的流動性,使原本游離在生產體系之外的勞動力源源不斷地補充到數字工廠中,盡可能地消除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投入與支出;(15)P. Borghi,“The Promises of The Sharing Economy and The Dark Side of Platform Capitalism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Workers’ Representation,”Rassegna Italiana di Sociologia,Vol.64,No.2,2023,pp.397-408.另一方面,數字平臺使勞動供應者直接與市場需求相連接,傳統“雇主—雇員”間的標準勞動關系也被替換為“勞動者—平臺—客戶”的三角關系,進而將勞資沖突向社會層面轉移,(16)M. Kienscherf,“Surveillance Capital and Post-fordist Accumulation:Towards a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Surveillance-for-Profit,”Surveillance &Society,Vol.20,No.1,2022,pp.18-29.不但削弱了勞動者的議價能力,還使得“資強勞弱”的局面得到進一步固化?？傊?“非標準化”用工雖然在形式上促進了雇傭關系的多元化與用工方式的靈活化,然而就實質而言,從對勞動者施予的獎懲到單位勞動時間與勞動期限的設定,無一不彰顯著固有“用工方”的權力,這在有效規避勞動資料預付和補償的同時,還成功的將風險轉嫁到了工人群體身上,使之逐漸被弱化為一個又一個的“不穩定生產者”。(17)S. Ping,“Your Order,Their Labor:An Exploration of Algorithms and Laboring on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in China,”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2,No.1,2019,pp.1-16．

三、數字游牧:一種“平衡導向”的勞動實踐

20世紀末,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和大衛·梅樂斯(David Manners)就描繪出了游牧工作的基本輪廓。通過借助高速的無線網絡和強大的移動設備,未來社會將擺脫傳統工作的強制性和紀律性結構,使勞動者能夠在依靠互聯網創造收入的同時周游世界。(18)T. Makimoto and D. Manners,Digital Nomad,Wiley Press,1997,p.6.然而當時正處于新技術發展初期,這種高度自主、靈活、開放的工作方式僅僅停留于美好的設想。如今隨著精細化的勞動分工以及日益成熟的數字媒介,一個個以“游牧式”勞動為主的數字游民群體也隨之壯大。(19)M. Holleran,“Pandemics and Geoarbitrage:Digital Nomadism Before and After COVID-19,”City,Vol.26,No.5-6,pp.831-847.概言之,數字游牧是指借助數字技術的虛擬特質,使自身擺脫特定時間和地點的束縛,在全球范圍內依靠互聯網從事知識生產、內容輸出與經營管理,盡享工作自主性的同時賺取收入的勞動實踐。數字游民雖然以知識工作為主,但并不等同于“數字靈工”,從生產、設計到翻譯、編程,任何能夠借助互聯網提供有償服務的工作僅僅只是具備了成為數字游民的基本條件,而真正促使數字游牧成為一種全新實踐方式的重點就在從“工作即生活”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在“游牧式”的流動實踐中產出富有創造性和價值意義的工作成果。(20)P. Matos and E. Ardévol,“The Potentiality to Move Mobility and Future in Digital Nomads’ Practices,”Transfers,Vol.11,No.3,2021,pp.62-79.因此區別于常規的數字勞動形態,數字游牧本身便蘊含著自由獨立和自主驅動的先賦秉性。(21)根據“數字游民部落”的界定,數字游民的特點包括:(1)靈活自由的工作時間與地點;(2)以互聯網為媒介的遠程工作或是自由職業;(3)相對獨立的生活方式等。參見數字游民部落:《數字游民掃盲》,2021年11月10日,https://jarodise.com/the-ultimate-guide-to-digital-nomad-lifestyle-2022-post-pandemic-version,2023年9月1日。尤其是隨著“Z世代”逐步成長為新經濟、新消費、新文化的主導力量,并隨即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勞動價值偏好。對于這部分新生代群體而言,勞動已經不再單純是為了滿足生存的基本需要,更重要的是工作本身具有的意義、價值以及由此帶來的精神富足感。而這些訴求也在無形中與數字游牧的理念不謀而合。MBO Partners發布的美國數字游民報告顯示,(22)MBO Partners,“Digital Nomads:Advancing the Next Way of Working,”Sep 6,2021,Retrieved from https://www.mbopartners.com/state-of-independence/2021-digital-nomads-research-brief/,Sep 1,2023.將自己描述為數字游民的勞動者數量已經從2019年的730萬迅速增長至2021的1550萬,年環比增長超過40%;就中國而言,從《2022雇傭關系趨勢報告》來看,76.4%的“00后”愿意成為數字游民。(23)智聯招聘、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2022雇傭關系趨勢報告》,2022年10月23日,https://www.fxbaogao.com/report?id=3417282&im=biubiu,2023年9月1日。據預測,到2035年,全球更是有60%的工作人口將成為自由職業者,屆時數字游民的規模也將達到10億。(24)A. Gussekloo and E. Jacobs,“Digital Nomads:How to Live,Work and Play Around the World,”Feb 18,2016,Retrieved from http://www.digitalnomadbook.com,Sep 1,2023.一種“不受技術手段、規則和詳細程序控制,在全球地理空間內進行移動工作”的游牧式勞動實踐正在逐步確立。(25)根據“2017-2023年全球移動勞動力預測指數”(Global Mobile Workforce Forecast)來看,在信息化趨勢的影響下,全球移動勞動者已經從2017年的15.2億上升為2023年的18.8億,約占全球勞動力的43.3%。G. Luk,“Global Mobile Workforce Forecast Update 2017-2023,”May 18,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rategyanalytics.com/access-services/enterprise/mobile-workforce/market-data/report-detail/global-mobile-workforce-forecast-update-2017-2023,Sep 1,2023.區別于常規數字勞動者受到的“數字泰勒控制”,“數字游民”往往能夠根據不確定性的社會情境進行調適,并通過對現有規則和資源進行重新改組和利用,從而在對立分化的勞動情境中建立起新的平衡。這也恰恰詮釋了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語境下的“非常規勞動者”形象,他們“唯變化為永恒,以交融為富足”(26)齊格蒙特·鮑曼:《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郭楠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年,第26頁。,憑借著自身對于“迷宮法則的熟稔”,在不同程度上脫離了“朝九晚五”的工作時間和“鋼筋水泥”束縛的工作地點,在不確定的條件下進行著自主化的勞動實踐。概括來看,“數字游牧”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數字游牧”以勞動技術與職業身份的內在平衡為基礎。雖然算法技術與平臺軟件的推廣使勞動工具實現了從物理形態向數字形態的轉換,但是從“遠程監控”外賣員日常工作的平臺軟件到“時刻監視”互聯網企業白領工作效率的電腦程序,原本被設計出輔助生產的工具反而成了與勞動者相異化的存在。相較而言,“游牧式”勞動則最大化地釋放了“人”的潛力與價值。其中,數字游民或是以網絡作家、旅行博主和視頻制作為主的自由職業者,或是軟件開發、數字設計、線上教育等遠程工作人員,但總體上都屬于掌握數字生產關鍵技術的“移動知識工作者(mobile knowledge workers)”。在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看來:“信息技術革命引發了信息主義的浮現,并成為新社會的物質基礎,財富的生產、權力的運作與文化符碼的創造變得越來越依賴社會與個人的技術能力,而信息技術正是此能力的核心?！?27)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志弘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0頁。數字游民具有較強的專業知識和能力以及較高的信息化素養,日常勞動實踐又通常以數字軟件、技術程序和移動設備等作為媒介進行高級數字產品創造以及互聯網創意內容生產,難以用“去技能化”的方式實施管理,因而能夠憑借對技術工具的熟練運用實現主體賦權。

第二,“數字游牧”以實現工作與休閑的均衡協調為核心。工作與休閑本質上屬于生活的一體兩面,是人類發展的合規律性需求,其往往能夠作為功能性的補充,使勞動者獲得充沛的工作活力以及精練的創造意識。但是為了加大剩余價值的獲取力度,當前的工作時間被不斷延伸,直至生活領域。(28)M. Toivanen,“Countercultural Lifestyle No More? Digital Nomadism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Neo-nomadic Mobilities,”Mobility Humanities,Vol.2,No.2,2023,pp.70-89.從休閑活動、興趣愛好到情感宣泄都成為數字資本的“圈地對象”,致使工作和休閑之間的邊界日益模糊。尤其是在以按需服務為特征的平臺勞動中,網約工作者需要“時刻待命、及時響應”,通過滿負荷的運轉支撐機器系統的連貫運作。久而久之,人們越發難以獲得身心放松的生活狀態。所以與固有印象中“工作不穩定導致生活不穩定”的觀點不同,凱瑟琳·米拉爾(Kathleen Millar)指出恰恰是生活狀態的不穩定性才破壞了工作的穩定性,真正富有價值的工作往往是在充足的休閑基礎上獲得的。(29)K. M. Millar,“Toward a Critical Politics of Precarity,”Sociology Compass,Vol.11,No,6,2017,pp.1-24.因此,區別于以往需要始終保持“持續在線”或是“上班打卡”的勞動時律,數字游民主張在工作與生活之間達成平衡,從而使自身從不可預測的時間秩序中抽離出來,遠離工作負荷造成的精神內耗?？梢哉f,這也正是多數從業者選擇成為數字游民的理由。當然,對于平衡性的追求并不意味著工作和生活保持相等的關系,而是找到或者建立適合的生活方式,讓兩者相互協調。所以在日常情境下,數字游民在創造中賺錢、在快樂中生活。對于他們來說,“改變居住地不僅僅是為了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而是為了獲得更加充實的生活”(30)K. Meagher,“Illusions of Inclusion:Assessment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o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51,No.2,2020,pp.667-682.。

第三,“數字游牧”以組織關系與空間邊界的權衡統籌為目標。盡管工業革命以來勞動形態不斷變化,但是雇員與雇主的依附關系卻相對穩固,其中的關鍵就在于工業勞動體系始終保持著“工廠中心”的組織邏輯,即通過實體空間的建設實現對身體的約束。雖然目前平臺從業者的工作環境已經順利從完全封閉的“工廠空間”轉到了相對開放的“數字場景”中,(31)M. Moritz,I. M. Hamilton,P. Scholte and C. Yu-Jen,“Ideal Free Distributions of Mobile Pastoralists in Multiple Seasonal Grazing Areas,”Rangeland Ecology &Management,Vol.67,No.6,2014,pp.641-649.但仍然是在數字設備引導下,被綁定在相應區域范圍內完成服務工作(如網約配送員、寫字樓白領等),勞動者的從屬性依舊沒有與封閉的空間生產體系相脫離。因此,隨著自動化技術的廣泛應用以及對技能要求更高的個性化崗位的增加,以遠程辦公、虛擬合作、項目管理為特征的“后科層”勞動體系逐步興起。數字游民也正是以此為契機,主動從高度固定的空間區位以及標準化的組織關系中剝離出來,并促成了流動化的勞動實踐。(32)F. Mancinelli,“Digital nomads:Freedom,Responsibility and Neoliberal Order,”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ourism,Vol.22,No.3,2020,pp.417-437.與傳統就業模式相比,這種在拉伊諾爾迪(Mattia Rainoldi)話語下的“數字繭型分離者(the digitally cocooned separator type)”,(33)M. Rainoldi,A. Ladkin and D. Buhalis,“Blending Work and Leisure:A Future Digital Worker Hybrid Lifestyle Perspective,”Annals of Leisure Research,Vol.27,No.1,2022,pp.1-21.無論是在物理層面(地理空間)還是虛擬層面(網絡空間)的流動性都相對較高,在日常工作中可以不受傳統辦公系統(包括辦公空間、生產設備、人事關系等)的禁錮,而是根據自己的意愿在全球范圍內選擇工作/旅居地點。其并無固定的目的地,也并無固定的流動節奏,既涉及長時間大尺度流動的國際遷徙,還包括著短時間、跨省區流動的區域性移動,數月(份)、數季(節),甚至數年(度)都有可能。

四、以“不確定性”為生:數字游民的自主化勞動策略

娜塔莎·瑪魯(Natasha Maru)等學者曾指出,相較于農業、工業系統所追求的高效化、精細化特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早就習慣于在不可預測、高度多變的情境下維持生產的恒定性。(34)N. Maru,M. Nori,I. Scoones,G. Semplici and A. Triandafyllidou,“Embracing Uncertainty:Rethinking Migration Policy Through Pastoralists’ Experiences,”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Vol.10,No.5,2022,pp.1-18.所以相較于慣常所處的“確定性”生產、生活體系,以“不確定性”為生的理念長期根植于游牧民族的世界觀、生活觀與勞動觀中,這隨即也開啟了對數字勞動者日常工作實踐的全新認識。如何在持續的流動、遷移過程中對外部的不確定性因素作出調節與適應,是每一位數字游民的必修課。其中的核心要件便是單位自主權的最大化,通過強化勞動者的內在彈性,將未知的風險轉換為行動杠桿,最終實現對不確定性的“降解”?；谶~克爾·諾里(Michele Nori)長期在地化的經驗總結,(35)M. Nori,The Evolving Interface Between Pastoralism and Uncertainty:Reflecting on Cases from Three Continent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2021,pp.6-7.可以將游牧民族的勞動策略概括為“復雜適應(complex adaptation)”“生計鑲嵌(livelihood mosaics)”和“集體創生(collectivization enactment)”。而根植于“游牧主義”理念基礎上的數字游民也正是在承繼了上述三重適應性策略的基礎上才得以在不穩定、不平等和不安全的條件下建構起自身的主體性空間。

(一)多元生計:數字賦能下的技術變現

穩固的生計收入既是數字游民追求自由的基本保障,也是其保持自主性的重要前提。由于脫離了依靠組織力量作出工作安排和資源配置的勞動體系,置身于個體化勞動條件下的數字游民自然成了根據市場邏輯自主決策并承擔責任的獨立主體。所以為了提高自身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其主要是在數字賦能的基礎上,憑借自身的技術資本尋求多元化的生計途徑。其中,“生計通常是建立在能力、資產和活動的基礎之上”(36)B. Belton and P. Fang,“Hybrid Livelihoods:Maize and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in Southeast Asia’s Uplands,”Journal of Rural Studies,Vol.95,No.1,2022,pp.521-532.,為了降低開發成本,大量的高新技術公司開始大范圍地選擇“離境外包(outsourcing)”的方式,基于互聯網數字平臺供求信息的規?；ヅ浜蛣趧恿Φ母咝式M織,將曾經由內部員工執行的職能轉包給外部技術人員,并根據任務的完成情況支付報酬。(37)S. Kumar,A. Bagherian,A. Lochab and A. Khan,“Protean and Boundaryless Career Attitudes as Antecedents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IT Industry,”Businesses,Vol.3,No.1,2023,pp.83-97.在此背景下,“任務型”工作成了數字游民的主要勞動形態,他們通過中介平臺了解任務需求,通過個性化、定制化的產品設計獲取收入。(38)區別于高度中心化的“微型工作平臺(Microtasks)”或是“按需服務平臺(On-demand Service)”,信息中介平臺只是將客戶和勞動供給方連接,并不參與設定服務的最低質量標準以及勞動力的選擇和管理。目前數字游民市場上使用較多的任務平臺諸如國外的“Working Nomads”“Virtual Vocations”“Upwork”等和國內的“開源眾包”“圓領”“電鴨”等。由于難易程度、精力投入大小的不同,任務相應設定的時間限制也有所不同,因此只要對自身的工作效率與進度進行合理規劃便可以實現“身兼多職”,甚至在垂直工作領域內同時進行多個項目的開發。盡管“游民”群體從事的工作內容、領域有所不同,但是區別于以往嚴格依靠等級劃分、績效激勵、算法控制的評估標準,他們的日常工作更為關注作品質量、技術水平和行業聲譽等結果導向的數據,受到正式組織結構、規則的限制也相應較小。當然,數字游民除了憑借“自雇傭者(self-employed persons)”的角色,以遠程工作、自由職業為基礎賺取主動收入之外,還會將勞動技能進行延伸,以“獨立合同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s)”的身份,通過技術創業或是線上投資獲取被動收入。尤其是數字游民的構成者多為互聯網經濟的“弄潮兒”和創意經濟的“排頭兵”,在當下更加敏銳地把握住了互聯網由“Web 2.0”向“Web 3.0”過渡的階段性紅利,在借助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數據留存、智能合約等“去中心化”技術功能的基礎上,(39)K. Saurabh,N. Rani and P. Upadhyay,“Towards Blockchain Led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DAO)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s,”Benchmarking:An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30,No.2,2023,pp.475-502.或是以自組織的方式發起并進行研發工作,或是選擇參加其他的創投項目,設計出相應的軟件、程序、插件等產品,并從中賺取資金。與傳統互聯網企業的運作體系不同,其中無論是“雇主—雇員”“消費者—服務者”還是“技術團隊”都可以根據數字算法構建的隱含契約進行自由交互,項目完成后團隊即可解散,從而將精力轉向新的項目,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一種“無邊界的職業生涯(boundaryless career)”(40)S. Kumar,A. Khan,A. Lochab,V. P. Gupta and A. K. Arora,“Boundaryless Career:A Bibliometric Analysis,”Prabandhan:Ind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Vol.16,No.8,2023,pp.24-44.。如果說傳統職業群體憑借自身對組織的忠誠換取終身就業保障的話,那么為了應對不穩定的勞動市場,數字游民則會很少選擇在相同的領域長期深耕,反而是密切跟隨互聯網新技術行業的前沿發展態勢,在全球范圍內積極“獵身”并適時變換賽道。支撐這種勞動策略的重點便是靈動的技術能力,只有掌握核心勞動技能才能擁有更強的議價能力。因此,數字游民在日常工作之余還尤為注重對知識技能進行“追加投資”,通過不斷地學習確保自身能夠在數字勞動市場中“游刃有余”。

(二)風險適應:空間遷移下的套利實踐

“風險適應”強調的是勞動者在面臨外部風險帶來的沖擊時能夠主動進行調整,不斷適應“恒新(perpetual)”的環境,從而獲得更多的主體性空間與發展機遇。對于數字游民來說,空間遷移不僅是重要的生存適應性策略,同時也成為日常勞動實踐的重要組成環節。(41)F. Mancinelli and J. Germann Molz,“Moving With and Against The State:Digital Nomads and Frictional Mobility Regimes,”Mobilities,Vol.19,No.1,2023,pp.1-19.他們“逐水草而居,順天時而動”,時刻保持著一種易于流動、服從流動的狀態,從而將自己放置在有利于發展的環境之中。近年來出現的“逃離大城市,回鄉躺平”呼聲之所以能夠引起都市青年白領的共鳴,除了因為壓力大、節奏快、工作忙之外,很大程度上還在于城市通常是高薪工作崗位的聚集地,但是隨之而來的通勤成本、生活成本也“水漲船高”,由此便進入了收入越高、開銷越大的怪圈之中。人們部分選擇成為數字游民的原因也是如此,但其踐行的策略并非對現實妥協,而是在“內卷和躺平”之間找到了一條中間道路,利用數字工作的時空脫域特質,選擇在高收入地區賺錢,同時遷移到生活成本較低的國家生活,從而享受“發達國家高收入標準和發展中國家低生活成本的雙重好處”(42)O. Hannonen,T. Aguiar and X. Lehto,“A Supplier Side View of Digital Nomadism:the Case of Destination Gran Canaria,”Tourism Management,Vol.97,No.1,2023,pp.1-15.。米歇爾·?？?Michel Foucault)曾將新自由主義的主體性概括為一種激勵自我行為按照理性最大化路線進行的重新配置。(43)T. Christiaens,“The Entrepreneur of the Self beyond Foucault’ s Neoliberal Homo Oeconomicu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23,No.4,2020,pp.493-511.數字游民正是通過地緣套利的勞動機制作為緩沖,得以免受不確定性工作可能帶來的生活困境。當然,其勞動空間并非毫無邊界,也并非游于“任何地方(anywhere)”,促使數字游民將特定國家或區域作為目的地的原因除了便于實現經濟層面的套利實踐之外,更重要的是隨之帶來的生活體驗感。(44)F. Mancinelli,“Digital Nomads:Freedom,Responsibility and Neoliberal Order,”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ourism,Vol.22,No.3,2020,pp.417-437.所以除了對可供日常工作的網絡設施條件以及生活成本的考量之外,“流入地”宜人的環境氣候、完善的公共服務以及友好的城市氛圍也構成了重要的拉力。(45)根據全球性網站“游牧清單(List)”的排名,目前最受游民青睞的前十城市是巴厘島、里斯本、曼谷、薩格勒布、蒂米什瓦拉、清邁、柏林、馬德拉、班加羅爾和漢城。參見:https://nomadlist.com/。在此過程中,其流動式的游牧節奏和規律也不盡相同,既涉及全球尺度的范圍性流動,也包括長距離和短距離交錯的疊加流動,最終呈現出“循環流動”的特點。如今的數字游牧甚至正在成為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和文化現象,全球已經有二十余個國家先后推出了“數字游民簽證(digital nomad visa)”申請通道,并相應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支持,旨在將自身定位為實現數字游牧勞動的理想地點。(46)J. Sánchez-Vergara,M. Orel and I. Capdevila,“‘Home Office is the Here and Now’ Digital Nomad Visa Systems and Remote Work-focused Leisure Policies,”World Leisure Journal,Vol.65,No.2,2023,pp.236-255.總之,空間遷移不但體現出了數字游民通過改變勞動軌跡獲得自主性的能力,同時也展現出了其改善生活狀態的積極意愿,他們就如同“候鳥”一般,在飛行中矯正目標,在遷徙中實現理想。

(三)集體創生:資源共享下的社群聯結

從全球尺度來看,呈散點分布的數字游民仿佛是持續變動的原子個體,所以為了避免由此出現的斷裂和離散危機,游民群體還致力于通過集體互助、互利協作的方式提高整體的抗逆力,由此在各個游牧地點周圍,“游民社區”應需而生。(47)F. Situmorang and E. T. Karthana,“Redesign Rural Tourism Product Based Digital Nomadism Postpandemic COVID-19 in Bali,”Jurnal Kepariwisataan:Destinasi,Hospitalitas dan Perjalanan,Vol.5,No.2,2021,pp.1-15.其不僅通過有形的共享空間為數字游民提供日常所需的生活資源,還能夠憑借無形的共享資源帶來廣闊的視野以及發展機遇。(48)R. Bouncken and A. Reuschl,“Coworking-Spaces:How a Phenomenon of the Sharing Economy Builds a Novel Trend for the Workplace and for Entrepreneurship,”Review of Managerial Science,Vol.21,No.1,2021,pp.317-334.實體空間往往集“遠程工作、日常居住、休閑交往”于一體,更加注重貼合數字游民的日常需求。除了基本的住宿功能之外,最核心的部分便是網絡設施豐富的共享工作空間以及供日常使用的會議室、娛樂區等公共區域,社區內絕大部分資源都是以共享的方式予以提供。此外,社區內還會定期組織集體聚餐、職業分享會和戶外活動等,從而提高社區整體的凝聚力,增強其歸屬感。由于“游民”的流動性、臨時性較大,因此每一個游民社區都是自主運作的典范,其日常運營更多依靠的是成員們自發形成的非正式規則。而對于數字游民的身份認同往往會強化社群成員的集體意識,使所有人自覺參與到社區的維護和管理工作中并主動維持社區利益,最終形成了一種寬容、平等、信任的空間氛圍。(49)J. Berbegal-Mirabent,“What Do We Know about Co-Working Spaces? Trends and Challenges Ahead,”Ustainability,Vol.13,No.3,2021,pp.1-30.目前國外較為知名的游民社區有布萊德的“SubWork”,巴厘島的“Polkadot Hubs”,清邁的“C.A.M.P”等,國內如安吉的“DNA數字游民公社”,文昌的“Nomad House”和“Serendipity”,大理的“Dali Hub”和“706青年空間”等。在此過程中,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游民社區儼然成了關鍵節點,最終由點成線,串聯起了全球游牧網絡。數字游民不僅可以隨心穿梭于任何一個基地,將之作為短期內的“大本營”,同時也能夠以此為契機,在短時間內與擁有共同志趣的“他者”進行互動交流。(50)O. Hannonen,“In Search of a Digital Nomad:Defining the Phenomen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urism,Vol.22,No.3,2020,pp.335-353.從這個角度看,游民空間已然超越了單純的物質性存在,并在潛移默化的互惠行動與情感互動中上升為一種資源配置的場域。林南曾指出:“社會資本是嵌入社會網絡關系中的,能夠在有目的的行動中攝取或動員的資源?！?51)林南:《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張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4頁。社區空間在對異質性個體進行吸納的同時也起著提供人才聚合、互動合作的作用。他們不僅能夠相互分享旅行路線、政策信息,溝通遠程工作經驗、生活趣事,還能通過與同頻工作者的鏈接,逐漸將“弱關系”拓展成“強關系”,在即時真切的反饋中進行知識共享、跨界合作,依據興趣、需求自發建立臨時性團隊,合作完成技術項目甚至聯合創辦小型互聯網公司。就算日后流動到其他國家或城市,彼此之間也可以依靠通信媒介形成穩固的互聯鏈條,構筑跨越時空的社群共同體、興趣共同體、職業共同體。

五、總結、討論與反思

面向21世紀,來自傳統、現代與當代以及區域、本土與全球的危機癥候彼此交織在一起,進而呈現出風險事件的流動化、風險議題的復雜化以及風險邊界的模糊化,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輻射力度早已超出了確定性的預期。(52)文軍:《從“結構導向”到“關系為本”:重構面向不確定性時代的全球化理論》,《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隨著社會整體發展進程從“線性、清晰、可控的階段”推進到“非線性、模糊、失控”的新階段,(53)T. Aven,“On How to Deal with Deep Uncertainties in a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Context,”Risk Analysis,Vol.33,No.12,2013,pp.2082-2091.不確定性自然也就成為數字勞動領域的基本思維框架和認知向度。馬克思(Karl Marx)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曾指出:“資產者日益加劇的競爭以及由此引起的商業危機,不僅使工人的工資越來越不穩定,機器日益迅速的和持續不斷的改良,也使得工人的整個生活地位越來越沒有保障”。(5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頁。如今這種情況非但沒有隨著新技術的進步得到緩解,反而在無形中加劇了勞動者的整體危機。(55)A. Müller,“The Digital Nomad:Buzzword or Research Category?” Transnational Social Review:A Social Work Journal,Vol.6,No.3,2016,pp.344-348.源于社會層面的不確定性與經濟層面的不穩定性無處不在,(56)文軍:《挑戰與回應:發展的不確定性與社會工作學科體系建設》,《社會工作》2023年第6期。肆無忌憚地侵蝕著勞動者的生存空間,使之“被困在平臺中,綁定在算法內、系縛在抽成里、游離在保障外”。但是不確定性的存在雖然一方面預示著消極的處境,另一方面也被視為增加主體行動意圖和內生性力量的源泉。(57)O. Perminova,M. Gustafsson and K. Wikstr?m,“Defining Uncertainty in Projects:A New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Vol.26,No.1,2008,pp. 73-79.正如弗里德曼(Sam Friedman)和勞里森(Daniel Laurison)所言,盡管置身于風險與機遇交纏而成的“莫比烏斯環形”勞動力市場中,擁有更多社會、文化和技術資本的群體反而能夠從中分離出來,并更好地按照不確定的規則進行游戲。(58)S. Friedman and D. Laurison D,The Class Ceiling:Why it Pays to be Privileged,Policy Press,2019,p.133.所以相較于被動承受風險襲擾的常規數字勞動者,數字游民則會主動通過“自我去穩定化”的策略,不斷踐行“個人式的退場策略(individualistic exit strategies)”。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數字游牧勞動是對既有資本主義體系的挑戰,反而數字游牧勞動是與新時期數字資本鏈條相適應的結果。從多種生計手段、地理空間套利再到社群資本聯結,本質上都是在遵循全球市場機制的前提下進行的策略變通,同時也在此基礎上促成了不確定性境遇下的主體再造。概括地來看,支撐其自主性空間得以持續運作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數字游民實現了從“技術控制”到“技術選擇”的轉變。雖然數字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勞動生產關系歷經解構與重構,但隨之而來的還有日益分化的不穩定勞動群體。相較于“數字底層(digital underclass)”或“賽博無產階級(cyber proletariat)”,數字游民本質上仍然屬于“勞動力精英群體(labour elite)”。(59)P. Goodwin,“Mission Impossible? A Review of Kylie Jarrett’s Book Digital Labor,”Communication,Capitalism &Critique,Vol.20,No.2,2022,pp.213-220.所以區別于常規勞動者普遍受到的數字監視,數字游民不僅受到算法技術的影響相對較小,還能夠憑借自身的創新知識、技術能力、生活履歷獲得與市場資本、國家政策甚至算法協議進行議價的可能及協商的機會,切實詮釋出了非異化的主體性。

其次,數字游民實現了從“時空規訓”到“時空自由”的轉變。(60)D. Cook,“What is a Digital Nomad? Definition and Taxonomy in the Era of Mainstream Remote Work,”World Leisure Journal,Vol.65,No.2,2023,pp.256-275.相較于在以往“數字工廠”體制下,企業對于從業者的時間和地點作出的嚴格安排與設置。數字游牧勞動憑借著自由靈活的工作方式和逐利而居的生活理念,不僅“擺脫了既定組織系統和地理結構的制約”(61)C. Bonneau,J. Aroles and C. Estagnasié,“Romanticisation and Monetisation of the Digital Nomad Lifestyle:The Role Played by Online Narratives in Shap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Work,”Organization,Vol.30,No.1,2023,pp.317-334.,同時還能夠根據自身的意愿與需求,獨立進行工作安排。當勞動者不再被爭分奪秒的“計劃表”所困擾,也不再為封閉壓抑的“格子間”所圍困時,隨之而來的就不僅僅是身體的解放,還有源源不斷的創造力、想象力、意義感和幸福感,這使工作真正變成了自在、自覺、自為的活動。

最后,數字游民實現了從“組織性自我”到“創業性自我”的轉變。(62)D. Cook,“What is a Digital Nomad? Definition and Taxonomy in the Era of Mainstream Remote Work,”World Leisure Journal,Vol.65,No.2,2023,pp.256-275.其中的核心變化便是數字游牧勞動已從傳統的“非標準雇傭”轉向了理性化的“自主經營”。這既不同于壓制主體性的“責任自治”,也不同于制造生產意愿的“文化認同”,而是在互聯網平臺企業與數字游民之間形成的一種全新交互模式。數字游民不再是“出賣”自身勞動力的受雇勞動者,而是投入知識和技術的企業“合作者”,與資方是基于等價交換形成的市場契約關系。因此能夠憑借著更加寬廣的職業選擇空間和平等的勞動主體身份規避“非標準”雇傭方式帶來的風險。

總之,數字游民作為全球化時代生活方式的微觀縮影以及數字時代勞動者生存的真實寫照,本質上正是在自我審視、自我反思和自我賦能的自反性身份實踐過程中對各種不確定性力量的調和,他們不斷的尋求甚至創造著專屬于自身的確定性空間。當然,在這種浪漫的形象背后,“游牧式”的勞動策略也終究難以完全脫離技術與資本相勾連的權力之網,人工智能技術的更新、國際移民制度的變動以及全球經濟市場的波動等結構性因素都會對數字游民造成更加劇烈的影響,使之時刻面臨勞動降層與生活降級的雙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