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鏈融合”視角下京津冀人才政策評價與優化

董曉宏 魏娟 白海琦

摘 要：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深度融合是推動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的必由之路。系統整理2014—2022 年京津冀出臺的人才政策，應用ROSTCM 6. 0 詞頻分析工具評價三地人才政策與京津冀人才發展定位的契合度，以評價人才政策目標是否與三地協同發展定位相一致。運用內容分析法與協同度測量模型對創新、產業、人才三類政策工具兩兩間的協同一致性進行評價，結果顯示：人才政策與創新政策及產業政策的協同度均處于中等協同度區間。針對人才政策與創新及產業政策間的錯位點，應圍繞“三鏈融合”需求完善人才政策體系，推動需求、供給、環境三類人才政策工具協同發力，探索政策制定“一網協同”、政務服務“一網通辦”、人才數據“一網共享” 的政策聯動模式，為區域“三鏈融合”發展提供政策合力支持。

關鍵詞：三鏈融合;京津冀;人才政策;政策協同

中圖分類號：F127;C964. 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24）02-0009-08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堅持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一體部署、深度融合，構建以現代化產業體系為基礎的新發展格局。創新引領是京津冀協同發展適應經濟新常態、不斷走深走實的核心動因，鏈條完整、高效高質的產業鏈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實體支撐，人才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資源。創新政策、產業政策與人才政策的一致性是“三鏈融合” 的有力推手與制度保障?；仡櫨┙蚣絽f同發展歷程，三地政府積極謀劃，先后聯合發布了《京津冀人才一體化發展規劃（2017—2030 年）》（簡稱《規劃》）、《京津冀重點產業鏈協同機制方案》、《關于推進京津冀協同創新共同體建設的決定》等推動三地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融合發展的政策文件。三地“三鏈融合”發展勢頭良好，但與長三角、大灣區相比，三鏈融合程度仍存在較大差距。

人才鏈是創新鏈與產業鏈融合發展的紐帶，人才政策是供給產業創新發展所需的數量充足、質量匹配、結構合理、具有可持續性的人才資源的制度支撐。張輝等[1] 學者討論了公共政策對京津冀人力資本協同的支撐作用、存在的問題及優化路徑。陳亮等[2] 學者則分別分析了人才政策對京津冀東部濱海發展區、中部臨空經濟區、南部功能拓展區等不同區域人才集聚的影響效果，并提出了政策改進建議。但就人才論人才的孤立研究不能回答既有人才政策是否充分響應了京津冀產業創新發展的人才需求，也無法明確創新驅動產業鏈強鏈補鏈中的人才支撐節點。人才是驅動產業鏈、創新鏈建鏈、強鏈、躍遷的第一資源，創新鏈與產業鏈通過知識反哺與事業平臺促進人才鏈的建鏈及強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三鏈構建與發展的客觀模式。因此，本文遵循三鏈發展的邏輯關系，以“三鏈融合”為目標，嘗試進行以下討論：第一，從政策目標導向看，三地聯合發布與獨立發布的人才政策是否緊扣原始創新策源地（北京）、先進制造研發基地（天津）、創新轉化基地（河北）產業創新發展定位;第二，從政策工具的內容看，三地人才政策是否與創新政策、產業政策形成了政策合力;第三，基于政策分析結果，提出完善京津冀人才政策的建議與做法。

一、文獻梳理與概念界定

（一）創新鏈、產業鏈與人才鏈

學界對創新鏈的研究始于涵義解析與建鏈機制，伴隨創新模式的轉變，研究主題發展為創新鏈如何與產業鏈、供應鏈、人才鏈等鏈條融合發展[3] 。

綜合前人研究成果，本文認為創新鏈是產研用等多元創新主體協同完成覆蓋技術預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商品轉化、產業化的活動鏈條。

產業鏈的研究可以追溯至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4] 。伴隨社會分工不斷細化、組織經營模式不斷開放，產業鏈的參與主體不斷豐富[5] ，因此，本文認為產業鏈是由政府部門、企業、科研機構、消費者等價值主體參與的，覆蓋市場需求挖掘、產品市場化、產業升級等環節的價值創造生態系統。

人才鏈的討論源于人才培養的供需匹配，指面向產業發展需求，產學協作培養多類型、多層次的人才隊伍，強調人才的專業能力類型橫向可以覆蓋產業鏈的全流程，不同層級人才數量縱向可以滿足市場對高中低不同層次人才的需要。人才鏈的形成需要需求端深度參與，因此，既有研究多從特定產業鏈的建鏈、補鏈或區域經濟發展的視角討論兩鏈融合發展模式[6] 。

綜上所述，兩兩鏈條協同模式與機理的研究較為豐富，但是三鏈融合相關的討論還不多見。

（二）人才政策

政策是國家機關、政黨和其他政治組織在一定時期內為實現或服務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目標而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動或行為規則，包括戰略、法律、措施、方法、法規等[7] 。梳理已有相關研究成果發現“人才政策”暫未在學界形成統一的定義，但學者們提出的人才政策內涵大致相同，即各級黨委、政府為使人才發揮更大作用而出臺的，對人才利用、人才培養和人才開發等方面作出規范的一系列指導性或規范性文件。人才政策在內容上，一般涉及人才的吸引、培養、留用以及激勵等方面，如面向各類人才設立的住房補貼、戶籍變更、家庭安置、科研經費、精神獎勵等福利待遇[8]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人才政策指政府結合實際發展需要，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針對人才制定的一系列法規、條例、辦法等規范性文件。

既有研究因研究對象不同涉及科技人才政策、海外人才政策的分析;因研究內容的差異涉及不同地域人才政策、不同目的人才政策、不同功能人才政策演變趨勢與效力分析;所有研究均從反映特定人才政策現狀的基礎性工作———政策文本的搜集和梳理切入。

（三）政策協同

1. 政策協同的含義。哈肯[9] 提出：協同是指在一定條件下，系統內部的各個相互獨立、自治的子系統通過內部組織而互相配合協作，使系統從原來的無序狀態變為有序狀態，最終達到共同的目標。協同關系一般具有“非線性”的特征，能促使原系統發生變化，達到整體系統協同的效果。

公共政策體系由政策主體、政策客體和政策環境三個要素構成，三者相互作用，達到動態均衡的狀態[10] 。政策制定過程中，相關政策主體應溝通協商以促進政策內容與目標的一致、政策實施效果與初衷的一致以及政策的可持續。因此，本文將政策協同定義為：公共政策各組成部分或各政策之間相互融合，形成一致、兼容、綜合的狀態，呈現出結構優、功能強的特點，不同于單一政策簡單線性疊加的模式，此種協同表現為各部門之間的協商互通、各政策目標和內容間的一致與相互促進。

2. 政策協同分析框架。協同學認為，政策協同是不同部門之間的有效配合，可以通過政策主體、客體和環境三個子系統的內部協調來實現。目前政策協同研究框架主要包括二維和三維兩種類型。二維框架中，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是最常使用的兩個維度，其中政策工具指達成政策目標的手段和措施。彭紀生等[11] 從政策力度、政策措施和政策目標三個維度詳細剖析改革開放以來技術創新相關政策的協同性，為政策測量與協同分析提供了開創性思路。三維框架的興起和發展彌補了二維框架的局限性。政策目標是政策執行預期可以達到的目的、要求和結果，目標體現了政策導向;工具體現的是政策落地細則;政策力度描述政府對特定主題的關注與重視程度。本文依從三維分析框架對京津冀人才政策與產業政策及創新政策的協同效果進行分析。

政策工具是政策研究的主要內容，因不同分類標準，對政策工具的分類結果并不統一，其中得到學界廣泛認同與應用的是羅斯韋爾和澤貝爾德提出的：供給型、需求型和環境型三維度分類方式[12] 。供給型政策與基礎設施、投資、教育和公共服務有關;需求型政策涉及產業部門的人才引用與管控;環境型政策包括知識產權、稅收、法規管制等內容。

一般而言，政策力度與政策頒布單位的行政級別相關。通常，政策力度與政策發布單位的級別成正比例關系，政策發布單位的級別越高，政策力度就越大，反之亦然。

二、京津冀人才政策與三地定位契合度分析

《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界定了三地發展的功能定位：北京為政治文化、國際交流與科技創新中心;天津為先進制造研發、北方國際航運、金融創新示范區;河北為現代商貿物流基地、產業轉型升級試驗區與新型城鄉融合發展示范區。三地的功能定位既發揮了各自區位優勢，又遵循了產業鏈建鏈規律。為強力支持三地定位清晰的發展需求，《京津冀人才一體化發展規劃（2017—2030 年）》明確了三地人才發展目標：北京立足科技創新先發優勢，成為區域內原始創新人才發展極;天津圍繞先進制造、航運物流核心產業的人才需求，成長為區域高端制造人才發展極;河北立足區位優勢與產業基礎，打造區域創新轉化人才發展極（后文對三地人才發展定位簡稱“三極”）。本文運用ROSTCM 6. 0 詞頻分析工具對三地人才政策提取高頻主題詞并構建語義網絡，通過高頻主題詞在圖譜中的位置來反映政策的關注重點、體現政策的實施目標。通過對比政策關注重點與“三極”人才發展目標的契合程度，體現三地人才政策對三地功能定位發展的支撐效果。

（一）政策收集

2014 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構想，因此本文選取2014—2022 年京津冀三地聯合出臺或分別出臺的人才政策作為研究對象。

首先，通過京津冀三地省市區三級政府官網及人社、科技、工信、財政等廳局官網搜集政策文本。其次，通過《中國法律檢索系統》（北大法寶）等使用較為廣泛的政策檢索平臺獲取政策文本。最后，將兩個渠道獲取的政策本文進行相互驗證以保障獲取文本的準確性與全面性，剔除重復文本后，經由政產學研多方專家組成的評價小組商討研判，最終整理出三地聯合或單獨頒布的人才政策397 項，見表1。

（二）契合度分析

高頻主題詞反映了政策文本涵蓋的主要信息，是政策分析的重要指標。首先，分別將京津冀三地的人才政策導入文本挖掘數據庫。其次，應用ROSTCM6. 0 詞頻分析工具對文本進行合并和分詞，將輸出的分詞結果進行詞頻統計并提取高頻詞，過濾無用的通用詞和虛詞，得到三地政策的高頻主題詞。最后，依據高頻詞建立主題詞知識圖譜，結果見圖1、圖2 和圖3。

1. 對標“原始創新人才發展極”人才建設目標，北京市人才政策差異性不足。由圖1 可知，“人才”“建設”“資源”和“企業”等高頻主題詞處于北京市主題詞知識圖譜的內核位置，“人才” “項目” “職業”位居高頻主題詞前三，說明北京市一直以來非常重視項目引才、企業用才，符合事業留人的人才建設可持續發展思路;“保障” “社會” “技能” “培養”等主題詞圍繞核心位置呈環狀分布，說明北京市同樣關注人才供給端以及公共服務環境端的政策制定，已形成了需求型—供給型—環境型較為完整的政策體系。但對標《規劃》中對北京的人才建設定位———打造創新型人才聚集中心、形成京津冀原始創新人才發展極，政策的關鍵著力點應為“創新型”與“原始創新”。然而在主題詞圖譜中，創新與其他主題詞的關聯度并不高，“原始創新”相關表述也并沒有進入主題詞圖譜。綜合分析北京市代表性的人才政策，如2018 年出臺的《北京市引進人才管理辦法（試行）》與《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范區和中國（北京）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人力資源開發目錄（2023 年版）》，發現政策內容從初始關注人才專業職稱、學歷、工作經驗逐步聚焦于關注發明專利、國家科技獎項等高端原始創新成果，再到產業發展所需人才的信息發布。人才政策與創新需求及產業發展的匹配性在逐步增強，但人才引進對象的特征與上海、深圳趨同，均為緊缺領域、熟悉國際規則、獎項頭銜等定性指標，并未凸顯貼合北京產業創新發展的差異化高端人才特點。

2. 對接先進制造業發展特征，天津市需增強人才政策的全面性。由圖2 可知，天津市人才政策中出現頻次最高的主題詞是“人才”，處于網絡圖譜最中心的位置，關聯了“體系”“改革”“引進”“機制”等主題詞;“創新”出現的頻次僅次于“人才”，體現了既有政策與創新需求的密切關系，關聯了“服務”“科技”“評價”等主題詞，“發展”體現了政策目標，關聯了“層次”“建立”“能力”等主題詞;與“京津冀先進制造人才聚集地”相關的關鍵詞“技術”“項目”“引進”等位置偏離中心，“高端”“技能”“培訓”則位于圖譜的最外圍。說明天津既有人才政策雖已致力于圍繞先進制造研發需求打造高層次領軍人才與中基層技能人才梯隊;但剖析近年天津市發布實施的代表性政策，如《天津市“海河英才”行動計劃》《天津市關于加強新時代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天津市高層次和急需緊缺人才開發目錄》，發現仍以高層次人才與中基層技能人才引育為政策重點，人才“用留”相關政策尚需豐富。同時先進制造業具有技術先進與管理先進“雙高”特征，因此人才政策應圍繞技術與管理兩類人才同時發力。

3. 提速京津研發、河北轉化，河北人才政策需提升復合型轉化人才關注度。從圖3 可知， “人才”“創新”“科技”“技術”和“建設”等詞語處于主題詞圖譜的中央顯著位置，與其他關鍵詞形成密切關聯?！案母铩薄俺晒薄稗D化”“服務”和“加強”等詞語與中央關鍵詞的聯系箭頭較復雜。說明河北省非常重視創新轉化人才的政策支持，不斷加快對京津創新成果的承接轉化，與《規劃》中對其“區域創新轉化人才發展極” 的人才建設定位契合度尚可;但是“知識”“產權”等核心關鍵詞的頻次排名并未成為中央關鍵詞，說明河北省既有人才政策與《規劃》定位的契合度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此外，創新成果轉化需要大量具備產業、管理、法律、知識產權等綜合知識儲備與轉化轉移經驗的人才，但在既有人才政策中此類人才的存在感不足，應加大政策關注度。

三、三鏈融合視角下京津冀人才政策評價

應用內容分析法對京津冀三地發布的創新、產業與人才三類政策進行編碼和賦分，借鑒彭紀生等[11] 學者提出的政策協同度測量模型對三類政策工具兩兩間的協同一致性進行評價，依據評價結果挖掘人才政策與創新及產業政策間存在的錯位點，為形成政策合力提供抓手。

（一）政策來源與處理

京津冀區域創新政策與產業政策的收集渠道和人才政策相同，但因產業政策與創新政策關系緊密，存在一項政策既有關產業發展又關聯創新推進的現象。對于此類政策，邀請來自三地工信與科技部門、高新技術產業協會、高校與科研院所、企業人力與研發負責人共計33 位專家進行德爾菲研判，最終選出創新政策文本481 份、產業政策文本393 份。

（二）政策量化標準

借鑒王幫俊等[13] 學者應用的政策量化手冊編寫方法，制定政策工具量化標準（見表2），同樣邀請上述專家應用德爾菲法對每項政策進行量化評分。因篇幅所限，表2 僅列舉部分政策工具的量化標準。為量化政策力度，本研究對政策發布單位級別和政策類型兩個因素賦值，分值依次為5 分、4 分、3 分、2分和1 分，如表3 所示。

（三）京津冀人才政策評價

1. 評價模型。在對京津冀產業政策、創新政策與人才政策工具和對應的政策力度分別進行量化的基礎上，借鑒張煒等[12] 提出的政策工具間協同度測算模型，測算人才政策工具與產業政策及創新政策工具兩兩間的協同度。下文以人才政策與創新政策間協同度測算為例說明模型內涵，人才與產業、創新與產業兩組政策的測算過程同理。

通過式（1）計算京津冀人才政策與創新政策的年度強度。

其中，TPCi 為第i 年人才（或創新）政策強度，PTjk的涵義是第i 年第j 項人才（或創新）政策的第k 項政策工具量化分值，PSj 的涵義是第j 項人才（或創新）政策力度的量化分值，N 代表的是第i 年京津冀頒布的人才（或創新）政策工具數量。

依據模糊數學的隸屬度概念構建函數（2），以測算人才政策與創新政策的協同度。

式（2）中，Ui 為第i 年人才政策與創新政策的協同度，TPCi 為第i 年人才政策強度，TPC′i 為第i 年創新政策導向下人才政策強度擬合值，S2 為第i 年人才政策強度的方差;TPC′i 通過創新政策年度強度為自變量、人才政策年度強度為因變量的一元回歸方程擬合求得。

2. 信效度分析。由于政策文本量化工作較為復雜，為保證研究結果能夠準確有效且貼近現實，實現較高程度的信效度，特組建了一支5 人評估小組（3 人為政策制定人員、2 人為課題研究人員），通過學習理解評分標準、進行政策的試評分、進行政策正式評分三個步驟完成人才政策的評分工作。經評分小組評價，政策評分的一致性為92%，表明該政策評價標準具有較高的信度水平。

3. 人才政策與創新政策、產業政策的協同性分析。為反映九年間京津冀三類政策兩兩協同的演化規律，本文對政策工具協同度程度區間進行劃分。低協同度區間設定為[0，0. 4]，中度協同度區間為（0. 4，0. 7]，高度協同度區間為（0. 7，1] ，協同度值越接近1 表明協同效果越好。京津冀三類政策工具間協同度測算結果見表4。

分析三類政策兩兩協同度變化趨勢可見：（1）人才與創新政策工具間協同度穩步提升，但增速緩慢且仍處于中等協同度區間。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伴隨京津冀協同發展走深走實，三地政府出臺的人才政策與創新政策融合度不斷提升，推動兩類政策工具間協同度數據持續向好，但是2022 年兩類工具的協同度仍處于中等協同度區間的下端，距離1 還有近一半的提升空間;且2019 年之后增速放緩。（2）人才與產業政策工具間協同度提升較快，但仍處于中等協同度區間。三地人才與產業政策工具間協同度在觀測期間提升了近一倍，體現了三地人才鏈對產業鏈的賦能作用持續增強。這得益于近年來，三地先后出臺的《天津市人才發展促進條例》《河北省鼓勵柔性引才暫行辦法》等政策突出了項目合作、雙向掛職、以賽引才等柔性引才措施，一定程度上補充了區域內產業發展所需的各類人才。但是也要看到2022 年兩類政策的協同度仍然沒有突破中等區間，說明人才鏈融入產業鏈的深度仍不足。（3）創新鏈對產業鏈的支撐作用顯著增強，但完善空間仍然較大。伴隨京津冀先后審議通過《關于推進京津冀協同創新共同體建設的決定》，創新鏈對產業鏈的支撐形式更加多元、支撐作用更加凸顯。京津冀協同發展項目庫、節點城市轉化基地的建成與運行代表著京津研發、河北落地的模式日漸成熟。但是基礎研究投入占比較低、創新成果轉化所需復合型人才短缺、創新輸出與產業需求匹配信息路徑通而不暢等問題仍舊制約三地產業鏈高質量發展。

. 政策工具視角下京津冀三類政策協同性不足的原因分析。人才鏈所體現的人才的技能層次與類別為產業鏈及創新鏈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創新變革與產業升級為人才生存及成長提供環境與土壤。致力于推動三鏈融合的人才政策需遵循這一邏輯，跳出就人才論人才的政策制定誤區，需求類、供給類與環境類政策工具內容均應指向創新鏈與產業鏈發展需要，服務于人力資本增量、提質與優化結構。因此，本文從探究三地人才政策工具內容是否滿足了上述需求切入，分析京津冀人才政策與產業政策及創新政策協同度不高的原因。通過對三地需求類、供給類與環境類政策文本進行高頻詞提煉（見表5）（本文取前15 位高頻詞），評價人才政策工具對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支撐效果。

分析三類政策工具高頻詞構成、位次與出現頻次可見：（1）需求類政策對全鏈條類政策關注不足，功能性政策多于選擇性政策。從高頻詞排序與出現頻次看，三地需求類政策對產業發展與創新需求均有覆蓋，但是政策均是針對產業鏈或創新鏈局部環節給予支持，缺乏指向全鏈條發展的政策文件。（2）供給類政策對人才梯隊建設與復合型人才關注度不足，引育主體過于單一。人才引育是供給類政策的核心主題，體現在“引進”“培訓”“教育”位列供給類政策高頻詞的前三名。但是三地人才引育政策區分度不足，并未立足《規劃》對三地的發展定位進行梯隊式人才建設。領軍人才、深耕基礎研究人才與創新轉化類復合型人才均供給不足，創新型人才隊伍大而不強，更未形成技能型人才與管理類人才穩定的輸送模式。（3）環境類政策呈碎片化，未滿足人才全流程服務需求。通過高頻詞可見，環境類政策內容仍聚焦于知識產權保護、人才引進獎勵、財稅減免等單一主題。環境類政策應覆蓋用人單位人才選育用留各環節、人才衣食住行各方面，表現出流程化、系統化特征。因此，環境類政策制定應調研整合供求雙方需求，提升政策的全面性。

四、三鏈融合導向下京津冀人才政策優化建議

“三鏈并進”是京津冀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人才、創新與產業三類政策的一致性與協同性是推動三鏈融合的制度保障。因此，三地人才政策目標要緊扣京津冀功能定位，圍繞區域產業鏈與創新鏈融合發展需求完善現有政策體系，形成政策合力，著力打造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人才引擎”，以發揮人才政策對京津冀產業創新發展的支撐作用。

1. 人才政策目標緊扣“三極”定位，圍繞“三鏈融合”需求完善人才政策體系。三地人才政策的修訂與優化應立足“三極”人才發展目標做文章?！叭龢O”人才目標客觀遵循了原始創新策源（北京）、高端制造研發（天津）、創新轉化（河北）的三鏈融合發展規律，致力于科學布局區域人才，形成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三鏈融合的發展格局。因此，三地要以三鏈融合發展需求為牽引，提升人才政策支撐精度。具體來看，北京市要針對目標人才“東南飛”的問題，加大政策創新力度，在現有福利型人才政策基礎上，豐富細化發展型人才政策，打造創新平臺、創造創業機會，在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上持續發力。天津市要面向先進制造業發展所需的技術+管理“雙高”人才補齊政策空白點。一方面，要系統調研先進制造業發展所需“雙高”人才的類型與結構，提升人才政策精度;另一方面，要擺脫高端人才靠引進、基礎人才靠培養的既定模式，加強系統統籌，提升在津各級各類高校人才培養與產業創新發展的供需匹配度，形成先進制造業人才培養梯隊。河北省未來應準確理解自我發展與承接轉移的關系，在承接轉移京津創新成果的錯位發展中尋找自我發展的產業新動能，人才政策同樣要依從這一思路與京津形成互補與銜接。加快補充扶持科技轉化轉移中介、技術轉移人才培養培訓體系、技術轉移人才評價認證制度等政策條例，以人才打底，有序承接京津創新成果的轉化，在三地形成創新開發、實施、轉化的良性循環。

2. 政策工具應尊重人才發展規律，推動需求、供給、環境三類人才政策工具協同發力。以產創融合的關鍵節點為導向明確人才需求是京津冀未來制定需求類人才政策的主要依據。趙晨[6] 認為產創融合的模式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中試—商品化—產業化—生產—銷售—服務。京津冀在基礎研究、商品化、產業化環節存在明顯的斷鏈現象。

因此，在完善需求類人才政策時要鎖定斷鏈節點，提升人才鏈嵌入產創鏈的精確度。供給類人才政策要著力解決京津冀人才引育滯后于產業鏈與創新鏈融合發展的現實問題。以產教融合為抓手，引導人才需求方以人才定制培養、產教項目合作、參與產業學院建設等多種方式前置人才需求，參與專業結構、學科結構、教育結構優化，突破人才產供主體間的壁壘，實現人才供求雙方協同育人。環境類人才政策則要扭轉現有重后勤保障、輕發展平臺的政策制定思路。一方面加大對金融、科技中介、法務等基礎服務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切實立足京津冀三地實際差異，探究選育用留全流程線上服務模式，形成政策的錯位互補，以化解區域內人才虹吸效應、形成統一人才市場。

3. 加大政策創新力度，應用數智化技術優化三地人才政策聯動模式。三地人才政策仍存在內容同質化（三地現有政策中有一半的高頻詞相同）、定位不精準（三地政策著力點與“三極”定位的偏離）、缺乏系統性（政策頒布后不斷地打“補丁”）的共性問題，聯合發布政策數量也相對有限。應在目前京津冀協同發展政策數據庫基礎上，探索政策制定“一網協同”、政務服務“一網通辦”、人才數據“一網共享”的智慧政策聯動模式，提升三地人才政策聯動效果。政策制定“一網協同”是指在現有線下聯席工作機制基礎上，構建三地工信、科技、人社等部門互通的智慧工作平臺。平臺可實現京津冀人才需求采集、政策擬定模擬、政策實施與評價環節的可視化、可感化，設立常規化人才需求采集接口，應用大數據建模推演政策實施效果，提升人才政策聯動制定的科學性。政務服務“一網通辦”是指在京津冀人力資源服務產業園的基礎上，探索人才供需雙方線上申辦、視頻辦理、后臺審批、遠程收件發證的政務服務線上模式，提高政策服務精度。人才數據“一網共享”是基于產業創新發展需求，建立京津冀人才數據動態共享中心，為區域人才資源統籌規劃、柔性引用布局、三鏈融合發展提供準確的決策數據。

參考文獻：

[1]張輝，楊耀淇，金田林. 京津冀一體化公共服務政策供給機制創新研究[M] .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2]陳亮，石曉飛. 京津冀人才一體化發展研究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

[3]梁麗娜，于渤，吳偉偉. 企業創新鏈從構建到躍升的過程機理分析———資源編排視角下的典型案例分析[J]. 研究與發展管理，2022，34（5）：32-47.

[4]趙晶，孫澤君，程棲云，等. 中小企業如何依托“專精特新”發展實現產業鏈補鏈強鏈———基于數碼大方的縱向案例研究[J]. 中國工業經濟，2023（7）：180-200.

[5]楊汝岱，李艷，孟珊珊. 企業數字化發展、全要素生產率與產業鏈溢出效應[J]. 經濟研究，2023，58（11）：44-61.

[6]趙晨，林晨，高中華. 人才鏈支撐創新鏈產業鏈的融合發展路徑：邏輯理路、中美比較以及政策啟示[J]. 中國軟科學，2023（11）：23-37.

[7]李文釗. 公共政策研究的范式變遷及其超越[J].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33（4）： 98-107.

[8]劉兵，曾建麗，梁林，等. 雄安新區引進高端人才的博弈分析[J]. 經濟與管理，2018，32（2）：24-31.

[9]哈肯. 高等協同學[M]. 郭治安，譯. 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

[10]石培華，翟燕霞. 重大公共衛生危機治理中旅游企業復工復產政策差異及協同研究———基于122 份政策文本的計量探索[J]. 經濟與管理，2021，35（4）：74-83.

[11]彭紀生，仲為國，孫文祥. 政策測量、政策協同演變與經濟績效：基于創新政策的實證研究[J]. 管理世界，2008（9）：25-36.

[12]張煒，費小燕，肖云，等. 基于多維度評價模型的區域創新政策評估———以江浙滬三省為例[J]. 科研管理，2016，37（S1）：614-622.

[13]王幫俊，喻攀. 光伏產業政策效力和效果評估———基于中國2010—2020 年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J]. 軟科學，2022，36（8）：9-16.

責任編輯：張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