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依賴下社會組織參與社區微治理的自主性何以生成？
——以上海市Y組織為例

汪 慶 華，白 蕾

（上海大學 社會學院，上海 200444）

一、引言

在總體上“國強社弱”的格局下，我國社會組織難以獲得西方語境下的自主性，但并不意味著我國社會組織完全沒有自主性，且不同社會組織的自主性情況差異很大。［1］筆者在對一家專注于提供社會治理服務的社會組織——Y 組織進行觀察后發現，盡管該社會組織在社區微治理實踐中對政府以及所服務的社區都存在著非對稱的資源依賴，但依然存在自主性。已有研究注意到社會組織對政府存在的資源依賴現象，［2］32-35［3］95-96［4］15-17并認為這種資源依賴會對社會組織的自主性程度產生抑制。［5］47那么，Y 組織是如何克服資源依賴對其自主性的不利影響的？其自主性的生成邏輯是什么？換言之，社會組織在資源依賴的情況下開展社區微治理實踐，其自主性何以生成？

Y 組織注冊于上海市X 區民政局，業務聚焦于社區治理。鑒于已有研究在討論社會組織自主性問題時，更多的是從某社會組織的發展運營策略出發，而對社會組織具體業務活動中的自主性討論較少。因而，經過為期半年的參與式觀察，筆者從Y 組織承接的社區微治理項目中選取兩個典型案例為研究對象進行案例分析，并補充對項目相關人員的半結構式訪談，以此梳理出在社區微治理這一具體情境下Y組織自主性的生成邏輯。

二、文獻回顧與分析框架

（一）文獻回顧

我國社會組織自主性狀況深受政社關系影響。我國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的研究，始于公民社會與法團主義兩大宏觀視角的討論。但宏觀視角難以解釋我國政社關系的復雜面向。中觀層次的理論工具，更適合探討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互動機制。其中，資源依賴理論是研究政社關系常用的一種理論工具。［6］在該理論視角下，政府與社會組織間的資源依賴是非平衡、非對稱的，且后者對前者的依賴程度更高。［2］35-36［4］19在資源依賴關系下，社會組織進行了一系列相應的策略行動，如“寄居蟹的藝術”［3］99“去政治的自主性”［7］等。

關于社會組織自主性的相關研究，早期爭論聚焦于我國社會組織是否具有自主性。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社會組織的自主性內涵，有別于西方意義的自主性。Gordon White區分了政治結構自主性與組織功能自主性，認為中國社會組織可以通過犧牲前者而獲得后者。［8］Yiyi Lu 發現官辦社會組織看似依附于政府，但具有實際上的自主性。［9］王詩宗、宋程成認為，西方語境下，社會組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概念可以混用，但在中國語境下，需要對二者進行區分：前者指“組織在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方面（尤其是在所謂的合法性層面）主要依靠自身資源”，而后者指的是“組織可以按照自己的目標來行事（前提是組織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其目標設定及自身運作過程中的決策方式都是自行確定的”。［10］

對社會組織自主性的具體理解與操作化也呈現多樣性的特征。黃曉春和嵇欣注意到社會組織自主性的不同層次，將其分解為國家結構性制度安排和組織日常運作中的策略創造兩個維度。［11］張沁潔、王建平將自主性操作分為人事、財務、活動、認知等幾個方面。［12］80-81自主性內涵的復雜性表明社會組織自主性問題具有較大的討論空間。已有文獻側重于討論社會組織在財政、人事、項目選擇等組織運營方面的自主性，卻較少討論活動開展過程中的自主性，且對上述兩種自主性沒有做過多的區分。

本文主要關注社會組織在具體項目運作過程中的自主性，它更多的是一種“活動自主”，張沁潔、王建平將之界定為社會組織根據組織自身發展或所服務對象的需要，在活動計劃與實施過程中，較少受到政府的直接指令或干預。［12］81已有文獻對社會組織在業務活動中的自主性有一定的提及，如：“服務領域和服務內容的決定”［13］“服務項目設定上的自主權”［14］33“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所具有的自主行動的空間”［15］等。社會組織在財務、人事、規劃發展等方面擁有自主性，并不等同于它在開展具體項目的過程中也具有相同程度的自主性。本文的這種區分有利于將重點聚焦到社會組織的社區微治理實踐中，更能體現社會組織自主性對于社區治理的重要性。

對于我國社會組織自主性的生成機制與影響因素，學界也嘗試做了解釋。王詩宗等人認為，在社會組織資源相對于政府不獨立的情況下，對經典第三部門理念①經典第三部門理念即“以薩拉蒙為代表的第三部門理論及其背后的價值觀”，這種理念認為“真正的社會組織必須具備組織性、民間性、非營利性（非利潤分配）、自治性（自我管理）、志愿性五個特征”。的認同和較高的合法性水平有利于削減資源依賴對自主性的負面影響。［5］58自主性水平同樣與社會組織和外部主體的關系相關。社會組織面臨資源輸入主體，在獲得足夠資源與保持自主間平衡，需要生產出足夠的組織績效以獲得外部主體的認可。［16］

從自主性的生成機制上看，已有學者發現專業理念、能力與合法性等因素有利于發展社會組織的自主性。但上述討論更多聚焦于社會組織與政府部門的關系探討，較少提及社會組織與社會中其他群體的關系。本文進一步發現，社會組織在面向政府、社區等不同相關主體時，由于資源依賴的程度不同，這些主體對社會組織自主性的干擾方式、程度也有所不同。相應地，面向不同主體時，社會組織采取的自主性生成邏輯也有所側重。

（二）理論基礎與分析框架

1.資源依賴理論

在已有研究中，社會組織的資源依賴情況與其自主性釋放存在著密切聯系。在平衡社會組織資源依賴關系的策略行動中，社會組織可以積極與環境互動，拓展出一定的自主性空間。因此，本文選擇資源依賴理論為分析工具。菲佛和薩蘭基克在1978 年合著的《組織的外部控制：對組織資源依賴的分析》中認為，組織求得生存的關鍵是其與環境進行交易以獲取和維持資源的能力。［17］2因此，組織對環境存在著資源依賴。正是由于組織需要從環境中的其他組織那里獲得資源，所以環境中的其他組織可以對組織提出要求，組織也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滿足。［18］在資源依賴理論中，資源依賴是組織不可避免的狀態，但組織可以采取一系列策略行動對組織的外部環境進行控制。

2.分析框架

基于資源依賴理論，本研究需要厘清的問題包括：社會組織在社區微治理的實踐中處于一種什么樣的資源依賴關系？這種資源依賴關系促使社會組織對街道、社區相關利益主體分別采取什么樣的行動來控制外部環境、平衡資源依賴關系？社會組織的自主性如何在管理依賴的行動中生長，即自主性獲得的行動邏輯是什么？為解決上述問題，本文構建起圖1中的分析框架。

圖1 本文分析框架圖

（1）社會組織的資源依賴環境及特點。社會組織對國家—社會這一環境具有“合法性和資源上的雙重依賴”，［3］93政府對社會組織的資源依賴則體現為對“公共服務的考察”。［2］34Y 組織在社區微治理實踐中，對街道、居委會、居民自治力量與其他單位等主體存在合法性與經濟資源依賴，而這些主體對Y 組織存在對其專業能力的依賴。此處的街道指的是街道辦事處，為區政府的派出機關，可以被看作是政府主體。其余主體為社區相關利益主體。依賴的先后順序、資源的重要性、可替代性與可操作性四個方面可以衡量資源依賴的程度。［3］96

（2）社會組織管理依賴程度的行動。社會組織面對不同主體，發展出了不同的管理依賴程度的策略。鄧寧華認為，由于對不同主體所掌握資源的依賴程度不一，體制內社會組織對不同主體發展出了相應策略，具體為對國家的遵從與對社會的操縱。［3］96-98參考這一思路來分析調研資料，發現由于社會組織對政府主體（街道）所掌握資源的依賴程度更深，因而發展出了對政府的“有底線地遵從”策略；相較于政府主體，社區相關利益主體總體來說更為“弱勢”，因而發展出了“操縱式地滿足”策略。

（3）社會組織獲得自主性的路徑。王詩宗等學者認為，社會組織在戰略高度上認同經典第三部門理念，或者具有較高合法性水平，有利于提高其自主性。［5］48-49王詩宗等人所提煉的“戰略認同”因素，在筆者看來是社會組織對專業理念的認同。但社會組織若要獲得自主性，還需要將專業理念付諸實踐。姚華發現，社會組織能在與政府合作中保持自主，與其堅持“理念與責任”和“專業化道路”是分不開的。［14］41本文將上述方面統稱為專業能力，認為Y 組織的專業能力主要體現為：完成培育社區社會資本以化解社區矛盾等社會方面的目標，以及項目完成后需方展示政績等行政方面的目標。社區社會資本是指社區生活中形成的，能促進居民共同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增進社區公共利益的社會結構要素，包括關系網絡、信任、規范等。［19］［20］關系網絡指社區治理的組織網絡，是社區治理各主體在長期的互動過程中形成的；社區信任則是各治理主體之間的信任關系；社區規范建立在社區成員的共識與利益基礎之上。［21］

關于社會組織的合法性，鄧燕華在對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建設的討論中區分了社會組織的總體合法性與情境合法性。①總體合法性是“正式社會組織在一般意義上所具有的規制合法性、規范合法性和認知合法性”，而情境合法性是具有總體合法性的社會組織到具體社區中開展項目時需要重新獲得的，是由總體合法性轉換而來的，它指的是“一個已經享有總體合法性的社會組織在具體項目情境中被服務對象和社區權力精英接受和認可的程度”。在開展項目的過程中，社會組織需要將前者轉化為后者，而社會組織的績效表現是其獲取情境合法性的途徑。［22］本文主要借鑒鄧燕華關于社會組織情境合法性的定義，將合法性定義為：在具體項目情境中，被街道、居委、社區自治力量等治理主體接受和認可的程度。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能看到專業能力與合法性這兩個因素對社會組織自主性生成的影響。由于街道、社區相關利益主體對社會組織存在專業能力的依賴，因而社會組織可以憑借專業能力滿足街道、社區相關利益主體的需求，并據此保持、拓展自主性。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組織獲得了來自街道、社區相關利益主體的合法性，這種來自掌握關鍵資源群體的認同與支持，也有利于社會組織自主性的提升。因此，無論是面向街道還是面向社區，社會組織要發展自主性，需同時遵循專業邏輯與合法性邏輯。但面向不同主體時，兩種邏輯權重不同。面向街道時，社會組織需要以專業邏輯為主導；面向社區利益主體時，則以合法性邏輯為主導。

三、Y組織的社區微治理實踐

本文選擇YJ街道H村車管會構建與停車難題治理項目（以下簡稱H小區車管會項目）和YY 街道“路管會3.0”構建項目（以下簡稱YY街道路管會項目）兩個案例為研究對象。

（一）H 小區車管會項目：老小區的停車難題

H 小區曾是典型的單位制社區，建成50年左右。在一次由公益促進會舉辦的社區微公益創投項目投標會上，H 小區居委會主任發布社區需求，希望有社會組織可以幫助解決小區內的停車問題。H 小區停車位足夠，停車難問題主要是由物業管理不當造成的。然而，居委會無法對物業進行監管，小區沒有業委會，無法對物業進行有效監督，居民的參與也是“弱參與”。因此，H 小區停車矛盾的根源在于該社區的社會資本缺失，缺少通過協商、談判、合作來建立社區公共事務的關系網絡以解決停車問題。經過初步溝通，Y組織的工作人員作出初步的判斷：不需要靠大量經費投入新建車位，可以通過社區共治與居民自治的方式來加強對小區停車問題的管理。

Y組織開展項目的思路是：首先，通過居委會組建由社區居委會成員、黨員、志愿者等組成的車管會，明確車管會的組織目標，并構建社區治理的組織網絡——包括街道職能部門、居委會、居民自治組織、物業在內的議事協商平臺，共同解決停車問題；其次，與車管會成員一起摸清小區停車現狀，包括停車位與小區車輛數量及分布、現行停車管理規范、居民關于停車管理的意見等；最后，形成關于停車管理問題的社區規范，制定新的停車管理辦法并試運行。同時，Y 組織還要幫助街道提煉、展現政績，包括舉辦居民自治組織成立儀式、聯系媒體宣傳等。H 小區車管會成員對項目有較高的評價：“從項目的想法到現在啟動以后進展的情況……大家都有統一的思想認識，統一的行動……后面難就難在怎么落實，怎么達到長效管理。這兩項做好了，這個項目就完美了?！雹貶小區車管會骨干HYD訪談記錄，2021年5月7日。

（二）YY 街道路管會項目：進一步的基層自治創新

YY 街道的XY、SX、GQ 社區位于上海的中心老城區。2016 年以前，該街道有一條“黑暗料理一條街”，商戶占道經營、路邊設攤現象嚴重。幾個社區中的志愿者組成路管會，開展街面治理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衛生、交通等狀況得到改善。然而，后續的路管會發展面臨瓶頸。YY 街道想借路管會進行社會治理創新，卻不知如何著手。Y 組織機構負責人提出了讓街道認可的方案，成功簽訂了項目。Y組織認為，街面衛生、交通等問題的背后，是商戶、居民、居委會之間信任不足。從根本上看，它也是社區社會資本不足而導致的問題。突破街區治理瓶頸，可以從培育社區信任入手。按照這個思路開展項目，獲得了較好的成效：“本來他們每一戶都要占門口，一定要占在那里，現在……他們一般不放出來。偶爾有人……放在外面一點，還可以勸阻?！雹資Y街道居民JL訪談記錄，2021年4月23日。

YY街道的初衷是進行社會治理創新，相較而言，這個目標比解決社區問題更為模糊，難以在現實中找到抓手。為此，Y組織做了詳細的社區調研，發現了一些困擾街區內單位及居民的問題（如幼兒園門口設攤、道路擁堵、商戶子女需要課后輔導等），并梳理了街區內的公益資源（如手機維修店主可以教老人用手機，服裝店老板可以幫助社區居民縫補衣物等）。在最終的項目方案中，Y組織除了對路管會增能賦能外，還需要打造街區公益聯盟，開展街區范圍內的公益服務，對接街區微心愿等，并形成相應的宣傳材料。通過有針對性地提供社區公共服務，Y組織緩和了街區內商戶、居民、居委會彼此之間互不信任的緊張關系，增加了該街區內各主體間的社區信任，化解了社區矛盾。

（三）各治理主體間的資源依賴關系

1.Y 組織對街道的雙重依賴：獲得項目的前提條件與項目開展的保障

街道在社區治理體系中是主導方，它調動資源，行使權責，決定治理方向內容，形塑治理結構。［23］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街道決定對哪些治理對象開展治理以及采取何種方式進行治理。［24］24這導致Y 組織在開展社區微治理行動時，對街道存在合法性認同與經濟資源的雙重依賴。

作為來自外區的民辦社會組織，Y 組織必須根據項目需方（街道或街道委托的項目管理方）提出的要求制定項目方案且獲得認可，才能順利承接項目，進入社區。項目開展過程中，Y 組織依然需要借助來自街道的合法性認同，來調動社區中的資源，保證項目的順利實施。街道的合法性認同表現在對社會組織工作的重視與參與，且這一資源具有不可替代性。

來自街道的經濟資源主要是政府購買社會服務項目的撥款。Y組織目前開展的業務都是承接來自政府購買的社會服務項目，少有其他獲取資金的渠道；對于具體的項目而言，項目撥款也是開展項目最主要的經濟資源。獲得項目資金后，Y 組織對項目資金的支配需要遵循嚴格的預算制度。因而，街道的經濟資源對Y 組織的生存以及項目開展來說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Y 組織對它的自由支配程度也是有限的。

2.Y 組織對社區相關治理主體的雙重依賴：激發社區共治與補足項目資源

來自社區的合法性與經濟資源，可以讓Y 組織的社區微治理行動扎根社區，真正滿足服務對象需求，回應社會問題。［25］54社區治理中所強調的合法性，來源于“社區居民等各個主體的認同和共識”，［26］這也是社區治理能夠真正持久發揮作用的關鍵。

當Y 組織進入社區后，首先面對的治理主體是居委會。居委會幫助Y 組織組建居民自治組織、聯系轄區內各單位、配合推動各項工作。取得居民自治力量與其他單位的信任與支持并動員他們共同參與治理工作，同樣是取得項目實效的關鍵。如在H 小區車管會項目中，開展社區調研、擬定停車管理規范草案等都需要居民自治力量的參與；而YY 街道的路管會成員，也主動幫助居民、商戶等傳達需求。更為重要的是，居民的認可與支持還體現了對政府提出的社會治理相關理念，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人民城市人民建”等的回應。

社區各主體提供的經濟資源主要包括人力與其他的公共服務資源等。筆者調研期間，Y 組織的正式員工只有6 人，分成兩個團隊，每個團隊負責5 到6 個項目。這決定了該組織不可能派出專門的工作人員駐扎在某一社區。因此，如登記小區車輛信息、為街區巡邏等工作，Y 組織會選擇利用社區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資源。YY 街道路管會一期項目的10萬元項目資金，很難給街區居民提供豐富的公益服務。Y組織瞄準街區范圍內的事業單位、企業、居委會、社會組織等，利用他們的資金、場地與服務資源，為居民提供助老、親子、便民等公共服務。

3.其他治理主體對Y 組織的依賴：參與社區微治理的專業能力

發布社區微治理項目之前，兩個案例中的社區都具有基本的治理主體與資源，但都存在著靠既有主體、資源與機制無法解決的問題。社區中僅存在“縱向的秩序整合機制”，而缺乏“橫向的秩序協調機制”。［27］換言之，社區層面雖然形成了“街道—居委會—社區居民”這一縱向的科層鏈條，但缺乏居委會、居民自治力量、社區中的其他主體間的橫向多主體協商機制?？v向上相對完善的治理機制行政動員能力有余而社會組織動員能力不足，［28］在完成政府傳達的治理目標與任務上具有優勢，但難以回應社區內部的需求。

從社會資本理論的視角看，兩個案例中的社區治理困境背后，都存在社區社會資本缺失的制約因素，具體表現在：有治理主體但未形成良性互動的關系網絡，沒有建立在各利益主體共識基礎上的社區治理規范，各利益主體之間缺乏信任等?！爸挥懈嘀黧w參與進來，它才可以產生互動……我們至少可以去溝通、去協商，這就是平臺（指多主體議事協商機制）的作用?！雹資組織負責人X老師訪談記錄，2021年7月2日。

以H 小區為例，當物業無法有效解決停車問題時，小區缺乏業委會，居委會又無權對物業進行監管、更換。街道雖具有一定的行政執法權，但無法對物業不作為的行為進行直接管理。而在YY 街道商業街街面治理中，街道的職能部門具有一定的行政執法權，可以對街面商販的不文明行為進行處罰，卻容易造成執法人員與商販之間的對立。居民志愿者所組成的路管會成員，可以幫助緩和矛盾，但又因缺乏執法權而受到制約。

社會組織可以憑借其專業能力，在治理項目中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促進資源整合，解決社區問題，培育社區社會資本，乃至傳遞政府關于社會治理的理念。［29］對社會組織的專業能力依賴，也是兩個街道選擇引入專業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的原因。

但街道、社區相關利益主體對Y 組織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首先，這兩者對Y組織的資源依賴并不涉及生存問題。其次，在具體的項目中，街道、社區的合法性認同與經濟資源對Y組織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但街道和社區卻可以選擇其他社會組織來承接社區治理項目。

在比較Y 組織對政府、社區相關利益主體的依賴程度時發現，Y 組織對政府的依賴程度更高。在獲得資源的順序上，Y 組織首先要獲得來自街道的合法性認同與經濟資源，才能夠進入社區開展項目；在資源的重要性程度上，來自政府的資源不僅能決定項目開展的成敗，更能直接影響到Y 組織的生存發展；在資源的可支配性程度上，社區相關利益主體的資源相對容易支配。

四、管理對街道的依賴：“有底線地遵從”

在管理對街道的資源依賴時，Y 組織一方面用街道需要的專業能力來滿足街道行政與社會的雙重目標，以從街道獲得開展項目所需的合法性與經濟資源；另一方面，為獲得相對于街道的自主性，以專業邏輯為主導來平衡行政與社會目標。

（一）“有底線地遵從”：應對街道目標

作為基層政府的街道，既追求自身利益，也追求公共利益。［30］其表現在項目中，則是希望項目既能夠完成街道自身的工作任務，也能符合社區居民的意愿。［31］102前者體現為以展示政績為代表的行政目標；后者屬于社區公共利益，體現社區居民意愿，本文稱之為社會目標。社會組織在實踐中也意識到了政府的雙重目標，因此將具體項目設置的目標向國家政策靠攏。［32］但對行政目標的過度追求，可能會分散社會組織本用來服務居民的精力與項目資源。另外，街道有時通過指令、引導等方式提出額外需求，會打亂社會組織開展項目的原定計劃。兩種情況都會對社會組織憑借專業能力服務居民、解決社區問題的原定行動產生干擾，削弱其自主性。因此，Y 組織必須平衡街道的雙重目標，并避免街道的額外需求對項目產生過多影響。

1.以迎合態度滿足街道的行政目標

街道的行政目標往往通過“宣傳提煉”部分工作來完成，通常以視頻、文字等為宣傳材料的主要形式，以及集中展示治理成效的成果展示會。此外，Y 組織還需要對日常工作進行包裝。比如一場旨在增加居民自治團隊凝聚力的活動中如果只有手工制作等娛樂性內容，該活動就變成了純粹的興趣愛好活動。項目工作人員通常會在活動中增加一場議事協商會，以增加活動的治理屬性。

盡管有時項目需方未必會在項目進程中明確提出行政方面的目標，但Y 組織依然主動迎合，這即是其主動迎合的態度體現。如H 小區所屬的YJ 街道委托公益促進會管理項目，并沒有在項目內容上對Y 組織提出過多要求，但Y 組織仍然主動匯報工作進度，邀請街道領導參與項目成果展示會。

2.以專業能力實現街道的社會目標

績效的展示建立在項目實效的基礎之上，因此，街道的行政目標與社會目標并非完全割裂。街道追求的社會目標，出發點是社區居民的意愿，在項目中體現為社區治理的實效。YJ 街道L 主任認為，解決停車難題并非一時之功，也很難得到徹底解決，但只要小區的停車問題能有一絲的改善，項目的意義也算是得到了體現。①YJ街道自治辦L主任在車管會成立儀式上的講話，2021年6月3日。YY街道B主任也表示，項目的實效很難評定，但“會看重居民的反饋、居委的反饋以及街區單位的反饋”。②YY街道自治辦B主任訪談記錄，2021年6月11日。這表明街道對項目實效的感知雖然模糊，但對社會目標依然重視。因此，Y 組織自然要注意項目實效的生產。

3.用“底線”應對額外需求

當組織面臨環境中其他群體提出的需求時，盡管順從需求有利于維持資源交換關系，但這也會造成組織決定權的減損與自治權的有限性。［17］103Y 組織的負責人X 老師認為，面對需方提出的額外需求，社會組織及工作人員不應直接拒絕，而是應該與街道溝通協商，告訴其Y 組織可以做什么，或者通過Y組織自己的方式來達到需方的目的。

Y 組織的“底線”體現在哪里？其一，是要確保有足夠的資源來應對需求。比如當街道臨時提出要增加一場活動時，Y 組織會選擇答應這個額外需求，但要爭取額外的經費。其二，“底線”還體現在不影響組織按照既定規劃而發展。曾有街道表示希望Y 組織派工作人員在街道社會組織服務中心“坐班”，但Y 組織并沒有遵從。Y 組織認為自己是為政府、社區提供社會治理方案的組織，運營社會組織服務中心不屬于其業務范圍。

（二）對街道依賴下的自主性維持：專業邏輯主導的雙重目標平衡

從組織的經營上看，Y 組織注冊于上海市X 區民政局。在人事、財務、項目承接的選擇上，Y組織都沒有受到外界過多干預，組織負責人對上述行動具有很強的話語權。但在項目開展過程中，Y 組織卻容易受到項目需方（街道）的影響。社會組織可能在街道的過度干預下被動迎合，逐漸喪失其自主性。面對干預，社會組織也很難直接拒絕，只能巧妙地平衡街道的雙重目標，維持相對于街道的自主性。

1.遵從策略下的自主性獲得：平衡街道的雙重目標

在遵從策略下，社會組織積極追求街道提出的行政與社會雙重目標。同時，面對街道的額外需求，社會組織也在堅持“底線”的前提下進行遵從。這種遵從策略無疑會影響社會組織在項目開展過程中的自主性。首先，社會組織容易因為對政府的資源依賴而選擇對政府進行依附，使自己的組織目標遷移為行政目標。［33］其次，街道的額外需求也往往源自街道對行政目標的追求，這會對項目產生一定干擾。學界擔憂，政府的這種做法會導致社會組織屈從于行政邏輯、［25］53項目目標行政化，［31］103以政府要求和政績為中心開展工作，違背專業初衷，難以挖掘并體現服務對象需求。［34］因此，在為獲取合法性與經濟資源而采取的遵從策略下，社會組織想建立項目實施過程中的自主性，必須平衡街道的雙重目標。

一方面，Y 組織在設計行政目標較強的績效展示活動時，會注意將居民需求納入進來，在服務過程中注意結合兩方的利益，這種策略也被稱為“做加法”。［14］29“我們社會組織有一個重要的角色是，將政府的行政意志和居民的民生需求形成一個有效銜接，變成統一……比如你看我們搞一些活動，很多單位參與進來了，很多企業進來了，這就給我們居民的自治、居民的街區治理帶來了很多資源聚集?！雹資組織負責人X老師訪談記錄，2021年7月2日。另一方面，通過培育社區社會資本，建立關系網絡即多方協商對話平臺，將街道、社區相關利益主體與社會組織自身納入進來，這也有利于社區治理規范的形成，增加社區成員之間的信任，促使居民更多參與到社區治理事務中來，有利于社區中公共利益的表達，不至于讓社會目標完全被行政目標所淹沒。

2.遵從策略下的自主性維持邏輯：專業邏輯主導

實現行政目標與社會目標的平衡，更多是靠專業邏輯而非合法性邏輯。第一，兩種目標的實現都要靠社會組織的專業能力，且只有展示足夠的專業能力，才能獲得街道的認可。Y組織的專業能力在與街道的合作之初，起到了關鍵的作用。Y組織負責人X老師認為，Y組織給YY 街道做的一份專業調研報告讓領導“刮目相看，而且看到了我們的價值”，①Y組織負責人X老師訪談記錄，2021年7月2日。B主任則稱X老師“有說服力……提出的一些治理的路徑和方案，比較符合領導的意圖”。②YY街道自治辦B主任訪談記錄，2021年6月11日。

第二，Y 組織只有堅持專業理念，才能主動在雙重目標中尋求平衡。Y 組織總干事Z 老師認為，隨著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工作不斷推進，政府逐漸向“精明買家”過渡，“不再愿意為唱唱跳跳的活動買單”，而Y組織成立之初就想好了要專注治理的領域。X 老師對組織的未來走向也有清晰的規劃，他希望Y 組織能夠成為一個為社會治理提供方案的咨詢類社會組織。清晰的組織使命與目標，有利于Y 組織在承接項目時傾向于選擇承接社區治理類的項目，也有利于在開展項目的過程中保持雙重目標的相對平衡。

五、管理對社區相關利益主體的依賴：“操縱式地滿足”

為獲得社區的合法性認同和經濟資源，社會組織同樣要滿足社區對其提出的各種需求，對此可以用一種“操縱”的方式來滿足。一方面，街道的初步合法性認同與經濟資源為社會組織進入社區打開一扇門；另一方面，相較于街道，社區中的各主體表達需求的方式更多是以一種協商而非指令的形式表現出來。

（一）“操縱”：對社區治理目標的靈活實現

“操縱”是組織應對環境的一種策略行動，即“具有目的性、機會主義地來試圖影響或控制機構面臨的壓力和評估”。［35］在案例中，這種“操縱式地”滿足體現在Y 組織鼓勵社區相關利益主體表達訴求，但同時也要讓這種表達有序，以避免不合理的訴求的提出給項目帶來失敗的風險。

1.“操縱”需求的內容：有技巧地引導

社會組織進入社區開展微治理，需要以自身的專業能力承接政府轉移的一部分關于基層治理的職能，包括提供社會公共服務與解決社會問題。［36］滿足居民訴求，既是完成工作的需要，也是社區對Y 組織的期許與Y 組織能獲得相應合法性與經濟資源的關鍵。居民既有問題導向的訴求，也有社會公平正義導向即從“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出發而產生的訴求。［24］24問題導向的訴求比較明顯，如解決停車難。而社會公平正義導向的訴求，來源于居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小麻煩，比較分散，且居民沒有意識到有這類需求，或者說沒有寄希望于街道、社區來滿足。這類需求需要社會組織進行挖掘和引導。

YY 街道路管會項目中，實現居民微心愿，就是挖掘社區居民的內在需求。挖掘微心愿需要技巧。如果直接去詢問居民“你想要什么”，要么會讓居民感到困惑而無法回答，要么會得到諸如“想要錢”之類的無效回答。因而，詢問需求需要采用引導的方式：一是引導居民更多地提出服務類而非物質類的需求；二是引導居民提出通過調動資源特別是街區單位本身擁有的資源就能滿足的需求。

這種方式雖然具有“操縱”的意味，但對各方來說能實現“共贏”。對街道來說，其樂見舉辦的便民服務受到居民歡迎。對社會組織來說，如果不對居民的需求提出予以必要的引導，既有可能無法挖掘出居民內在需求，導致提供的服務與居民需要不匹配從而影響活動的參與度，也有可能讓居民提出無法協調實現的需求，導致居民不滿。對居民來說，只要能接受到服務并對改善生活有一定幫助，即使是被引導的一方，也不會太過敏感和介意。

2.“操縱”需求的實現方式：建立協商一致的環境

對組織來說，控制依賴的最直接方法是控制產生依賴的根源，但這并非適用于所有情況，不過組織仍然可以通過建立正式或半正式的組織間聯系，以構建協商一致的環境，協調各方參與者利益。［17］158正如資源依賴理論所呈現的，Y 組織可以與這些社區相關利益主體建立起規范的合作規則，以穩定并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降低環境的不確定性。

項目開展前，社區中存在著一些居民志愿團隊。但這類團隊，從組織管理上來看，沒有固定的成員，也沒有形成相對正式的組織結構與組織制度；從功能上來看，其在社區治理中更多是在居委會需要的時候起到協助作用。

社會組織需要對社區自治團隊進行提升，在梳理組織結構、制定相關制度、提升成員參與議事協商的能力的過程中，建立自治團隊的規范，增加成員彼此間的信任，這樣才能讓居民自治團隊穩定、有效地參與治理活動。面對社區單位也同樣如此。準則建立后，如果各參與者按照規則調整自己的行為，遵守規范性的期望，就有可能維持穩定且有規律的關系。［17］162一方面，Y 組織通過制定自治規則，將這些物業、街道駐區單位等納入關系網絡之中，提升其社區治理意識；另一方面，Y 組織嘗試建立起更穩定的資源交換關系，讓這些單位在治理活動參與中滿足需求，如提高物業繳費率，解決幼兒園門口交通問題等。

（二）“操縱”策略中的自主性拓展：合法性邏輯主導的影響力建構

由于社區相關利益主體對社會組織的自主性影響較小，社會組織更可能通過組織的影響力獲得相對于社區相關利益主體的自主性，拓展在服務社區當中的自主性空間。

1.“操縱”策略下的自主性獲得：影響力建構

盡管社區相關利益主體難以通過直接的命令、引導等方式，對社會組織項目開展進行干預，但其可以采取不配合的態度，使得社會組織的項目方案無法落到實處，項目設定上的自主決策自然有名無實。

在理想狀態下，社會組織對社區治理方案的設定具有完全的決策權，不受其他干擾，即按照自己的想法提供社區微治理方案并獲得社區相關利益主體的認同。但在現實中，這種完全意義上的自主性既不現實，也不利于真正根據社區情況開展項目。比較理想的情況是，Y 組織可以憑借其專業能力設定社區治理方案，同時又能通過得到社區相關利益的反饋進行改進。要達到這個目標，Y組織需要提高在社區中的影響力。

一方面，塑造“專家”身份有利于提高Y組織在社區中的影響力。Y組織在日常例會中與社區相關利益主體共同推進工作，逐漸使其“專家”身份得到認同。另一方面，Y 組織也會借助街道來提高其在社區中的影響力。當遇到居委會工作積極性不高時，Y 組織會勸說居委會，項目如果能夠開展好，也是居委會的成績，街道也能看到這個成績。

2.“操縱”策略下的自主性拓展邏輯：合法性邏輯主導

為獲得影響力，Y 組織既需要以專業邏輯滿足社區中各利益主體不同的需求，也需要遵循合法性邏輯以獲取社區相關利益主體的認同與支持。此時，合法性邏輯主導的自主性獲得策略更為重要。

一方面是因為，獲得來自社區相關利益主體的合法性支持有兩條途徑。其一，社會組織可以憑借專業能力解決社區中存在的問題或提供公共服務，以獲得合法性。其二，Y組織最初進入社區，憑借的是街道賦予的合法性。在與社區相關利益主體的對接過程中，Y 組織以街道引入的第三方自居。但這些主體缺乏對社會組織的了解，更多認為其是來自街道的工作人員，而Y 組織也沒有刻意澄清。

另一方面，社區相關利益主體難以在項目產生實效之前就判斷社會組織的專業性。社會組織的“專家”身份不完全是因為Y 組織展示了專業性，還因為Y 組織是“街道派來的”。此外，這些主體對Y 組織提出的一些具有專業性的社會治理理念如“居民參與社區共治”“協商”等比較陌生。正如Y 組織負責人所說：“我們做停車，但其實我們目標不是做停車，我們的目標是做居民自治?！雹資組織負責人X老師訪談記錄，2021年7月3日。但陌生理念的被接受，需要以社區的合法性支持為基礎。這樣才能讓各利益主體按照Y組織設定好的方案，有序參與社區微治理行動。

六、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

經過上述討論可以發現，Y 組織在對政府、社區相關利益主體之間存在非對稱性的資源依賴關系的情況下開展社區微治理活動，有意識地管理對這些主體的依賴關系，從中獲得組織在業務活動開展過程中的自主性。通過對兩個社區微治理案例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在社區微治理實踐中，Y組織與政府、社區相關利益主體存在非對稱的資源依賴關系。Y組織需要用專業能力滿足上述主體的需求，以獲得來源于其他治理主體的合法性認同與經濟資源。這些資源的獲得關乎當前項目的成敗，也關乎組織的長遠生存與發展。政府、社區相關利益主體對Y 組織存在專業能力上的依賴，雖然這種依賴并不關乎這些主體的生存，但對于解決社區問題依然重要。

第二，社會組織開展項目的自主性在管理與其他主體的資源依賴關系的過程中形成，且面向不同主體，自主性生成邏輯有所區別。在管理對街道的依賴程度時，社會組織采取“有底線地遵從”策略。遵從體現在社會組織以迎合態度滿足街道關于展示政績的行政目標，以及憑借專業能力實現社會目標；堅持組織生存與發展規劃的“底線”，則是社會組織應對街道額外需求的辦法。社會組織的自主性生成邏輯主要體現為專業邏輯，即用專業能力平衡街道的行政目標與社會目標，以免因為過度追求行政目標而忽視社會目標的達成。

在面對社區相關利益主體時，社會組織以“操縱式地滿足”策略，引導社區相關利益主體的需求，并吸納這些主體參與項目，靈活地實現社區治理目標。為讓社區相關利益主體按照社會組織的預期有序表達需求，參與社區微治理實踐，社會組織必須提升其在社區中的影響力。此時，自主性拓展的合法性邏輯更為重要。

（二）進一步討論

本文嘗試從資源依賴理論出發，分析社會組織在社區微治理的具體情境下，其自主性何以生成。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難以避免因案例的特殊性而影響文章結論的普遍性。Y 組織成立時間不長，項目周期開展的時間也較短。Y組織在項目開展過程中的自主性程度有何變化，還有待在更長時間中觀察。另外，本文探究社會組織自主性的生成路徑，更多是從社會組織自身角度出發，整體來說，從政府與社區的視角出發思考得比較少。

社會組織的自主性，尤其是在業務活動開展過程中的自主性，是社會組織功能發揮的前提。社會組織能夠以較強的自主性參與社區治理實踐，無疑對推動社區善治具有積極意義。對于社會組織自主性的研究，仍有較大的開拓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