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舉博物館文化符號在設計中的應用

摘? 要：中國科舉博物館攜帶著豐富的科舉文化符號，但此類文化符號應用在設計中卻出現同質化、缺乏創新等問題。因此，從文化背景、地域特征、文物載體這三個層面入手，挖掘其中的科舉文化符號，并提煉科舉文化文創設計的創意來源，推進設計實踐，從而幫助提升中國科舉博物館文創的文化性、地域獨特性、審美性設計，促進傳統科舉文化在設計中的創新傳承。

關鍵詞：文化符號；博物館文創；中國科舉博物館；科舉文化

一、博物館文創的思考

當今社會的博物館已不再局限于文物典藏、展覽、文化教育等傳統功能，而是逐步成為更為廣義的公共領域[1]。在新博物館學“以觀眾為中心”的理念、創意產業理論、體驗經濟等多元因素的推進下，博物館越來越注重通過文創及其所載信息的研究、轉化和重構進行文化表達，提升產品對文化傳播的作用。其中，博物館文創的文化屬性是推動其商品屬性的關鍵[2]，博物館文創設計如果跳過文化層面直接從文物造型上吸取靈感，那只是對物質表象的復刻，從屬于“文物復制品”的范疇，從而造成產品同質化的問題。因此，博物館文物背后的文化基因的有效應用是更值得思考的。

文化本身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英國著名社會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Malinowski）的功能學派的基本觀點是把文化看作滿足人類生活需要的人工體系，認為文化是一種人為的運營生活的手段[3]。在這一觀點中，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的功能性，而博物館文物所體現的文化本身的功能性能夠啟發設計師去連接文創產品和功能場景間的關系。此外，文化的功能產生是在某個生活場域的范圍中，因而攜帶著地域性的風格，將地域性特征融入設計能夠幫助提升博物館文創產品的識別性，應對當下博物館文創同質化嚴重的問題[4]。

綜上所述，在博物館文創設計研究中，博物館文物背后的文化研究以及文化的地域性研究至關重要。為此，本文從文化層面聚焦到地域層面，再到文物層面，依次提取其中的文化符號，并從三個維度探討中國科舉博物館文創設計，詳細論述文化維度、地域維度以及文物維度的研究內容和內在邏輯。

二、從文化到地域到文物的研究

（一）文化層面

中國科舉博物館是科舉文化的收藏中心、展示中心，在文化維度中，從科舉文化研究的視角切入，立足于更為厚重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從歷史文化中探尋當代文創消費者與科舉文化、中國科舉博物館館藏文物的跨時代對話性。

科舉文化由科舉制度長久實施所形成、衍生的文化已經滲透到國家、人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廣義上有機的科舉文化包括科舉考試所涵蓋的價值觀念、制度規范和文化遺存三個文化層次[5]。

在價值觀念這一層次中，起源于先秦時期的賢能治國觀念以及儒家學說中“學而優則仕”的社會教育觀念，此二者的制度化融合形成了科舉制度文化的淵源，也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6]。

在制度規范的層次中，科舉制度集考試文化、儒家思想及民族特征于一體，形成了以儒學思想為主導、以考試為手段、以漢語文化為信息載體的教育與文化傳承機制。

在價值觀念、制度規范的作用下，科舉制度融合社會生活衍生形成了許多內涵、外延，并伴隨著眾多物質文化、非物質文化的誕生。物質文化包括了與科舉考試直接相關的紙本文件，以及科舉考試間接相關的考試用品、生活用品、建筑裝飾等。非物質形式的科舉文化內涵廣泛，在民族生活習俗、民族語言文化等眾多領域都得以充分體現，漢語中的科舉熟語包涵了歇后語、成語、諺語、慣用語等眾多語言形式，以及攜帶著科舉文化基因的美文佳話等，其中與科舉文化的相關內容涵蓋了科舉形象、科舉活動、科舉典故等方方面面，同時，科舉文化在百姓生活中衍生出眾多科舉習俗，婚慶習俗、飲食習俗、游樂習俗、社交習俗、建筑習俗等都打上了科舉文化的烙印。

（二）地域層面

科舉文化與中國科舉博物館的所在地——南京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南京優越的客觀條件、厚重的文化底蘊和人文環境，為科舉文化在南京地區的發展甚至全國范圍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南京地區科舉考試的繁榮，使得科舉文化滲透在城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通過實地調研探尋科舉制度及其衍生文化在南京及其文化史上所留下的印痕，探析秦淮河江南貢院中遺存的科舉文化基因，提取作為科舉文化衍生設計的創意來源，并將地域特征元素融入博物館文創設計中。

江南貢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是古代科舉考試的中心，至今已經歷了八百多年的跌宕起伏，是現存最早、規模最大的貢院。初建時，江南貢院占地規模并不大，只作州縣考試的考場。明初，江南貢院便開始用于江南地區的鄉試，乃至全國范圍的會試。明遷都北京后，在南京舉行的應天鄉試（也稱“南闈”）因才子輩出，有“天下貢舉首”的美譽，其先后走出過一大批一流人物，如鄭板橋、張謇、方苞、陳獨秀等。左宗棠、袁牧、曾國藩、林則徐等著名人物也曾為江南貢院的建設、發展做出貢獻。江南貢院在清代光緒年間達到了頂峰時期，此時的江南貢院幾經擴建，成為號舍數最多的貢院，位列清代四大貢院之首，成為世界專用考場之最[7]。江南貢院在明清的發展、成熟，帶動了秦淮河畔市井文化的快速發展。每逢秋闈開考，上萬名生員及其家人云集于此，為應考士子提供住宿保障，各地商賈多在南京建有試館，帶動了周圍為考生提供服務的各行各業的發展興盛，極大促進了南京商業經濟的發展[8]。秦淮河也因貢院、富樂院、夫子廟的存在而繁榮，秦淮風月、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開始代代流傳。其一方面表現“大登科”與“小登科”的婚姻故事，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科舉人才與秦淮文化、政治環境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與妥協[9]。貢院是科舉考試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科舉制度的外在體現，貢院的繁榮或蕭瑟成為了科舉制度文化興衰的具體映射[10]。

明遠樓作為江南貢院僅存的樓宇建筑，已是江南貢院的標志性建筑之一，也是全國保存至今的貢院建筑中知名度最高的建筑，已是中國科舉文化的代表性符號。明遠樓始建于明永樂年間，是三層樓閣式，屬于明代形制。明遠樓二樓、三樓四面無墻，只靠柱體支撐，因而四面通透，周圍之景盡收眼底。在科舉考試時期，明遠樓除了用于監考登樓眺望考場外，也有供休息的房屋使用功能。本文提取明遠樓造型，作為“登科”系列作品的文化元素來源之一。

科舉制度早已退出了歷史舞臺，隨著中華文化的復興和國人的文化自覺，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及其周邊經過眾多前輩在文化保護方面的不懈努力，江南貢院已恢復了核心區，仍有明遠樓、飛虹橋、至公堂以及部分號舍，并以其為中心建立了中國科舉博物館。它們作為科舉制度的有形載體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是古代科舉制度的標志，也是彌足珍貴的科舉文化的歷史見證。

（三）文化的物象載體

基于科舉以及南京地域特征二者的結合性成果，筆者實地調研了科舉文化的物象載體，即中國科舉博物館館藏文物，并對文物的文化內涵及表象特征進行分析，探析其中所蘊含的科舉習俗以及科舉熟語相關內容，總結并提取科舉文化特征元素，構建文物的語意元素，提取其文物紋飾，構建文物的語構元素，運用元素推演機制實現產品設計元素再造，對文化元素進行由平面演變到平面轉立體的二階推演，在形式推演中結合審美意象、產品功能結構等主客觀約束條件，得出產品形態設計方案，完成一組中國科舉博物館衍生品設計。

中國科舉博物館是中國科舉文化的展示中心、科舉制度的研究中心、科舉文物的保護中心，在傳統科舉文化與現代文化間起到重要的橋梁作用，具有重要的文化傳播及文化教育意義[11]。中國科舉博物館項目以江南貢院歷史遺跡為基礎，在修繕保護部分號舍和明遠樓等遺存的前提下，打造一個科舉制度檔案庫，里面囊括隋、唐、宋、元、明、清的科舉制度文件資料，成為薈萃科舉文化精華的集大成之地，全方位展示歷時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的興衰和深遠影響。

在建筑的地理位置上，中國科舉博物館立足于江南貢院的歷史中軸線——南京夫子廟景區的秦淮風光帶中心區域，連接、貫通了江南貢院四周的地理經脈：由中國科舉博物館至貢院街再到夫子廟——此為東西經脈，而由南至北則依次為秦淮河、貢院牌坊、中國科舉博物館、明遠樓直至公經堂，從而這些源于不同時期的建筑在空間上被串聯成一個完整序列。博物館的整體設計是一個保護、發掘、整理、展示的過程[12]。視線透過那一方清澈透亮的水面，看到的是明遠樓倒影搖曳之景，建筑師將曾經璀璨奪目的科舉文化與科舉制度比作一個寶盒，一個塵封了多少歷史、多少風流人物的寶盒，裝著科舉文化的經匣被深埋于這水鏡的正下方，等待著人們重新開啟與探尋。參觀博物館的過程，就是重新開啟這個寶盒的過程。博物館的本體外圍繞著三種不同的墻體，由內至外分別是巨大的竹簡幕墻、粉墻以及由灰瓦壘成的外圍幕墻。游客通過狹長的“棘路”穿行于粉墻灰瓦之間，透過粉墻上錯落的窗格可以看到竹簡幕墻上的四書五經。沿著引道來到地下庭院，正式展廳也由此開始，從負四層到負一層主要包含：為國求賢、魚龍變化、金榜題名、金陵佳話、源遠流長這五個主題展廳，展覽全程通過文字、圖片、實物、影像以及實景搭建等多種手段讓游客徜徉在層層疊疊的歷史空間之中。出口設在地下負一層正北中央，開門再見明遠樓。

中國科舉博物館內公開展示的科舉文化文物主要涵蓋以下三類（如圖1）：

1.紙本文件類：考卷、考試條例、登科錄等直接關聯與科舉考試的文件類文物。

2.生活用品類：書畫作品、考生個人飾品等。

3.建筑及建筑裝飾類：貢院、進士碑坊、石雕等。

在與科舉考試間接相關的物品中，有眾多結合了科舉熟語，體現了古代人們對科考的美好祝愿。例如展示于中國科舉博物院南院的一組青花瓷器，器底繪制有關科舉熟語的圖案，圖案內容直白、有趣，可作為科舉文化衍生品的設計元素。

三、中國科舉博物館文化符號的設計應用

前文對于科舉文化、南京地域的科舉特色以及中國科舉博物館中文物的研究，為設計實踐中文化符號的提取、凝練、再造奠定基礎，完成了“登科”系列中國科舉博物館文創設計。該設計融入了科舉文化的代表性元素，融合了南京地區的特色標識，并結合中國科舉博物館館藏文物的獨特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化性、獨特性及創意性，有益于傳統科舉文化在新社會語境下的創新傳播。

（一）抽象文化符號提取

“登科”系列設計在科舉文化基因提取方面，從百姓生活相關的科舉熟語以及與科舉形象魁星相關的典故入手，選取典型性語意文化元素，具體內容如下：

1.月下苦讀。月下苦讀，描繪了仕子在月光下背誦詩文的學習狀態。設計中可在使用者與產品的交互中體現“月下苦讀”的狀態。

2.連中三元。連中三元即鄉試、會試、殿試三級考試均名列第一。在科舉文物對于“連中三元”的視覺化體現中，通常將“連”通“蓮”。

3.魚龍變化。仕子高中狀元后，身份地位便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即仕子長期的學習積累終于到了量變形成質變的瞬間。

4.青云直上。青云直上在科舉文化描繪仕子中舉做官后迅速上升的狀態。

5.高官厚祿。在此表中所羅列的科舉熟語描述的內容中，高官厚祿是仕子在科舉中追求的狀態之一，設計中將此作為文化意涵的最后一環，以寄托本文對使用者的祝愿。

6.北斗七星?？屈c斗是對高中狀元的美稱，意為魁星用筆點定中試人的姓名，在古代關于考試的文房用品、建筑裝飾中都流行描繪這一題材。設計中可用“北斗七星”的元素，表達美好愿望。

（二）地域層面與文物層面中的具象文化符號提取

具象文化符號來源于南京江南貢院的特色建筑——明遠樓，以及中國科舉博物館館藏的青花瓷紋樣（如圖2）。其中青花瓷紋樣內容也是抽象文化符號中科舉熟語的視覺化體現。

（三）文化符號的推演與再造

1.形式元素的簡化推演

若產品的文化意涵過于復雜、難懂，用戶需求便受到心理壓力的限制而產生抗拒心理，因此形式元素的初步轉化將復雜的紋樣圖案簡化處理，推演、轉化過程以最直接、最簡單的幾何化線條概括圖形內容。

2.設計元素再造

將形式元素按照語意元素分為連中三元、魚龍變化、月下苦讀、青云直上、高官厚祿及北斗七星六組?；趫D3的簡化圖形進行抽象化推演，以圖形組成的最小單元分解抽象化圖形，得到形式元素在對應語意元素下的特征符號組系（如圖4）。

圖4 形式元素抽象化推演

3.設計方案生成

對圖4所形成的六組特征符號組系進行創意重組可生成多種方案，在對中國科舉博物館、科舉文化、現代文具進行解讀的基礎上進行方案再優化。利用現代設計理念和方法，在以上元素探析、推演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在多種方案中篩選出符合當代審美需求的系列文具形態方案，每個方案皆繼承了科舉文化的文化基因，保留了科舉文化的顯著特性（如圖5）。

四、結語

本文通過科舉文化、南京地域特征、文化物象載體三個層面的研究，連接了文化從意象到具象的創意設計過程，并在這一邏輯框架下推演無形的文化向著有形載體的轉化，也是理論研究到實踐設計的合理銜接，同時也為文創消費者與文化交流搭建橋梁。中國科舉博物館系列衍生文創設計實踐的分析，幫助驗證了這三維度推理遞進的合理性與可行性，拓展了科舉文化元素在中國科舉博物館衍生品設計中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運用，旨在幫助提升中國科舉博物館館藏文物利用效率，促進科舉文化傳播，且產品設計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審美價值及文化傳播價值，延續中國傳統科舉文化于今日社會環境的新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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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崔越，華東理工大學藝術設計與傳媒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創設計、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