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生產方式視域下鄉風文明的生成機制與建設路徑※

何華征

內容提要：鄉風文明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涵,鄉風文明建設是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任務。鄉風文明建設體現了人們在文明演進中的主體性,而主體能動性的充分發揮要遵循生產方式為基礎的文明生成的深層邏輯。從生產力的角度看,生產工具系統對鄉風文明的生成形態起決定作用,生產對象的拓域有利于鄉風文明發展的擴容增效,而勞動者素質的提升是鄉風文明建設塑型鑄魂的關鍵因素。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看,農村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了鄉風文明的寬度,農民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農業生產的分配方式和利益結構直接影響到鄉風文明建設的高度和厚度。立足于生產方式的整體性推進鄉風文明建設,一要注重化解社會主要矛盾,二要有機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進程。同時,在鄉風文明建設中,積極發揮黨和人民的歷史主動精神也是極其重要的。

一、引 言

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2023)。鄉風文明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涵,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推動形成文明鄉風是農村文化振興的重要工作。城市化和商業化改變了傳統農村的鄉風文明形態,新的生產方式的生成,為孕育和催生宜居宜業和美鄉村提供了契機。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馬克思、恩格斯,2009)。鄉風文明的形成與發展,建立在農村生產方式的現實基礎之上,是“生產和一切經濟關系”發展的必然結果?！班l風文明,是鄉村振興的緊迫任務”(習近平,2022),農村生產方式是鄉風文明的深層生成條件。本文從生產力對鄉風文明建設的決定作用、生產關系與鄉風文明的內在聯系,以及基于生產方式的整體性和精神文明的相對獨立性推進鄉風文明建設三個方面展開論述,以此闡明鄉風文明與生產方式之間的深度關聯,從而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引下推動鄉風文明建設行穩致遠。

二、生產力發展對鄉風文明建設的決定作用

鄉村全面振興,處于基礎和核心地位的是產業振興,是生產力的全面提高。生產力作為生產方式的主要方面,對鄉風文明起到決定作用。新時代的鄉風文明包含著豐富的內容:正確的勞動觀念和價值觀念;勤勞勇敢、公平正義的民風;健康節儉綠色的民俗;在法制框架下運行的鄉賢治理;社會主義家庭美德和社會公德的弘揚;對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維護;對鄉土文化和農耕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敬畏自然和保護環境等。生產方式對社會發展所起的決定作用,首先來自于生產力的作用,鄉風文明植根于生產力發展的現實土壤中。

1. 生產工具系統對鄉風文明形態的決定作用

在生產力要素系統中,生產工具的迭代具有社會發展程度的標識性作用。在文明形態的形成和演進中,生產工具系統是重要的物質基座?！秶窠洕蜕鐣l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提出,在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的同時,推進農業生產的現代化和機械化?！巴七M大中型灌區節水改造和精細化管理……加強大中型、智能化、復合型農業機械研發應用,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提高到75%”。機械化、智能化生產是今后鄉村農業生產的主要方式。農業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適應現代市場經濟規模競爭需要的。農業生產工業化在造就一致性和標準化的同時,也降低了農業生產的獨特“靈韻”。(1)注:本雅明在其著作中用“靈韻”指稱傳統社會的恒久性、差異性、浪漫主義和詩意情境。參見:[德]瓦爾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譯:《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頁。機械復制時代的到來使得傳統文明形態遭受沖擊。機械工具的快速迭代和機器生產的高效造成了快節奏的人機互動和人們相互接觸的“暫時性”;經濟競賽的需要撬動了聯結村民關系的血緣體系和鄰里感情。生產工具本身的快速迭代不斷改變著人際交往的圈層和范圍;而作為群體關系的精神顯現,文明形態在群體變遷中不斷融合、變化、交匯、分殖。在使用鋤頭和犁耙進行個體勞作的時代,由于社會流動性普遍較弱,貧富變易相對緩慢,在自給自足的基礎上形成了安土重遷和知足常樂的民風鄉俗。地理和文化的封閉性對農業生產的規模需求和品質需求造成了慣性約束。人們在生產中遵守特定家庭和族群的集體意志,形成清晰的農耕生產與狩獵漁牧的時間邊界和財貨觀。生產的自我設限是建立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工具的使用長期穩定不變的基礎上的。

機械化尤其是自動機械的發展,使農業生產工具的迭代頻率增加。高精尖新技術的應用變得更加便捷,從基礎科學的進步到應用設計,再到產品生產和市場投放,它所需要的時間不斷縮減。從農民與生產工具的關系來看,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中,鋤頭犁耙是農民肢體的延伸,個人掌握著生產工具的修繕、利用和處置權力;而在機械化規模生產中,農業機器已經構成一個體系,個人不得不在機器體系中強化服務意識,以便提高機械的利用效率。農民的主體意識受到潛在的消磨,經濟理性和工具意志在鄉風文明中逐漸滲透,成為鄉風文明“物欲化”的重要因素。不過,就組織化程度而言,機械化和智能化的農業生產更加有利于訓練農民的集體意識和規則觀念。本雅明所謂機械時代“靈韻”的消失,對于個人化和永恒概念來說,確實存在著這樣的危機。這也是傳統村落和農業生產逐漸被“村落布局的城鎮化”和“農業生產的工業化”所替代的必然后果。

生產工具的更迭是通過改變工具與人的關系,進而改變人的生產的自我意識和能動精神,在不同的生產結構中構建新的交往方式,最終改變鄉風文明的內容及呈現方式的。不乏有理想主義者對“智能機器”全面取代“人馭機械”而造成全面失業狀況下人們究竟從何處獲取財富進行構思。比爾·蓋茨曾認為可以考慮向機器人征稅,由此而提高全民基本收入的保障水平(安妮·羅瑞,2019)。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農村生產力的發展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這一成功的顯著標志是農業生產工具系統的進化在短時期內實現了跨越。我國在農業人工智能技術、智能裝備技術、農業大數據整合技術等方面取得了耀眼的成績,并致力于更大的科學突破、搶占世界農業科技發展制高點(王海燕,2020)。生產工具在未來或將離開人類操縱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動化。那么,它對鄉風文明的改造,或許又會造成更大的轟動效用。靈韻消失帶來傳統鄉村的沒落,整齊劃一的農村房屋布局和井然有序的農業生產活動,以及職業農民的普遍化,一方面帶來了人們對傳統鄉風民俗的眷戀,另一方面也必然為新時代鄉風民俗的發展創造更多機會。

2. 生產對象拓域增大了鄉風文明的發展空間

生產對象或勞動對象的范圍,是生產力發展程度的重要表現之一。從宏觀的寬度到微觀的深度,勞動對象的變化改變人們對于自然、人、人類社會的看法,并在世界觀的更新中重塑文化的形態?！毒V要》提出,要豐富鄉村經濟業態,“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延長農業產業鏈,發展各具特色的現代鄉村富民產業”。在《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提出要實現前瞻性前沿研究和原創性重大成果突破,“為農業發展拓展新空間、增添新動能”。新生產工具使人們更加容易探觸到現有生存空間的邊界,同時也為新空間的開辟提供了條件。人們一方面在尋求現有生存空間價值的極值,另一方面在拓展新的生存空間以增加人類生產生活的豐富性。這是推動人類前進的重要力量。 生產對象的不斷更新、拓展,就是在這一力量的推動下實現的。農業科技、生物工程、基因科學、設施農業等新的學科與業域,開拓了農業發展的新視野新境界。

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小農生產,其勞動對象是為農作物提供自然生長條件的土地、山林、草地、河渠等,農民在自然界通過勞動獲得“饋贈”。勞動和土地作為財富之源的認知一直延續到古典經濟學時期甚至當代。農民與自然界之間是直接的能量施受關系。隨著生產工具進步而發生的勞動對象的拓展,人們通過中介獲得更多勞動對象。小農生產中人與自然直接的親緣關系被中介化的勞動關系取代了,無論是傳統工業層面的規模農業發展,還是新科技革命后的智慧農業,農民與自然的親密度減弱了。以自然為背景的人際網絡,具有天然的質樸情懷和較低的索求欲望。它們構成了傳統村落中淳樸風氣與和諧景象的物質基礎。在中介化的生產勞動中,勞動對象的延伸一方面豐富了人們的生活,提供了過去未曾具有的食物和用品;另一方面則是人與自然關系的陌生化,人對自然的征服欲望進一步加強,縱便人們已知人類對自然的每一次征服都得到了“報復”(馬克思、恩格斯,2009)。

勞動對象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延展了社會關系的縱深。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既是勞動的基本條件,也在勞動中得到進一步發展。而勞動對象的發展,意味著人類在更加寬廣的人際關系中創造新的活動秩序和行為習慣,以便調節眾多勞動者之間的利益和共同體的內部秩序。農業勞動對象的擴大,也使得農民的社會交往關系擴展到更大的范圍,傳統鄉村相對穩定的鄰里關系和以宗親血緣為核心紐帶的倫理秩序與宗族儀式等越來越世俗化。鄉風文明亦以適應更大社會群體的共同生產生活為要義,更加開放、透明、包容、公平的鄉風就成為一種必然的文化選擇。在農業科技競爭日益加快的今天,“樹立大農業觀、大食物觀,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動物微生物要熱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習近平,2022);同時,讓農村一二三產業在融合發展中同步升級、同步增值、同步受益。這必然極大拓展我國農村勞動對象的范圍,它為鄉風文明建設提供了更多可能和更大空間。生產對象的拓域消弭了人們對傳統食源的盲目崇拜,提高了農民在生產自主性方面的信心,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傳統鄉風文明中的迷信成分。

3. 勞動者素質對鄉風文明發展的塑型鑄魂

在生產力要素中,勞動者的素質無疑既是鄉風文明的重要表現,也是鄉風文明的核心載體。農民素質主要包括生產技能素質和精神道德素質兩個方面。第一,從生產技能方面看:在小農生產中,由于分工的粗糙,使得一個農民必須同時具備多種勞動技能、掌握多方面的知識。正因為這樣,也才導致了整體勞動技能和知識水平相對落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工廠手工業勞動者作為整體工人中的個體,只是“作為整體工人的一個肢體”作了生動的論述(馬克思、恩格斯,2009)。當前,具有工業化體系結構的農業生產方式已經在分工上接近于現代工廠制度;精深的專業知識和勞動技能成為農業工廠制度下職業農民的生存基礎。自然經濟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加強了血緣紐帶的韌性;而市場經濟中生產分工的發展則推動了業緣關系中利益交換機制的形成。從血緣關系的固定文化結構到業緣關系的流動文化結構由此而實現了轉型。血緣關系的文化結構使農民非常重視親戚與鄰里關系,而業緣關系的文化結構則結合了市場經濟的商業邏輯,重視利益的置換和權衡。兩種關系網絡的交互融合使得鄉風發生了巨大變化。第二,勞動者的思想道德素質是鄉風文明的重要表現之一。從農民的個人素質可以窺見農民階層的整體精神面貌,從整體精神面貌的直觀感受亦能約略知曉農民個體思想道德養成的文化背景及其現狀。前者并不是一種以偏概全的意見霸權,而是基于文化共同體中個體思想道德養成的機理進行的一般推論,當然不能由此準確判斷其他個體的思想道德面貌,而只是發現農民群體中共存的“此類”情況,正如后者在相反的方向所指出的那樣。習近平(2022)強調,要提高億萬農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發揮“道德評議會”的作用,通過多種渠道,教育和引導農民群眾改變陳規陋習、樹立文明新風。

勞動者的素質是鄉風文明的關鍵因素。其原因主要是:第一,勞動者素質是鄉風文明中的主體性因素。在鄉風文明建設中,農民個人應當樹立主人翁的意識,在營造和建構文明鄉風中發揮主動精神,承擔主體責任。第二,勞動者素質是生產力結構中的活的要素。強調“活的要素”在鄉風文明建設中的核心地位,意在強調鄉風文明建設的相對獨立性。農民群眾的自我修養對鄉風文明建設起到重要作用。第三,勞動者素質是鄉風文明建設中的生成性因素。勞動者素質通過特殊的場域和交互活動所具有的生成性,成為鄉風文明生成的基礎。第四,由于勞動技能和倫理知識的獲得與物質和現場脫節,從而勞動者的素質能夠在社會性遺傳中發展成社會風尚。第五,勞動者素質是鄉風文明的社會表征。在“物的依賴關系占統治地位”的時代,農民鍛鑄了鄉風文明之魂,而他們也是特定文明風尚的產物。

總的來看,生產力決定著鄉風文明的現狀和前途。生產的物質要素和精神要素共同構成一個龐大的生產力要素系統,從其最基本的構成要素來看,相互作用的生產工具系統的迭代升級、勞動對象的不斷拓展、勞動者素質的日益提高,使鄉風文明建立在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之上。人們對自然的控制力越強,建筑在物質技術和人自身的進化之上的文明與文化體系就越來越自覺。物質文明的進步為精神文明的發育敞開了新天地。

三、生產關系變革與鄉風文明的內在聯系

生產關系是物質生產和再生產中結成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是人們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諸環節中表現出來的利益關系和治理關系。生產關系一般地被概括為三個主要方面: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產品的分配關系以及由其決定的消費關系;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交換關系(蕭前等,2012)。生產關系三個主要方面與鄉風文明發展具有內在的關聯性:所有權主體擴張增加了鄉風文明主體的參與廣度和深度;分配制度的進步使主體間具有更多平等交流機會和利益協調的倫理秩序訴求,從而增加了鄉風文明內容的歷史厚度;生產者地位的提高體現了新的生產方式對主體價值的追求與維護,具有價值目的性上的向善性或高度。

1. 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鄉風文明主體的寬度

馬克思(2009)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當現實的、肉體的人“通過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現實的、對象化的本質力量設定為異己的對象時,設定并不是主體”。當人本身亦成為生產資料的一部分,成為機器體系中的“零部件”時,也就意味著剝奪了人作為人的全部現實性。當人“作為人”的全部現實性被剝奪后,則其文化、倫理、道德、權利等在事實上成為虛無。文明風尚具有堅硬的物質基礎,但這些堅硬的物質基礎本身并不是文明風尚的內容。因此,農民是否成為地主或者農業資本家的“活的生產資料”或“肉身的農具”,或者在怎樣的程度上成為“活的生產資料”和“肉身的農具”,是他能否成為現實的人的基本前提。對于文明風尚來講,決定了它是何種文明?誰的文明?真正的文明和虛假的文明、低級的文明和高級的文明有著本質的區別。在主體認同上,一些人將其視為文明者,在另一些人看來或為野蠻;一時被視為文明者,另一時或被視為粗鄙。文明的相對論源于文明的進化。而決定文明進化的主要原因,乃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問題。在生產力發達的前提下,生產資料歸勞動者所有,則其文明形態是進步的或至少具有進步的基本條件。勞動人民的廣泛性,決定了文明風尚的寬廣基礎。在發達的生產力條件下,生產資料歸少數人占有,則其文明形態是落后的或至少具有消解人類公平正義的巨大風險,而這種文明風尚,不過是經濟權力的集中在文化領域的表現而已。

鄉風文明的寬度是指其群眾基礎和實踐基礎之寬廣穩健的程度。生產資料所有權問題是一切社會權力的根基所在,它決定著鄉風文明發展的方向和性質。剝削社會中的鄉風文明被少數生產資料占有者所界定和控制,成為服務于少數人利益的精神工具。在小農生產盛行的自耕村社,鄉風有利于維持各自的狹小生存空間免受侵擾,對社會和群體發展沒有基本的意識。個體農戶是被自然物質所間隔開來的自然單位。它的微弱的社交關系和生產聯系使鄉風文明的呈現方式表現為單個家庭內部秩序和家庭文明的簡單相加。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并不構成經濟權力過度集中所造成的階級對立。自足和相對獨立的生產關系為質樸民風提供了現實土壤。只有當生產力有了一定發展,并在事實上將他人或多或少地作為“活的生產資料”或“肉身的生產工具”時,社會的對立才逐漸尖銳化;在私有化中崛起的理性算計和相互傾軋,攪亂了社會風氣的純粹性。

在我國,現階段以鄉村土地公有制為基礎,鄉村集體經濟為主要實現形式,村民自治制度為主要組織形式的社會主義農村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使最廣大人民能夠共創共建共享鄉風文明成果。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資料的農村,土地所有權問題一直是觸及利益體系之核心的東西,這一敏感問題同時也是我國農村改革、生產發展和鄉風建設的關鍵。我國社會主義仍處于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還不平衡不充分,結合我國農村地理人文現狀和資源稟賦的特點,土地私有化既違背了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的基本原則,也不利于社會生產關系的優化發展、推進更廣群眾基礎和更強社會凝聚力的社會建設。同樣,具體生產資料的全面公有,也會消解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我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改革前后的歷史經驗證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堅持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適合農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在此基礎上,由于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所有制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楊繼繩,2013),弱化了階層之間的對立,鄉風文明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F階段,我國農村所有制(及其實現形式)的多樣性使鄉村建設的主體具有多源性。新時代,不但傳統農民是鄉風文明建設的主體,涉農產業和事務相關人員也是鄉風文明建設的重要主體。

2. 農村收入分配制度影響鄉風文明內容的厚度

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2023)。農村分配制度包括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也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與第三次分配等分配的結構性及其發展問題。不但城鄉收入差距需要引起高度重視,農村、村莊內部的微觀收入差距問題同樣能夠在社會生活及文明風尚方面產生重大影響。鄉風文明的厚度在于文明要素的豐度,多種分配方式使利益主體結構變得日益復雜,在復雜的利益主體間調和各方關系,并使之進入有序發展軌道,需要鄉風文明在共同價值和理性認知方面具有較高的厚度,從而在社會生產生活中體現出各利益階層和各認知層次之間的包容與和諧。吉爾德曾指出,非市場化的風險和利益分配會降低經濟體對稀缺資源失衡之類信息的敏感度,“也會弱化這個經濟體中的發明、創造和企業家精神”(喬治·吉爾德,2019)。市場化使按勞分配和非按勞分配有了諸多實現形式,并增加了分配領域的具體形態和復雜結構。鄉風文明建設的扎實推進,需要一定的“財力”支持,這既包括村民個體文明素養的提升需要有較好的生活條件,也包括鄉風文明公共設施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支出。事實上,在以集體經濟為主體且能夠享受到多種分配紅利的地區,鄉風文明建設所取得的效果要更為明顯。

當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為主的條件下實施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集約化、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極大縮小了村民生存發展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由此而增加了豐裕的休閑時間用來發展文化、提高文明程度。在家庭承包責任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全面貫徹中,盡管勞動和經營方式千差萬別,但農民個體或家庭收入主要遵循多勞多得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原則。倘若勞動收入在農民收入結構中占的比重過低,或者資產性收益所占的比重過高,鄉風文明建設在表面上看也許是現代的、精致的,形式上豐富的、繁榮的,但它在傳承農耕文明、彰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方面卻可能會面臨較大程度的挑戰。因此,在新時代,需要結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三農”實際情況和社會風俗,構建更加有利于鄉風文明建設的收入分配制度。不管是個體私有私營還是集體公有公用,對于鄉風文明建設來說,適宜的分配方式是鄉風文明的必要條件。

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方式決定了我國鄉風文明的厚度,使其在思想文化交融激蕩、競相碰撞的新時代,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基本遵循,在鄉村文明發展史上樹立了新的標桿,達到新的歷史厚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高收入家庭通過貸款給他人,循環利用部分增加的收入,反過來促進自己的消費。在窮人和中產階級收入不增加的情況下,其結構性結果是增加了債務和杠桿,最終導致重大的危機”(米凱萊·阿拉塞維奇、安娜·索奇,2018)。除了人口的稀薄以及由此造成的恬淡謐靜的自然表象之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農村的普遍情況與城市具有高度的近似度。我國由于耕地相對較少,且富壤地區人口密度大,從而造成平原宜耕地區文化緊湊程度較高的現象。彌合鄉風文明在不同區域的實際差距,重要的一環就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2023),在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中增加貧壤地區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引導和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鄉村公益事業振興和鄉村產業振興,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財富累積機制,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等。這些對于發展平等、友善、公平、正義、活躍、健康的鄉風文明來說,亦是重要的舉措。在市場經濟持續深化的新時代,推進全面鄉村振興、建設文明鄉風,保證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屬性顯得尤為重要,它在收入分配上需要更加合理地平衡公平與效率的問題。

3. 農民在生產中的地位決定了鄉風文明價值的高度

習近平(2006)曾經說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包括改善人們的物質生活、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提高人們的生存質量、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等等?！眲趧诱咴谏a關系中所建立的人際關系是否是平等的,一個人是否具有無償占有他人勞動的權力,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屬于剝削社會的重要標志。新中國的成立,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作為制度形式的剝削在我國被徹底清除了;對于社會關系表層的日常交往中存在的霸凌與欺詐,在制度上亦予以制裁,在現實中也日漸減少。土地革命結束了農民的雇傭地位,社會主義農業改造實現了農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而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以及對“村霸”的治理,使廣大農民在生產經營中有了更強的主人翁地位。鄉村社會治理的成果為新時代鄉風文明建設注入新的內容。農民生產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提高,既是鄉風文明發展的重要表現,也是鄉風文明建設的價值指向。

農民在生產中的地位取決于四個重要的方面:其一是所有制,尤其是土地所有權問題。只要土地不再是一部分人控制、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的工具和手段,那么農民在生產中就獲得了平等勞動的基本前提。其二是法制,尤其是憲法為核心的法律體系以及它們的屬性。法的目的在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社會治理中提供健康秩序之需的依據,以實現、擴大和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法制的持續完善以及司法的嚴謹,將會持續發生重要作用,以提高農民在生產勞動中的非生產性平等。其三是勞動者素質,尤其是科學技術水平和現代經營能力。高精尖特新生產技能在任何時代都是生產中稀缺的比較優勢,掌握相關專業技能和具有較高科技水平與經營能力的農民在商品經濟社會中占有較大優勢,而生產性平等要求人們在未來發展過程中,人為減少這種“智差”或經驗造成的不平等。其四是生產組織形式。好的生產經營組織形式能夠使權利的主體真正享受到權利,而壞的組織形式則造成權利結構的畸形發展。當前,農民合作社成為農村農業生產與經營的重要形式,它既契合村民自治的需要,也適合我國廣大農村土地、資源細碎化的現實,通過聯耕聯種、聯合經營、技術合作等方式彌補我國農村農業資源稟賦短板。

馬克思(2009)說:“人作為對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個受動的存在物;因為它感到自己是受動的,所以是一個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熱情是人強烈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力量?！比嗽趯ο笮曰顒又锌偸翘幱谥黧w地位,具有主體性。那么,在勞動過程和勞動關系中,作為主體的人,應將其他人同樣作為主體來對待。主體性和主體權利的確認和維護,在我國現時代體現為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的“人民性”,是生產積極性、創造性得以發揮的重要前提。人民性是社會主義新時代鄉風文明的獨特屬性,它實現了鄉風文明前所未有的高度,站在人民利益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的角度來發展鄉風文明,享受鄉風文明帶來的成果。農民主體地位的全面提高,一方面是鄉風文明建設內生力量的主要源泉,另一方面也是新時代社會主義鄉風文明發展的核心目的。人民性是全面鄉村振興偉大實踐中的核心價值追求。農民在產業發展、生產經營合作、社會建設等具體的生產與交往過程中社會地位的穩步提升,是鄉風文明躍上新的價值高度的基本前提。

四、立足生產方式的整體性推進鄉風文明建設

農業生產力與農村生產關系的整體性,使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決定著鄉風文明建設的形態、進程和前景。馬克思(2009)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一方面是“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馬克思、恩格斯,2009),文明形態的演進同生產力的進步有著緊密的關聯。另一方面,生產關系是決定其他社會關系的核心要素,是精神生活生成的現實基座。鄉風文明建設必須立足于生產方式的整體性來推進,其目的在于防止兩個“極端”的偏執——或視農村生產力為推進鄉風文明建設的唯一手段,或視農村生產關系的改變為鄉風文明建設的充分條件。

1. 在化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進程中推進鄉風文明建設

生產方式的整體性體現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內在矛盾關系。社會主要矛盾是生產方式內部矛盾的邏輯展開,鄉風文明的形態、內容和屬性則是它的文化顯像。中共八大正確指出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建立先進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歸根到底是先進社會制度同落后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生產力取得了歷史性突破,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明顯變化:經濟文化的一般性生產已經能夠滿足人民基本需要,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變得更加豐富多樣。經濟文化的“量的增長”讓位于“質的提高”,高質量發展是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內在要求。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共二十大報告(2022)指出,要“緊緊圍繞這個社會主要矛盾推進各項工作,不斷豐富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鄉風文明建設要在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宏大視野中推進,以滿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為目的,以促進城鄉均衡發展為途徑,構建適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人民利益增長的鄉風文明新形態。

改革開放前,農村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主要體現在集體經濟體系與農業生產率低下之間的矛盾,溫飽問題成為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那時,我國鄉風文明的淳樸、單調,同時浸染著具有時代特色的政治氣氛,但鄰里和睦、共濟互助是鄉風文明中的重要底色。改革開放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雙層經營體制適應生產力發展新要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鄉風文明增加了經濟理性啟蒙的因素。致富是這一時期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內在激情,鄉風文明帶著現代性和傳統性的內在沖突,傳統倫理觀念跳出了宗族血緣關系的約束,道德風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經濟理性的沖擊。在生產方式上,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證明了我國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同時,人們在人倫、道德與價值追求上的失落,以及對傳統鄉風文明的眷戀也表明,生產方式與上層建筑的沖突尚未得到徹底解決。從總體實現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農村經濟結構、城鄉利益格局、農民思想觀念發生了深刻變化。協調發展成為新發展理念的重要內容之一,人民群眾和諧的美好生活是新時代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根本旨歸。鄉風文明是新時代農業農村發展的內生力量之源,它深嵌于農業生產實踐及生產經營組織形式之中。農村精神文化和鄉風民俗的發展,服務和服從于滿足人們美好生活需要的生產方式的進步。

新時代人民群眾所追求的美好生活,既有發展先進物質生產方式的要求,也有發展高質量精神文明的需求。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鄉風文明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化解社會主要矛盾中推進新時代鄉風文明建設,一要認清國際形勢,筑牢糧食安全防線,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在夯實農業基礎地位的同時保護和發展我國鄉村文化尤其是農耕文化、鄉土文化。革除鄉風民俗中制約農業生產經營創新發展的行為習慣和心理因素。二要傳承鄉風文明優秀的倫理觀念,睦鄰友好、自立自強、勤儉節約、互幫互助。新時代人們的物質財富不斷增加,只有發展與社會物質財富狀況相匹配的鄉風文明,才能為人們美好生活提供更多心理和精神文化供給,提高農民的獲得感、歸屬感和幸福感。三要協調滿足人的體系性結構性需求。市場競爭“使生產陷于高燒狀態,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關系都顛倒過來……要是土地的生產力不經常提高,耕種土地就會無利可獲……這種矛盾無非是競爭的結果,因為否則他的整個體系就會垮臺”(馬克思、恩格斯,2009)。農業商品市場競爭的激化,在農業“產值”的數字列表中,掩蓋了農民美好生活的多樣性、多層次性。要在全面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增加鄉風文明在農民美好生活中的比重,使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貫通、融入到鄉風文明之中。

2. 在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加強鄉風文明建設

中國式現代化是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途徑,也是生產方式變革的整體騰飛。中共二十大指出,到2035年,我國要實現“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F代化在相當長時期內等同于工業化,這是由自蒸汽機發明以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經驗事實所歸納出來的結論。近代以來的工業化以機器的不斷升級和普及作為必要條件,而“機器一旦問世,便不動聲色地接管了過去被機械意識形態所忽視的一些生活領域,從而證明其存在的價值”(劉易斯·芒福德,2009)。中國式現代化從世界現代化的共性來看,離不開工業化、信息化和城鎮化的協同發展。機器的進化和普遍應用是生產力發展的核心標識,也是現代社會文明形態生成的物質基礎。然而,中國式現代化不僅立足于“物的全面豐富”,更著眼于“人的全面發展”;不僅將新型工業化的高質量發展作為現代化的重要主題,也將社會主義文明新形態的構建作為核心價值追求。中國式現代化是生產方式整體性變革的內在要求,而非生產力的單向進路。農業農村現代化作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內容,包含鄉風文明的現代化。

農村生產方式的現代化程度,決定了農村內部各階層、各業態之間的關系,也決定了城鄉之間的溝通方式和范圍。馬克思(2009)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鄙a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實關系凝結出現實的精神文化樣態,鄉風文明就是在農村生產方式的內在適配性中萌芽、生長和變易的。一方面,我國農村生產力水平較低,農業生產和農村副業的生產效率不高,機械化、自動化、智能化發展不足;另一方面,農村生產經營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模式還處于探索階段,生產的組織形式和農村利益聯結機制還不成熟。梁偉(2023)認為,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是小農發展基礎上的農業現代化。這意味著,鄉風文明建設并非直接坐落在高超的現代物質技術基礎之上,而是要在促進生產方式變革的基礎上發展鄉風文明。

鄉風文明建設必須深度融入到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第一,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我國農村人口基數大,實現現代化的難度也大。由于農民受教育程度、居住和生產條件等的制約,建設鄉風文明,需要循序漸進、保持歷史耐心、穩中求進。同時,要著力把人口數量優勢轉變成鄉風文明建設的人才優勢,把農村廣闊天地孕育的鄉風民俗轉變為新時代鄉風文明建設的文化資源,在推進農民現代化進程中加快鄉風文明現代化。第二,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一方面要在共同富裕的社會響應中發揮優秀傳統文化的社會作用,將傳統文化中家國情懷和“兼濟天下”的道德使命感融入到鄉風文明建設中;另一方面,通過共同富裕促進不同地區鄉風文明的共同發展,在文明形態的多樣性中最大限度降低文明程度的差異。第三,物質富足和精神富有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要求,鄉風文明建設和農業現代化不是“單打一”,而是共濟共進的關系。良好的鄉風文明不會成為物質文明的必然產物。在鄉村發展的任何階段,都不能以“經濟優先”“效率優先”否定精神文化的重要作用。第四,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在鄉風文明建設中要加強對農耕文明的保護,提高傳統自然觀在鄉風文明建設中的作用。環境生產力是生產力系統中的重要內容,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新時代鄉風文明建設包含著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行為習俗、文化傳承、價值觀念等具體內容。第五,中國式現代化是和平發展的現代化,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新時代,進一步加強農村經濟文化的對外交往,發揮傳統農耕文化和優秀鄉村民風民俗對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汲取借鑒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促進鄉風文明現代化。

3. 發揮黨和人民在鄉風文明建設中的歷史主動精神

物質生產力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是一定社會意識形式的基礎,是人的意識活動及思想文化的根基。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對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決定作用以交往關系和利益關系為紐帶。在生存欲望與持續的理性啟蒙中,人自身的發展成為共同愿景?！跋麥缫磺须A級差別”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目的。顯然,消滅“一切階級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是“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馬克思、恩格斯,2009)。全面振興鄉村的核心目標是減少并最終消除城鄉差別,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流,實現農業發展、農村富裕、農民幸福。鄉風文明建設的動機和目的就是要通過優化交往關系和利益關系的聯結機制,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武裝農民群眾,使農村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實現更高水平上的適配。在“物的依賴關系”仍然占主要地位的階段,“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馬克思、恩格斯,2009)。物質技術的進步沒有也不會自動地、合乎邏輯地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因此,人的主觀能動性就要發揮應有的歷史效用。毛澤東(1999)曾說:“更多地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少犯主觀主義錯誤,我們的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是一定能夠達到目的的?！痹卩l風文明建設中,發揮歷史主動精神,既是對客觀規律的遵循,也是對人的歷史主體地位的尊重。

在資本主義及之前的社會形態中,“生產者喪失了對他們自己的社會關系的控制”(馬克思、恩格斯,2009)。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勞動農民獲得了對自己的社會關系的主導地位,成為社會活動和思想文化的參與者、創造者、共享者。新時代鄉風文明建設有三種方向性選擇:第一是回歸傳統農耕文化的深處,眷戀宗族鄉土文化的親密關系和傳統慢生活的低欲望狀態;第二是維持當前鄉風文明中理性與欲望、傳統性與現代性、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雜糅混合、相互競爭的關系;第三是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風文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祛除傳統鄉風民俗中的糟粕、傳承優秀農耕文明,發展鄰里守望、誠信重禮的鄉風民俗。習近平同志(2023)說:“隨著時代發展,鄉村價值要重新審視?，F如今,鄉村不再是單一從事農業的地方,還要有重要的生態涵養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閑觀光功能,獨具魅力的文化體驗功能?！?/p>

社會制度、倫理規范、價值體系、科學精神等對生產方式的變遷具有重要的作用。完善和發展現代社會治理體制,構建良好倫理秩序和道德觀念,發揮核心價值體系的社會功能,營造創新創造、鼓勵探索的社會氛圍,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的重要力量源泉,也是人類歷史主動精神和主體功能的重要表現。在鄉風文明建設中發揮歷史主動精神,就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和農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把我國農耕文明優秀遺產和現代文明結合起來;破除阻礙農業農村現代化和農民全面發展的陳規陋習?！耙趥鹘y禮俗與陳規陋習之間劃一條線,告訴群眾什么是提倡的,什么是反對的”(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2023)。黨領導廣大人民進行鄉風文明建設,一要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充分利用各種人才資源、文化資源、物質資源,開展各種形式的教育宣傳活動、群眾性文化活動,增加農村公共性文化產品供給,豐富農民精神文化生活。二要挖掘、傳承、創新優秀鄉土文化,抵制不良風氣。實現鄉土文化的現代化,展現我國歷史悠久的農耕文化的時代魅力和風采,旗幟鮮明反對封建迷信、鋪張浪費、婚喪大操大辦等,推動移風易俗、樹立文明新風。

五、結 語

鄉村文化振興寫入了中共二十大報告,在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將鄉村文化振興、鄉風文明建設作為“重點工作”來抓。全面鄉村振興正在如火如荼推進,鄉風文明建設既是鄉村全面振興的內容,也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思想文化保障。鄉風文明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特征,也是農業農村現代化和農民全面發展的重要內容。如何改變或進一步優化鄉村風俗習慣和道德風尚,使鄉風文明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保持內在一致,與當前正在推進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保持內在一致,與人民群眾所愿、社會主義所需、時代發展所宜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新形象保持一致,是一個重大的實踐問題和理論問題。從生產方式的角度深入理解鄉風文明發生發展的生產力基礎,以及它在生產關系中的邏輯展現,有利于促進鄉村文化的高質量發展,推動鄉風文明建設和鄉村全面振興;有利于深化改革,變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和鄉風文明建設需要的生產關系。

生產方式變革對鄉風文明發展起著決定作用,而鄉風文明建設亦反作用于生產方式的發展。正如邁克爾·波蘭尼(2020)所言:“事實上,任何社會一旦真的徹底否定了精神存在,并切實將這否認貫徹到實踐中去,那它可能一天也存在不下去?！睂τ趪野l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說,鄉村全面振興具有全局性、戰略性意義。從促進生產方式變革的視角推進鄉村經濟發展和鄉風文明建設,在加速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完善農村生產關系的進程中,加強鄉風文明建設的力度、拓展鄉風文明建設的幅度、增強鄉風文明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中塑形鑄魂的功能。新形勢下建設社會主義鄉風文明,既要契合社會主義文明新形態的基本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又要為農業農村現代化書寫新的篇章、發展新的內涵、提升新的境界,由此持續深入探索適應我國現代農村生產方式的鄉風文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