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抉擇

張乃格

在一般人的認知里，“華夏文明”“炎黃子孫”“中華文化”無異于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同義語。在傳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的當下，提出中華文化共同體形成的問題，似乎多此一舉，其實未必盡然。

文化共同體必須具備各種地緣文化、各個民族種群、各個歷史時期人們共同認可、共同踐行的共性原則。這里至少涉及三個問題。一是認同“誰”，即主體民族的認同。二是認可“什么”，即核心文化的認同。三是“大家”何時取得共識，即文化共同體究竟是在什么時候形成的。

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民族是文化的載體。各個相關民族共同認可的主體民族，應該是文化共同體形成首先具備的必要條件。但漢民族形成的時間，就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呂思勉在《中國民族演進史》提出漢民族形成于秦代。范文瀾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申述漢民族形成于秦代的觀點，產生廣泛影響。楊則俊《關于漢民族形成問題的一些意見》主張漢民族形成于明代后期。張正明《試論漢民族的形成》認為從清代起才形成漢民族。蘇聯葉菲莫夫《論中國民族的形成》甚至以為，直到鴉片戰爭以后漢民族才開始形成。

由此看來，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問題好像并沒有完全解決，直到近年也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關注，尚有討論的必要。

一、秦及其以前不具備中華文化共同體形成的條件

文化認同包括公眾共同認可的觀念文化與制度文化。觀念文化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逐漸形成的社會心理和意識形態，包括道德觀、審美觀、價值觀及宗教、信仰等。制度文化則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禮樂制度、婚姻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組織機構和風俗習慣等。

秦始皇滅六國前，諸國林立，各國均有自己的國君、都城、軍隊、政治制度、官僚系統。各國田疇異畝，車途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顯然，這一時期我國尚不具備統一制度文化的要素。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在政治上大加興革，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制定了《田律》《倉律》《徭律》等近30種法律條文，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形成了一套當時最為嚴密的法律制度。廢井田，開阡陌，于公元前216年頒發“黔首自實田”令，用法律的形式承認并確定了土地私有制。與此同時，還在全國統一貨幣，推行“書同文”“度同制”“車同軌”“行同倫”等許多大膽的統一措施，企圖建立、強化并維護中央集權制度，以建立子孫相傳、永世不替的萬代基業。

但遺憾的是，與其說秦代為高度統一的中華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毋寧說秦代只是為高度統一的中華文化的構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奠基儀式。這主要是因為，文化具有傳承的特征，只有經過長期的積淀才能逐步形成。而秦王朝國祚短暫，許多方略剛剛施行，尚未由政治手段轉化為社會規范、社會機制，就隨著秦王朝的滅亡而土崩瓦解了。

以觀念文化而言，夏、商、周三代，我國基本上是一個松散的多元化“邦國大聯盟”。在當時的體制下，王朝建立之初天子只是在分封諸侯時象征性行使“王權”，并不參與各諸侯國的政務管理。而從各個不同政權實體的角度來說，各諸侯國雖然尊天子為天下共主，但在政治上各個政權實體卻又是獨立的存在。在這種政治多中心、政權多元化的格局下，當然也就談不上究竟是哪種思想為統治思想的問題，統一的思想文化自然也就不存在。

春秋末戰國初，通過多年的兼并，許多小的諸侯國已經消亡，只剩下齊、楚、燕、韓、趙、魏、秦等幾個主要國家。七國統治者為了逐鹿中原，除了在軍事、經濟等方面提升自己的實力外，還采取各種措施，招徠天下知識分子，用以構建“智囊團”的班底，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鞍偌覡庿Q”局面的出現，使得本來就觀念多元的政治思想文化更加雜亂無章?！鞍偌覡庿Q”對我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繁榮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但對于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形成來說，其本質特征又恰恰和文化共同體“一統天下”的根本屬性格格不入。所以直到戰國期間，我國仍未形成統一的政治思想文化。

秦始皇建立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統治之后，在意識形態領域也迫切需要與政治上一統天下相一致的局面，“焚書坑儒”便是其最為有力的行政措施。但是思想文化與行政措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希望以嚴厲而簡單化的行政手段在一夜之間改變社會意識形態和人們的思想觀念、風俗習慣，是粗暴的，也是幼稚的。所以“天下一統”僅僅15年之后，當年“焚書”的灰燼還沒有完全消散，秦王朝的統治就灰飛煙滅了，而它所強力推行的法家思想也隨之失去了其特殊地位。

二、經濟命脈“國有化”與政治體制一元化

西漢初年，為了起弊救衰，刺激經濟，劉邦推行貨幣“寬松”政策，廢除秦朝頒行的半兩錢，令民鑄莢錢。秦半兩錢原重12銖，漢初所鑄的錢雖然面值仍為半兩，但實重只有3銖。因為這種貨幣民間可以自由冶鑄，一些奸商借機漁利，每枚半兩錢有的實重不足1銖，同時以鉛鐵冒充銅材。鑒于私人鑄錢的弊端，漢高祖末年下令禁止民鑄莢錢，可惜屢禁不止。到漢文帝時，盜鑄者比比皆是，犯者無數，懲戒已經不起作用。貨幣“使民放鑄”的“民”并不是一般的百姓，有能力“放鑄”私錢的往往是割據一方的貴族或財大氣粗的巨富。吳王劉濞都廣陵（今揚州），就利用朝廷的特殊政策，在境內大規模開采銅礦，煉銅鑄錢。同時采取煮海為鹽等多種措施，積極發展經濟。吳國因此“富可敵國”。其結果，就是大大加強了割據諸侯或富商大賈的實力，增添了其同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碼，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威脅?！尔}鐵論·禁耕》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p>

為維護市場與政權的穩定，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武帝早期，也曾三令五申，加強對民間鑄錢的管理，但效果始終不理想。經過多次反復，朝廷最后不得不“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漢書·食貨志》），這才基本杜絕了私家鑄錢現象。至此，貨幣最終完成了從“弛禁”到“官營”的轉變。

漢代經濟從最初的寬松政策，到后來的“官營”，除了貨幣外，在國民經濟其他領域，還包括冶鐵和煮鹽等。鹽鐵的開放和貨幣“放鑄”一樣，都影響到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安定，并最終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直接威脅到大漢王朝的安危。正因為如此，武帝任用南陽大鐵商孔僅、齊地大鹽商東郭咸陽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著手鹽鐵業經營體制的改革?！妒酚洝て綔蕰酚涊d，孔僅、東郭咸陽上疏說：“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愿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钡玫綕h武帝的采納，從此實現鹽鐵專賣制度，徹底結束了奸商壟斷鹽鐵業的局面。經過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幾代帝、后持續不斷的“蓄力”，西漢王朝由放民鑄錢、鹽鐵弛禁，到鹽鐵錢官營，實現了國民經濟命脈領域“國有化”。

西漢實行郡國并行的政治體制，其封國共有王國、侯國兩級。最初，各諸侯王在自己的封國里擁有相對完整的人事權、行政權，還有聽從于諸侯王的軍隊。各王國、侯國擁有廣大的山川、人口和資源，漢王朝的整體實力被極大地削弱了。

漢高祖劉邦一生分封異姓王8個，共有7人，但這只是出于軍事與政治需要的權宜之計。當統治地位一旦穩定之后，便以種種借口，逐步翦除異姓王。與此同時，劉邦與群臣訂白馬之盟，規定只有皇室血統的人才可以封王。其根本的目的，《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稱之為“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強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不加限制的權力和強勢經濟、強勢軍力，極易膨脹諸侯王的野心，最終釀吳楚七國之亂。景帝以平定七國之亂為契機，不但削減諸侯國領土，而且把諸侯國官吏任免等人事權收歸朝廷，取消其獨立地位?！稘h書·百官公卿表》載“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以后又專門針對諸侯王，制訂了附益之法、左官之律、阿黨之法、私出界罪、酎金律等一系列法律，進一步限制、貶損諸侯國。

漢代最高統治者還通過“推恩眾建”的措施，卓有成效地加強了中央集權。推恩令名義上是廣施德惠，允許諸侯王將自己的封地分給子弟，實際上是“切分蛋糕”“化整為零”“蠶食地盤”，通過剖分各王國的封地以削弱諸侯王的勢力，使其失去和中央王朝相抗衡的資本。但土地分割有盡，而子孫繁衍無窮，“推恩眾建”的結果，自然是王子尚可為王，王孫只可為侯了，王孫以下則漸漸沒落，終致淪為庶人。司馬遷在《史記·五宗世家》中說道，到漢末“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后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成帝綏和元年（前8），詔令裁各王侯封國內史，令相治民，王國之相如郡太守，侯國之相如縣令。自此王國、侯國名存實亡，已和郡縣沒有什么實質性差別，故史書常以郡國并稱。自西漢后，中國的政治體制由郡、國并行的二元格局，實現了地方行政管理體制實質上的一元化，將政權牢牢地掌控在最高統治者的手中，也奠定了中央集權在之后千年中逐漸加強的趨勢。

三、思想文化一統化

漢高祖出身農家，后來雖然推翻秦王朝，但從骨子里不喜歡儒生。早在他起事不久，滿腹經綸的酈食其前往投奔，有人告誡酈食其說：“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痹跐h初統治集團中，不少人也都像劉邦一樣，武勇有余，文教不足。司馬遷曾在《史記·張丞相列傳》一針見血地指出：“自漢興至孝文二十余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蔽鳚h王朝建立后，陸賈反復規勸漢高祖要重視《詩經》《尚書》等傳統典籍，漢高祖非常厭煩，遂罵道：“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天下），安事《詩》《書》？”陸賈當即回應：“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漢高祖這才意識到，政治思想文化是影響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因素，“文治”萬萬忽視不得。

漢初由于大亂新定，統治者不得不采取黃老之術，實行與民休養生息的策略。漢初黃老之術的核心思想是無為而治，這在客觀上為文化的發展創造了較為寬松的環境，從而推動了各種學術流派的自由發展。陸賈著《新語》，宣揚黃老之術，而轅固生卻力主行儒學，反“黃老”。賈誼試圖通過“興禮樂”來改制，而晁錯則要求以“術”削藩。在儒學領域，當時研究《春秋》的著名學者就有齊胡毋生、趙董仲舒，研究《詩經》的著名學者有魯申培公、齊轅固生、燕韓太傅等。戰國時期一度大張旗鼓、秦始皇時一度偃旗息鼓的“百家爭鳴”局面，此時大有重整旗鼓的苗頭。這些都對中央集權體制形成了干擾。

實際上，早在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漢武帝及趙綰等一些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了“百家爭鳴”對于中央集權專制統治的潛在威脅，并對儒家思想在國家長治久安中的重要意義有了明確的認識。根據《史記·武帝本紀》的記載，漢武帝早年就“向儒術”。建元元年（前140），漢武帝剛一繼位，丞相衛綰就上奏道：“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睗h武帝立即表示同意。所以當元光元年（前134）他召試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時，一眼就在眾多對策之士中發現了董仲舒，對其學術主張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董仲舒大一統思想主要見于其《舉賢良對策》，核心內容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旨）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蓖跤老椤抖偈嬖u傳》曾經對《舉賢良對策》進行過精辟的概括，認為董氏理論歸結于一句話，就是精神上要統一天下，政治上要統一于天子?！疤臁笔鞘裁?？董仲舒說：“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p>

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完美契合封建大一統的政治形勢和時代要求，有利于維護國家的統一，是和西漢王朝政治上的大一統相對應的，因此得到漢武帝的賞識和采納。為了提高經學的地位，擴大儒學的影響，建元五年（前136），漢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漢武帝將原本屬于諸子一員的儒家思想當作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為大漢王朝政治上、經濟上乃至國家體制上的一統化提供了堅強的理論支撐。同時使得“百家殊方”的局面得以消除，“民知所從”，亦即有利于統一百姓的思想。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我國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不僅對穩定和鞏固大一統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對中華文化共同體的最終形成與長期穩定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對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凝聚與多民族國家的穩固也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正因為如此，董仲舒所主張的儒學很快便經學化、神學化，并進而社會化，成為一種主流文化。被儒家奉為經典的“六經”經學，也成為此后一兩千年間的官方哲學。從此，儒學思想成為中國封建時代的統治思想，儒家的“大一統”文化觀深入人心，仁、義、禮、智、信以及孝道等儒家觀點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公認的道德倫理觀念與判斷是非曲直的最高標準。

四、漢民族主體地位的形成

民族演進史表明，華夏族是在長期的社會演進中，逐漸發展形成的。原始社會中晚期，今中原地區崛起以黃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為核心的兩大氏族集團。相傳炎帝姓姜，生于厲山（位于今湖北隨縣），原為甘肅、青海一帶羌人的一支，“牛頭人身”。該氏族可能以游牧業為主，奉行以牛為圖騰的原始文化。最初活動于姜水流域，故址在今寶雞市清姜河，后來進入黃河中游，主要活動于河南及河南、河北、山東交界一帶。進入中原地區后，炎帝族從早期的游牧業轉入農業生產，因而炎帝被后人尊為神農。

黃帝據說和炎帝為兄弟，姓公孫，生于壽丘，后活動于姬水（今陜西武功漆水河）流域，故改姓姬。又因曾居軒轅之丘（在今陜西省武功縣），所以也叫軒轅氏。本為有熊氏國君，因而又稱有熊氏。據有熊氏之號推測，黃帝族可能以熊為圖騰。后沿黃河向東發展，也進入中原地區，先后征服黃河流域的眾多部落，并將這些部落融入黃帝族。進入中原后，黃帝族發展為熊、羆、貔、貅、貙、虎六個氏族。后來又進一步進軍江淮地區，征服了原來居于江淮之間的太昊族。太昊族以龍為圖騰，圖騰龍的基形其實是蛇，為安撫被征服的太昊族，黃帝族遂在本族原先的圖騰中融入蛇的文化元素。黃帝族的強大，威脅到了炎帝族的利益，于是兩個部落集團爆發了著名的阪泉之戰。炎帝族戰敗，族人并入黃帝族，華夏族逐漸形成。

此后華夏族采用同樣的方式，在持續的擴張中，不斷地征服其他氏族、部落，同時將這些氏族、部落的文化元素融入華夏文化元素中，以安撫這些氏族和部落。聞一多在《伏羲考》《龍鳳》《端午考》中就指出，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來源于黃帝時代的傳說。相傳黃帝在統一中原之前，以熊為標志性圖案。戰敗蚩尤統一中原后，它的標志兼取并融合了被吞并的其他氏族、部落的標志性圖案。如馬的標志圖案、鹿的標志圖案、蛇的標志圖案、魚的標志圖案等，最后拼合成中華民族共同崇拜的形象“龍”，一種虛擬的綜合性神靈。我們今天看到的龍的圖案，既有蛇的身腹、熊虎的利爪，又有鹿的角、鱷的鱗、魚的尾、馬的鬃，等等，是一種泛化蛇崇拜、熊崇拜、鹿崇拜、魚崇拜、馬崇拜等眾多民族圖騰的綜合體，成為全民族的族徽和保護神。這一奇特的中華民族始祖的標志性圖案，是中華民族發展、各民族相互融合的見證。

漢王朝崛起的豐沛一帶，原屬于東夷族。東夷的分布范圍極廣。有學者主張，早期東夷兼跨環渤海、環東海等廣大地區。北從朝鮮和我國東北地區起，沿環渤海灣向南，經今山東，至少到達江蘇淮河下游一線的廣大區域，都屬于東夷的范疇。但在傳統上，東夷特指生活在今山東、江蘇沿海一帶的人，商周時期中心在海岱和淮河中下游地區。其東部邊緣直到大海，西部邊緣約在今河南滎陽以東陳留（今屬開封）、譙郡（今河南商丘南）、新蔡一線。

東夷人以鳥為圖騰，徐州得名于徐夷，徐夷為東夷的一支。根據《尚書·舜典》《孟子·萬章上》等典籍的記載，伯益為皋陶之子，其子若木夏初時獲封于徐。伯益原名益，又叫伯翳、柏翳，其最大的歷史成就是開創我國的畜牧業。

西漢以前，華夏族早已在全國各民族中取得絕對優勢地位，這種優勢地位已經不可撼動。但直到此時，東夷族和華夏族似乎還沒有徹底完成民族間的融合。西漢以后，隨著政治一統化、經濟一統化特別是主流思想文化的一統化，主體民族也已經形成。這個主體民族，就是以華夏族為主干，以東夷族為補充，以其他少數民族為基礎的漢族。劉安《淮南子·俶真訓》：“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為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為一家?！枪?，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眲苍谶@里所宣揚的天下一家、各民族同為兄弟現象，應當就是作者對當時民族共同體現狀的客觀描述。

以華夏族為主干、東夷族為補充的民族結構格局，表現在文化符號上就是龍鳳文化。亦即，龍鳳崇拜文化的形成與流行，其客觀社會學的基礎是以華夏族為主的中西部文化，在吸納各種族、各地域文化的同時，將以徐人為主的東夷文化作為一項最為重要的補充。因為鳳在中華文化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所以在西漢時期就有元鳳、五鳳等年號。王莽篡漢后，也曾使用過天鳳的年號。足見當時社會的崇鳳情結。

徐州市睢寧縣雙溝曾經出土一方漢畫像石，正面分為上、中、下三格，分別有鳳凰的圖案。側面則刻有人首蛇身形圖案。在傳統文化中，伏羲為人首蛇身，為龍的化身。銅山縣周莊漢墓的一方畫像石，為墓門門框右側的立柱，正面分為三格，上刻一鳳，中刻一虎，下刻有一衛士執旌。側面分為二格，上刻女媧，人首蛇身；下刻一持篲人。這兩幅漢畫像石似乎都表現了龍鳳“合璧”的文化傾向。

但如前所述，在龍鳳文化觀念中，龍畢竟占據主導地位，鳳屈居次要地位。所以在龍與鳳的文化碰撞中，龍的陽性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由不完全指向陽性到完全指向陽性；鳳逐漸由指向陽性轉為側重指向陰性。這正是兩千余年來龍象征威權、鳳象征吉祥，龍是皇帝標志、鳳是皇后符號的根本原因。

漢高祖劉邦明明是東夷的后裔，鳥族子孫，但卻非要把自己說是龍之子?！妒酚洝じ咦姹炯o》：“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薄都狻芬姆f曰：“高祖感龍而生，故其顏貌似龍，長頸而高鼻?！薄墩x》引河圖云：“帝劉季日角戴勝，斗胸，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边@正體現了劉邦對自己卑微身份的不自信和政治家的精明。因為實行龍崇拜的華夏族在全國居于優勢地位，借助其民族信仰崇拜便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人們最大限度的認可，從而形成一股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號召力，所以才示意心腹巧妙地編造出這樣的神話。

或許，西漢統治者在登上歷史舞臺之初，并沒有刻意設定構建中華文化共同體的目標，更沒有實現這一目標的路線圖與時間表。他們的初衷，只是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維護大漢帝國的長治久安。他們所推行的各種措施，無一不是時代的必然、歷史的抉擇。

到漢武帝前后，西漢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制度文化基本定型，漢族在多民族國家中的主體地位也已經確定。從此以后，人們稱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為漢族，漢族人為漢人，漢族語言文字為漢語，記錄漢語的符號為漢字，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學問稱漢學，甚至連漢族的民族敗類也被稱作漢奸。這些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中華主體民族的形成與中華文化共同體的構建都是在漢代完成的，而非其他朝代，更不會是在明代后期、清代或鴉片戰爭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