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復雜創新能力與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內在邏輯

龐瑞芝　王洪巖

[摘要]新質生產力區別于傳統生產力，是科技創新密集型生產力。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的深刻調整，全球在產業、關鍵核心技術上的競爭日益加劇，新質生產力將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陣地。面對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和打壓，我國唯有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的系統性優勢和適宜型創新優勢，提升企業復雜創新能力和產業組織生態力，從而培育新質生產力：一是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動超大規模市場“潛在優勢”轉變為“現實優勢”；二是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我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能力；三是要整合大國創新資源，夯實基礎研究，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四是發揮大國超大規模市場創新人才優勢，建設全球人才高地。

[關鍵詞] 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適宜型創新優勢；復雜創新能力；新質生產力

[中圖分類號] 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211（2024）01-0001-11

當前，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這與我國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在此背景下，面對西方國家對我國高技術產業的技術封鎖和打壓，我國需要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面向前沿領域及早布局，提前謀劃變革性技術，夯實未來發展的技術基礎，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這是不容錯過的重要戰略機遇，對我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龐瑞芝，2023）。

一、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內涵與特征

“超大規模市場”是我國獨有的戰略資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最稀缺的資源是市場。市場資源是我國的巨大優勢，必須充分利用和發揮這個優勢，不斷鞏固和增強這個優勢，形成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雄厚支撐”。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夯實產業創新能力、培育新質生產力，這是我國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應對挑戰、把握機遇的戰略選擇，更是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雄厚支撐。

（一）“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提出背景

要深刻理解“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內涵，需要回答“為什么要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這個問題。作為一個趕超型發展中大國，當前發展階段正是我國在全球競爭環境中經濟實力和大國話語權逐步上升階段，中美博弈加劇，外部環境發生巨大變化，我國產業發展面臨“去中國化”帶來的全球市場收縮風險，以及“脫鉤”帶來的關鍵核心技術不可控風險，這些外部環境變化給我國產業發展和安全提出挑戰。正是在這一背景下，2019年9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提出，“要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以夯實產業基礎能力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為目標，以企業和企業家為主體，以政策協同為保障，打好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的攻堅戰”。同時，我國經濟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是內在要求，因此提升產品質量和產業創新能力，是國內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我國擁有14億人口、4億中等收入人群，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國內巨大市場需求潛力亟待開發和釋放，以國內超大規模市場需求作為啟動器，撬動國內經濟大系統的活力，構建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國內大循環”，并通過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進一步擴大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空間，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因此，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是我國夯實產業基礎、提升創新能力，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雄厚支撐。

（二）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基本特征、典型特征與獨有特征

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具有多層面特征，應從比較、聯系、發展、系統的視角來識別這些特征帶來的綜合競爭優勢。研究大國經濟的學者歐陽峣（2014）在大國經濟六個方面的典型特征基礎上概括出大國經濟的三重核心特征：規模特征、內源特征與多元特征，受此啟發，本文將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特征概括為以下三個層次。

首先，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具有市場的基本特征。正如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資本論》中所指出的，市場是“商品實現價值的驚險一躍”。我國市場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幾個方面： 資源配置市場化，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無論是消費者還是企業都是通過供求機制、價格機制、風險機制和競爭機制的作用進行經濟活動；企業行為主體化，企業作為獨立的經濟主體，在法律和市場機制約束下追求最大收益，并構建相對穩定的組織體系開展經營活動；企業產權明晰化，企業所擁有的各種要素，都可以根據市場機制進行交易，企業是資源市場化配置的主體；市場具有激勵相容機制，市場所產生的競爭效應和激勵機制，促使各類經濟主體主動而積極地融入分工和交換體系，這是我國生產力持續發展和巨大經濟體系運行的重要動力來源；政府調控與市場互補，一個穩定高效的市場體系離不開政府的公共服務和宏觀調控，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有機協同能夠充分調動各種生產要素的積極性，推動整個經濟體系的發展。

其次，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在供需雙側都具有“總量規模性、結構異質性、系統協同性”的典型特征。很多學者從需求和供給的規模與結構視角討論了我國大國經濟條件下 的優勢與特征（歐陽峣，2014；干春暉和劉亮，2021；歐陽峣等，2023）。從需求端的總量規模性特征看，我國擁有4億多中等收入人群，這部分人口對產品品質具有較高要求，這對我國現有產品結構升級、產業創新和高質量發展帶來巨大市場機遇；從要素供給端的總量規模性特征看，我國勞動力、人力資本、技術和數據要素都具有其他國家市場所不具備的較大規模，生產要素總量豐富、技術人才儲備充足、互聯網用戶群體龐大以及生成的大數據也具有規模巨大的獨特性特征等。從結構異質性看，我國不僅有數量可觀的中等收入人群，還有9億廣大中低收入人群，這部分人群與中等收入人群的需求結構呈現異質性，這為企業產品品類和結構帶來異質性發展空間，更為企業產品技術升級和迭代帶來更為廣泛的需求譜系。從系統協同性特征看，超大規模市場通過規模效應、資源吸引力、整合能力以及信息流通等多個層面的協同互動，具有大國經濟體獨有的韌性與系統優勢。

作為發展中大國的開放性市場，我國的超大規模市場還具有動態成長性和內外開放性，即經濟系統中的“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彼此促進、互相強化。一方面，我國內需市場將持續擴大，人均消費水平提升奠定內需拉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與此同時，創新驅動發展將注入新的活力，支持我國市場規模不斷擴張，保持強勁動能；另一方面，我國大力開放外資市場，利用外資優勢補充內資短板；同時開放內資市場參與全球競爭，促進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深層次融合，成為全球制造業和消費的重要節點。兩個市場與兩種資源相互促進，形成良好互動，外資帶動國內產業升級，國內企業“走出去”促進對外開放，從而擴大對內對外需求，進一步激發我國市場規模潛力（羅重譜和李曉華，2021）。

最后，我國超大規模市場還具有制度統一性的獨有特征。這些特征內嵌于我國超大規模經濟系統所帶來的整體性、系統性優勢，是我國產業在全球競爭中所享有的獨特優勢，為我國產業的創新發展和全球競爭力提升帶來成長空間。通過構建公開、公正、透明的市場規則體系來促進統一大市場建設，從而降低企業間和產業間的交易成本，實現資源優化配置。

（三）超大規模市場的“潛在優勢”與“現實優勢”

上述特征為理論意義上的“超大規模市場”所具備的特征，然而這與具體行業中的現實市場內涵不同，現實中的具體市場其“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對企業而言具有非對稱性、非均質性和非統一性。這意味著現實中的“超大規模市場”并非理想形態，而是存在分割、梗阻和不完善的問題。換句話說，我國目前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還是“潛在優勢”，而不是“現實優勢”?，F實中我國的大市場還不統一，存在地方“行政經濟”分割（劉志彪，2022）、生產要素和商品還無法實現自由流動與流通等問題。因此，對現實中的具體行業和企業而言，“超大規模市場”還只是理論意義上的，企業在現實市場中無法充分利用超大規模市場所形成的規模經濟優勢和技術進步優勢。因此，我國亟待通過建設統一大市場、推進制度型開放、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優化營商環境、完善要素優化配置的體制機制，推動超大規模市場從“潛在優勢”向“現實優勢”轉化，這種轉化是逐步積累、制度逐步完善、環境逐步優化的系統性積累和變革的結果。

（四）超大規模市場的底層優勢：適宜型創新的系統優勢

超大規模市場相比于小規模市場的典型特征是具有總量規模性、結構異質性、系統協同性等綜合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對生產而言最大的優勢是分工深化和細化帶來的成本優勢和技術進步優勢（歐陽峣和湯凌霄，2017等）。同時，勞動（人才）、資本、技術、數據等各種要素的豐富和異質性，對企業生產經營和創新決策而言帶來要素支撐。此外，超大規模市場中創新主體（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數量豐富、結構多樣化，這對企業創新帶來系統性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還體現在我國產業體系完整、產業間配套協同能力強?？傮w上，這些優勢集成在一起對企業而言具有強大的生產支撐和創新支持作用。無論企業在市場競爭中遭遇到的挑戰是來自于生產要素和技術等供給層面的沖擊，還是來自市場變化等需求側的沖擊，超大規模市場和超大規模經濟體所孕育的系統性優勢能夠給予企業在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中進行適宜型創新的空間，從而提升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韌性與能力。

二、超大規模市場優勢與企業復雜創新能力

（一）“復雜創新能力”的內涵

“復雜創新能力”是指在競爭日益復雜、技術日益專業化的全球市場中，企業面對復雜情況，采取適宜的創新方式滿足利基市場需求的能力。其本質在于企業能夠敏銳捕捉市場稍縱即逝的機遇，通過快速精準整合內外部資源，進行差異化產品創新、資源整合模式創新、組織創新、流程創新、服務創新、管理創新等多種創新模式中的一種或幾種創新集成，以便在復雜多變的全球市場與競爭環境中精準捕獲利基市場（Niche Market）的機遇、滿足關鍵客戶需求的能力。具體而言，復雜創新能力主要包括四個維度：其一，敏銳洞察力——面對快速變化的市場，企業必須迅速把握市場新趨勢、新機遇，做出判斷并據此調整創新策略；其二，差異化整合能力——根據市場和用戶的細微差異，企業能夠提供定制化的創新解決方案，通過充分整合內外部資源、形成創新協同來滿足利基市場的差異化需求；其三，數據驅動能力——借助數據分析技術，深入理解用戶需求和行為，對細分市場用戶實現精準創新，并以數據驅動快速迭代產品與服務；其四，敏捷執行力，構建靈活的組織架構，加快創意轉化為創新成果的速度——做到試錯成本低、失敗容忍度高，以求快速適應市場把握市場機遇。

（二）適宜型創新優勢轉化為企業復雜創新能力的條件

在日益動態多變的市場環境下，企業實現有效創新的重要途徑在于因應本地環境與差異化情況，主動調整創新內容與路徑，充分利用外部資源與力量，快速響應市場變化，這被稱為適宜型創新（Contextual Innovation）。超大規模市場所帶來的系統性優勢，為企業進行適宜型創新提供了有利的創新生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要素的規模性與多樣性為企業充分整合內外部資源進行資源整合模式創新、產品創新、服務創新等適宜型創新提供可能。我國訓練有素的超大規模勞動力與豐富的人力資源是企業組織大規模生產制造和創新的獨有優勢；第二，豐富的客戶群和海量第一手數據，使企業能準確分析市場細分需求，據此制定差異化創新策略。企業通過與海量用戶的高頻互動，能夠快速迭代產品和服務，確保創新輸出與市場變化保持同步；第三，巨大的潛在商業價值激發企業投入力度，開發定制化方案搶占先機；第四，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強化企業的風險管理能力。

要將適宜型創新的系統性優勢轉化為企業面對復雜情況時的資源整合與自主創新能力，企業需要具備開放創新型發展思維，構建靈活的組織結架構與開放的創新網絡，運用數字化工具支持決策，并建立鼓勵試錯與容錯的制度體系，形成持續迭代的創新機制。此外，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與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企業充分發揮適宜型創新優勢、提升復雜創新能力的重要條件。

（三）產業組織“生態力”

產業組織“生態力”指的是同一產業范圍和價值鏈中， 在市場和技術變革的驅動下，大中小企業之間良性競合，不同要素之間緊密聯系、有機銜接，形成的一種相互依存、良性互動的動態正向支撐力量。一般而言，市場規模越大，市場體系形成的軟硬網絡基礎設施越完備，對產業創新和產業協同的支撐作用也就越強。我國超大規模市場體系具備多樣化的應用場景和差異化的細分市場，這為各類市場主體生產差異性產品與服務提供廣闊空間，也給企業基于差異化競爭的合作提供更大可能，充裕的市場空間與合作機會能夠降低企業間競爭與合作的試錯成本與運營成本；顯著的網絡外部性和聯動效應有利于產業集群形成；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完善與成熟能夠降低企業運營成本。這些系統性特征共同塑造了市場中大中小企業之間良性的競合關系和產業生態，生成產業組織“生態力”。在這種資源優化配置和充分的正向外部激勵下，不同規模和類型的企業優勢互補，資源和信息得以有效流通與整合，整個產業生態系統呈現優勢互補、錯位競爭、協同創新、共生共榮的良好生態，這種產業組織“生態力”在企業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為身在生態之中的國內企業提供強大的系統支撐力與產業鏈支持力?？梢哉f，這種基于網絡效應放大的資源整合能力，激發和聚合了產業內各方主體的發展新動能，使之形成良性循環，有助于提升整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和持續發展能力。

三、新質生產力的內涵與生成邏輯

（一）新質生產力的內涵

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期間提出了“新質生產力”這一嶄新概念。習近平指出，“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痹诖似陂g，習近平總書記在座談會上強調，積極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培育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增強發展新動能。那么，新質生產力究竟“新”在哪里？

當前，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這與我國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在這樣背景下，面向前沿領域及早布局，提前謀劃變革性技術，夯實未來發展的技術基礎，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是不容錯過的重要戰略機遇，對我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當代先進生產力，它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質變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核心標志?！保ㄖ醒胴斵k，2023）其中，“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背后的驅動力量是創新，因此，新質生產力是科技創新密集型生產力，其核心特征是創新驅動。從“投入-產出”的生產經濟學視角來看新質生產力。其具有以下特征：從生產投入視角看，新質生產力意味著“新型質態的生產要素”（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包括知識、技術、大數據、掌握了新技能的勞動力和人才，以及經過智能化升級的生產資本設備；新型質態的生產要素還包括新型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如智能化技術裝備，包括各類戰略性新興技術和未來技術的工程化和產業化生產工具及加工對象，如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生物技術等戰略性新興技術在實現技術工程化過程中的生產工具和裝備，也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機器人等未來技術在工程化和應用過程中的工具、載體等。從經濟產出視角看，“新型質態的經濟產出”包括“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后各類知識、技術和數據要素密集型的新產品新服務，不僅包括各類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所誕生的各類新產品、新服務，還包括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在各行各業中的廣泛密集應用所形成的新業態、新領域、新賽道。從“投入-產出”的生產過程視角看，新型質態的生產力代表新科技和適應新科技內在要求并能夠有效組織新型生產要素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的新型組織方式。

（二）新質生產力的生成邏輯

1.要素與產品自由流通的統一大市場是形成新質生產力的前提，超大規模的市場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優良土壤和觸發器

市場是商品實現價值轉化“驚險一躍”的關鍵場所，其有效性決定了商品交換的程度和交易過程中的成本?？梢哉f，在商品交換體系中，市場提供了產品價值屬性轉化的關鍵契機，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這一躍遷實現的可能性和效果。同時，市場本身是一個復雜的網絡，通過流通領域、中介主體等媒介連接生產者與消費者，其密度和廣度不僅決定單個商品的價值實現空間，也通過促進要素優化組合配置，提高整體經濟體系實現內在價值的效率。只有保障生產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通，企業家才能在市場內在激勵機制下有效組合各類生產要素資源提供產品和服務，要素和商品自由流通的統一大市場為企業家采用新要素、利用新技術從而提供新產品新服務提供內在動力，這是新質生產力形成的前提。

而超大規模的市場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天然優良土壤，更是觸發器。斯密-楊格定理指出，分工水平取決于市場規模，市場規模又取決于分工水平，較大的市場規模通過深化分工、增加生產的迂回環節能促進技術迭代并提升生產效率，較大市場規模能夠縮短技術從實驗室到大規模生產轉化形成產業的過程，從而促進“技術-產業”形成良性循環（龐瑞芝，2023）。技術的不斷創新促使產業成長壯大，而產業的成長壯大又為技術迭代與更進一步創新提供更廣泛的應用場景和反饋，形成良性互動的正反饋效應。從創新經濟學視角看，市場需求規模是影響企業研發投入和開展創新活動的關鍵因素。超大規模市場優勢能夠發揮“需求引致創新效應”、競爭效應、規模效應為企業創新提供“拉力”和“推力”。具體而言，超大規模市場通常意味著更多的消費者參與和更廣泛的市場空間，蘊藏著巨大經濟利益前景，為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提供良好的預期回報進而激勵企業投入研發創新。此外，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強大的市場吸引力和發展前景，使得知識、技術、數據、人才、資本在內的創新要素聚集在一起，賦予企業創新強大的動態比較優勢。一方面，創新要素的高度聚集可以產生顯著的正向外部性，尤其是知識的跨界外溢，促進不同創新主體之間更廣泛而高效的知識流動，實現知識的快速擴散與共享，從而降低企業的創新邊際成本；另一方面，市場規模的擴大也伴隨著更多企業進入，這會帶來激烈的市場競爭和更為細致的市場需求，迫使企業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力度，運用更先進的技術手段進行產品和服務創新。

另外，根據技術經濟范式內在要求，創新技術需要與相應的商業化載體相匹配，才能打通連接技術供給側與市場需求側的通道，從而轉化并聚合生成新質生產力。超大規模市場中大量的消費群體為這一配對過程提供了便捷試錯平臺，為創新技術、創新產品轉化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提供極為廣闊的市場空間。超大規模市場為“戰略性新興技術和未來技術”從實驗室技術走向市場化產品過程中的產業孵化提供了技術熟化、產品中試和早期市場等全鏈條的有力支撐，有利于充分發揮“大水養大魚”的創新收益放大優勢，這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優良土壤和觸發器。

2.公平競爭、有效保護知識產權的市場秩序與營商環境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基礎

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視角看，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及知識產權保護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內在聯結。生產力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制度安排，后者通過明晰產權、降低交易成本來激勵經濟主體的創新動機并塑造有利于企業創新的商業氛圍。正如新古典主義所強調的，市場秩序井然、激勵機制完備的制度環境，是資源優化配置、提高效率的必要條件。換句話說，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只有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下才能有效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一方面，公平競爭的市場可吸引優秀企業家和高技能人才投身創業，激發企業家追求技術前沿、建立競爭優勢的內生動力，這是鼓勵企業家持續嘗試前沿技術、發展前沿產業的重要制度保障（余東華和馬路萌，2023）。另一方面，公平競爭市場更加專注于效率，通過選擇效應能夠有效加快落后產能的淘汰速率，留置出更多的市場空間推廣新技術、新產品，從而促進新型生產要素對傳統生產力的深化和升級。

然而，作為推動傳統生產力向新質生產力轉變的“革命性突破”技術通常具有不確定性和高投入的特征，還會產生較強的外部知識溢出。若缺乏對知識產權的合理的保護，會導致對知識產權的過度模仿，降低創新主體的潛在收益和創新動力，從而阻礙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因而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激發和保護創新動力的重要制度安排，與新質生產力形成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內在聯結。首先，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通過確定創新成果的排他性所有權，整合并保護了創新的關鍵要素，為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提供核心制度支撐。其次，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鼓勵企業進行持續技術更新以取得市場優勢和實現技術的不斷迭代。在這個過程中，更多資源會流向高風險但回報更高的新領域、先進產業，而落后產業會被市場淘汰。最后，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強化創新驅動力推動“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和“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從而催生新質生產力不斷涌現。

3.建立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生產關系是生成新質生產力的制度保障

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存在著互相制約和互相適應的辯證關系。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新的生產力發展動力條件總是伴隨著生產關系的變遷與重構。當原有生產關系的制度安排難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內在需求時，舊的生產關系障礙將制約新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扭曲資源配置，導致整體社會效率低下（李政和廖曉東，202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是通過不斷改革經濟制度，逐步建立激勵機制，持續釋放生產力發展動能從而激發生產力進一步發展。這一實踐經驗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保障論的核心內容，即生產力發展不是自然發生的，它必須以生產關系或經濟制度的調整完善作為驅動力量，互相協調推進（高帆，2023）。在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舊的生產關系會陸續顯露出諸多不適應的癥狀。因此，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壯大必然推動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的發展。

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在于自主創新與關鍵核心技術突破。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應具備激發人才創新創業、激勵創新主體投入基礎性研究和原始創新，以及激勵原創性成果不斷產出的制度環境特征。針對這一內在需求，構建與新質生產力相匹配的新型生產關系應體現在多個層面：在要素層面，要構建優化創新資源配置的現代化科技治理體系、激勵人才“各盡其能”并分工合作的人事制度、引導資本流向實體經濟的金融制度、明確數據要素產權和使用權的數據治理制度、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在市場層面，要構建促進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各類市場主體之間公平競爭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制度，包括構建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公平的市場競爭制度、統一的信用制度、高水平廣覆蓋的市場設施體系、規章制度公開透明且一致連貫的市場規則體系等；在組織層面，優化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和治理體系，完善推動各類市場主體進行合法合規經營與公平競爭的法律制度框架，以法治建設與完善推動企業組織的現代化。此外，鼓勵各類專業化中間組織參與新質生產力引領下的經濟與社會高質量發展及治理，形成“有效市場—契約社會—有為政府”三足鼎立的現代化社會治理格局。

四、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內在邏輯與路徑

如上文所指出的，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所具備的理論上的諸多優勢其實還是“潛在優勢”，還不是“現實優勢”，將前者轉化為后者才是真正發揮超大規模市場“適宜型創新”的系統性優勢、大幅度提升企業復雜創新能力，從而提升產業自主創新能力、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內在邏輯和路徑。具體而言，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關鍵在于，要充分挖掘大國市場所具備的創新優勢，一是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動超大規模市場“潛在優勢”轉變為“現實優勢”；二是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我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能力；三是要整合大國創新資源，夯實基礎研究，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四是發揮大國超大規模市場創新人才優勢，建設全球人才高地。

（一）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破除市場壁壘，推動超大規模市場“潛在優勢”轉變為“現實優勢”

自由流通、破除壁壘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是培育和形成新質生產力的前提，也是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潛在優勢”轉變為“現實優勢”的基礎條件。也即，盡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和有序的國內超大規模市場，需要破除諸多阻礙因素。這些阻礙因素有縱向政府治理、橫向政府治理和企業壟斷勢力，其中，來自政府層面的超經濟強制力量，是阻礙我國超大規模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根本因素（劉志彪，2021）。在縱向政府治理方面，政府對土地要素、勞動力要素和資本要素存在直接或間接地控制，對技術要素存在制度性分割，而數據要素缺乏治理規則等；在橫向政府治理方面，具有“準市場主體”地位的地方政府構成我國構建統一大市場時的主要障礙，各地方政府透過主導當地的產業政策，事實上造成了市場分割，形成“行政區經濟”（劉志彪和孔令池，2021）。因此，深化改革中央—地方兩層級政府的內部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不僅僅是我國建立現代化治理體系的前提，更是推動我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內在邏輯。

（二）發揮超大規模市場的系統優勢、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能力

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是指圍繞國家戰略目標、貫徹國家戰略意圖，在解決制約國家發展和安全全局的重大科技問題，攻克影響國家當前和長遠利益的關鍵核心技術，實現原始創新領域重大科技突破，塑造大國科技競爭全面領先優勢中發揮基礎性、主導性、決定性作用的科技力量（白光祖等，2021）?！皯鹇钥萍剂α俊毕群蟪霈F在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文件中，很多學者對此也進行研究，雖然目前尚沒有定論，但對戰略科技力量應承擔的使命與核心特征達成共識：面向國家戰略需求，承擔其他創新主體難以承擔的高投入、高風險、大團隊、長周期的科技創新活動的科研力量，是四類核心主體（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優勢力量的集合與協同，具有跨學科、跨團隊、復雜技術、多主體協作、動態協同的科研創新網絡特征。

在當前逆全球化和中美大國博弈背景下，我國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關鍵就是要突破被“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而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的重中之重在于強化戰略科技力量，在美國及其盟友對我國實施“脫鉤斷鏈”政策和壓力下，大國經濟的“超大規模市場”就是我國獨一無二的“戰略資源”。大國經濟體的超大規模市場為一國戰略科技力量和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足夠大的市場容量與產業空間。戰略科技力量是重大科技領域緊跟和追趕世界科技前沿的領頭羊，目標是攻克事關國家發展戰略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而這些關鍵核心技術的攻克與實現需要這些關鍵核心技術在大規模市場中不斷產業化和商業化形成持續的資金流，從而推進關鍵核心技術的不斷迭代與發展?？梢哉f，超大規模市場是支撐我國強化戰略科技力量、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從而突破“卡脖子”技術的瓶頸制約、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根本之所在。

（三）整合大國創新資源、發揮體系化創新的系統協同優勢，夯實基礎研究提升原始創新能力

當前在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關鍵在于轉變創新戰略與模式，由我國經濟增長處于趕超階段的“模仿創新為主”轉向當前及未來階段的“自主創新為主”，只有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才能站在世界科技前沿、不斷培育和壯大新質生產力。要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實現自主創新引領產業發展，就必須夯實基礎研究。事實上，新質生產力下的產業創新性質更加突出基礎性，基礎性研發更為關鍵和重要（劉志彪等，2023）；不僅如此，基礎研究的積累、能力和水平是決定我國原始創新能力的根本。正如眾所周知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面向市場的開發研究是產業“創新鏈”的三個關鍵環節，三個環節的有機統一決定一個國家的綜合創新能力。其中，基礎研究是創新的活水源頭，是創新鏈的起點、更是一國創新能力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國在實施趕超型發展戰略過程中忽視了基礎研究的積累和投入。國際比較分析發現：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占GDP的比重（2.21%）低于美國（4.84%）、日本（4.19%）等創新型國家。同時，我國基礎研究的結構也有待優化，我國以政府、高校為主，企業進行基礎研究的比重（3.80%）遠低于美國（32.04%）、日本（47.83%）等國家。

在當前發展階段下，我國培育新質生產力需整合大國創新資源、夯實基礎研究，提升原始創新能力。一方面，我國具有創新資源總量規模大、結構層次豐富的稟賦優勢，如創新主體（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和創新載體及平臺數量豐富、結構多樣化，這對企業創新帶來系統性優勢。然而另一方面，我國的科技創新資源在管理方面多頭分散，各類科技創新主體定位不清、專業化能力不強、各自為戰產生“孤島現象”，尤其是在基礎研究方面力量分散、重復建設現象導致僅有的基礎研究投入也難以發揮整體效能。為此，要在充分考察“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市場開發”創新鏈條中我國原始創新能力不強的薄弱環節基礎上，識別夯實基礎研究背后對人才、資金、載體平臺、體制機制和制度的內在需求，剖析各類創新主體要突破對“模仿創新”路徑依賴帶來的挑戰，改革科技創新資源配置的激勵機制和制度，釋放創新要素活力和能動性， 探索夯實基礎研究、激勵自主創新活動所需要的環境與條件，完善激勵、支持原始創新活動的制度環境與政策體系。

（四）發揮超大規模市場的人才資源優勢，建設全球人才高地

人才是興國之本、富國之基，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指出“人才是第一資源”，要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在我國培育新質生產力、推進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人才是所有要素中最具能動性的、最關鍵的要素。我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的人才資源優勢，然而，人才資源總量規模巨大的潛在優勢尚待充分挖掘。2022年我國人才資源總量達到2.2億人，一方面，這樣規模巨大的人才資源總量對推升我國“全球創新指數”（GII）排名由2012年的34名上升到2022年的第11名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另一方面，從“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GTCI）”排名看，2022年，我國這一指數上升到第36名，這顯示出，與我國綜合創新實力相比，我國在全球的人才競爭力方面還有很大提升空間。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的“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近年來在不斷提升，從人才大國邁向人才強國是推動我國從創新大國走向創新強國的根本標志與路徑。

新質生產力生成的內在邏輯是創新驅動，而創新驅動本質上是人才驅動，誰擁有一流的創新人才，誰就擁有全球最前沿的新質生產力。我國擁有超大規模的人才資源優勢和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以超大規模的資源優勢和市場優勢吸引全球創新資源和全球市場，建設全球創新人才的聚集高地，這是我國培育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由路徑。具體而言，要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資源與市場優勢、建設全球人才中心與高地，需要構建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人才培育與人才發展體系，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礎”（龐瑞芝，2023）。一個中心是“實施人才強國戰略，深化人才體制機制改革”；兩個基礎，一是完善人才培養培育體系，將創新教育植入教育的各個階段。圍繞科學—技術—創新—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對不同類型人才產生的“人才需求鏈”，來實現人才供給與人才需求的適配性對接，改革教育體系、優化教育體系供給結構、提升教育體系功能。二是建設創新人才分類管理的人才治理體系，改善人才成長環境，優化人才配置格局。識別人力資本結構和創新人才分類，建立對創新人才的分類管理體系，探索不同類型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人才評價制度，實現“人盡其才”，包括完善創新人才團隊培育機制、改革對國際高端人才和團隊的管理體制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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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insic Logic of Superlarge Scale Market Advantage， Complex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ang Ruizhi， Wang Hongyan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productivity and is a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tensive productivity. With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profound 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wer balance， global competition in industries and key core technologi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battlefield for major power games. In the face of technological blockade and suppression by Western countries， China can only fully leverage the systematic and suitable innovation advantages of the domestic "super large-scale market"， enhance the complex innov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and the ecological strength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nd cultiv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irstly， deepen institutional and mechanism reforms，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tential advantages" of the super large-scale market into "practical advantages"; The second is to leverage the advantage of a large-scale market，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and enhance China's ability to tackle key core technologies; Thirdly， we need to integrate the innovation resources of major countries， strengthen basic research， and enhance our origi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e fourth is to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e large-scale market of major countries and build a global talent highland.

Key words： Superb Large-scale Market Advantage; Suitable Innovation Advantages; Complex Innovation Capabil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收稿日期] 2023-11-26

[基金項目]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項目號：21AJY01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龐瑞芝 ： 南開大學企業研究中心主任、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教授，美國杜克大學中美富布萊特訪問學者，“亞太生產力大會”（APPC）委員 ，研究方向：創新、效率與生產力分析，數字化與產業組織；王洪巖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業創新、生產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