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比能力更重要

本刊記者

有為才能有位，所謂干部，首先要肯干事、能干事。假如一個干部滿足于當一個“堂上木偶”，碌碌無為，得過且過，那他肯定是不稱職的。對這種干部，我們必須將其拉下馬，把位子騰出來給有為者。

但是，我們也不能“一俊遮百丑”，認定能干事的干部就100%都是好干部，能干事只是好干部的前提之一，能力與人品俱佳才是真的好。如果一個干部只有能力卻無品德操守，那么，他的能干就可能演變為亂干，造福一方就可能異化為禍害一方。

人品壞的“清官”也害人

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的《老殘游記》，寫的是一個被人稱為老殘的江湖醫生的游歷見聞，但實際幾乎是圍繞著玉賢、剛弼兩名“清官能吏”展開的揭丑記。為了“有所作為”，報效朝廷，謀個名垂青史，“清官能吏”舞動起手中的權力，又“能”又“勤”，把一個曹州府搞成了“站籠”地獄，他們對百姓的禍害，更甚于那些只管撈錢的貪官百倍。

玉賢是以“才能功績卓著”而補曹州知府的，當地人都說玉大人是一個“清官”，辦案實在賣力，只是手太辣了。有多辣呢？在他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衙門前12個站籠便站死了兩千多人，九分半是良民。其中有一起案件，某強盜因與一位于姓財主有過節，于是設圈套報復于姓財主，想害他吃幾個月官司。沒想到玉大人一出手，直接葬送了于家四口人性命，令強盜都覺得過了，深感后悔與自責。

而玉賢的邏輯是：“這人無論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將來連我前程都保不住?！痹谒劾?，人命輕如鴻毛，自己的前程比什么都重要。老殘題詩說，“冤埋城闕暗，血染頂珠紅”“殺民如殺賊，太守是元戎”，深刻地揭示了其酷吏本質。

同樣地，剛弼是“清廉得格登登”的清官，但他倚仗自己不要錢、不受賄，就一味地臆測斷案，枉殺了很多好人。在查辦一樁滅門慘案時，魏家父女被剛弼當成疑犯抓進大牢，管家不忍見父女受牢獄之苦，就籌集錢款設法打點一番。剛弼就此斷定案子一定是魏家父女所為，不然為什么要送錢？進而推定魏氏一定有奸情，還要用刑逼其供出奸夫。

老殘對這類官員有一段評價：“官越大，害越甚：守一府，則一府傷；撫一省，則一省殘；宰天下，則天下死?！笨芍^一針見血。

《老殘游記》雖是文學作品，但其中揭露的官場陋習卻是觸目驚心，給我們以深刻的反思和啟發。為官從政當以德為先，假如一個官員人品敗壞了，哪怕他再“清廉”，他也可能給百姓帶來深重的災難。

人品壞的“能吏”危害大

反思近年來查辦的諸多貪腐案件，領導干部出問題往往不是能力不夠，而是人品不行，大都是思想品德上先出現了“滑坡”，而后才有了行為上的違紀違法。

官至四川省委副書記的李春城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第一個落馬的部級“老虎”。當聽說李春城被雙規的消息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作家李曉鵬第一反應竟然是：是不是被人誣陷了、暗算了？李曉鵬有這樣的反應并不奇怪，畢竟，其曾在《城市戰略家》一書中評價李春城為“富有戰略思維的城市改革者”，其理由也很充分：李春城2003年至2012年主政成都的十年間，是成都歷史上發展最快、最為耀眼的十年。

的確，李春城有他“能”的地方。在擔任成都市委書記近八年半的時間里，李春城強力推行的城鄉統籌改革獲得國家層面認可，其重塑文宣系統打造的城市營銷模式也為全國矚目。也是在李春城治下，成都的GDP從1800億元躍升到7000億元。但是，他再“能”也改變不了他“腐”的事實。在李春城落馬之后，相繼被查的官員和國企及民企老板，所涉足領域也多與城市建設有關。

值得一提的是，中紀委對李春城的通報中還有這樣的表述：“濫用職權進行封建迷信活動，造成國家財政資金巨額損失?！倍鴱墓_報道中我們不難發現，李春城癡迷于道教，離成都市區六十多公里的青城山，是道教文化的發祥地，也是李春城每年必去的地方。2006年10月，李春城帶著屬下視察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廣場改造工程，當場做出指示：要求天府廣場文化景觀工程要抓住文化主題，“充分體現成都道教蜀文化特色”。最終，位于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廣場選定了“太極云圖”方案，由七大部分組成：太陽神鳥、擁有兩個魚眼噴泉的太極云圖、黃龍水瀑、12根圖騰柱、12座意境雕塑、2處音樂噴泉、下沉廣場藝術裝飾等。其中，廣場中央的太極云圖，直徑達150米。

在李春城任內，成都官方多次舉辦國家級的道教文化節。據成都媒體報道，2006年，年逾百歲的成都市道教協會原會長蔣信平大師，在第二屆中國（成都）道教文化節上表演龍門太極拳及太極扇子功，演出后，李春城還特地向他請教養生健康秘訣。他卻對道家關于廉政的思想充耳不聞，他大力推廣道教文化，也只不過是迎合自己的迷信思想罷了。

后經審理查明，李春城不僅利用職務便利受賄折合人民幣3979.8萬元，他還因為濫權妄為給國家造成了重大財產損失，其中2001年9月至2011年7月擔任成都市市長、成都市委書記期間，違規為特定關系人在經營活動中提供幫助，造成公共財產損失57282.5萬元；此外，他還違規使用財政資金造成公共財產損失300萬元。由此可見，“能吏”任性妄為，造成的危害也不容小覷。

人品腐壞，“能吏”也能變“墨吏”

無獨有偶，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云南省委原副書記仇和等腐敗官員也都曾被冠以“能吏”稱號，在他們落馬之時，竟然有人為他們的落馬表示同情和惋惜，甚至還有人為他們鳴冤叫屈。比如，有人就提出，念在劉志軍發展高鐵有功，國家應對其“將功折罪”。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們不否認，能吏是官場里的正能量，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劉志軍、仇和等人表面是“能吏”，其本質卻是“墨吏”，他們并沒有真正把才能智慧用在為人民服務上，而是用在為自己謀私利上面，他們表面一套，背地一套，那些看似光鮮的政績，只不過是他們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的高調作秀而已。而且，他們的專權任性還嚴重破壞了一個部門或地區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和信譽，他們的所作所為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發展絕對是弊大于利的。

從“能吏”到“墨吏”的蛻變，關鍵癥結并非該官員的能力退化了，而是其人品腐壞了。人品壞的人，官品必然也好不了，人品如土壤，土壤壞了，必然開出惡之花，結出惡之果。指望一個人品差的人當一個好官，無異于緣木求魚。當一個官員的人品壞了，哪怕他之前的確有那么一點能力，可為了讓他引以為傲的個人“能力”被人們看見，尤其是被上級領導看見，他也很可能走向另一個極端——做任何事情都冠以“敢闖敢干”“改革創新”之名，不擇手段、不計后果地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甚至“以言代法”“以勢壓法”，突破法治框架、脫離法治軌道地蠻干亂干，蒙眼狂奔。

就比如仇和，事后來看，其大力推行的種種“改革大招”就有不少因為突破了法治框架而變得南轅北轍。就連其一度為人津津樂道的果敢作風，很多時候也是經不起推敲的。比如仇和喜歡以開明形象示人，行事風格看上去比較接地氣，說話也不喜歡“藏著掖著”。但他聽不進不同意見，在別人提出中肯批評時，他的“民主集中制”就變得沒有“民主”，只有“集中”了；又如仇和總愛標榜自己“為百姓做事”，但很多時候他是“為百姓做主”，做的事情與真實民意背道而馳，從而多次激化社會矛盾。

社會主義事業需要的是敢闖敢干的開拓者，決不是胡作非為的蠻干者，更不是借項目開發而大肆渾水摸魚撈好處的投機者。在當前新的歷史條件下，提高黨員干部的素質能力是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而進一步強化黨員干部的思想品德修養同樣是提升干部素質的不容忽視的關鍵一環，我們必須予以足夠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