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企業服務化轉型的同群效應研究

王思翔, 扈文秀, 李 雷

(西安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西安 710054)

一、引言

服務化是制造企業以提升產品價值為目的,將業務范圍由生產制造領域向研發與售后領域延伸的新型商業模式[1]。根據中國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CSMAR),2007—2021年,我國制造企業主營業務收入中生產性服務業務占比由8.43%增長至10.49%,表明更多企業基于產成品提供增值服務,并將服務化作為轉型升級的主要方向?，F階段,關于服務化轉型影響因素的研究,多基于企業孤立制定戰略的假設,從消費升級[2]、競爭加劇[3]、技術進步[4]三重視角展開。然而,隨著企業自身與外部經濟體間行為趨同效應不斷顯現[5],既有研究已無法全面歸結企業服務化轉型的經濟動因。鑒于此,本文探討同地區其他企業服務化轉型行為能否影響焦點企業服務化轉型,并揭示同群效應的產生機制及關鍵影響因素,以期拓展企業服務化轉型驅動因素與戰略行為同群效應的研究邊界。

本文以2007—2021年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服務化轉型存在顯著的地區同群效應,結論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通過檢驗同群效應的產生機制,本文發現地理位置鄰近企業間存在對戰略的學習模仿行為,并受到市場競爭程度的影響。此外,服務化轉型的地區同群效應存在異質性,即在固定資產比重低或客戶集中程度高的企業中,同群效應更為顯著。

本文的研究貢獻如下:拓展了企業服務化轉型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區別于以企業孤立決策為前提假設的既有文獻,本研究重點考察鄰近企業服務化轉型行為對焦點企業服務化轉型的影響,構成對服務化轉型影響因素的重要補充。豐富了同群效應的相關研究。既有關于企業同群效應的研究多聚焦于數字化、金融化、創新化等戰略行為,尚無文獻關注服務化轉型的同群效應,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填補同群效應研究空白。為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提供理論指導。地方政府在起草區域產業發展規劃時,應發揮領導企業對同地區其他企業的帶動作用,降低行政干預并鼓勵市場競爭,以助力地區內企業聯動協同,依托服務化轉型推進區域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文獻綜述

1. 企業同群效應的相關研究

企業的行為選擇不僅受制于自身特征,也受其他企業同類行為的影響,從而產生同群效應[5-6]。關于企業戰略行為同群效應的文獻,聚焦于同群效應的存在性及其發生機制。一方面,部分研究探索了同群效應的存在性,發現企業數字化[7]、金融化[8]、創新化[9]、國際化[10]、綠色化[11]等戰略行為分別存在行業、地區與社會網絡同群效應。具體的,在行業同群效應方面,企業創新行為與綠色化轉型會受到同行企業的影響[12-13]。同時,企業的業務國際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行業平均水平[10]。在地區同群效應方面,企業不僅金融化水平與同地區其他企業“脫實向虛”程度正相關[14],而且互聯網涉入程度會受到鄰近企業的顯著影響[15]。在社會網絡同群效應方面,董事網絡中企業的金融化行為存在同群效應[16],分析師跟蹤網絡內部其他企業數字化轉型顯著影響焦點企業數字化行為[7]。另一方面,還有一些研究考察了同群效應的發生機制。一是信息不對稱驅動企業主動學習。處于穩定透明市場環境中的企業,學習其他企業金融化與綠色化行為的動機薄弱[13,17]。然而,在面對同群企業的財務金融化與業務國際化行為時,具有相關經驗背景的管理團隊將加大學習力度[10,16];二是競爭壓力迫使企業被動模仿。在同行業競爭者數量激增的情境下,企業為平緩市場競爭以及維持競爭均勢,傾向與同群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與創新行為保持一致[7,12],進而實現行業內企業在數字化與創新化等重要戰略上的匹配。

2.服務化轉型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

企業服務化轉型影響因素的研究可從消費升級、市場競爭與技術進步三個方面展開。首先,消費升級對服務化轉型的影響。一方面,客戶降低對產品價格的敏感度,轉而提高對消費體驗的關注度[2,18]。另一方面,伴隨社會環保意識的增強,客戶在滿足自身需求的基礎上,針對產品的環保性能進一步提出要求[19],均從需求側全鏈條驅動企業服務化轉型升級。其次,市場競爭對服務化轉型的影響。同質化競爭令資源有限的同行企業短期內競相降價,抬升消費者降價預期,最終壓縮企業獲利空間[20]。制造企業通過深耕核心業務或創新服務項目等渠道奪回產品定價權。同時,面對發展中國家“中低端分流”與發達國家“高端回流”的雙重挑戰,中國制造企業只有加速制造業務向服務業延伸[21],方能改變于全球價值鏈分工與國際市場競爭中的不利地位[22-23]。最后,技術進步對服務化轉型的影響。企業應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技術,能夠掃除企業內部組織結構與外部關聯主體間的溝通障礙,進一步優化物流配送方案,滿足訂單式生產的物料需求[24]。同時,從物理層、功能層、模式層全方位多層次賦能,實現產品設計方案個性化定制與生產流程信息化管理[4,25],為企業開展服務化轉型提供技術支撐。

縱觀既有文獻,當前有關服務化轉型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企業特征及外部環境,忽視了同地區企業服務化轉型行為的影響。同時,目前關于同群效應的研究,更多關注企業的數字化、金融化與創新化等戰略,鮮有文獻考慮企業服務化轉型的同群效應。因此,本文試圖探討企業自身服務化轉型與同地區企業服務化轉型行為的關系,以期拓展企業服務化轉型驅動因素與戰略行為同群效應的研究邊界。

(二)研究假設

1.企業服務化轉型地區同群效應的存在性分析

由于制造企業服務化異于傳統業務范圍與商業模式,因此服務化轉型具有較高程度的風險性與不確定性。企業若固守生產型制造模式,極可能喪失競爭均勢從而導致市場份額流失?；诖?企業可能通過借鑒轉型基礎相似企業的服務化轉型模式與經驗,低風險地實現由中低端制造向高端創造邁進[26],進而形成服務化轉型的同群效應。

進一步地,同群效應通常包括行業和區域兩種典型方式。本文認為,相較于行業同群效應,服務化轉型更可能存在地區同群效應,理由如下:其一,資源競爭視角。為搶占銀行貸款、政府補貼與勞動力等有限的區域經濟資源,同地區企業將積極響應政府產業升級的號召,競相開展服務化轉型[27]。相比之下,同行企業面臨的資源競爭環境各異,企業戰略行為的相互影響薄弱,削弱服務化轉型的行業同群效應。其二,信息交流視角。同地區企業信息交互便利,為模仿領導企業開展服務化轉型提供充足的參考[28]。而業務門類龐雜的制造企業間信息交互不充分,導致服務化轉型的行業同群效應不顯著。其三,政府干預視角。制造業服務化轉型效果受到地方政府政策實際執行情況的影響[30],具體表現為政府結合省情,直接引導與間接干預地區內企業服務化轉型行為;其四,轉型方向視角。相較于同行業制造企業,同地區企業擁有交流服務化轉型經驗的充足機會,引致相鄰企業對服務化轉型所持態度趨同,為同群效應的產生創造良好條件。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企業服務化轉型受到同地區企業服務化轉型的顯著影響,即企業服務化轉型存在地區同群效應(H1)。

2.企業服務化轉型地區同群效應的產生機制分析

根據“信息學習理論”,企業模仿行為的重要驅動因素是學習[31]。由于面臨相似的政策制度、經濟形式、文化環境,致使同地區企業戰略轉型基礎相似,同地區其他企業的服務化轉型行為或將成為焦點企業戰略轉型的重要信息來源[32]?；谛畔W習理論,本文認為企業間的學習模仿行為可能從兩個方面影響服務化轉型的地區同群效應。一方面,地區追隨者為降低轉型風險,極易模仿領導企業的服務化轉型行為。領導企業擁有豐富的信息資源以及較高的話語權,所開展的服務化轉型具有顯著的借鑒價值[33]。追隨企業由于受到信息噪聲的干擾,制定出完善的服務化轉型方案不僅耗費更大成本,而且對管理者決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能力低的管理者為降低轉型風險,可能傾向于發生“搭便車”行為,即模仿地區領導企業的服務化轉型行為,低風險地實現服務化轉型。另一方面,地區領導者為進一步深化轉型,也會模仿追隨企業的服務化轉型行為。面對相鄰追隨者學習模仿自身服務化轉型行為,領導企業可能多渠道收集同地區追隨企業服務化轉型相關信息,基于所收集的信息進一步深化服務化轉型以捍衛自身市場地位。然而,追隨企業的戰略制定依據具有對外依賴度高及信息渠道單一等弊端,導致其參考價值較低[26],可能對地區領導者服務化轉型的影響較弱。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地區追隨企業服務化轉型受領導企業服務化轉型的影響較強,反之較弱(H2)。

3.企業服務化轉型地區同群效應的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競爭理論”,由于上市公司主要集中于省會與省內主要城市,區域局限致使同地區企業產品線類似,有限的消費市場引發地區同群企業競爭[14]。在生產型制造模式下,制成品同質化嚴重、附加值偏低等問題尤為嚴重,制造企業只能通過壓低產品價格,以獲取暫時競爭優勢。企業為擺脫惡性價格競爭與培植可持續競爭優勢,進而模仿同地區其他企業開展服務化轉型[34]:基于產品提供高附加值的研發或售后服務?；诟偁幚碚?本文認為市場競爭可能從兩個方面影響企業服務化轉型的地區同群效應。第一,企業為維持競爭地位,學習模仿地區同群企業服務化轉型行為。持續加劇的競爭日益深化地理位置鄰近企業間的關聯度,不僅造成產品價格與企業利潤的波動,提升企業生產經營風險。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打破產品差異化門檻,削弱客戶粘性并加劇流失風險。不利于管理者在復雜的競爭環境中及時準確地做出戰略決策,對管理者的獨立決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維持既有競爭地位,管理者可能傾向于模仿鄰近企業已然開展的服務化轉型行為。第二,企業為減弱競爭壓力,學習模仿地區同群企業服務化轉型行為。在顧企間利益競爭加劇以及同群企業資源爭奪激烈的情境下,企業僅依托優化制造流程與改進產品性能已很難于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為降低競爭壓力將“以鄰為鑒”,企業可能與同地區其他企業的服務化轉型行為相匹配,將競爭領域由生產優質產品拓展至提供增值服務。企業自身可能通過學習模仿同群企業的服務化轉型行為[35],以取得組織合法性從而規避集體懲罰機制。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市場競爭強化了企業服務化轉型的地區同群效應(H3)。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07—2021年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樣本主要來源于中國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CSMAR)與萬得(WIND)數據庫。本文對樣本進行如下處理:剔除被特別處理(ST)、*ST、特別轉讓(PT)的公司;剔除數據缺失且無法通過手工收集得到的公司;剔除主營業務收入構成單項低于0%或總額超過100%的公司;剔除公司數量少于15的區域內公司[36]。通過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1%和99%的縮尾處理,降低極端數據對研究結果的影響。經過以上處理,本文最終獲得16049個有效觀測值。

(二)變量定義

服務化轉型程度主要表現在企業基于制成產品,提供研發設計或售后運維等生產性服務的水平。根據WIND提供的企業主營業務收入構成數據,既有研究以“其他業務”項目收入占比測度企業服務化轉型程度[20]。依據《生產性服務業統計分類(2019)》,既有測度方法雖簡便快捷,但將遺漏諸多生產性服務業務,對服務化轉型程度的測度造成明顯偏差。因此,以生產性服務項目與“其他業務”項目收入之和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Serv1)測度企業服務化轉型程度[37]。在穩健性檢驗中,由于“其他業務”項目內涵較為模糊,本文僅通過屬于生產性服務業的項目收入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Serv2),重新測度服務化轉型程度。

此外,本文借鑒Guedhami等[39]、張會麗和王開顏[40]等學者的研究,主要控制以下企業特征變量,包括股權制衡度(Bal)、資產負債率(Lev)、托賓Q值(Tobinq)、企業規模(Size)、凈資產收益率(Roe)、上市年齡(Age)、高管激勵(Ei)。同時,還控制了地區同群企業平均特征變量、行業固定效應(ρj)和時間固定效應(νt)。主要變量具體定義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

(三)模型設計

為檢驗企業服務化轉型是否存在地區同群效應,本文參考Mark和Michael[19]、Grennan[41]的研究,檢驗企業服務化轉型地區同群效應的存在性,構建模型如式(1)所示。

Serv1i,k,t=α+βServ1peeri,k,t-1+ζControlsi,k,t+λControlspeeri,k,t-1+ρj+vt+εi,k,t

(1)

其中:k、i、t分別代表k省份、i公司和第t個年度。因變量Serv1i,k,t表示k省份企業i在第t年的服務化轉型程度;本文將焦點企業i的地區同群企業定義為注冊地所在省份與企業i相同的其他企業,Serv1peeri,k,t-1為k省份企業i的地區同群企業在第t-1年的平均服務化轉型程度;Controlsi,k,t為控制變量集合,表示k省份企業i在第t年的基本面特征;Controlspeeri,k,t-1為k省份企業i的地區同群企業在第t-1年的平均基本面特征;ρj和νt分別代表行業和時間控制變量。由于計算地區同群企業平均特征時已考慮區域因素,本文為避免共線性而不再控制地區固定效應;εi,k,t為隨機誤差項;α為截距項;β為Serv1peeri,k,t-1的估計系數;ζ為Controlsi,k,t的估計系數;λ為Controlspeeri,k,t-1的估計系數。

為識別服務化轉型地區同群效應的產生機制,借鑒陸蓉等[26]、Adhikari和Agrawal[42]的做法,首先,升序排列同年度地區內企業的營業收入、規模、固定資產占比與資產負債率,將前三分之一的企業歸為領導企業組,后三分之一的企業歸為追隨企業組。其次,在分析地區內領導企業(追隨企業)對追隨企業(領導企業)服務化轉型的反應時,以領導企業(追隨企業)作為分析樣本,以焦點企業外的同地區追隨企業(領導企業)作為同群企業,重新計算地區同群企業平均服務化轉型程度與特征變量值,并帶入模型(1)中進行回歸。

為分析服務化轉型地區同群效應的影響因素,在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市場競爭程度(Competi,k,t)進行交互,Competi,k,t表示企業i所屬k省份在第t年具有的公司數量。為檢驗市場競爭程度對服務化轉型地區同群效應的影響,構建模型如式(2)所示。

Serv1i,k,t=γ+ηServ1peeri,k,t-1+ξCompeti,k,t+οCompeti,k,t×Serv1i,k,t+νControlsi,k,t+μControlspeeri,k,t-1+ρj+vt+εi,k,t

(2)

其中:εi,k,t為隨機誤差項;γ為截距項;η為Serv1peeri,k,t-1的估計系數;ξ為Competi,k,t的估計系數;ο為Competi,k,t×Serv1i,k,t的估計系數;ν為Controlsi,k,t的估計系數;μ為Controlspeeri,k,t-1的估計系數。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服務化轉型程度的均值為0.107,標準差為0.207,從產出視角表明中國制造企業的服務化轉型程度整體偏低且差異較大。同時,地區同群企業的股權制衡度、資產負債率、托賓Q值、企業規模、凈資產收益率、企業年齡以及高管激勵等指標的均值與焦點企業的相應指標接近,符合理論預期。

表2 描述性統計

(二)基本回歸檢驗

1.檢驗企業服務化轉型同群效應的存在性

關于企業服務化轉型地區同群效應的存在性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其中,列(1)以焦點企業特征為控制變量,列(2)進一步增加地區同群企業平均特征變量,回歸結果顯示,列(1)與列(2)Serv1peer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367與0.239,均在1%水平上顯著。由此可見,焦點企業服務化轉型受到同一地區內其他企業服務化轉型行為的影響,說明企業服務化轉型存在地區同群效應。假設1得證。

表3 企業服務化轉型地區同群效應的存在性檢驗結果

2.檢驗企業服務化轉型同群效應的產生機制

由于地區領導企業具有豐富的信息資源及較高的話語權,致使同地區追隨企業極易模仿領導企業服務化轉型。同時,地區領導企業為了維持競爭均勢,將基于同地區追隨企業服務化現狀進一步深化服務化轉型。綜上所述,同地區內領導企業與追隨企業的服務化轉型會交互影響。

表4的列(1)～列(4)為地區領導企業對追隨企業的反應,列(5)～列(8)為地區追隨企業對領導企業的反應,Serv1peer的回歸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追隨企業與領導企業間的服務化轉型戰略交互影響。進一步地,比較兩類學習效應中Serv1peer的回歸系數,發現追隨企業更容易學習模仿領導企業開展服務化轉型,這表明地區追隨企業服務化轉型受領導企業的服務化轉型行為影響較強,反之則較弱。假設2得證。

表4 領導企業與追隨企業間的學習模仿效應

3.檢驗企業服務化轉型同群效應的影響因素

激烈的競爭將打破既有市場格局,從而增大企業轉型壓力。在紅海市場中的企業只有及時準確地開展戰略轉型方能維持競爭均勢?；貧w結果如表5所示,Serv1peer與Compet的交乘項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企業面臨的市場競爭越激烈,服務化轉型的地區同群效應越強。假設3得證。

表5 市場競爭與服務化轉型的同群效應

(三)內生性檢驗和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檢驗

(1)工具變量法。除了焦點企業及其地區同群企業的轉型戰略相互作用外,地區層面上相同的經濟資源與制度背景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服務化轉型同群效應。因此,本文參考Mark和Michael[19]、Grennan[41]的研究,通過工具變量法緩解內生性問題,將地區同群企業的股票年特質收益率均值和波動率均值作為工具變量。具體計算過程為

(3)

(4)

(5)

其中:ri,j,k,t為k省份j行業i企業在第t月的股票收益率;mkrett為總市值加權的市場收益率;rft為一年期存款利率表示的無風險收益率;indreti,j,k,t-1為k省份j行業i企業的同行企業在第t-1月的股票收益率;regreti,j,k,t-1為k省份j行業i企業的同地區企業在第t-1月的股票收益率;τi,j,k,t為隨機誤差項;αi,j,k,t與i,j,k,t為截距項;為估計系數。

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從列(1)的第一階段回歸結果來看,工具變量Retypeer與Sdtepeer的回歸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滿足相關性要求。從列(2)的第二階段回歸結果來看,Serv1peer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再次說明在排除市場、行業、地區層面共同因子影響后,企業服務化轉型的地區同群效應仍然存在。此外,由于第一階段返回的F值為87.89>10,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

表6 工具變量回歸結果

(2)Heckman兩階段法。由于本文的研究樣本局限于制造企業,故可能存在樣本選擇性偏差。為此,本文使用Heckman兩階段回歸加以解決。具體而言,第一階段,以企業是否開展服務化轉型(Dum_serv1)作為因變量,分別以焦點企業及同群企業特征變量、年度與行業固定效應為控制變量進行Probit回歸。第二階段,根據Probit回歸結果計算逆米爾斯比率(IMR),并將其作為新控制變量帶入模型(1)中重新進行回歸分析。

回歸結果如表7的列(1)和列(2)所示,IMR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僅以制造企業作為研究對象的確存在樣本選擇性偏差,Serv1peer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在解決樣本自選擇問題后,企業服務化轉型存在地區同群效應的結論依然穩健。

2.穩健性檢驗

(1)替換核心變量。在企業主營業務收入構成中,由于“其他業務”項目內涵較為模糊,本文為保證結果穩健,僅通過屬于生產性服務業的項目收入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測度服務化轉型程度(Serv2),進而計算同地區其他企業平均服務化轉型程度(Serv2peer),重新進行回歸的結果如表8的列(1)和列(2)所示,無論是否控制同群企業平均基本面特征變量,Serv2peer的回歸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再次表明企業服務化轉型存在地區同群效應。

表8 替換核心變量與剔除特定年份的回歸結果

(2)剔除特定年份。2008年金融危機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將對企業服務化轉型的地區同群效應產生較大影響,因此剔除2008—2010年、2020—2021年的樣本數據后重新進行回歸檢驗?；貧w結果如表8的列(3)和列(4)所示,發現我國企業服務化轉型存在地區同群效應的研究結論仍然穩健。

五、進一步分析

(一)基于固定資產比重差異的分析

企業的資產結構對其戰略行為具有顯著影響,輕資產企業的資金流動性強且折舊成本低,致使其戰略轉型負擔輕,強化企業學習模仿同地區其他企業服務化轉型的動機。因此,本文以固定資產與總資產之比測度固定資產比重,分析固定資產比重不同的企業服務化轉型地區同群效應,并根據地區內企業年末固定資產比重中位數分組,若固定資產比重小于中位數則定義為固定資產比重較低的企業,否則定義為固定資產比重較高的企業。

為分析固定資產比重不同的企業服務化轉型地區同群效應,對模型(1)分組回歸,回歸結果如表9所示。表9的列(1)和列(2)Serv1peer回歸系數分別為0.140與0.598,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列(3)和列(4)進一步增加同群企業平均特征變量,Serv1peer回歸系數分別為0.102與0.396,分別在10%和1%水平上顯著為正,驗證了固定資產比重較低企業的服務化轉型地區同群效應更顯著。

(二)基于客戶集中度差異的分析

企業的客戶集中程度體現在客戶組成結構上,通過影響信息渠道與轉型風險,最終作用于服務化轉型同群效應。具體而言,相較于客戶分散企業,潛在轉型風險將對客戶集中企業造成更顯著的客戶流失影響,信息渠道單一將滯后產品服務更新,倒逼客戶集中企業模仿同群企業服務化轉型,以豐富信息渠道從而降低轉型風險。因此,本文以前五大客戶銷售額占年度總銷售額的比重測度客戶集中度,分析客戶集中度不同的企業服務化轉型地區同群效應,并根據地區內企業年末客戶集中度中位數分組,若客戶集中度小于中位數則定義為客戶集中度較低的企業,否則定義為客戶集中度較高的企業。

為分析客戶集中度不同的企業服務化轉型地區同群效應,對模型(1)分組回歸,回歸結果如表10所示。

列(1)和列(2)的Serv1peer回歸系數僅于客戶集中度較高的企業樣本中顯著為正;列(3)和列(4)進一步增加同群企業平均特征變量,Serv1peer回歸系數僅于客戶集中度較高的企業樣本中顯著為正,驗證了客戶集中度較高企業服務化轉型的地區同群效應顯著。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利用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2007—2021年的樣本數據,考察省份內其他企業服務化轉型行為是否以及如何影響焦點企業的服務化轉型,研究結果表明:首先,制造企業服務化轉型存在顯著的地區同群效應,即同省份其他企業與企業自身的服務化轉型程度成正比。其次,通過產生機制與影響因素檢驗發現,固定資產占比與資產負債比率低的小規模弱盈利企業,更傾向于學習模仿以上指標處于地區領先水平的企業服務化轉型行為;而且,市場競爭程度越高,企業服務化轉型的地區同群效應越強。最后,服務化轉型的地區同群效應存在異質性,即同群效應在固定資產比重低或客戶集中程度高的企業中更顯著。

本文不僅豐富了服務化轉型的影響因素,而且拓展了同群效應的研究邊界。本文的政策啟示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企業應深刻認識區域同群效應,及以此為基礎的互動網絡對自身戰略行為的潛在影響,在服務化戰略制定及實施過程中充分考慮上述因素,以合理推進自身服務化轉型;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制定產業規劃時,應考慮企業戰略的相互作用,調動區域領導企業服務化轉型的積極性,進而引領其他企業創新商業模式。降低行政干預并鼓勵市場競爭,以正面發揮服務化轉型同群效應對區域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