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內在多元一體研究
——基于國家—社會關系的視角

肖存良

（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433）

在政黨制度的類型上，各國之間的差異性遠遠大于同一性。即使同為兩黨制的國家，其政黨運作方式也各不相同，多黨制國家更是如此。西方學者在解釋各國政黨制度差異的時候，通常從社會學方法、制度主義方法和競爭方法三個角度來解釋①艾倫·韋爾：《政黨與政黨制度》，謝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170-189頁。。這三個角度主要從現代民主和現代社會的角度來解釋政黨制度，恰恰忽略了現代國家在建構政黨制度中的作用。實際上，政黨的根基在社會，因而政黨關系固定化之后所產生的政黨制度離不開社會。與此同時，政黨又存在于國家之中，因而政黨在運行國家制度過程中所產生的政黨制度又離不開國家。政黨一頭連著社會，一頭連著國家，因而政黨制度的形成，既受社會影響，又受國家影響，政黨制度的產生是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產物。對于一個國家而言，適應這個國家國情的政黨制度既要能夠勾連社會，把社會的多元意見反映給國家，又要能夠代表國家，把國家意志傳遞于社會，最終實現整個國家的多元一體。任何一個國家在國家—社會關系上偏向于其中一個極端，都不能產生適合國情的穩定的政黨制度。如果政黨制度過于偏向于國家一端，不能反映社會需求，國家就會由于專制而被社會推翻；如果政黨制度過于偏向社會，不能把分化的社會整合起來，國家就會由于社會四分五裂而遭到失敗。這兩種情況都不能產生穩定的政黨制度。從國家—社會關系來看，中國政黨制度既反映了社會多元，又保障了國家一體，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政黨制度，這也為建國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所證實。本文從國家—社會關系視角來認識中國政黨制度，闡述中國政黨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內在必然性。

一、政黨制度與多元一體

政黨是現代政治區別于傳統政治的重要標志，是現代政治生活得以展開的核心要素?，F代政黨的產生，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政黨產生于議會之中。議會中政治觀點相同的議員組織起來，在議會投票中互相商量，共同進退，從而產生政黨，如英國的托利黨和輝格黨都產生于議會之中。進入19 世紀之后，人類政治生活邁入了現代民主政治時代。在現代民主政治中，產生于議會的政黨為了獲取選民支持，紛紛走出議會，走向社會，尋求社會支持，從而把政黨與社會緊密聯系起來。另一種方式是政黨直接產生于社會之中。政黨要么直接扎根社會，獲取社會支持，然后通過選舉進入議會，執掌或參與執掌國家政權，如英國的工黨就是直接產生于社會，然后通過選舉進入議會，成為執掌國家政權的政黨；政黨要么為革命而生，通過革命推翻現有社會秩序，建立新的國家政權，然后執掌國家政權，所有的革命性政黨都是如此。

在上述現代政黨的兩種產生方式之中，政黨產生的起點不同，路徑各異，與國家政權的關系也各不相同，但存在兩個方面的共同點：一是現代政黨都離不開現代社會，需要扎根現代社會，從現代社會汲取資源，獲得支持；二是現代政黨建立在現代民主之上。在現代民主政治之中，不是現代國家決定現代社會，而是現代社會決定現代國家，基于國家政權對社會的開放性，人們才能組織成為政黨，由政黨代表人民執掌國家政權。由于現代政黨的形成受到現代社會與現代民主兩大要素的強烈影響，因而人們普遍都從現代社會與現代民主的角度來認識政黨制度，認為只要具備了現代民主和現代社會兩大要素，就能產出穩定的政黨制度。這一點，在一些發展中國家表現得尤其明顯，它們以為引進了西方的競爭性民主制度、建立起資本主義市場社會之后，就能夠形成穩定的競爭性政黨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等西方國家也拼命進行民主輸出，推動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主義市場化改革，企圖把自身的政黨制度類型輸入到發展中國家去，但是最終結果往往不是成功，而是失敗。

這就告訴我們，現代民主與現代社會是政黨制度形成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要條件。政黨制度的形成，除了受到現代民主和現代社會影響之外，還受到現代國家的強烈影響，現代國家在政黨制度形成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現代民主、現代社會與現代國家三者之間，現代民主是社會背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共同決定了政黨制度。在馬克思的視域中，現代社會就是某種程度的資本主義社會，現代民主也是某種程度的資本主義民主。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現代社會’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或多或少地擺脫了中世紀的雜質，或多或少地由于每個國度的特殊的歷史發展而改變了形態，或多或少地有了發展?！雹佟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73頁。在中國政黨制度建構過程中，無論是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我國都處于現代化的進程之中，也處于現代社會和現代民主范疇之中。在現代民主的基礎之上，現代社會決定著現代國家，但是政黨制度的形成卻是現代國家占據主導地位。林尚立指出：“表面上看，政黨制度始于政黨的產生和活動，然而其實際的根源卻在國家。因為，不同的政黨只有在形成共同的主權認同和憲法制度認同的基礎上，才可能在國家的制度框架內進行和平的政治競爭、協商與合作。至于政黨之間會形成怎樣的政黨制度，一方面取決于政黨的布局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國家的政治形態與制度形態。同樣是有多個政黨存在的國家，但它們各自形成的政黨制度往往是不同的，此類事例比比皆是。這足以說明一國的政黨制度，從根本上講，不取決于社會分化與轉型所形成的政黨規模與數量，而是取決于國家以及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結果?！雹诹稚辛⒌龋骸缎轮袊h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9-10頁。這就形成了政黨制度形成的國家—社會關系視角。

從國家—社會關系視角出發，政黨制度是國家意志主導下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產物。政黨制度的形成，既受制于社會，要把社會多元吸納到政黨制度中，又受制于國家，要把國家的追求反映到政黨制度之中。在現代社會中，社會多元表現為多黨，而且特別容易表現為多黨，各個特殊的社會階級階層都會組織政黨，在國家之中去反映它們的意志?，F代國家的追求則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制度化，二是一體化。①林尚立等：《新中國政黨制度研究》，第10頁。在制度化方面，現代國家追求建立一套完整嚴密的制度體系，使整個國家在制度體系之中運作，法律是國家制度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依法治國是現代國家制度化追求的外在體現，也是現代國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一體化方面，現代國家追求社會多元力量在國家層面的合攏歸一，追求國家的統一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在摧毀封建社會生產關系的過程中，“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里。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關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的民族”。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5頁?，F代國家要求把社會多元力量統一到國家制度體系中來，因而現代國家的制度化與一體化又是相輔相成的。

現代國家所內含的制度化與一體化要求其包含的所有政治制度都創造國家的制度化和一體化。政黨制度作為國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內在地要求創造制度化與一體化。政黨制度作為政黨關系固定化和政黨運行國家政權形態固定化的結果，就要求把由多黨所代表的多元社會力量整合到國家的一體化之中，在政黨關系層面實現整個國家的多元一體。因而對于一個國家而言，適合這個國家國情的政黨制度既要能夠推進社會整合，又要能夠保障社會多元一體。社會整合是手段和方式，多元一體則是最終目標。從這個意義上看，能夠實現國家多元一體的政黨制度才是真正與這個國家相適應的政黨制度，這是國家—社會關系視角下政黨制度形成的政治邏輯。從這個角度來看，部分發展中國家學習西方政黨制度之所以會失敗，就在于國家不能把現代民主和現代社會所產生的多黨整合到國家中來，在國家制度體系中實現有序的政黨競爭和執政更替，實現整個國家的多元一體。反而由于國家不能有序吸納社會產生的多黨而導致社會撕裂、政治混亂、國家失敗。

在國家—社會關系視角下，政黨制度不能實現社會整合、創造多元一體主要表現為兩個極端：一是政黨制度過于傾向國家一體化，最終走向國家專制。在專制國家之下，由于國家不能吸納社會上的多黨而導致表面上國家決定社會，而不是社會決定國家，最終社會推翻國家，建立新的國家政權，建構新的政黨制度。二是政黨制度過于傾向社會多元化，社會四分五裂，國家缺乏力量把社會整合起來，國家不能在社會整合的基礎上實現制度化和一體化，最終同樣成為失敗國家，這兩個極端都不能產生穩定的政黨制度。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傳統帝國崩潰之后，需要重建國家，建設政黨制度。但是在政黨制度探索過程中恰恰經歷了上述兩個極端。

二、國家—社會關系與中國政黨制度的探索

辛亥革命之后，中國傳統帝國體系崩潰，需要在傳統帝國體系的廢墟之上建設現代國家，并在國家制度體系內建構固定化的政黨關系，產生政黨制度。中國也由此開始了政黨制度建設的探索歷程，經過三十八年的探索與實踐，至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最終建立了中國現有的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在這三十八年的探索與實踐過程中，政黨制度建設主要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一是北洋政府時期對于政黨制度的探索，二是國民政府時期對于政黨制度的實踐，三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革命過程中對政黨制度的探索與實踐。我們首先從國家—社會關系視角出發介紹前兩個時期我國對政黨制度的探索與實踐。

1911 年10 月武昌起義爆發之后，大部分省份相繼宣布獨立，并派出代表，推選海外歸國的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 年1 月1 日，孫中山宣誓就職，發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2 月12 日，宣統帝溥儀的母親隆裕太后發布退位詔書，“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中華民國正式取代與繼承大清帝國。但僅僅一天之后，孫中山就被迫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首都遷至北京，開始了袁世凱統治時期。而南方革命政府為了限制袁世凱的權力，把政體由總統制改為議會制，國會掌握實權，總統處于虛位。議會制推動了多黨的產生，原來參與辛亥革命的舊官僚、立憲派人士、軍事將領、知識分子等為了進入國會，參與政治，掌握國家政權，紛紛組織了政黨?！敖y計數據表明，從1911 年武昌起義至1914年1 月國會解散，新興的公開的各種黨會達682 個，其中從事政治活動的約312 個，可以毫不夸張地稱之為‘政黨林立’?！雹偻醢钭簦骸吨袊h制度的社會生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47頁。大清帝國解體之后，社會迅速分散開來，在議會制的刺激之下，分化開來的社會迅速產生了代表各個階層利益的政黨，形成了多黨林立的社會狀況。

在國家—社會關系視野之下，社會很容易產生多黨，而對政黨制度的產生而言，關鍵在于國家要有力量，要有足夠強大的國家能力來把社會多黨整合到國家制度體系中來，實現有序的政治參與和政黨更替。民國初期的社會精英也意欲把現有政黨納入到國家制度體系中去，從而建構政黨制度。在政黨制度選擇上，他們都傾向于兩黨制。梁啟超在多種場合贊揚英美兩黨政治，并撰寫了《中國立國大方針》一文，詳細闡發兩黨政治的優點，呼吁各方打破黨派界限，建立兩黨制。革命黨人宋教仁在起草國民黨宣言時明確表示一國只宜兩大政黨對峙，政黨政治最好的運作方式乃是兩黨競爭。孫中山也強調了朝野兩黨并存的必要性，①王邦佐：《中國政黨制度的社會生態分析》，第49-50頁。他說：“國民見在位黨之政策不利于國家，必思有以改弦更張，因而贊成在野黨之政策者必居多數。在野黨得多數國民之信仰，即可起而代握政權，變而為在位黨。蓋一黨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時；而世界狀態，變遷無常，不能以一種政策永久不變，必須兩黨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國家之政治方能日有進步?！雹谕?，第50頁。

但是社會精英所期盼的兩黨制并未在北洋政府時期建立起來，由于袁世凱掌握國家權力之后反對議會制政體，先后解散國民黨，解散國會，驅逐議員，最后帝制自為，逆歷史潮流而動。大量政黨在此過程中煙消云散，中國政黨快速成立第一波之后的政黨林立局面也隨之而去，袁世凱以武力赤裸裸地阻止了民國初期兩黨制的建立。袁世凱去世之后，國家進入了軍閥割據和軍閥混戰時期，“北洋軍閥分化為直、皖、奉三系。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以日本帝國主義為靠山，掌握北京中央政權，并統治山東、河南、安徽、福建、浙江等省。以馮國璋和他的繼承人曹錕、吳佩孚為首的直系，則以英、美帝國主義為后臺，統治直隸（1928 年改稱河北）、江蘇、江西、湖北等省，并同皖系爭奪對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權。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統治東北三省，并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扶植下，逐漸把勢力擴張到關內，同直、皖兩系爭奪北京中央政權。此外，各地還有一些不屬于北洋系統的軍閥。這些大大小小的軍閥都把軍隊當作自己的私產，憑借手中的武力實行軍事專政。官僚、政客和土豪惡霸則是他們所依靠的主要社會力量。為了鞏固和擴大地盤，并爭奪對北京政府的控制權，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各派軍閥之間進行著頻繁的爭奪以至戰爭，使國家陷于長期的分裂和動亂之中”。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 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第19頁。國家四分五裂之下，國家能力孱弱，整個國家的制度化與一體化遙不可及，更不可能把多元社會力量整合到國家體系中來而形成政黨制度?？傊?，從1911 到1928 年這段時期內，社會黨派眾多，但國家不能一體，國家在政黨制度建構過程中不能發揮主導作用，國家—社會關系過于傾向社會多元化，最終導致國家失敗，不能產生政黨制度。

1927 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1928 年張學良東北易幟之后，蔣介石國民黨終于結束了全國軍閥混戰、四分五裂的局面，在形式上統一了全國，建立了統一的國家制度和政治體系。與此同時，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又自發產生了一批新的政黨，其中大部分政黨成為了后來民主黨派的前身，如中國青年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國家社會黨等。中國青年黨標榜國家主義，其基本主張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④聞黎明：《第三種政治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第32頁。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主張以“平民群眾”為階級基礎，以進行“平民革命”為手段，以建立“平民政權”“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為最終目標。①聞黎明：《第三種政治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第42頁。中國國家社會黨提倡改良主義，反對暴力革命；鼓吹民族主義，反對階級斗爭；以“民意政治”反對一黨專政和多黨紛爭；提倡實行國家社會主義。②同上，第37頁。

在國家—社會關系視野之下，產生政黨制度所需要的國家一體化與社會多黨兩大要素都產生了，只要國家開放政權，把社會多黨吸納到國家制度體系中來，參與國家政權運作，形成穩定的政黨關系，就能夠產生政黨制度。但是國民黨根據軍政、訓政、憲政的政治發展路徑，在憲政實施之前堅持一黨獨裁，以黨領政，拒絕其他政黨進入政治體系，建立了一黨制政府。在國民黨一黨專制之下，國家脫離社會并強行決定社會，成為了與社會隔離的獨裁力量。關于現代國家強行決定現代社會，馬克思曾經有過非常形象的描述，他說：“以其無處不在的復雜的軍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機構像蟒蛇似的把活生生的市民社會從四面八方纏繞起來（網羅起來）的中央集權國家機器，最初是在專制君主時代創造出來的，當時它是作為新興的現代社會在爭取擺脫封建制度束縛的斗爭中的一個武器?！雹邸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36頁。這樣形成的政黨制度并不是反映了國家—社會關系的政黨制度，而是一種由國家強行決定的扭曲的政黨制度。

雖然在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國民政府建立了國民參政會以示開放政府，但國民黨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底色未變，對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壓制未變。從國家—社會關系的視角來看，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并未完全開放政權，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意志并不能反映到國家政權之中，也不可能參與到國家政權運行過程中來，因而不可能在運行國家政權過程中建構穩定的政黨關系，形成穩定的政黨制度。進入到解放戰爭時期之后，國民黨對中共直接是武力剿滅，對中國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也實施鎮壓，“污蔑和攻擊民盟是‘新的暴亂工具’，是中共的‘尾巴’”④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中共黨史出版社、華文出版社，2017，第157頁。，強行解散中國民主同盟。但是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又沒有能力徹底消滅中共和民主黨派，最終被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聯手推翻，倉皇逃離大陸，避居臺灣?？傊?，從1928年到1949 年這段時期內，國民黨一黨專制，社會利益不能得到代表，在國家—社會關系上過于傾向國家，國家政權對社會的開放度和吸納程度不夠，最終也沒能建立穩定的政黨制度。

綜合上述兩個時期，在國家—社會關系上，北洋政府時期社會化有余而國家一體化不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家一體化有余而社會化不足，要么國家缺乏能力整合社會來建構多元一體，要么國家不愿意整合社會來建構多元一體，最后都沒有形成平衡的國家—社會關系，沒能產生多元一體的穩定政黨關系，也沒有形成穩定的政黨制度。這兩個時期中國在政黨制度上的探索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三、中國共產黨的探索與實踐

1921 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于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國家四分五裂，社會亟需統一，中國共產黨誕生之時就是帶著重建國家使命的使命型政黨。1922 年，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就明確提出了重建國家的目標，具體內容包括：“ （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雹倮罘f：《從一大到十七大》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第86頁。在這一目標指導下，建黨初期，國共兩黨攜手，建立了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共同開展北伐，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當時中國共產黨尚未成為執政黨，不存在建構政黨制度問題。大革命失敗之后，進入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等革命根據地局部執政，但此時中國共產黨刻意不與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國民黨改組派等政黨或政治派別建立任何聯系，因而也不存在建構政黨制度問題。

進入抗日戰爭時期后，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等地建立了一批抗日根據地，并在這些根據地內局部執政，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主動開放政權，建立了“三三制”政權。在“三三制”政權中，“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②《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42頁。從國家—社會關系來看，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的根據地政府主動開放政權，其他抗日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都可以進入政權，反映意志，從而能夠形成穩定的政黨關系，產生政黨制度。但是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民主黨派的活動空間主要是城市，主要代表城市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根據地缺乏民主黨派的組織，即使有民主黨派的組織，也難以代表其政黨。當時的執政黨是中國國民黨，國民黨由于領導抗戰而在整個社會享有較高聲望，民主黨派主要是希望能夠進入到國民黨主導的國家政權中去，形成穩定的政黨關系，產生政黨制度。因而在抗日戰爭時期，進入抗日根據地政權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協商的主要是開明紳士及部分民主黨派成員，并不存在整個民主黨派在抗日根據地政權中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合作，形成穩定的政黨關系，因而也沒有產生政黨制度。

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之后，中國共產黨雖然擁有了大量軍隊、黨員和根據地，但依然希望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政府。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人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個步驟，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雹邸睹珴蓶|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68-1069頁。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設計，只要南京國民政府能夠開放政權，把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吸納到政權之中，形成穩定的政黨關系，就能夠產生政黨制度。但是南京國民政府拒絕了中國共產黨的這一公開提議，悍然發動內戰，公開表示要在三個月內消滅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勝利之后探索政黨制度的努力也隨之遭到失敗。

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后，中國共產黨經過艱苦斗爭，至1948 年，國民黨敗象已現，中國共產黨發出“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①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第164頁?！拔逡豢谔枴鲍@得了各民主黨派的熱烈響應，他們北上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籌備活動。1949 年，新政協籌備會在北京召開，各方社會政治力量匯聚一堂，協商共議，籌建新中國。

在新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黨和執政黨，主動開放政權，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廣大華僑、各界民主人士和其他愛國分子，都進入到國家政權之中。八個民主黨派都進入人民政協，成為人民政協界別之一，也成為了人民政協協商主體之一。八個民主黨派的代表人士都進入政府擔任行政職務?！霸谥醒肴嗣裾敝飨?，黨外人士有三人，即民革主席李濟深、民盟主席張瀾和無黨派代表人士宋慶齡。中央人民政府五十六名委員中，黨外人士二十七人?！雹趶垜涇姡骸讹L雨同舟七十年：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關系史》，學林出版社，2001，第397-398頁?！霸谡赵核拿笨偫碇?，黨外人士有二人，即民建負責人黃炎培、無黨派代表人士郭沫若。民盟沈鈞儒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政務院十五名政務委員中，黨外人士有九人?！雹弁?，第397-398頁?！霸谡赵喝膫€部、會、院、署、行中，擔任正職的黨外人士有十四人，約占正職總數的三分之一?！雹芡?，第397-398頁?！按送?，還有一大批黨外人士擔任部、會、院、署、行的副職?！雹萃?，第397-398頁?！霸诘胤礁骷壢嗣裾?，有相當數量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擔任地方人民政權領導職務?！雹尥?，第397-398頁。

從國家—社會關系視角來看，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不但真正建立了國家的一體化，同時又保持了對各民主黨派的開放性，把各民主黨派主動吸納到國家政權中來。各民主黨派作為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把多元社會力量反映到國家政權之中，形成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多元一體的政黨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協商的政黨關系穩定化、長期化，從而產生了中國現有的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四、結論

政黨制度的形成是國家主導下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產物。適合一國國情、能夠長期存續的政黨制度必定是既能反映國家意志，實現國家一體，又能充分吸納社會多元，保障多元利益，最終實現多元一體的政黨制度。一個國家無論是實施兩黨制與多黨制，還是實施中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都是如此。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建立七十多年來，之所以能夠不倒不敗，促進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關鍵在于既能夠通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保障國家一體，又能夠通過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而保障社會多元利益能夠得到充分表達，在國家一體與社會多元之間建立有機平衡，實現整個國家的多元一體。只要中國政黨制度能夠保持內在的多元一體，這樣的政黨制度就是適合國情、能夠屹立不倒的政黨制度，而無論其是否具有外在競爭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在黨的領導全面加強、國家一體化得到有效保障的情況下，新時代中國政黨制度建設的重點就在于民主黨派要更好地成為社會多元力量的代表，要大力吸納多元社會力量的代表。新世紀以來，中國各民主黨派不斷擴大功能界別代表面，吸納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進入民主黨派，吸納的范圍越來越廣泛，這必將促使我國新型政黨制度行穩致遠，成為中國國家制度的重要支撐性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