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儀式上的認同再生產：1950—1952年中央民族訪問團的實踐表達

谷秀青

(中南民族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追溯歷史,中國政府解決民族問題,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大多采用兩種模式：一是權威制治理模式,通過威懾治理地方,形成一種權威政治共同體,如明朝時期的土司制度、清朝時期派駐的駐藏大臣、駐疆大臣等;二是懷柔式治理模式,通過民族聯姻緩和民族矛盾,實現血緣流動,共筑血緣共同體,達到民族融合,如昭君出塞等。與傳統中國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路徑不同,新中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成功探索出了一種新的民族治理模式,即派工作組進入民族地區,實現上情下達,下情上傳,以達到整體的社會動員,共筑中華民族共同體。這種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在1950至1952年政務院派出的中央民族訪問團歡迎儀式上得到成功實踐(1)代表性成果大致分為兩類：一是資料類,包括回憶性文章和訪問團訪問資料,如王連芳：《云南民族工作回憶》,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劉樹生：《萬里行程播金種——憶中央民族訪問團在云南》,《今日民族》2009年第9期;張暉：《“黨中央派親人來看我們了”——1950年中央民族訪問團訪問云南記》,《黨的生活》2011年第4期;《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云南民族情況匯集》,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二是研究性成果,張富強：《中國共產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成功實踐——以中央民族訪問團為中心的考察》,《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和冬梅：《“派下去,請上來”：建國初期疏通民族關系的偉大創舉》,《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9年第10期;郭學成：《踐行民族政策：中央民族訪問團參與西康民主建設》,《西部學刊》2018年第8期;王建民等：《中國民族學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研究成果從基本文獻的梳理和解讀出發,運用政策匯編和回憶錄等資料,考察了中央訪問團的基本活動及其對疏通民族關系的重要作用。本文在借鑒前輩學人積累資料的基礎上,以文化記憶為研究視角,以《人民日報》為主要研究資料,重點分析各地政府和各族群眾舉辦的歡迎中央民族訪問團的儀式及儀式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再生產。。這一實踐模式也可為當代中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價值參考。

一、國家在場：中央民族訪問團籌建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列強打開中國大門,中華民族利益受到嚴重侵害。晚清直至北洋政府一方面屈服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另一方面則殘暴地壓迫和剝削全中國各少數民族的人民。面對內外民族壓迫,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指出：“革命之目的,非僅僅在于顛覆滿洲而已,乃在于滿洲顛覆以后,得從事于改造中國?！薄懊褡宸矫?由一民族之專橫宰制,過渡于諸民族之平等結合;……循是以進,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國,變而為獨立的中國,以屹然于世界?！?2)《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4年1月2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1.7—1949.9),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頁。追求民族平等與團結,實現民族解放是此時國共雙方合作的基礎和目標。然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對外依賴外國列強,置中華民族利益于不顧。如“九一八”事變后,制定“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國民黨之出賣民族利益,國民黨之協同帝國主義剝削與壓迫中國民眾,已為全中國民眾所有目共睹”(3)《中國共產黨為反對國民黨無恥出賣民族利益宣言》(1931年12月5日),中共中央統戰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1.7—1949.9),第174頁。。對內壓迫各民族,推行民族同化和分化政策,國民黨宣稱“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合而成的”、各民族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等錯誤政策(4)《中國歷史上解決民族問題的重大措施》,《民族政策文件匯編》(第二編),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3頁。,強制地把蒙古民族分開,分屬于不同省區,破壞了民族平等與團結?？梢哉f,“中國歷代的反動統治者執行了奴役各族人民的血腥政策,有意地制造了民族間的歧視和仇恨”(5)《送西北訪問團》,《人民日報》1950年8月30日,第1版。。

新中國建立后,帝國主義和國內反革命勢力蠢蠢欲動,如何治理邊疆和內地少數民族地區,實現對國家從局部轉向全面治理,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更加鞏固,對于剛剛完成從革命者到執政者的角色轉變、領導國家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中國共產黨來說任務艱巨。

1950年4月28日,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烏蘭夫在政務院第30 次工作會議上提出,準備“派一工作團到西南各省進行調查研究”,以傳達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對全國少數民族同胞的深切關懷,宣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的民族政策,以及“了解各民族的生活狀況,加強與各民族人民的聯系”(6)劉格平：《三年來民族工作的成就》,《人民日報》1952年9月21日,第2版。,進而構建平等團結互助友愛的新型民族關系,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同年6月政務院領銜,中央各部委共同商議籌建西南訪問團,由此拉開了中央民族訪問團籌建的序幕。

從1950年 7 月2日西南訪問團訪問開始,直至1952 年9月23日東北訪問團工作結束,歷時兩年多的時間黨中央共派出西南、西北、中南和東北四個訪問團。訪問團成員“除中央民委同志外,還有各有關部門的人員參加,包括醫療衛生人員,文化、美術工作者,社會、語言學家,文字、攝影記者和電臺、文工團等”(7)江山：《回憶西南民族訪問團》,《中國統一戰線》1998年第7期。。訪問團團長、副團長皆為國家各部委及所屬機構干部,民族有漢族、回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等,干部民族成份的多元化凸顯出國家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精心設計和國家處處在場的顯著特點。

鑒于歷史上“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長期處于受壓迫的地位,他們與我們有隔閡,對我們有誤解”,毛澤東對訪問團成員強調：“你們不可以掉以輕心。你們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對各族人民做歷史上第一次平等友愛的訪問,是以加強各民族團結為使命的?！币虼?為更好地完成出訪任務,工作態度上,一要“準備受冷淡”,二“決心賠不是”,三“一切聽人家”,“必須首先團結民族上層和宗教人士”?！懊褡迳蠈硬煌獾氖?我們決不做;他們不喜歡聽的話,我們決不說。因為那里的群眾現在還都聽他們的,我們也就必須聽?！比绻ぷ髦谐霈F失誤,“萬一和少數民族有了誤解,不管是非曲直,責任在何方,你們,包括當地軍政人員都要首先作自我批評,爭取得到少數民族群眾的諒解”(8)王連芳：《周總理的指示和訪問團的任務》,《今日民族》2001年第4期。。

訪問團出訪前還專門學習了一個月的民族政策和各民族風俗習慣。據西南訪問團成員劉樹生回憶,成員集中“聽取了中央民委主任李維漢同志關于黨的民族政策的報告、西南軍政委員會民委主任王維舟同志關于西南各省的情況介紹”,全國婦聯主席鄧穎超、文教委員會主任郭沫若、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等領導也到會并講話(9)劉樹生：《萬里行程播金種——憶中央民族訪問團在云南》,《今日民族》2009年第9期。。

由上可知,黨中央政務院從訪問團的籌建到成員的培訓,加強了頂層設計,凸顯了國家處處在場,而中央民族訪問團的出訪,則是國家解決民族問題模式的新嘗試。各地政府和各族群眾舉辦的歡迎中央民族訪問團的儀式折射出各族群眾對中國共產黨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

二、歡迎儀式空間里的政治表達

“儀式是一種體現社會規范的、重復性的象征行為?！?10)大衛·科澤著,王海洲譯：《儀式、政治與權力》,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頁。自古至今,上至國家層面活動,下至民眾日常生活,儀式類別多樣,新中國初期地方政府對于中央民族訪問團的歡迎儀式既是對中國共產黨治理民族問題模式認同的一種政治表達,也是特定時空背景下形成的獨特的社會記憶。

(一)歡迎空間

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中央民族訪問團所到之處皆受到地方政府和群眾的歡迎。地方政府代表率團在火車站、機場、碼頭、廣場、學校等場所舉行歡迎儀式,這些場所有的是革命圣地,如云南石林縣圭山鄉尾則鎮;有的是地方標志性建筑,如沈陽人民體育廣場、火車站等。在這種特定空間里舉行隆重的歡迎儀式,不僅可以使各族群眾有機會參加,縮短民族交流的空間距離,鑄就其難忘的社會記憶,也表達了地方政府和群眾對中央訪問團的政治認同。

訪問團到訪的特定空間,各地也會懸掛標識與呼喊醒目的政治符號。如訪問團訪問寧夏、新疆、康定、麗江時,“全城都懸掛五星國旗,大街小巷貼滿了各民族文字寫成的標語”(11)《中央西北訪問團抵西寧 甘孜各族人民盛會歡迎中央西南訪問團》,《人民日報》1950年11月1日,第1版。。訪問雅安越雋縣時,城里的街道貼滿了用彝文書寫的“中央人民政府萬歲!”“擁護中央人民政府民族政策”等標語。藏族、回族及彝族十三個支的代表二百余人用彝語高呼“毛主席萬歲!”(12)《中央西南訪問團第一分團抵康定西昌 藏回彝族人民熱烈歡迎》,《人民日報》1950年9月26日,第3版。。這些歡迎空間里的政治符號,調動了各族人民的情感,隱含了各族群眾對偉大祖國、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認同,煥發出民眾對于中國共產黨革命歷程和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共同的社會記憶?！岸鐣洃浻质敲褡寤驀艺J同的重要資源,可以為統治者提供合法性來源?！?13)陳蘊茜：《紀念空間與社會記憶》,《學術月刊》2012年第7期。故而各地歡迎中央訪問團的特定空間是培育民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場域。

(二)歡迎儀式參加者

中央民族訪問團所訪地區涵蓋了城市、鄉村以及邊遠山村,參加歡迎儀式者涉及了地方政府與各族人民。據西南訪問團第二分團成員回憶,1950年8月30日訪問團到達云南尾則鎮的過程中,“沿途各村均扎彩門牌坊,常有村民30～50人站在風雨中熱情歡迎我們。距尾則鎮5里外有撒尼和阿細各族父老,在風雨中列隊歡迎,約4萬余人,他們用各種歌舞音樂和語言表示他們的歡欣”。尾則鎮開歡迎大會時,會場人數近5萬,“各族姐妹頭飾服裝十分鮮艷奪目”,“有的婦女是賣了自己糧食,趕做新衣服來參加”(14)《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云南民族情況匯集》(下),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頁。。西南訪問團第三分團到達貴陽時,“各民族人民穿著節日的新衣,吹奏著蘆笙、喇叭、橫笛等各種樂器,排成長達數里的行列,熱烈歡迎”(15)《貴陽各族人民歡迎中央西南訪問團》,《人民日報》1950年9月11日,第1版。。

西北訪問團訪問甘肅時,“夏河(拉卜楞)一帶的藏民,為了歡迎本團,二十二個部落中的十六個部落,從幾十里以至一、二百里外的地方趕來夏河,二、三千人馬冒著雨,在野地露營,等了五、六天,然后以熱烈的馳馬射擊歡迎本團的到達 ”(16)《中央民族訪問團訪問西北各少數民族的總結報告》,《人民日報》1951年3月22日,第2版。?！榜v在青海塔爾寺的班禪額爾德尼曾帶著上千的喇嘛半途迎接訪問團?！?17)《中央西北訪問團返京 西北各族文藝工作者參觀團西返西南各族代表團及文工團返抵渝》,《人民日報》1950年11月26日,第2版。東北訪問團到達沈陽火車站時,沈陽市各少數民族團體及其代表等三千多人在車站候車歡迎(18)《中央少數民族訪問團抵沈陽》,《人民日報》1952年7月17日,第1版。。

上述各地各族民眾以勝過節日的隆重儀式歡迎中央民族訪問團,在與會人員中形成難忘的民族記憶。與會人員認為這次歡迎會是“盛大、愉快的歡迎大會”,“完全打破了民族隔閡”,民族政策也從宣傳落實到了踐行上,構建起新型民族關系(19)《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云南民族情況匯集》(下),第305頁。。

(三)歡迎儀式上的講話

各族人民熱情有序參加歡迎儀式,離不開地方政府的精心組織。歡迎儀式的主持者通常由地方政府代表如西南地區的鄧小平、劉伯承,西北地區的彭德懷等擔任,在歡迎儀式上,主持人請中央民族訪問團代表講話。

首先訪問團代表黨中央感謝各族人民在民族解放戰爭過程中所做的貢獻。如西北“訪問團劉格平團長在發言中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感謝藏族人民過去對北上抗日紅軍的幫助和對解放軍的擁護”(20)《中央西北訪問團抵西寧 甘孜各族人民盛會歡迎中央西南訪問團》,《人民日報》1950年11月1日,第1版。。西南訪問團第二分團“夏康農副團長對各兄弟民族配合人民解放軍解放云南的英勇斗爭極表贊揚”(21)《西南訪問團在昆舉行茶會招待兄弟民族代表 昆明千余回胞集會歡迎訪問團》,《人民日報》1950年9月1日,第6版。。東北訪問團團長彭澤民指出：東北各少數民族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中“由于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思想覺悟的提高”,在各個歷史階段皆“發揮了高度的積極性,出現了許多英雄事跡”。同時“各少數民族同胞的生產熱情也空前高漲,因而對于保衛祖國、加強國防作了偉大的貢獻,同時也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22)《東北人民集會歡迎中央少數民族訪問團彭澤民團長代表毛主席向朝鮮族回族蒙族代表贈旗》,《人民日報》1952年7月20日,第1版。。

其次是解釋民族政策,宣傳民族工作目標。訪問團在各地的歡迎會上都詳細地解釋了共同綱領中的民族政策。如西北訪問團團長沈鈞儒鑒于近代中國民族關系上長期存在兩種民族主義思潮,其在歡迎詞中強調,為了使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生活在團結互助友愛的大家庭中”,建設“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各民族“應克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切實執行共同綱領中規定的民族政策”(23)《西北軍政委員會歡迎中央訪問團 中央西南各民族訪問團三分團在貴陽受到各族人民熱烈歡迎》,《人民日報》1950年9月8日,第3版。。訪問團團長的講話,使群眾懂得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明白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途徑以及奮斗目標。

訪問團訪問期間,恰值抗美援朝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進行之時,如何鞏固國防,更好地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也是此次訪問團工作的重要內容。此外,訪問團所訪地區大多處于中國邊疆地區,故而西北、西南、東北訪問團團長在發言中皆“號召各族人民在共同綱領原則下更親密團結起來,努力生產建設,提高警惕,徹底粉碎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企圖繼續奴役我國人民的一切陰謀”,從而“保衛祖國,保衛世界和平,為建設美滿的新中國而奮斗”(24)《西南訪問團在昆舉行茶會招待兄弟民族代表 昆明千余回胞集會歡迎訪問團》,《人民日報》1950年9月1日,第6版。。

與中央訪問團代表講話相呼應,地方政府代表的歡迎詞內容主要涵蓋兩項：

一是介紹各地方民族概況以及各族群眾在歷史與現實中為贏得民族解放所做的貢獻。如鄧小平在歡迎西南訪問團的會上做了關于西南少數民族問題的報告。報告中介紹了西南少數民族現狀以及重要性,鄧小平認為少數民族問題事關國防安全,現階段“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搞好團結,消除隔閡”,因此,要堅持“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方針上“不盲動”“不輕率”,態度上要“實事求是,老老實實”(25)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70頁。。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及西昌、康定兩個專署也向西南訪問團第一分團作了關于少數民族工作的報告(26)《中央西南訪問團第一分團由雅安分赴康定西昌訪問》,《人民日報》1950年9月15日,第1版。。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烏蘭夫報告了內蒙古自治區五年來執行民族政策的情況等(27)《中央訪問團抵歸綏慰問少數民族人民》,《人民日報》1952年7月14日,第1版。。歡迎儀式上的主題報告,為訪問團提供了詳細的地方民族現狀資料以及工作要求,這為訪問團民族工作開展提供了鋪墊。

二是擁護中央權威,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和新中國,維護世界和平。東北地區領導人在歡迎東北訪問團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保衛和建設偉大的祖國、徹底粉碎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保衛亞洲和世界和平”,必須要處理好民族關系,維護好中央權威(28)《東北人民集會歡迎中央少數民族訪問團 彭澤民團長代表毛主席向朝鮮族回族蒙族代表贈旗》,《人民日報》1952年7月20日,第1版。。西北訪問團的歡迎會上“到會者頻頻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圣任務,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的親密團結和中國各民族領袖毛主席的健康而干杯”(29)《林伯渠李維漢歡宴中央西北訪問團及綏蒙參觀團》,《人民日報》1950年12月18日,第1版。。這些對中央權威的擁護,對毛主席的深切祝愿,以及各地表達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努力奮斗的決心和意志,流露出地方政府和人民對于偉大祖國、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認同。

三、歡迎儀式上禮物的流動

歡迎儀式上還有互贈禮物環節。禮物作為人際關系的“紐帶符號”,它是“一種依靠關系這一社會基礎傳達人情的工具。然而禮物不僅僅是符號,它自身也是一種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物質實體”。這種特定場所和時段的禮物互贈,不僅構成了禮物經濟,更“是人們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30)閻云翔著,李放春、劉瑜譯：《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鑒于禮物的特殊意義,以及中國禮尚往來之習俗,中央訪問團出訪之前做了充分的調研,對于此次出訪攜帶的禮物也是精挑細選。

一類具有政治意義。如毛主席題字的錦旗、領袖像、紀念章,以及中央其他領導人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的題詞等,這些題詞印刷在旗幟上,每個訪問團攜帶多達數百面。以西北訪問團為例,訪問團攜帶“毛主席紀念章兩萬余枚;介紹人民解放戰爭、經濟建設、首都人民活動的照片千余張;毛主席、朱總司令等領袖相片數萬張;印著毛主席所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的錦旗數百面,并用各族文字繡譯;中央人民政府首長題字裱印數千張”(31)《傳達中央人民政府對各民族的關切 中央人民政府西北訪問團昨出發》,《人民日報》1950年8月30日,第1版。。訪問團到達出訪之地,即向當地政府代表贈送錦旗,以表達黨中央對民族工作的重視和對地方政府的期待,而禮物的流動強化了民眾與政府之間的社會聯結與共同體意識。

二類為民眾生活所需。新中國初期由于歷史和地理原因民族地區政治制度復雜多樣,我國的少數民族一般還處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階段,民眾生活整體呈現貧困狀況。如新疆廣大農民終年勞動不得溫飽,遇有歉收或荒年,許多農民就得傾家蕩產、賣兒賣女、逃落他鄉或餓死道途(32)董英、薛劍華：《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人民日報》1959年8月15日,第7版。。鑒于民眾生活現狀,訪問團所帶禮物既有糧食,如西南訪問團給瑤民送去58 000斤大米,也有生活必需品如鹽巴、磚茶、綢緞、針線、彩線、小鏡子、新書、年畫等(33)《少數民族地區十載進展勝千年》,《人民日報》1959年9月21日,第2版。,盡可能地改善訪問地區民眾生活。

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水平的落后,致使醫療發展較為遲緩,流行病盛行。如廣西“疾病很多,瘧疾、痢疾、天花、麻瘋,幾乎無處不有”(34)趙卓云：《廣西省少數民族地區的新面貌》,《人民日報》1954年4月6日,第2版。,以致“少數民族人口長期得不到發展,甚至逐漸減少。云南有的地區當惡性虐疾流行的時候,有些村寨出現過‘十室九空’的慘象”(35)《少數民族地區十載進展勝千年》,《人民日報》1959年9月21日,第2版。。此種景象訪問團早已耳聞,故每個訪問團皆攜帶醫療隊、藥品、醫療手術器械、醫藥衛生書籍和宣傳品等在民族地區開展贈藥和治病救人活動。如西南訪問團第三分團“曾先后為一百三十位苗族和彝族人民治療疾病”(36)《中央西北訪問團由新疆赴蘭州 中央西南訪問團分訪苗彝回三族》,《人民日報》1950年10月3日,第3版。。第二分團“為八千五百個各民族同胞醫治了疾病”。醫療隊不僅解除了民眾身體之痛,更破除了民眾的迷信思想,增強了民眾對于中華文化的認同。正如云南一位急性腸胃炎患者被治愈后所感言,疾病“并不是鬼在作祟”(37)《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云南民族情況匯集》(下),第305頁。。

三類是文藝展演。文藝作為精神文化的重要內容,在階級斗爭范式內也可被視為一種階級武器。中央民族訪問團“每分團內設文工隊、醫療隊、錄音隊、攝影隊、電影放映隊等組織”(38)《加強各族人民的友愛團結 中央西南訪問團今天出發》,《人民日報》1950年7月2日,第1版。,并在各民族地區歡迎儀式上進行了展演。如西南訪問團第二分團表演舞蹈時“下起大雨來,仍舊冒雨表演,群眾2 000多人很感動都靜靜地看著直到演完”,整個訪問期間“曾為六十六萬各民族人民”進行表演(39)《中南訪問團抵漢口 西南訪問團第二分團將返京》,《人民日報》1951年6月27日,第1版。。擅長歌舞表演也是少數民族的特點,歡迎儀式上少數民族也會獻上歌舞。如尾則鎮民間文藝團隊表演了“獅子舞”“桿頭舞”“高蹺舞”“鐵叉舞”;訪問團還與少數民族進行了上千人的笙簫齊奏,百隊以上的鼓號細樂演奏,以及上萬人的歌舞匯演(40)《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云南民族情況匯集》(下),第305頁。。表演形式既有傳統民族舞蹈,也有現代舞蹈形式;表演內容展示了祖國的強大、民族的團結,以及抗美援朝的重要意義。

與歌舞表演不同,“電影藝術具有最廣大的群眾性與最普遍的宣傳效果”(41)胡昶：《新中國電影的搖籃》,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頁。?！叭嗣耠娪霸诟鞣N藝術中是最年輕的,但也是最群眾化的、最有力量的一種藝術形式?！?42)周申明：《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概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13頁。為提高訪問成效,各民族訪問團皆帶了電影放映隊。播放電影類型主要兩類：一是故事片。如《趙一曼》《光榮人家》等。這些電影展現了抗日英雄趙一曼帶領群眾抗擊日軍的英雄故事,以及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翻身農民田永太一家支援前線的故事等。二是紀錄片。如《新中國的誕生》《紅旗漫卷西風》《中國人民的勝利》《解放了的中國》《中國民族大團結》《普天同慶》等(43)周申明：《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概論》,第613頁。。這些紀錄片多由記者拍攝記錄,具有及時便捷、形象直觀、信息量大的特點。對于劇烈社會變動中剛剛開始新生活的廣大社會民眾了解新社會、了解共產黨的政策和國家形勢而言,實為重要途徑,因此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和廣泛的關注。正如西南訪問團的團長夏康農所寫,“群眾對電影最感興趣,有從200里外來看電影,一直等到半夜12點”(44)《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云南民族情況匯集》(下),第305頁。。鑒于此,訪問團在各地加大了播映力度,如西北“訪問團在南疆各地為各民族同胞放映電影,觀眾達三十萬以上”。這種觀影活動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對于民眾的組織動員和宣傳效果,激發了民眾的革命精神,增強了民眾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凝聚起對于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正如西北訪問團團長沈鈞儒所記載：“當各族同胞從銀幕上看見了毛主席和中國人民革命斗爭和經濟建設的偉大勝利時,更加增強了熱愛祖國的熱忱和保衛祖國的信心?！?45)《中央西北訪問團繼續訪問南疆寧夏 沈鈞儒團長昨由西安先期返京》,《人民日報》1950年11月11日,第1版。

文藝展演中也存在一定問題。如沈鈞儒總結中所說,“電影雖有政治教育意義,但亦感未能盡合各族人民的要求,尤其須于暗室或黑夜中放映一點,于進行訪問工作上講,有不能聯系群眾的缺憾”,而且電影中演員“全用漢語漢文,使少數民族極感隔膜”(46)《中央民族訪問團訪問西北各少數民族的總結報告》,《人民日報》1951年3月22日,第2版。。因此,這就為后來推廣普通話、保護民族語言等民族政策的制定與推行提供了借鑒。

四、歡迎儀式上的認同再生產

歡迎儀式上伴隨著中央訪問團的各項物質與精神文化禮物的輸出,各族群眾在接納各項禮物饋贈的同時,與中央訪問團形成了一種人情的依賴關系,這種關系超越了血緣、地緣、民族界限,從而與中央訪問團形成了一種穩定的民族共同體,實現了制度架構下加強民族關系無法達到的態勢。這即是“中國文化存在的一種價值,這種價值彌補了權力施展暴力性的一面,并強調藝術性地來施展一種支配”(47)楊美惠著,趙旭東、孫珉譯：《禮物、關系學與國家：中國人際關系與主體性建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頁。。這種形式既是中華民族的處世哲學,更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循序漸進、民眾樂于接受的方式實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各族群眾在歡迎儀式上對中央訪問團禮物的回饋,則是認同再生產的實踐表達。

出于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認同,各族人民竭盡所能回贈禮物。如西北“各民族人民,特別是占人口多數的維吾爾族人民,把許多名貴的土產和用各種文字繡制的錦旗獻給訪問團。許多地方的農民,都托訪問團帶信給毛主席,報告他們今年生產的成績和解放后的愉快生活”(48)《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圖片)》,《人民日報》1950年12月29日,第3版。。由此觀之,地方回贈禮物大致有物質與情感兩大類型。

物質類如錦旗。歡迎會上各族人民向訪問團敬獻含有多種文字如藏文等語言的錦旗,錦旗上繪有或繡著贊揚毛主席的話語,如“毛主席像太陽一樣發著永恒的光輝”(49)《西南訪問團在昆舉行茶會招待兄弟民族代表 昆明千余回胞集會歡迎訪問團》,《人民日報》1950年9月1日,第6版?！懊褡寰刃恰薄安刈寰刃恰?50)《中央西北各民族訪問團在拉卜楞受藏民熱烈歡迎》,《人民日報》1950年10月16日,第3版。;“敬愛的毛主席,在您的領導下勝利前進!”(51)《東北人民集會歡迎中央少數民族訪問團 彭澤民團長代表毛主席向朝鮮族回族蒙族代表贈旗》,《人民日報》,1952年7月20日,第1版。等。錦旗內容表達了各族人民對于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擁護和支持,而“救星”“光輝”詞語更象征了人民對于黨的領導充滿了信心。苗族同胞還敬獻了“世界和平”金字的紅旗一幅(52)《中央西南訪問團第一分團由雅安分赴康定西昌訪問》,《人民日報》1950年9月15日,第1版。,隱含了中國人民對于和平的渴望。

生活用品有食用類的地方特產。如西北各族人民回贈的山區果產品、菌類以及蛋、魚、雞、山羊、核桃、花生糖、獸皮、青稞等禮物(53)《西南訪問團在昆舉行茶會招待兄弟民族代表 昆明千余回胞集會歡迎訪問團》,《人民日報》1950年9月1日,第6版。。甘肅拉卜楞藏人區藏族的人民和僧眾呈獻的藏紅花、麝香、虎皮等貴重的物品(54)《迪化市兩萬余人集會 歡迎中央西北訪問團》,《人民日報》1950年9月19日,第3版。。衣物類有麻織的背心、哈達、銀鳳冠等。如“圭山區送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各一套撒尼衣服”(55)《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云南民族情況匯集》(下),第305頁。。

與這些看得見的物質禮物相比較,訪問團影響更為深遠的在于來自各族群眾的情感回饋。如“各族人民以最愉快的心情向(西北)訪問團報告新疆解放后的自由生活,向沈團長親切地問候毛主席的健康”(56)胡昶：《新中國電影的搖籃》,第121頁。。這看似平常但又關切的問候,暗含了人民對于黨和黨的領袖的認同。

各族人民還通過各種口號表達了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如稱贊“毛主席是各民族的紅太陽”(57)《中央西南訪問團第二分團慰問云南撒尼族同胞 圭山西山各民族五萬人民兼程往迎齊呼“毛主席是各民族的紅太陽”》,《人民日報》1950年9月18日,第1版。,祝愿“毛主席萬歲”(58)《迪化市兩萬余人集會 歡迎中央西北訪問團》,《人民日報》1950年9月19日,第3版。,“毛澤東主席,我們永遠跟著你走”,高唱《跟著毛澤東走》歌曲等(59)《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圖片)》,《人民日報》1950年12月29日,第3版。。祝愿偉大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萬歲!”以及“擁護中央人民政府民族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大團結萬歲!”等等(60)《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云南民族情況匯集》(下),第344頁。。這些富有歷史意義的熱烈場面和口號,均經北京電影制片廠攝影隊攝入鏡頭,構成了各族群眾的集體記憶,鑄牢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各族群眾還紛紛寫信表達對黨的致敬與致謝。如西南訪問團第二分團收到了“他們(各族群眾)寫給毛主席致敬與致謝的信件即達一千二百多封”(61)《中央西北訪問團繼續訪問南疆寧夏 沈鈞儒團長昨由西安先期返京》,《人民日報》1950年11月11日,第1版。,以及“昆明市回族耆紳馬伯安和昆明市回族聯合會主席馬繼武等七百三十二人聯合簽名的致毛主席的致敬信”(62)《西北軍政委員會歡迎中央訪問團 中央西南各民族訪問團三分團在貴陽受到各族人民熱烈歡迎》,《人民日報》1950年9月8日,第3版。。這些信“一致表示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使他們翻了身”。當然面對新中國初期民族地區的現狀,各族群眾在信中也表達了其愿望,如云南圭山區西山區群眾希望實行區域自治,“請求救濟和減輕負擔”,“撥款辦中學校和增設小學”,“施行土改和救濟”等等(63)《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云南民族情況匯集》(下),第306頁。。正是在這種情感的流動中,中央與地方實現了互動與共情,民族團結得到進一步鞏固。

在物質與情感的回饋中,各民族對于中國共產黨的集體記憶也被喚醒。如中央西南民族訪問團訪問朱倭覺日寺時,“覺日寺管家格桑秩齡滔滔地敘述當年紅軍過境時的情景,并歷數朱倭人民所受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這種對比訴苦的講述形式,激發起了各族人民潛藏在內心深處的對中國共產黨的感念與祝愿,正如格桑秩齡所說：“倭藏族人民念念不忘毛主席、朱總司令和劉伯承將軍?！备髯迦嗣褚姷街醒朐L問團“就像見了毛主席一樣”,希望他“長壽百歲”(64)《東北人民集會歡迎中央少數民族訪問團彭澤民團長代表毛主席向朝鮮族回族蒙族代表贈旗》,《人民日報》1952年7月20日,第1版。。這種感念與祝愿實質則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這種認同打破了族群的界限,各族人民逐漸融為一體,實現了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的狀態轉變,建設起中華民族共同體。正如施秉的一位苗家婦女所說：“毛主席要我們苗苗漢漢團結似一家,我們再也不能彼此分家了?！?65)朱純：《黔東四十天 苗區訪問記》,《人民日報》1950年12月18日,第3版。

看似普通的歡迎儀式,不僅僅是外在表現形式的重復和記憶的手段,如講話、表演、觀影、禮物的流動這套外在程序,更在于儀式延伸出來的政治與文化意義,如通過選派中央訪問團訪問地方凸顯國家處處在場,特定空間舉辦歡迎儀式彰顯了各族人民對于國家的政治認同,大規模歡迎儀式參加人員的集體在場暗含了對于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認同,禮物的流動則實現了對于中華民族文化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認同。因此,歡迎儀式通過調動群體的參與性與聚合性,以及儀式的不斷重復,既保證了集體成員的在場,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記憶,也保證了鞏固的認同的知識的傳達與傳承,以及文化意義上的認同再生產(66)揚·阿斯曼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頁。。概而言之,歡迎儀式實現了從儀式一致性到文本一致性,再到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再生產。因此,新中國初期中國共產黨通過派駐訪問團解決民族問題的模式,以及各地舉辦歡迎中央民族訪問團的儀式,進而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生動實踐,也可為當代中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