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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與突破: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路徑研究

2024-04-14 23:29蔣艷清蔡紫煊
石家莊學院學報 2024年1期
關鍵詞:共同富裕農民農業

蔣艷清,蔡紫煊

(1.湖南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長沙 410205;2.湖南省機場管理集團有限公司湖南長沙 410137)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多次提及“共同富?!?,并且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1]30-31?!叭r”問題是制約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盡管隨著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勝利,中國不僅消除了絕對貧困,而且多數農民由溫飽不足向小康生活和初步富裕邁進,然而廣大農村地區仍存在基數龐大的相對貧困群體,一些弱勢脫貧群體仍處在貧困臨界線邊緣,隨時可能面臨返貧致貧的風險。農民仍屬于低收入群體,城鄉收入差比仍維持在相對高位。如何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進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必然首先面對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

一、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現實需求

共同富裕從字面上看,包括“共同”與“富?!眱蓚€層面的含義?!肮餐狈从沉松鐣€體財富占有情況,一方面,創造和享有財富的主體是“全體”而不是“部分”,換言之,我們所追求的富?!笆侨w人民共同富?!?,而“不是少數人的富?!?;[2]另一方面,基于個體之間體力、智力、能力不一以及地區之間稟賦條件、發展基礎各異,要承認并允許不同個體、不同地區在富裕程度、速度和先后上的合理差別,即“不是所有人都同時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區同時達到一個富裕水準”[2],但要協同發展、統籌推進、漸次共富,“一個也不能掉隊”?!案辉!眲t反映了社會財富的充裕程度,表現為既“富口袋”又“富腦袋”,是物質富裕和精神富足的統一。因此,共同富裕既非少數人或少數地區的富裕,也非同時、同步或同等富裕,而是通過先富帶動后富,在共建共治共享的進程中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從物質到精神的全面富裕?!叭w人民”自然涵蓋了“后富”地區的農民,因而讓農民農村富起來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之舉和應有之義。農民農村共同富裕作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組成部分和重點任務之一,不僅具有共同富裕問題所具有的普遍性,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與農村地區的發展條件、發展水平以及農民群眾的自身特點、實際需求直接相關。相比城市地區和城市居民,農村發展不充分、區域發展不平衡、農民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發展不同步的現象更為突出,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更為艱難。這勢必影響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影響國家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制約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實現。因此,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是事關人民福祉、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現實而又迫切的重大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一)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是基于“大國小農”基本國情農情之所實

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農耕文明并且擁有14 億人口的農業大國,“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3]164。盡管近年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持續推進,農業人口非農化率不斷上升,但截至2020 年11 月1 日,農村常住人口有50 979 萬,占全國總人口的36.1%[4]。即使未來中國城鎮化率達到70%以上,常住農村的農業人口仍將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是農村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石和鄉村振興的中堅力量,沒有他們的共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且,對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而言,吃飯永遠是頭等大事。只有首先解決了吃喝住穿的問題,“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5]601推動人類進步的活動。因此,重農固本、惠農安民是立國之本、治國之要。

然而我國并非農業強國,小農經濟仍是主體,農業現代化程度還比較低。最突出的問題是勞動生產效率低下,難以滿足現代農業發展的需要。農業生產效率低,比較效益低下,是造成農民農村貧困的重要原因。不僅如此,小農生產客觀上還壓制了農業科技的創新與推廣。畢竟農業產業從業人員通過簡單增加廉價勞動力的投入就可以獲取更好的收益,自然就喪失了對農業生產技術提升和改造的動力。這樣就形成“勞動力廉價—農業科技創新不強烈—勞動效率低下”之間的惡性循環,進而導致農民務農積極性下降,大量青壯年人口外流,加劇了耕地撂荒、宅基地閑置等“空心村”現象的產生,不僅帶來鄉村發展乏力、農業生產“后繼乏人”等經濟問題,而且衍生出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對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構成巨大挑戰。因此,將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放在事關全局穩定的戰略地位來考量,激發農民積極性,加快推進小農現代化,“實現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的轉變”[6]97,是我國“大國小農”基本國情農情的必然要求。

(二)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是基于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之所需

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發展與進步的重要標志,是世界各國共同的向往和追求。不同的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是以資本為中心,通過對內剝削勞動人民對外殖民掠奪獲取的少數人的富裕,帶有逐利的本性、兩極分化的色彩和“國強必霸”的邏輯,這樣的現代化雖然在特定歷史時期起到過巨大作用,但在性質上是非正義的。蘇聯模式是落后國家為回應西方現代化的挑戰,采取國家權力配置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方式快速實現經濟上的現代化,這種外源式、單一式的現代化雖然給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帶來了一定的成就,卻因為片面畸形且僵化集權導致活力喪失,不僅沒有帶來繁榮富足,反而成為蘇聯解體的根源之一。中國式現代化是對西方模式和蘇聯模式的反思與超越,在遵循現代化建設普遍規律的同時,又尊重自己的特殊規律,開創了契合自己國情和實際的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1]22-23的現代化,是“五大文明”的全面提升、“五個現代化”的統籌推進,是物的全面豐富、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全面進步。因此必然地,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必不可少的構成部分,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支撐。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然而,就我國目前發展狀況來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最大的短板。我國到2050 年能否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關鍵在農業、農村和農民。農業是否強、農村是否美、農民是否富決定著鄉村振興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敗。因此,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是現代化進程中補齊發展短板、突破發展瓶頸的重要抓手,也是振興鄉村從而走向農業農村農民現代化并最終實現現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

(三)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是基于社會主義本質之所在

面對“什么是社會主義”以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嶄新的時代課題,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探索,在歷經坎坷挫折、付出沉重代價以后逐漸認識到,“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盵7]373。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不僅內含了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標,也明確了共同富裕的實現手段和途徑。其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涉及效率問題,是共同富裕得以實現的物質前提。沒有生產力的發展,缺乏“效率”,即使整個社會呈現“天下為公”的局面,也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離開生產力維度來界定社會主義的本質,“富?!本蛦适Я私洕A。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側重公平問題,是共同富裕得以實現的必要手段。剝削和兩極分化的存在,意味著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并且靠壓榨另一部分人的勞動來實現,缺乏“公平”,即使生產力高度發達,也不可能產生共同富裕。離開生產關系維度來界定社會主義的本質,“富?!本褪チ酥贫缺U?。鄧小平的論述首次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統一的高度將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本質內在地統一起來,由此突破了以往僅從生產關系角度理解社會主義的局限,突出了生產力的決定作用和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主義之所以高于并優于資本主義,歸根結底,就在于它不僅比資本主義更好更快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且兼顧了“效率”與“公平”、“富?!迸c“共同”的發展目標。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深入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尤其是基于對新時代我國基本國情和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判斷,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8]74,并將“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盵9]52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賦予了社會主義新的意蘊。習近平強調“發展才是社會主義,發展必須致力于共同富裕。國家越發展,越要把貧困群眾基本生活保障好”[10],“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11],作出了“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1]22和“根本原則”[12]等重要論斷,并將這一系列原創性、戰略性觀點落實到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偉大實踐中,落實到“扶貧”“扶志”“扶智”與“共建”“共治”“共享”的偉大實踐中。在黨的領導下,我國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讓億萬農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趕上來”[6]11的愿景正在變為現實。因此,推動農民農村共同富裕,讓更多低收入群體跨入中等收入行列,加快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除兩極分化的具體表現,也是社會主義優越于以往一切社會制度的根本所在。

(四)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是基于中國共產黨使命之所然

共同富裕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美好理想,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中國共產黨作為“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黨的性質決定了“人民至上”是其鮮明的政治立場。從誕生的那一刻開始,中國共產黨就自覺將“為億萬農民謀幸福作為重要使命”[6]12,并為之不懈努力。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減租減息”,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開展的土地改革、發展集體經濟,從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新農村建設,到十八大以來實施的精準扶貧脫貧方略、鄉村振興戰略,中國共產黨帶領農民為創造美好生活前赴后繼、奮發而為,終于迎來了從溫飽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偉大跨越。中國共產黨始終是引領中國農民奔赴美好生活的主心骨。

美好生活是指人們在滿足了基本的物質需求之后進一步追求精神富足、人生幸福、社會進步的生活狀態。在邁向共同富裕的征程中,農民對美好生活需求有了更多更高的追求,不僅既有的物質文化需求呈現出質的提升的態勢,而且還衍生出對自我尊嚴、價值的認可,對社會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的期許,對環境保護、生態文明的追求等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新生了對共同富裕的期盼、對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渴望。然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制約了農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實現。如何破解農村地區主要矛盾,把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轉化為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動力,成為新時代全黨工作的戰略重點和主攻靶向。因此,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讓農民過上美好生活,不僅是經濟問題、民生問題,而且是體現黨的初心與使命、穩固黨的執政基礎與執政地位、彰顯黨的執政能力與執政水平的重大政治問題。

二、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現實困境

農業不同于其他產業,對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等自然要素依賴性強,具有天然的弱質特性。而且,與城鎮相比,農村地區無論是產業發展水平、要素市場化配置、基礎設施條件、公共服務供給、科學技術手段、就業發展機會以及農民自身綜合素質等方面也存在明顯不足,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發展、農民增收等,從而加大了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難度。

(一)致富難點:現代鄉村產業體系構建不完善,鄉村經濟發展不充分

產業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沒有堅實的產業支撐,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將無從談起。盡管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推進,現代鄉村產業體系的構建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囿于起步晚、底子薄、基礎差、科技水平落后、缺乏核心競爭力等因素,產業化發展水平總體不高,成為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最大難點。一是產業鏈延伸短,新產業新業態發展較慢。在加快推進鄉村產業化發展過程中,一些地區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依托地域特色或資源優勢,積極發展休閑、旅游等特色產業,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和農民致富。但多數地區受經濟發展水平低、技術力量薄弱、觀念陳腐落后等因素制約,仍然以種、養、加工等傳統項目為主,產業鏈短,附加值低。農產品多為原始產品,缺乏精深加工及綜合利用,加之現代化冷鏈、物流、倉儲等相關配套設施缺乏,電子商務不發達,產品銷售主要停留在本土范圍。產業發展缺乏從資源稟賦、產業優勢、市場前景等方面的謀劃布局,與旅游、教育、文化等第三產業融合程度低,特色優勢產業不足,高新技術產業幾乎空白。這些現實問題阻礙了鄉村經濟的發展。二是經營方式分散,規?;?、集約化水平較低。盡管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專業大戶、農業示范園、農業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斷成長壯大,但人多地少、資源稟賦有限以及山地丘陵地帶多、土地細碎不集中等現實,使小農經濟不僅專業化程度低、抵御風險能力弱,而且無法有效整合利用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的資源,不利于形成規模聚集效應,難以擺脫高成本低效益的困境。三是科技支撐能力弱,機械化、數字化、智能化程度較低。機械化、數字化、智能化生產不僅有助于解放勞動力,使其有更多閑暇時間從事其他經營活動從而增收致富,也便于規范化操作和精細化管理,有利于提升耕作效率、質量和糧食生產能力。然而目前我國農村機械化、數字化、智能化整體覆蓋率仍然較低,科技化水平明顯滯后。究其原因,一方面,支撐機械化、數字化、智能化的基礎設施建設落后。比如鄉村道路窄,土地零星分散,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等“新基建”嚴重滯后,不利于大規模機械化、數字化、智能化耕種。另一方面,支撐機械化、數字化、智能化的資金不足、人才匱乏,阻礙了新機具、新設備的推廣與應用。數字化、智能化給農村帶來的“數字鴻溝”,制約了鄉村社會的發展,也加大了城鄉之間差距。

(二)致富堵點:城鄉要素市場化配置不合理,城鄉差距拉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持續推進農村市場化改革,但著力點主要集中在產品市場,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明顯滯后,還存在阻礙要素自由流通的制度樊籠。特別是城鄉二元結構與區域行政分割的存在以及農村土地制度的不健全,限制了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全面開放和流動,加劇了城鄉的對立和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成為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堵點。一是土地資產流轉存在制度壁壘。農民由于進城務工等原因離開鄉村,造成宅基地、農房以及其他建設用地閑置浪費。雖然國家層面鼓勵和支持農民將宅基地進行流轉,但由于宅基地的所有權歸屬村集體,因而流轉只能限于本集體內部,不能對外轉讓。[13]這種封閉式管理和運作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農民資產流轉的積極性,也影響了城市要素下鄉意愿。對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訂版)從立法層面支持其全面放開入市,但因為缺乏實施細則很難有效落實,即便入市也囿于制度不健全無法做到跟國有土地一樣同權同價、自由流轉、平等入市。此外,由于資產抵押制度不完善且資產處置市場缺位,金融機構對農村資產開展抵押貸款的意愿普遍不高,即便有資產處置市場,也會因為農業生產的高風險特質使得金融機構“惜貸”嚴重,以致于農民一方面資產閑置浪費,另一方面存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這種“二律背反”的現象嚴重損害了農民的財產權益。二是勞動力要素流動存在隱性門檻。我國的城鎮化、工業化尚未完成,在城市虹吸效應下,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勞動力短缺的城鎮“單向”轉移成為城鎮化的主要途徑,城市成為其致富的重要場所。但由于受城鄉戶籍二元制的影響,農業轉移人口很難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均等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和權益,難以在城市體面安居和發展。其結果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農業人口轉移意愿,客觀上也增加了轉移農業人口進城的生活成本,變相降低了其收益。三是資本下鄉存在準入障礙。出于維護農民利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以及避免土地“非農化”和“非糧化”的考慮,政府對資本下鄉設置了一定的準入門檻和規模限制,加之一些地方在具體執行過程中采取過于僵化和保守的態度,阻礙了資本下鄉的熱情。此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尤其是金融服務供給不充分,信用環境欠佳,加劇了資本下鄉的難度,進一步拉大了城鄉差距。

(三)致富痛點:支持保障制度不健全,保護效能低下

我國政府雖然出臺并實施了一系列惠農政策,對穩定糧食生產、增加種糧收入、保護農民利益起了積極作用,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一是農業支持保護政策不完善。我國開啟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的初衷是為了提升種糧比較收益、穩定糧食生產,因而傳統農業支持保護政策更多的是保護“生計農業”,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與農業生產形態的變化,尤其是農業規模經營的出現,傳統的農業支持保護政策越來越不適應現代農業生產的需求。諸如農業支持保護政策目標單一、工具手段單一,對特殊農業生產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缺乏有效支持與保護,農業保險、農業信貸發展相對緩慢,農業保護效能低下等問題,需要進一步優化與完善。二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相比城市,農村社會保障項目單一、保障范圍窄、保障水平低,無法滿足農民多樣化的保障需求;并且保障覆蓋面小,部分人群、部分地區保障不足,農民致貧返貧的現象在一定范圍內仍然存在,尤其是西部邊遠地區、民族地區等特殊區域受到地理位置偏僻、土壤貧瘠、氣候惡劣、自然災害多發、人口流失嚴重以及農民自救能力薄弱等因素的影響,與其他地區發展差距拉大,返貧致貧風險也較大,亟需國家層面進一步加大政策傾斜、資金支持、技術援助的力度。

(四)致富弱點:自我發展內生動力不足,“志”與“智”雙重匱乏

馬克思認為:“真正的富有是物質的和精神的富有?!盵14]192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盵2]。物質富裕與精神富足作為共同富裕的一體兩面,缺一不可。物質富裕是精神富足的前提基礎,精神富足是物質富裕的發展動力,二者互促互進,才能體現其內在關系。然而在我國大部分農村,普遍存在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失衡的現象,相比物質生活,農民精神生活更為貧乏。當前不少農民既缺乏主動參與意識又不具有自我發展能力,“志”與“智”的雙重缺乏遏制了內生動力的生發,成為增收致富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是致富的主動性和信心不足。受生產生活方式的影響和眼界的局限,部分農民缺乏自我發展觀念和奮斗動力,存在“等靠要”的依賴心理,缺乏開創精神與敢闖敢干的勇氣與信心。精神上的空虛、“志”的匱乏限制了他們的發展。二是受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的影響,農民自我發展能力薄弱?!爸恰钡牟蛔阒萍s了部分農民學習和應用現代農業科學技術的能力,也限制了他們進城就業的機會,即使進城,也只能進入勞動密集型行業,就業增收缺乏穩定性,面對變幻莫測的市場挑戰信心明顯不足,反過來阻礙了他們創造高質量物質生活的熱情。

三、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路徑選擇

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需要構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破解路徑,多管齊下、多措并舉。面對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現實困境,我們應以產業發展為抓手、城鄉融合為關鍵、“志智雙提”為核心、兜底支持為保障,努力走出一條共同富裕的新路徑。

(一)破解難點:打造農業全產業鏈,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

產業振興是做強農業、拉動經濟增長助力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但農業生產的弱質性使其難以成為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和農民致富的“引擎機”。因此,農村產業的振興要立足農業但不能限于農業,而應以農村資源為依托,以“三產”融合為路徑,打造農業全產業鏈,實現生產、技術服務、加工、倉儲物流、銷售、體驗消費等各環節有效銜接、耦合配套、協同發展,帶動農村百業興旺。其實質在于挖掘農業多功能多形式多業態的潛力,拓展其產業鏈、價值鏈和增值鏈,通過產業間的全面開發與相互補益提高經營者的收益。不僅如此,更深層次的意義在于將社會上各類優秀人才和資本資源有效整合,實行組織化、規?;?、集約化生產,從而創造出一種“新的生產力”,推動農業優質高效可持續發展。這種“新的生產力”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被稱為“集體力”[15]207,它形成于“協同勞動”,是“成倍增長的生產力”[16]165?!俺杀对鲩L”表明,“集體力”產生的效果是單個勞動根本無法比及的,反映在農業產業融合中,不僅帶動了經濟高質量發展,而且解決了“小農戶”與“大產業”“大市場”對接的矛盾。農民融入其中既可以就地就業、安居樂業,又可以實現土地流轉賺“租金”、打工得“薪金”、入股享“股金”,拓寬了增收致富的空間。

打造農業全產業鏈,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必須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第一,適度規?;?、集約化是前提。一定規模的土地集聚,將土地“由聯合起來的農村無產階級利用大規模農業的一切優點來進行耕種”[17]196,不僅有利于實現產業融合,也是幫助小農戶擺脫分散經營困境、實現自身現代化的“唯一得救途徑”[18]526。需要說明一點的是,土地規模經營并非越大越好,應該遵循適度原則,兼顧效率與公平。為此,政府需要根據當地的區域特點、土地條件、農業機械化水平以及二三產業的發展水平等實際情況來確定規模經營的適宜標準,鼓勵多種形式的規模經營,并且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引導他們建立節約與集約新機制,優化資源配置,做到物盡其用、人盡其能,強化他們對小農戶的帶動作用,實現小規模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6]64,構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第二,推進機械化、數字化、智能化是重點。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技的進步不斷發展的,給傳統農業插上機械化、數字化、智能化的“科技翅膀”,改變農業生產方式,才能創造出更高的勞動效益?;诖?,一方面要注重農機裝備的研發制造,提高農機的科技含量及其與農業生產的適配性,同時加快數字化、智能化設施建設,建設5G 網絡基站、大數據中心等,推動數字經濟、智能經濟與鄉村產業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強化農民的數字技能培訓,提升農民的數字素養,培養他們熟練運用數字化智能化“新農具”的能力;同時加大對數字化、智能化設備購買及技術升級的資金支持力度。當然,對于山地和丘陵等不適合大規模機械化經營的地區,要結合具體情況因地制宜,保持精耕細作、發展種養結合型的生態農業或許更適宜。第三,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是根本。農業的多功能特性為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提供了無限可能。因此,既要充分發揮當地資源優勢培育綠色、有機等特色產業,以“特色”為基點,提升核心競爭力,從農業內部最大限度挖掘農民致富潛力;也要著力推動多產業融合發展,重點發展數字智能、生態有機、觀光旅游、休閑康養、“互聯網+”等農業新業態,讓更多的農業直接從業人員分化轉移至第二、三產業,減少小農戶數量,提升規模經濟效益;同時加強農村供水供電、道路運輸、通信網絡、物流冷鏈等基礎設施建設,建立線上線下銷售相結合的長效機制,解決農產品銷售難的問題。第四,培養高素質的農民是關鍵。產業融合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質農民隊伍與其現代農業發展模式相適應。與傳統農民相比,高素質農民“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19],這是“人”的現代化的具體表現。為此,政府應重點培育返鄉入鄉創新創業者、高學歷新生代農民、鄉村治理骨干以及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他們有持續創新的能力并且在推動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起著重大示范和引領作用??梢砸劳修r業院校、遠程教育平臺,免費提供生產技能、數字技術、經營管理、現代電子商務等方面的培訓,不僅使他們學會農業種植,還要培養他們商業運營、社會學、消費心理學、食品文化、餐飲文化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能,將他們打造成現代化的新型職業農民。并且為他們提供金融扶持、稅務減免、土地使用、項目支持等扶持政策,解決好他們子女上學、配偶就業等后顧之憂,增強他們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從而留住人才,帶動農民共同富裕。

(二)疏通堵點:破除城鄉二元壁壘,暢通城鄉要素流動

構建新型城鄉關系、暢通城鄉要素流動是拉平城鄉差距、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完整提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這一概念,并用“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十六字高度概括了其內涵,為暢通要素流動、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指明了方向。新型的工農城鄉關系不是單純“以工促農”“以城帶鄉”,而是平等互利、優勢互補、互促共榮。城市為鄉村發展提供人才、技術和資金,鄉村為城市發展輸送勞動力、農產品和原材料,要素平等交換、自由流動,在全面融合的架構中逐步消除對立和差別,加速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

構建新型城鄉關系、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勢必需要打破橫亙在城鄉之間的二元體制藩籬,為城鄉融合發展進而推動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疏通堵點、掃清障礙。第一,精準施策,進一步加大農村土地制度、戶籍制度改革的力度。一方面,要加快農村承包地、宅基地和集體建設用地的改革,促進土地有序流轉。從法理上講,土地所有權屬于集體,農民有承包權與經營權,改革的重點就是對這三種“權能”進行“分置”“完善”,在保持所有權和承包權的權屬不變的前提下,將經營權“解構”出來“放活”“流轉”“重構”,促使土地由實物形態轉化為價值形態,提高土地的增值收益。對于承包地,要著力探索多樣化的流轉方式以及“承包土地經營權+”經營模式,為適度規模生產創造條件。對于宅基地,應允許使用權跨區域在農村集體成員之間流轉,或者嘗試將其作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流轉的原則是農民要“自愿”、放活要“適度”,讓農民進退有路。對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應積極探索入市的方法和路徑,細化、簡化入市程序,確保與國有土地同權同價同等入市。此外,應加快建立土地資產抵押貸款擔保機制、風險補償機制以及抵押處置機制,為資產流轉保駕護航。需要強調的是,在進行土地流轉之前,明析產權非常重要。確權是流轉的前提。通過確權,不僅可以解決因產權不清帶來的閑置資產難以盤活的問題,而且可以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要推動城鄉戶籍融合,暢通城鄉戶口雙向流動的通道,促進城鄉人口有序流動、均衡配置,帶活農村經濟發展。尤其是要全面放開城市落戶限制,剝離捆綁在城市戶口上的各項福利制度,同時提升城市承載能力,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確保他們享受平等市民待遇,著重解決好他們的醫療保險、隨遷子女教育等問題,縮小其與城市居民之間的人力資本積累上的差距。他們是未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亟需重點關注的人群。第二,創新機制,引導資本、人才、技術、數字等資源積極下鄉。政府要積極構建城市生產要素下鄉的支持服務體系和利益協調機制,加快推進城市要素下鄉。一方面,要加大農村吸納要素的載體建設與信用環境建設,改善生產生活條件。比如,優化完善傳統基建和“新基建”,改善農村人居環境,打造現代美麗鄉村;增加高質量的文化、教育、醫療、托幼、養老等公共服務供給,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尤其是加大金融服務供給,降低金融服務門檻,拓寬支農信貸資金籌集渠道,打通資金瓶頸,吸引更多的城市生產要素下鄉。另一方面,要積極構建利益共同體,共同繁榮、共享發展。比如,建立資本、人才、技術入鄉激勵機制,支持能人回鄉、吸引市民下鄉、鼓勵企業興鄉,并通過利益鏈條將各要素主體有機聯結起來,凝聚鄉村發展合力;支持工商資本和農戶建立穩定長效的利益聯結機制,既要引導工商資本因地制宜發展鄉村富民產業,吸納農民就近就地就業,又要支持農民以土地、農房等資源入股,真正實現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財富,做到共營共享共贏。第三,“兩手”合力,保障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在城鄉要素配置中優勢互補、缺一不可。一方面要尊重市場規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積極調控、主動作為,及時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在堅守不改變土地所有制性質、不突破耕地紅線、不損害農民利益“三大底線”的前提下,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基礎支撐、法律保障和公共監督。

(三)治理痛點:完善兜底保障制度,加大支持幫扶力度

基于農業的弱質屬性及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從社會資金中抽撥貸款來建立大規模生產”[18]525,并且下足力氣構筑社會保障體系,對一個小農傳統濃厚的農業大國而言毫無疑問是助力其邁向現代化的重要保證。為此,我們不僅要繼續堅持并完善農業支持與保護制度,通過政策支持提升產品競爭力和生產效益,同時還要筑牢民生底線、強化民生保障,加大對弱勢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為早日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提供更多的幫助。

首先要優化創新補貼方式,實行多元化差異化的新型支持保護政策。應兼顧數量、質量、效益和綠色環保的政策目標,針對不同區域、不同資源稟賦、不同收入層次的經營主體實行多元化、差異化的新型農業支持保護補貼政策。對于水稻、小麥、玉米等重要農產品生產區,山區、牧區、漁區、墾區等特殊農業生產區以及相對貧困地區、增收困難地區、西部邊遠地區,要健全收益保障機制和利益補償機制,優先保障、適當傾斜,并強化政策激勵和轉移支付作用,有效防止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對于主動購置、運用和推廣新技術新設備的農業經營主體,要給予投資補助和利息補貼,并優化補貼辦理方式,逐步改變小農經營不經濟狀態;對于農藥殘留低、生產質量高的生產者給予高額補貼,激勵綠色農業生產行為,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凸顯農業保護支持補貼政策的激勵效應和環保功能。同時,積極探索農業保險支持模式,開發推廣多樣化、多層次、可選擇的保險產品,引導和支持經營主體參加農業保險,滿足其差異化需求,幫助其規避自然災害風險。其次要建立健全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提升制度的執行力和效率。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是縮小收入差距、提升低收入群體抗風險能力的有效方式。政府要繼續加大資金投入,重點完善統籌城鄉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等制度,穩步提高農民社會保障的范圍、水平和效能;并且契合多層次、多樣化的風險保障需求做好分層次、分類別的社會保障和救助。比如,對于農民工、新業態從業人員要健全社會保險機制;對于留守兒童、婦女、老人要完善關愛服務體系;對于依靠自身努力無法擺脫生活困境的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要確保其最低生活保障,并完善教育、醫療、養老、照護等政策幫扶和救助;對于西部邊遠地區、革命老區、庫區和移民安置區等有較高返貧風險的地區要健全監測、干預和常態化幫扶機制,積極與發達地區的“鄉村振興示范村”建立對口支援和幫扶協作,采取“遠程指導”與“實地幫扶”相結合的方式,提升幫扶效能,不斷縮小區域間農村發展差距。

(四)克服弱點:“志智雙提”,激發農民自我發展內生動力

農民作為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的主體,他們既是共同富裕成果的分享者,也是共同富裕價值的創造者,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如何,對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至關重要。如果單純依靠政策支持、外力幫扶而內生的“志”“智”不足,盡管可以在短期內緩解貧困狀況,但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永續發展的問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農民“等靠要”的依賴思想,甚至還有可能陷入返貧危機?!靶腋I疃际菉^斗出來的”[2],擺脫貧困首要之舉不是擺脫物質的貧困而是“擺脫意識和思路的貧困”[20]3。因此,立足“內生”“志智雙提”,是補齊農民精神生活短板、實現農民精神生活富足進而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徑和關鍵舉措。

“提志”是指提升內生精神動力,即提升思想、觀念和信心,幫助農民從思想上實現自強。農民的參與和作為,不僅只是身體在場,即身體力行、躬身實踐,更需要精神在場,即有致富的勇氣、干勁和主人翁精神。農民的精神狀態和主體意識如何直接關系到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成敗。一方面,應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使命感對鄉村文化的引領作用,通過宣傳教化、榜樣示范、獎懲結合等方式教育和引導農民轉變思想觀念,幫助他們摒棄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的小農心態和“靠著墻根曬太陽,等著政府送小康”的依附習慣,自覺樹立自立、自強的主動意識。另一方面,應充分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和主體作用,維護和保障他們各項權利,尤其是要落實好他們參與鄉村基層治理的知情權、話語權、監督權。杜絕“保姆式”幫扶,讓農民以市場主體的身份成為共同富裕的真正參與者和獲益者。只有在實踐中真正感受到有甜頭、有勁頭、有干頭、有盼頭、有奔頭,他們才能產生強烈的幸福感、獲得感、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自覺投身于鄉村致富之路?!疤嶂恰笔侵柑嵘晕野l展能力,即提升知識、技能,使農民從行動上實現自立。農民的自我發展能力是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和根本保障。一方面,要加大農村基礎教育投入,優化農村辦學環境,加快農村互聯網+教育平臺建設,引入城市優質教育資源,促進城鄉教育融合發展,讓更多農村青年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有效發揮高等教育培養社會中間階層、推動收入階層代際流動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大力開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通過技能培訓、職業培訓、創業培訓、轉移就業培訓等方式培養高素質的職業農民,使之能夠適應日益復雜化、科技化的勞動“新工具”和勞動“新對象”,這是提升農民致富能力的最重要手段,也是對“誰來種地”最有效的回應。通過“志智雙提”,充分激發農民的精氣神和創造力,為推動鄉村產業發展、促進城鄉融合、縮小區域差距注入不竭的動力與活力,加快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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