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水平、技術創新效率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郝金磊 朱英英

【摘? ?要】? ?收集2015-2020年中國3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30個的面板數據，通過面板數據回歸探索數字化水平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理，同時分析技術創新效率的中介作用和吸收能力的調節作用。結果表明：數字化水平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存在“數字化水平提高→技術創新效率提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路徑，即數字化水平的提高先作用于技術創新效率，進而間接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數字化水平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提升幅度會受當地人力資本吸收能力的影響，人力資本吸收能力在此過程中發揮著調節作用。

【關鍵詞】? ?數字化；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技術創新效率；人力資本吸收能力

Level of Digitalization， Eff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Based

on an Empirical Test of Panel Data

Hao Jinlei， Zhu Yingying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 We collect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0，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digitalisation level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rough panel data regression， while analys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regulating role of absorptive capacit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level of digitis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but there exists the influence path of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digitisation onto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at is， the increase in the level of digitisation firstly affects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indirectly push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e magnitude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igitalisation level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local human capital absorption capacity， which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is process.

【Key words】? ? ?digitalisation; regional economic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human capital absorptive capacity

〔中圖分類號〕? ?F127? ? ? ?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 ? ? ?〔文章編號〕 1674 - 3229（2024）01- 0084 - 08

0? ? ?引言

提高區域數字化水平以促使數字技術逐步成為帶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有力“助推器”，對于改善區域經濟發展質量、加快建設數字中國具有重要理論及現實意義。梳理現有文獻發現，以往學者聚焦于研究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有何關系。大量實證檢驗結果表明，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之間呈正向顯著關系，且創業活躍度、技術創新、金融效率以及資源配置效率等是數字經濟影響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在機制［1-4］。然而，數字經濟并不等同于數字化，前者側重經濟，而后者強調社會整體性。因此，兩者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作用機理可能存在一定差異。目前鮮有學者基于數字化水平視角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加以探討。

本文從數字化水平提升區域技術創新效率進而驅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視角展開研究，將區域數字化水平、技術創新效率、人力資本吸收能力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放在同一框架進行研究。

1? ? ?研究假設

1.1? ?數字化提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

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包括經濟總量的合理增長與經濟發展質量的有效提升，還包括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高級發展態勢。因此，有必要從多維度闡述數字化水平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邏輯［5-6］。

在經濟增長質量方面，數字技術的市場化應用不斷發展融合形成數字產業鏈和產業集群，不僅擴增了市場空間，區域生產能力和效率也得以提高，極大改善經濟增長質量。在創新發展方面，數字化的深入推進使得數字技術深度鏈接產品設計、生產流程、管理系統等各個傳統創新鏈節點［7］，成為推動企業創新的重要引擎，為進一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條件。在協調發展方面，數字化能夠打破時空限制，促進欠發達地區勞動力、資本、技術及數據要素的適配性和市場化［8］，有助于縮小區域發展差距、驅動區域協調發展，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了重要基礎。在綠色發展方面，數字智能化能夠優化企業工藝流程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9］，使企業實現綠色化生產過程，實現區域高質量綠色發展。在開放發展方面，數字化時代“跨境互聯”的成本極大降低，收益顯著提升，使得產業更加開放，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進一步擴大商品和服務貿易。在共享發展方面，數字技術為要素資源的跨區域利用創造了條件，有助于各地區在整體信息環境和一體化發展模式下實現資源的最大化利用，讓全體人民更廣泛、更公平地享受發展成果?；谝陨戏治?，提出如下假設。

研究假設1：較高的數字化水平可以有效助推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1.2? ?區域技術創新效率的中介效應分析

技術創新效率是指在技術創新過程中投入和產出之間的轉化效率［10］。以大數據為主的數字化，激發了區域間知識和技術創新的集聚、改造，提升了產業結構，有效配置創新資源以增加創新創業活動等，使得知識、技術和創新主體突破地理空間限制，對促進區域創新人才與各種復合創新要素的協同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能夠提升區域技術創新的效率［11］。同時，技術創新的有效性可以通過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協調性和一體化進一步促進高質量發展［12］。由此可見，數字化的發展除了能夠直接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之外，還可以通過技術創新效率這一中介來實現?；谝陨戏治?，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區域技術創新效率在數字化水平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起中介作用。

1.3? ?人力資本吸收能力的調節效應

吸收能力概念首先由Cohen和Levinthal提出，是指企業如何識別外部信息以及怎樣轉化運用的能力［13］。隨后Zahra和George將吸收能力重新定義為與創造和使用知識相關的動態能力，旨在提高企業獲取及維持競爭優勢的能力［14］。由于人力資本不僅能夠決定知識獲取的規模和知識同化的力量，同時也承載著知識轉化和知識吸收利用的任務，眾多學者認為人力資本是制約吸收能力的關鍵因素［15］。數字化作為一種先進的技術知識，區域在使用它的過程中需要相關人力資本的經驗知識和包容的認知結構［16］。即當區域具備一定的吸收能力，可以有效消化利用數字化帶來效益［17］，進一步對經濟發展質量、創新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維度產生積極影響?；谝陨戏治鎏岢鋈缦录僭O。

假設3：人力資本吸收能力在數字化水平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系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

基于以上推論，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圖1所示。

2? ? ?研究設計

2.1? ?變量測度

（1）被解釋變量——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本文參考蘇麗敏等［18］的研究，構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為消除各指標的屬性和量綱差異，借助Stata軟件，采用熵權法對各個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并在此基礎上對指標進行客觀賦權，確定指標權重并測得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得分。具體見表1。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化水平

參考周青等［19］構建的測度指標，從數字化接入水平、數字化裝備水平、數字化平臺建設水平和數字化應用水平4個層面，選取5個可獲得數據的測量指標。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處理類似，也采取熵權法，運用Stata軟件對數字化水平的測度指標進行賦權，計算相應綜合得分。

（3）中介變量——區域技術創新效率

即技術創新資源的投入產出比，涉及多項要素的投入與產出。本研究運用DEAP2.1對除西藏以外的大陸30個省份2015-2020年的技術創新效率進行測算。在參考已有文獻的基礎上［11］，本文選擇3個投入變量和3個產出變量，具體內容見表2。

（4）調節變量——人力資本吸收能力

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參考李梅和金照林［15］的做法，采用勞動力受教育年限加權平均指標測算人力資本吸收能力，計算方法為：6*小學就業人員比重 + 9*初中就業人員比重 +12*高中就業人員比重+16*大學就業人員比重 +19*研究生就業人員比重。

（5）控制變量

為排除其他因素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更準確地分析數字化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效果，提高結論的準確性，本研究將以下因素設為控制變量：①物質基礎，②政府支持，③勞動力水平，④城市化水平。綜上所述，本文相關變量的定義如表3所示。

2.2? ?數據來源

本文利用2015-2020年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面板數據展開分析。由于西藏地區缺失部分指標，故從樣本中將西藏剔除?？紤]到各省市自治區數據的完整性，本文選擇2015-2020年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本文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以及各省份統計年鑒。

2.3? ?模型構建

（1）基準回歸模型

為檢驗假設1，構建回歸模型（1）：

[HQit=α0+α1DIGit+α2lnMATit+α3lnGOVit+]

[α4lnLABit+α5lnURBit+ εit ] （1）

其中[i]代表不同地區，[t]代表不同年份（下同），[α0]代表常數項，[α1～α5]分別表示各變量的系數，[ε]為隨機誤差項。

（2）中介效應模型

為檢驗假設2，即技術創新效率在數字化水平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中發揮的作用，在模型（1）中核心解釋變量回歸系數[α1]通過顯著性檢驗的基礎上，構建數字化水平（DIG）對中介變量技術創新效率（TIE）的線性回歸方程，以及包括技術創新效率（TIE）的基準方程，通過回歸系數的顯著性判斷中介效應是否存在。模型具體設定形式如下：

[TIEit=β0+β1DIGit+β2lnMATit+β3lnGOVit+]

[β4lnLABit+β5lnURBit +εit ]? ? ? ? ?（2）

[HQit=γ0+γ1DIGit+γ2TIEit+γ3lnMATit+]

[γ4lnGOVit+γ5lnLABit+γ6lnURBit+εit ]? （3）

其中，[ β0]、[γ0]代表常數項，[ β1～β5]、[γ1～γ6]分別表示各變量的系數，[ε]為隨機誤差項。

（3）調節效應模型

為檢驗假設3，構建回歸模型（4）：

[HQit=δ0+δ1DIGit+δ2ABSit+δ3DIGit×ABSit+]

[δ4lnMATit+δ5lnGOVit+δ6lnLABit+δ7lnURBit+ε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其中，[δ0]代表常數項，[ δ1～δ7]分別表示各變量的系數，[ε]為隨機誤差項。

3? ? ?實證結果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分析

借助Stata軟件測得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4所示。2015-2020年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HQ）的均值為0.1598，最小值為0.0270，最大值為0.6687，可見現階段各省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平均水平較低且省間差距較大。數字化水平（DIG）的均值為0.2520，最小值為0.0751，最大值為0.8226，表明整體而言我國數字化水平較低且各省之間的數字化水平還存在較大差距。技術創新效率（TIE）的均值為0.8681，最小值為0.4520，最大值為1，說明總體上各地區技術創新效率比較高，但地區間的差距也很明顯。吸收能力（ABS）的均值為0.3667，標準差為0.1824，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1，也說明各省間的人力資本吸收能力同樣存在較大差異?？刂谱兞课镔|基礎（MAT）、政府支持（GOV）、勞動化水平（LAB）和城市化水平（URB）的標準差遠大于其余變量，為降低變量間的離散程度，已在回歸模型中對這4個控制變量取自然對數。

3.2? ?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在進行回歸之前對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進行VIF檢驗，查看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5］。檢驗結果顯示所有解釋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最大值為5.43，控制變量的最大值為6.58，均小于臨界值10，總體平均值為4.39，小于5，表明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可以進行回歸分析。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選擇固定效應模型。

表5列出了基準回歸估計結果，模型1為數字化水平（DIG）綜合指數對經濟高質量發展（HQ）的回歸，結果發現：回歸系數為0.4317，p < 0.001，表明數字化水平越高的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越明顯，驗證了假設1。具體而言：模型2數字化接入水平（DIG1）和模型3數字化裝備水平（DIG2）對經濟高質量發展（HQ）的影響系數分別為1.6747和1.1470，對應的p值都小于0.001，說明數字化接入水平和數字化裝備水平是提高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要素；模型4顯示數字化平臺建設水平（DIG3）對經濟高質量發展（HQ）的影響不顯著，說明當前數字化平臺建設不是提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原因可能在于數字化平臺建設作為重要載體，其積極作用可能更多體現在對技術創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模型5說明數字化應用水平（DIG4）顯著正向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HQ）。因此各省應適當加大數字化接入、裝備和應用水平，提高區域生產能力和效率，進而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3.3? ?中介效應結果分析

為了檢驗技術創新效率的中介作用，借助Stata軟件，利用逐步回歸進行分析，結果如表6所示。模型1為數字化水平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結果發現：回歸系數為0.4463，且p值小于0.001，與上述理論分析一致，數字化水平越高，區域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就越高；模型2為數字化水平對技術創新效率的影響，其中β=0.3662，p=0.0019，表明數字化水平正向影響區域技術創新效率；模型3同時將數字化水平和技術創新效率納入回歸模型，檢驗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結果發現：數字化水平和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均是正向顯著，且數字化水平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系數由原來的0.4463下降為0.4237，說明存在“數字化水平提升→技術創新效率提高→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傳導機制，驗證了假設2。

3.4? ?調節效應結果分析

表7為調節效應模型的回歸分析，模型1為納入解釋變量和調節變量的模型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納入了數字化水平和區域人力資本吸收能力的交乘項；為增強結果的可靠性，模型3則進一步對變量進行中心化處理?；貧w結果顯示，數字化水平（DIG）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系數為0.3075，顯著性為三顆星，數字化水平與人力資本吸收能力交乘項（DIG*ABS_c）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系數為0.4717，顯著性為兩顆星，且二者系數一致。為更加清晰直觀地反映區域人力資本吸收能力的調節作用，本研究將數字化水平和區域吸收能力均分為高、低兩組。由回歸結果及圖2顯示，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吸收能力越強，數字化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向作用越大，即人力資本吸收能力正向調節數字化水平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間的關系，假設3得到驗證。

3.5? ?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取兩種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1）增加控制變量，選用地區工業污染治理投資總額（萬元）代表環境規制作為新的控制變量，用ER來表示，在回歸模型中對其取自然對數；（2）將核心解釋變量用互聯網普及率（IPR）來替換進行回歸。由于在前文的基準回歸模型中，選擇了固定效應模型，為保證核心結論的可靠性，兩種穩健性檢驗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回歸?；貧w結果見表8，可以看出，解釋變量系數符號和顯著性與前文回歸結果相同，說明本文的研究假說依然成立，研究結論穩健。

4? ? ?結論及建議

4.1? ?結論

（1）數字化水平的提高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助推效用。

（2）數字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效率來間接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即存在“數字化水平提升→技術創新效率提高→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

（3）數字化水平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提升大小會受當地人力資本吸收能力的影響，區域人力資本吸收能力能夠增強數字化水平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提升作用。

4.2? ?政策建議

（1）提高各地區數字化水平。推動區域數字化轉型，要深刻把握數字化接入、數字化裝備和數字化應用這三個數字發展的關鍵要素，三者相輔相成、相互滲透、相互關聯。各省市政府要加大財政政策支持，積極開展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新興產業試點，使產業數字化與實體產業得到全方位高效融合。積極推進新興基礎設施建設，激發企業和個人的活力，不斷改革創新。充分利用數據資源，全面提升區域數字化應用水平，改善經濟發展質量。

（2）提升地區技術創新效率。充分認識到數據資源是關鍵的創新輸入，加快利用數字技術徹底改變當地的知識庫，獲取大量外部知識和技術促進新產品和服務的創新與創造。充分利用數字技術，深入鏈接產品設計、生產流程、管理系統等各個傳統創新鏈的節點，激發創新主體的活力。加強地方科技創新平臺的建設、推進高新技術人才隊伍建設，以全面提高地方科技創新能力和效益，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

（3）提高地區人力資本吸收能力。各級政府應該站在全局對資源進行規劃和布局，出臺相關政策，吸引新興技術和人才去相對落后的地區發展，避免由于吸收能力的不同造成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同時，各省市要鼓勵本地企業與發達地區企業的交流，增強對外部知識技術的獲取、同化、轉化和利用，尤其是要鼓勵欠發達地區培育本地吸收能力，縮小區域技術差距，充分吸收數字技術應用于本地區，促進當地經濟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1］? 趙濤，張智，梁上坤.數字經濟、創業活躍度與高質量發展——來自中國城市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2］? 宋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基于省級面板數據［J］.貴州社會科學，2020（12）：105-112.

［3］? 史丹，孫光林.數字經濟、金融效率與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J］.企業經濟，2022，41（1）：5-16+2.

［4］? 趙玉龍.金融發展、資本配置效率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基于我國城市數據的實證研究［J］.金融理論與實踐，2019， 482（9）：17-25.

［5］ 馬茹，羅暉，王宏偉，等.中國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及測度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9（7）：60-67.

［6］ 史丹，李鵬.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測度與國際比較［J］.東南學術，2019（5）：169-180.

［7］ 陽鎮，李紀珍，凌鴻程.政策不確定性與創新數字化——雙元創新的視角［J］.科研管理，2022，43（4）：1-10.

［8］? 任曉剛，李冠楠，王銳.數字經濟發展、要素市場化與區域差距變化［J］.中國流通經濟，2022，36（1）：55-70.

［9］ Bourgeois L J. On the measur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lack［J］.Academy ofManagement Review， 1981，6（1）：29-39.

［10］ 虞曉芬，李正衛，池仁勇，等.我國區域技術創新效率：現狀與原因［J］.科學學研究，2005（2）：258-264.

［11］ 李思思，張目.大數據產業、區域技術創新效率與金融科技發展——基于空間杜賓模型及中介效應的實證分析［J］.金融理論與實踐，2021（7）：10-18.

［12］ 王金波，鄭紅玲，佟繼英，等.京津冀城市群技術創新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J］.石家莊學院學報，2022，24（1）：60-69.

［13］ W M Cohen， D A Levinthal.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dministrative［J］.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1）：128-152.

［14］ Zahra S A ， George G . Absorptive Capacity： A Review，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Extens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2）：185-203.

［15］ 李梅，金照林.國際R&D、吸收能力與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基于我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1， 346（10）：124-136.

［16］ 柳卸林，張文逸，葛爽，等.數字化是否有利于縮小城市間發展差距？——基于283個城市的實證研究［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21，42（6）：102-113.

［17］ Keller W. Are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trade-related？： Analyzing spillovers among randomly matched trade partner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8， 42（8）： 1469-1481.

［18］ 蘇麗敏，馬翔文.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J］.統計與決策，2022，38（2）：36-40.

［19］ 周青，王燕靈，楊偉.數字化水平對創新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基于浙江省73個縣（區、市）的面板數據［J］.科研管理，2020，41（7）：1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