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及障礙因子研究

崔茂森 劉榮慶

摘 要：以黃河流域為研究對象，利用縱橫向拉開檔次法、耦合協調度模型、障礙度模型剖析2011-2021年黃河流域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的演化特征及障礙因子.結果表明：1）發展水平持續上升，但存在空間異質性特征，均呈現出“上游低下游高”的分布格局.2）2011-2021年耦合協調度呈持續上升態勢，耦合協調類型實現了由勉強協調向初級協調的轉變.在空間格局上，耦合協調度上游低下游高.3）生態旅游資源和生態旅游環境是制約其耦合協調度提升的主要因素.黃河流域不同地區的障礙因子存在較大差異，且各障礙因子對不同地區的制約作用也有一定的區別.

關鍵詞：黃河流域；生態旅游；鄉村振興；耦合協調

中圖分類號：F59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2367（2024）02-0001-07

生態旅游作為一種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旅游方式，能有效地推進鄉村發展，推動農業轉型，促進農民增收，已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增長極^［1］.黃河流經9個省區，流域內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但是，由于濫墾濫伐、超載放牧以及掠奪式的資源開發，導致黃河流域生態環境惡化，再加上黃河流域旅游業的不斷發展，生活垃圾、汽車尾氣排放等問題逐漸成為鄉村振興的短板^［2］.如何協調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的關系，實現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良性協同發展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當前，在生態文明建設、鄉村振興以及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的指導下，學術界開展了大量關于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的研究.從研究內容看，學術成果主要涉及鄉村振興與鄉村旅游^［3］、旅游效率^［4］耦合協調測度以及生態旅游與傳統文化觀^［5］、生態文明建設^［6］、“兩山”兼得^［7］之間關系的研究，而對于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之間關系的探討比較缺乏.從研究區域和尺度看，研究多以中觀和微觀尺度為主.涉及中觀區域如北京^［8］、山東^［9］、四川^［10］；微觀區域如湖南鳳凰縣^［11］、山東房干生態旅游區^［12］等.對于黃河流域省級行政單元的研究較少.從研究方法看，薛龍飛等^［13］利用熵值法對我國鄉村振興水平進行測度，吳俊等^［14］借助層次分析法對小城鎮生態旅游資源進行了評價，黃葵^［15］借助Pearson相關系數對旅游資源與鄉村振興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

已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研究視角多以中觀和微觀尺度為主，而對于黃河流域省級行政單元的研究實在缺少.二是關于定量剖析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耦合機制以及阻礙兩者協調發展的制約因素的研究比較缺乏.鑒于此，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以黃河流域9個省區為研究對象，采用縱橫向拉開檔次法測度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借助耦合協調度模型分析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狀況，最后運用障礙度模型分析阻礙兩者協調發展的制約因素，以期為實現黃河流域生態旅游高質量發展和鄉村振興提供參考和借鑒.

1 耦合機理

鄉村振興反映的是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等5個方面的發展情況.生態旅游則是依托于森林、沙漠和濕地公園等生態旅游目的地，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一種綠色旅游方式.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兩者間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圖1），生態旅游的發展是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而鄉村振興是生態旅游高質量發展的不竭動力.

生態旅游的發展與推進鄉村振興密切相關.第一，生態旅游的發展吸引了大量人才返鄉創業和就業，為當地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此外，外來企業的生態旅游投資收益還會通過某種形式返還給當地農民，拓寬了農民的獲利渠道，農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第二，生態旅游在強調經濟效益的同時，更突出對于資源和環境的保護，對于農村衛生廁所普及，落實廁所管理責任，健全生活垃圾收運處置體系，改善村莊公共環境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第三，生態旅游發展過程中要與大數據、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技術進行深度融合.一方面，建立生態旅游數據庫，根據各地生態旅游的游客數量以及逗留時長，及時調整景區服務人員數量，保證景區安全運營，提高了農村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加強虛擬現實和人工智能等技術在生態文化旅游中的應用，讓美景與文物“活”過來，游客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參與其中，豐富游客體驗，增進游客對傳統文化的了解，從而使農村傳統文化得到傳承與弘揚.此外，先進技術的推廣和應用，調整了產業結構，推進了農村三產的融合發展.

鄉村振興是生態旅游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第一，正是依托鄉村產業的蓬勃發展，各類農村生產要素得到一定程度的激活.此外，在雙碳目標驅動下，人才、資金和土地等要素會投向綠色低碳領域，有助于生態旅游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第二，建設生態宜居的村莊不可避免的涉及傳承優秀的傳統鄉村文化，提高農民參與環境保護意識，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后期運營維護管理等問題，這些問題對于提升生態旅游文化內涵，改善生態環境以及生態旅游配套服務均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三，只有解決了農民的生存和溫飽問題，讓農民富起來，提高農民的消費能力，才能讓農民更好地參與到生態旅游中，促進生態旅游消費的持續增長.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在充分考慮黃河流域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發展狀況的基礎上，遵循時代性、科學性原則，借鑒相關研究成果^{［6，16-17］}，構建包含生態旅游資源、生態旅游環境、生態旅游發展潛力和生態旅游發展基礎4個準則層和15個指標的生態旅游評價指標體系.此外，從鄉村振興戰略的五大要求出發，構建包含5個準則層和22個指標的鄉村振興指標體系，如附錄表S1所示.

2.2 縱橫向拉開檔次法

縱橫向拉開檔次法是一種基于樣本數據的客觀評價方法，能夠充分考慮各指標間的差異程度，從而避免人為因素的干擾^［18］.本文采用縱橫向拉開檔次法作為黃河流域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測度的賦權方法，評價函數

其中，w_j是第j個指標的權重；x_ij（t_k）是第i省份在t_k時刻的第j個標準化指標值.

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可得

根據縱橫向拉開檔次法的評價函數得到黃河流域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的評價指數y_i（t_k）.

2.3 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協調度模型用于分析系統間的協同程度，根據縱橫向拉開檔次法的評價結果，構建研究黃河流域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模型.耦合度C=y₁+y₂（y₁+y₂）²，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綜合協調指數T=αy₁+βy₂，耦合協調度D=CT.式中，y₁、y₂是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發展指數；設定α=β=0.5.參考相關研究成果，將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0，1］平均劃分為10個等級，協調類型由低到高依次為極度失調、嚴重失調、中度失調、輕度失調、瀕臨失調、勉強協調、初級協調、中級協調、良好協調、優質協調^［19-20］.

2.4 障礙度模型

為提升黃河流域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協同發展水平，運用障礙度模型對阻礙黃河流域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發展的障礙因子進行識別.計算公式I_ij=1-x_ij，Z_ij=（I_ijw_j∑nj=1I_jw_j）.式中，I_ij是指標偏離度；Z_ij是障礙度.

2.5 數據來源

相關數據來源于2012-2022年《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區統計年鑒、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經網統計數據庫、Wind數據庫以及全國文明村鎮名單和A級景區名單，其中，個別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進行補齊.此外，土地生產率以第一產業增加值與農作物播種面積的比值表示.

3 實證分析

3.1 生態旅游發展指數

由附錄表S2可知，黃河流域生態旅游發展指數均值由2011年的0.268上升到2019年的0.392，在2020年下降至0.381，之后繼續上升至0.401，年均增長率為4.096%，這表明黃河流域生態旅游發展指數主要呈現上升趨勢，發展態勢良好.2020年黃河流域生態旅游發展指數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疫情限制了大規模的人員流動，導致旅游收入明顯減少.此外，研究期內黃河流域省際平均生態旅游發展指數僅為0.342，這表明黃河流域生態旅游發展潛力巨大.

分地區來看，在樣本考察期內，黃河下游地區生態旅游發展指數均值最高（0.418），中游地區生態旅游發展指數均值居中（0.327），上游地區生態旅游發展指數均值最低（0.316）.由此可見，黃河流域生態旅游發展水平在空間上呈現“上游低下游高”的分布格局.從省域層面來看，2011-2021年，山東的生態旅游發展指數均值最高（0.489），甘肅的生態旅游發展指數均值最低（0.257）.

3.2 鄉村振興發展指數

由附錄表S3可知，研究期內黃河流域鄉村振興發展指數的均值持續上升，由2011年的0.331上升到2021年的0.557，年均增長率達到5.345%.這說明黃河流域的鄉村振興工作取得顯著效果，鄉村振興水平明顯提高.分地區來看，在樣本考察期內，黃河下游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均值最高（0.545），始終位于黃河流域的領先水平，中游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均值居中（0.434），上游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均值最低（0.387），這表明黃河流域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在空間上也呈現出“上游低下游高”的分布格局.從省際層面來看，2011-2021年，山東的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均值最高（0.578），寧夏的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均值最低（0.355）.此外，黃河流域各省區的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呈現出不同的增長趨勢，其中年均增長率最大的省區為寧夏，其年均增長率為7.769%.寧夏表現出較強的追趕效應，這得益于寧夏堅持圍繞枸杞、葡萄酒、灘羊等特色產業高質量發展，并將發展目標任務明確到各個鄉鎮，推動鄉村產業振興.

3.3 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分析

在分析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基礎上，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黃河流域各省區2011年、2016年和2021年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關系（表1）.由表1可知，2011年、2016年和2021年黃河流域省際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度的均值分別為0.534、0.617、0.681.這表明黃河流域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度呈現持續上升態勢，系統間的作用明顯增強，耦合協調類型實現了由勉強協調向初級協調的轉變.

分地區來看，黃河下游地區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度均值最高（0.679），中游地區的耦合協調度均值居中（0.605），上游地區的耦合協調度均值最低（0.583）.此外，研究期內黃河上中下游地區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度均呈現快速上升趨勢，下游地區耦合協調類型由初級協調向中級協調轉變，中游地區耦合協調類型由勉強協調向初級協調轉變，上游地區耦合協調類型由勉強協調向初級協調轉變.在空間格局上，耦合協調度上游低下游高.

從省域層面來看，2011年只有山東達到初級協調階段，其余省區均屬于瀕臨失調或勉強協調階段.2016年黃河流域各省區耦合協調度均呈現了不同程度的增長，山東達到中級協調階段，四川、內蒙古、山西、河南等省區均升至初級協調階段，其余省區仍保持勉強協調階段.2021年黃河流域各省區耦合協調度持續增長，山東、河南、四川、內蒙古達到中級協調階段，其余省區均保持初級協調階段.總體來看，黃河流域各省區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度均沒有達到良好協調或優質協調階段，兩系統耦合協調度仍有較大的上升空間.

3.4 耦合協調的障礙因素分析

為精確識別影響黃河流域各地區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提升的主要制約因素，本文采用障礙度模型對2011年、2016年和2021年黃河流域各地區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的障礙因子進行計算，并篩選出障礙度排序前5位障礙因子（表2）.

頻數超過5的障礙因子有2個，分別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面積（2）和地表水資源量（8），其中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面積（2）出現的次數最多，達到7次，覆蓋面為77.78%.進一步觀察，以上2個障礙因子分別來源于生態旅游資源和生態旅游環境這2個一級指標，這說明生態旅游資源和生態旅游環境是制約黃河流域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提升的主要因素.

此外，黃河流域各地區排名前5的障礙因子存在較大差異，且各障礙因子對不同地區的制約作用也有一定的區別.分地區來看，黃河上游地區排名前5的障礙因子比較集中，主要涉及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旅游總收入（14）、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15）、A級旅游景區量（1），其中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的障礙度在研究期內始終居于首位，且障礙度呈現上升趨勢，這說明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較低是阻礙黃河上游地區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協調發展的主要因素，且制約作用進一步強化.對于黃河中游地區而言，主要障礙因子包括空氣污染物（6）、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面積（2）、地表水資源量（8）、旅游院校學生數（10）.進一步觀察，空氣污染物（6）的障礙度呈現下降趨勢，而旅游院校學生數（10）的障礙度呈現上升趨勢，到2016年已躍升至第1位，說明空氣污染物對于黃河中游地區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協調發展的阻礙作用明顯下降，旅游人才的匱乏對于黃河中游地區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協調發展的阻礙作用明顯加強，如何創新旅游人才隊伍的建設機制以及防止旅游人才的流失，是黃河中游地區下一步急需攻克的難題.對于黃河下游地區而言，主要障礙因子包括對生活垃圾進行處理的行政村占比（20）、美麗鄉村覆蓋率 （30）、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面積（2）、地表水資源量（8）.因此，加強美麗鄉村建設，穩步推進自然保護地整合優化工作和建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多元化保障體系，多渠道對地表水資源進行開發和保護是下一階段黃河下游地區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協調發展的主要途徑.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本文基于縱橫向拉開檔次法、耦合協調度模型以及障礙度模型，通過構建黃河流域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評價指標體系，對黃河流域9個省區2011-2021年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的演化特征及障礙因子進行分析.研究結論如下：1）2011-2021年黃河流域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持續上升，發展態勢良好.此外，黃河流域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在空間上均呈現出“上游低下游高”的分布格局.研究期內，山東的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均值均為最高，甘肅的生態旅游發展指數均值最低，寧夏的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均值最低，山東擁有豐富的生態文化資源以及雄厚的經濟基礎是形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2）研究期內黃河流域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呈持續上升態勢，耦合協調類型實現了由勉強協調向初級協調的轉變，黃河流域各地區全面落實鄉村振興的戰略部署，在鄉村生態環境改善以及鄉村生態旅游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是形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空間格局上，耦合協調度上游低下游高.3）整體來看，生態旅游資源和生態旅游環境是制約黃河流域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提升的主要因素.分地區來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旅游院校學生數是制約黃河上游和中游地區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協調發展的最主要的因素，對生活垃圾進行處理的行政村占比、美麗鄉村覆蓋率、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面積、地表水資源量是黃河下游地區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協調發展的主要障礙因子.

4.2 建議

第一，要重視黃河流域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協調發展過程中的區域差距問題，避免出現兩極分化現象.黃河流域是一個整體，各地區要以合作共贏為目標，突破行政區劃界限，積極推進協商合作機制，可通過建立信息共享平臺、定期召開會議、設立專家論壇等方式加強各省區間的合作交流，從而縮小地區間協調發展差距，實現地區間的均衡發展.第二，各地區要立足于自身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協調發展的現狀和特點，因地制宜，統籌推進黃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區的協調發展.就黃河上游地區而言，政府可以通過組織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就業，吸納低收入人口到公益崗位就業，加強農民職業技能培訓，完善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等方式提高農民人均收入，推動黃河上游地區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協調發展.黃河中游地區應為旅游人才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資和福利待遇以及通過與高校、研究機構、專業協會等開展聯合培訓、科研合作和實習等項目，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前來就業，從而提高生態旅游產品質量，促進黃河中游地區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協調發展.黃河下游地區應通過加強美麗鄉村建設，建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多元化保障體系，多渠道對地表水資源進行開發和保護以及建立完善的垃圾分類制度和推動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建設等措施，提高農村治理能力、豐富生態旅游資源，改善農村生態環境，推動黃河下游地區生態旅游與鄉村振興協調發展.

附錄見電子版（DOI：10.16366/j.cnki.1000-2367.2023.08.0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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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eco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ui Maosen， Liu Rongq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Qingdao 266109，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logic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11 to 2021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leveling metho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and obstacle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level of eco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ontinues to rise， but there is spatial heterogeneity， showing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lower upstream and higher downstream". 2） From 2011 to 2021，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cologic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ontinued to rise，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 achiev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barely coordinated to primary coordinated. In terms of spatial patter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logic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ws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lower upstream and higher downstream". 3） The ecologic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constra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logic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obstacle factor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the constraining effects of each obstacle factor on different regions also have certain differences.

Keywords： Yellow River Basin; ecotour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責任編校 楊浦 劉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