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意志之殤

宋可欣

美國科幻小說家菲利普·迪克的作品《少數派報告》描繪了在科技高度發展的未來，當局利用科學技術與賽博人類“先知”構建起一套能夠預知未來犯罪的系統。本文從文學倫理學理論視角切入，剖析了小說中科技實踐所引發的多重倫理問題，包括“未來罪犯”一詞所隱含的倫理困境，科技至上主義社會下的道德危機，與賽博格的倫理身份訴求。

近年來，預測技術已經成為社會生活中的強勢存在。作為科技發展的產物，各類預測系統在大數據以及算法等科技的支持下，影響著社會決策的方方面面。在預測科技引發的討論中，美國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代表作《少數派報告》揭示了預測科技無節制滲透人類社會產生的憂患。在小說中，預測技術已經占據了刑偵犯罪領域的絕對話語權，現行的犯罪預測系統利用科學技術與3個賽博人類“先知”（Pre-Cogs）搜尋潛在罪犯，在他們犯罪之前將其逮捕。在《少數派報告》的社會中，預測結果被當作無可爭議的事實，人們因為還未犯下的罪行而獲刑。通過構建這樣的反烏托邦世界，《少數派報告》蘊含了對人與機器關系、科技時代之下的人性、賽博人類身份認同等新紀元倫理問題的反思。

在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指導下，本文的論證將通過三個部分展開：首先，文章將從倫理層面厘清犯罪預測系統的潛在風險，并剖析這些風險形成的原因與在文中的體現；第二部分則將分析歸納科技至上主義社會之下產生的道德危機，并說明科技暴政是如何一步步使人類失去自身意志，讓渡自主權的；第三部分將聚焦于先知的倫理身份之爭，展開對于他們的身份認同的探討以及對于賽博格人類倫理的關懷和思考。

犯罪預測系統的倫理困境

針對小說中所描繪的犯罪預測系統，最大的爭議點莫過于抓捕并懲罰還未犯下罪行的“罪人”。腦海中出現“犯罪想法”，這是人性暗面的展現。在文學倫理學中，沖動被稱為“一種感情脫離理性控制的心理現象，主要依靠本能推動，帶有強烈的情緒色彩”。這些犯罪的沖動在人類本欲占據上風時在腦海中浮現，并可能成為最終釀成惡果的直接引火索。但在犯罪行為尚未落地之時，人們尚有進行倫理選擇、善惡辨別的能力，避免自己犯下大錯。倫理選擇指的是人擇善棄惡而做一個有道德的人的途徑，而理性意志也可以在倫理選擇的過程中與人類的自然意志與自由意志進行博弈，牽制住已經偏倚的思維軌道。犯罪預測系統收集可能導致一個人犯罪的各項指征，并將其作為定論來推演出人們被沖動支配實施犯罪的未來，這忽視了人類理性意志的存在與進行倫理選擇的能力，是對人類自主性的否定。

在《少數派報告》中，主人公安德頓從被判定為“未來罪犯”到最后做出意想不到決定的過程就體現出了由人本欲驅動的非理性意志與倫理選擇驅動的理性意志之間的角力。作為犯罪預測系統的主管，安德頓在一次意外中得知他被預測將在一周后謀殺一名男子，而得知這一消息的安德頓本能將機器翻遍，清除掉對他不利的數據。在這一階段中，非理性意志主導了他的思維走向，使其試圖以一種違背道德的方式換取自己的清白。然而，安德頓自身的道德感與倫理意識也被這一越軌思想所激發：在經過思考后，安德頓踏上了逃亡之路，決心在一周后用事實證明自己并不會犯下罪行。在犯罪預測的世界中，逃罪反而成為了違背法律但合乎倫理的行為，因為認罪被捕將使安德頓永遠失去自證清白的機會，而只有逃罪才能賦予其做出倫理選擇的權力，讓他證明自己在一周后并不會成為兇手。主人公拼命在預言和被捕的時間空當逃竄，就是希望新情況會在這之間產生。在這一重倫理困境中，安德頓遵循了理性意志與倫理選擇的指引，修正了自己原先的沖動思想行為。

隨著故事的持續發展，安德頓遇到了另一重倫理困境。在調查過程中，安德頓發現預言中自己要謀殺的對象其實是試圖挑起政變的反動派將軍。在保全自身清白與使國家免受內戰的折磨兩者之中，安德頓選擇了后者。隨著扳機扣下，安德頓將被判處無期徒刑，但同時也換取了國家與親友的安全，這便是他根據自己的道德立場與倫理價值觀，在此種難以兩全的倫理悖論下做出的最終選擇。即便他最后的行為結果與最初的預言相符，其行為動機與考量既不符合多數派報告也不與少數派報告吻合，仍能歸為在自身道德立場與判斷下做出的倫理選擇。

由此可以看出，安德頓做出的行為都是在人類所特有的倫理選擇影響下產生的。然而，犯罪預測系統作為科學選擇的產物，并不能監測到人類思想斗爭中持續存在的倫理因素，永遠無法做出完全準確的預測。

科技至上主義社會的道德危機

在《少數派報告》中，犯罪預測系統的發展延續是建立在對公民生活無孔不入的監控與分析之上的。人們處于科技的全景監獄之下，每個人的隱私信息早已變成了數據，是一種可以被警局、交通運輸部、商業廣場等利用的資源。小說中的諸多情節都顯示出在這個未來世界中，觀察行為與被觀察體驗的普遍性：安德頓的逃罪行動難上加難是因為所有的運輸系統都處于監視之下，腦電波與指紋信息都被納入系統，用于維持社會對公民的監察。小說中為維系這一系統自愿犧牲個人信息數據的“零犯罪”社會是科技奴化的隱射，暗藏著多種倫理與道德層面的危機。

首先，科技暴政的一大潛在風險就是向現實中的人施加的非人化影響。在科技至上主義社會中，一個人需要通過自己的數字分身來被認證和評估，這本身就是一種顛覆。而正因為人被看作可被預估與調控的數據而非是有自主性的，公眾對他人的倫理責任也隨之淡化，能更心安理得推卸自己對“少數群體”的倫理責任——他們學會了忽視 “未來罪犯”作為被剝奪解釋權與選擇權的人類的一面，而僅僅將他們看作是社會這個大系統中需要除去的變量與不穩定數據。

其次，關于科技至上主義的另一個常見迷思就是它的所謂客觀性。在此引導下，人們越來越傾向于將科技與道德考量解綁，因為它不偏向任何一方，不會出現倫理問題與非道德行為。人類將更多自身社會行為的解釋權與裁定權主動讓渡給這樣一個“公平機制”，對其給出的結果也不假思索地接受，因為他們已經默認這些結果中不會有違背道德原則的偏見與私心。在小說中，人們對于犯罪預測系統的判決有著超乎尋常的信任感，安德頓的妻子幾乎是立即就接受了系統對于自己丈夫的指控：“這張卡片說的肯定是真的。埃德并沒有要陷害你，也不會有人在陷害你”。然而，科技從來不是憑空出現的——它以數字與代碼的形式呈現，因此很容易忽視在背后影響它運作的人。在小說中，犯罪預測系統一天會產出數個名字，而負責最后篩查的仍是人類操作員：“看看有哪些名字是我們感興趣的……使用你自己的判斷力”。而無論是系統中被隱藏的少數派報告，還是犯罪預測系統笨拙、呆滯的“先知”，都諷刺了將科技與客觀畫上等號的做法。而在現實中，以男性為主的編碼員在編寫代碼時可能會忽略女性樣本，面部識別技術在識別黑皮膚的面孔方面仍存在缺陷。由此可見，科技從根本上來說便無法完全擺脫人類的介入。然而在科技的外衣下，偏見與歧視得以被弱化為計算機程序中的選擇序列，無視其應該承擔的倫理責任。

“先知”的倫理身份之辨

小說中，3個有預知未來犯罪能力的賽博人“先知”是犯罪預測系統的核心。本文認為迪克將“先知”設定為半人半機器的賽博格（Cyborg）使其身份復雜化，反映了迪克對于科技干預身體的憂患思考。

美國著名學者唐娜·哈拉維對于賽博格的定義為機器與人類的混合體，“是想象力與物質現實的濃縮形象”。小說中，“先知”們的第一次出場就顯現了明晰的人機交互的特征：“在一片陰沉的暗影中，癡呆呆地坐著那三個先知……每一句不連貫的話，每一個隨機的音節，都經過分析比較，轉換成可視符號，轉錄到傳統的打孔卡片上，最后送進帶有不同編碼的文件槽里?！?/p>

因為具有能預知未來犯罪的潛意識，各種傳感器與數據分析裝置侵入了“先知”的人類軀體，探知著其中含有的關于未來犯罪的訊息，而正是這樣的賽博格形象，造就了他們的倫理身份的混亂。

因為非人非機器人的含混身份狀態，先知首先被剝奪了作為人的倫理身份。其一，科技強制對“先知”進行腦內侵入，損害了其作為正常人類思考的能力。大腦是“先知”產出未來犯罪預言潛意識的重要器官，也是科技裝置侵入的對象。這些腦接口的存在也讓“先知”的賽博格形象變得更為特殊，因為不同于對人體其他部位的增強，當一個人的意識被人類與機器的融合而改變時，代表著一個人根本的性質也因為人類與機器精神功能上的聯系而改變。而在文學倫理學意義上，“腦文本”是人體特有的“一種特殊的生物形態， 是人的大腦以記憶形式保存的對事物的感知和認識”?？萍纪ㄟ^腦接口對于“先知”的腦文本進行攝取，嚴重干擾了他們作為人進行獨立思考的能力，使他們變成了沒有精神需求的植物人，認知持續處于混沌狀態，從根本上剝奪成為道德倫理主體的可能性。其二，“先知”同樣也失去了被社會當作道德倫理主體看待的可能性。犯罪預測中心利用賽博格人類的含混身份來為其囚禁、控制與非人虐待行徑正名，而社會也正是因這一含混的倫理身份對“先知”的待遇缺乏同理心，因為他們潛意識里拒絕使用人類的倫理道德標準去評判“先知”的境遇。

另一方面，“先知”又被賦予了一個具有神圣性質、權威超越常人的倫理身份。在犯罪預測系統中，為了確?！跋戎睂θ祟惙缸镄袨閾碛袃炏冉忉寵嗖⒕S護預測結果，他們傳達給大眾的形象必須是超越人類能力與視野、可以與神話宗教中的神明相比擬的形象?！渡贁蹬蓤蟾妗分械摹跋戎弊鳛榧夹g先知觀察著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人類，以自己下達的“神諭”改變著無數個體命運，建構了未來世界人機結合下產生的一種新的先知身份——那就是模糊了技術與神性之間的界限，將機器人與人工智能與神圣特質聯系起來的賽博格“先知”。

“先知”的雙重身份之間看似沖突，但卻揭示了賽博格倫理身份所蘊含的雙重脆弱性。一旦“先知”被政府制約，那他們就成為完美實施社會控制的政治工具——權力機構既可以利用他們超越人類能力的部分降低大眾對于犯罪預測系統的質疑，又可以在他們非人類身份的灰色領域進行非人道的控制，在維持對賽博格工具掌控的同時逃避道德非難。

《少數派報告》的現實離我們并不遙遠。近年來，預知治安已在多地試點實踐，加州圣塔克拉拉大學開發的PredPol就在美國和英國都有應用，使用該系統的警察部門會得到一份城市電子地圖，上面標明一天中預測會發生犯罪的區域；而由馬斯克推動的Neuralink試圖通過侵入式腦接口平臺實現人腦與計算機的直接信息交換，該項目正在積極尋求FDA的人體臨床試驗批準。然而，我們真的能夠避免預測對于我們自身的反噬嗎？機器體的侵入代價是否是人類主體性的消亡？在《少數派報告》中，無論是犯罪預測系統的多重倫理困境，還是“先知”因倫理道德身份混亂而遭受的非道德對待，都讓我們思考預測技術、人機結合乃至于科技本身對于人類意志以及倫理道德規范的顛覆。在當下與未來，社會亟需提高對于技術泛濫的警惕，加強人們對于新興科技的批判性認識，以及重申將倫理考量納入科技議題的重要性。

作者簡介：

宋可欣，女，1999年9月出生，籍貫湖南常德，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研究生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