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時代隱喻的欲望書寫與人性敘事

蘇彥

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無疑是“一部關于人性弱點的百科全書”，也是19世紀中葉法國社會的縮影，其中的敘事藝術也初步展露出現代人性敘事的端倪：將非道德的“人性”作為書寫對象，揭示“欲望”與“想象”的關系。那么，福樓拜的敘事是如何揭示人的“本性”、潛意識以及表現人性背后欲望的豐富性、復雜性的過程？其筆下的人物的欲望書寫又展現了作者怎樣的關于時代、社會和文明的認知？我們早已告別了愛瑪和包法利先生的時代，到了現在這個世紀，我們該如何對待該部作品？而上述命題與當代小說創作之間，有著怎樣的內在糾葛和精神關聯？

第二帝國時期的法國社會轉型加速、經濟分化日趨嚴重，下層社會與上層社會矛盾割裂加劇，個體欲望與想象也隨之膨脹。福樓拜對愛瑪等人的欲望書寫、人性探究牽連著自身對所處時代和文明的體認，《包法利夫人》中的道特鎮和永鎮即為法國外省的肉身形象的縮微式呈現。本文立足于福樓拜《包法利夫人》中關于“人性”的書寫，試從多角度分析其筆下愛瑪和其他小人物的欲望與想象，并探究人性敘事背后的意義價值及其對當代小說創作的深遠影響。

人性敘事下的欲望與想象的交織

盧梭認為，人生而自由，卻無不在枷鎖之中?？缮鼰o不充滿著對自由的渴望，同時，又與外部世界構成必然的沖突和對峙。作家在面對這種生命、人性的“枷鎖”時，不斷地在寫作中探索人性、欲望的“突破口”，在敘事中表達有關“欲望”的隱喻，挖掘有關生命的真實狀態，體現出作家試圖接近人性本質的種種可能。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即是通過“想象”激活“欲望”等元素以抵達人性底部的完美詮釋——人性的嬗變以及欲望的生成、維系與中止貫穿于書中的每一個角色，而解讀福樓拜《包法利夫人》人性敘事下的“欲望”的核心與困難就在于想象問題。

1892年，戈爾蒂耶試圖從病理學角度理解愛瑪身上“將自己想象為非其所是的他者之能力”；法國學者勒內·基拉爾則以“三角欲望”這一構型闡述愛瑪懷有欲望的方式，不僅包含欲望主體和欲望客體，還包含欲望介體，即愛瑪對客體的欲望不是自發和線性的，而是在介體“想象”的作用下生成的；瑪麗埃爾·馬瑟追隨羅蘭·巴特學說，將愛瑪的閱讀行為理解為營造“重新主體化的空間”，即在想象中去改變自我的能力。筆者試從馬瑟的觀點出發，探究愛瑪的想象與欲望是如何相互交織，并深度參與到我們的主體建構之中的模式。

在《包法利夫人》的第一部中，愛瑪如愿實現曾經自己想象中的幸?！蔀椤鞍ɡ蛉恕?，然而婚后應當從愛情中獲得的幸福卻并未降臨，“快樂、迷戀和陶醉這些字眼，從前在書本里讀到，是那樣美，但這些在人生中究竟意味著什么，她十分想要弄明白?！爆F實中婚姻的無趣與幻象中愛情的幸福之間的巨大差異無法滿足愛瑪的欲望，于是她轉向追求婚姻之外的刺激。在第二部中，欲望激發想象，想象維系欲望，互相助燃而愈為熾烈：當愛瑪與萊昂的精神出軌后，她再也無法停留于想象層面，在想象的推動下，將欲望付諸行動，與羅道爾夫的肉體出軌終使愛瑪“窺見了誘人而又變幻莫測的感情世界”。愛瑪的欲望與想象愈演愈烈，結果卻喪失了所有：在對奢華的追求中慢慢喪失了金錢，在對自由的追求中喪失了別人對她的尊重，在對性的追求中慢慢喪失了母愛，結果她沒有得到奢華，沒有得到自由，甚至連她最狂熱的愛情，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隨著故事的深入，愛瑪在福樓拜的想象中綻開了人性之花——浪漫、虛榮、自私、叛逆、不甘平庸。

不僅僅是愛瑪的欲望、人性在福樓拜筆下的想象得以呈現，福樓拜乃至讀者“我們”的個體欲望與想象也走進了《包法利夫人》。追求尚不擁有之物的欲望：“我們由虛空肇始”，找尋向往之物，我們學習等待，甚至等待“想望本身”，直至其變得明晰。無論何等現實之人，都不能全然背棄想象；無論何等超然之士，均難以寂滅欲望。青年時代的福樓拜，也曾沉迷于欲望和想象的復合體——白日夢、浪漫主義和異域情調，故福樓拜試圖通過以愛瑪的身份（“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進入《包法利夫人》，書寫愛瑪的故事來對抗過去沉湎于浪漫主義的自己，而我們又通過福樓拜的故事來療愈自我。

欲望書寫和人性敘事背后的時代隱喻

《包法利夫人》這本書中沒有一個光明完美的人物形象，除了關于主人公愛瑪的欲望剖析與人性書寫外，福樓拜不留余地地對筆下各式各樣聲色犬馬的資產階級形象進行了全面批判，通過豐富二線人物的形象來正面書寫人性中的貪婪、虛偽、欺騙，并再次側面揭露愛瑪人性中的欲望。早在“農業展評會”上，唯利是圖的布料商人勒候和推崇科學（偽科學）的藥劑師奧梅就已洞悉愛瑪追求物欲的人性弱點，他們利用該弱點將個人求財求名的欲望施加在愛瑪身上：勒候纏著愛瑪和羅道爾夫，奧梅也迫不及待要和愛瑪打招呼；當奧梅和勒候在未來無形中展開合作時，整個社會就宛若一個巨大的陰謀，是愛瑪無法規避的陷阱：藥劑師極力慫恿夏爾為伊波利特做足部正畸手術，在手術的失敗之后提議向勒候購置假肢以補償伊波利特，與此同時，愛瑪更由于丈夫的無能，徹底決心轉向情人，于是向勒候購置更多奢侈的衣服、窗簾以及更多的禮物送給羅道爾夫。一次又一次無形的政商合作終將愛瑪推向了死亡，在愛瑪的葬禮上，從未正面相見、交流的藥劑師和商人終于碰面：

“這位好太太真可憐！她丈夫有多傷心??！”

藥劑師接口說：“您知道，要不是我，他沒準早就尋短見了！”

“多好的人兒??！真是的，上星期六我還在鋪子里見著她呢！”

“可惜我沒空，”奧梅說，“要不我就會準備一下，在她的墓前讀悼詞?！?/p>

所謂周六的會面，正是勒候冷若冰霜地拒絕愛瑪寬限還債的訴求的一幕，而藥劑師的安慰也只讓夏爾聽著心生煩悶。這兩個社會典型的聚合深刻勾勒出法國社會的虛偽和冷酷，而包法利夫人的悲慘結局則暗含著作者對當時文明的深刻體悟。

第二帝國時期的巴黎激起各階層民眾的欲望與想象——物質生活條件的相對提升，時尚的生活方式，漂亮的服飾等等，他們渴望融入工業文明，享受工業文明成果，以結束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封閉生活。與此同時，法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由社會門第出身為衡量社會地位唯一標準的傳統封閉社會，逐漸轉向以資產和個人能力為社會地位升遷依據的開放性的現代社會。這種現代社會結構的突出特征是開放性、流動性的加強，其具體影響之一就是造成了社會成員的垂直流動，這為民眾將關于欲望的想象轉化為現實提供了可能，即每個社會成員都有可能通過后天奮斗而接近或進入更高的社會階層。

福樓拜將目光投向法國社會結構的變遷與人類靈魂的霉斑上，其筆下的奧梅和勒候正是拿破侖三世執政的第二帝國社會下的典型人物，是法國各階級為在財富、權力、地位的重新分配中獲得優勢地位的社會狀態的縮影——奧梅注重政治利益，渴望得到當局的認可；而勒候尋求的是經濟利益、財富的聚斂。在職業與追求的取向上，奧梅和勒候都是在社會規范下的“正道”——“成名致富之道”之上竭力鉆營，然而這條道路卻是建立在愛瑪的掙扎與死亡之上的，包法利夫人死了，奧梅獲得了十字勛章，勒候賺得盆滿缽滿。福樓拜作品中的人性書寫不再是古典時代的惡魔，而是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的現代人的冷漠無情或現代生活的冷酷荒涼。

人性敘事的延展與發展

我們早已告別了愛瑪和包法利先生的時代，但福樓拜在《包法利夫人》中的欲望剖析和人性書寫依舊影響著當代小說創作。20世紀80年代，大量西方文化、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美學思想涌入，為中國當代作家的寫作建立起新的參照系，其中福樓拜現實主義筆法與人性敘事策略的融合，殘酷與溫情的平衡，這種藝術手法深刻影響到蘇童、余華等人的當代小說的創作，他們不再只是從人的心理內驅力或性格的角度挖掘生命自身的張力，而是深入“欲望”的層次，在細碎的世俗生活背景下“合邏輯”地展現出一個人走向“極端”和“狂躁”，從而挖掘、展現時代背景下人性的“共振”。

蘇童執著地把探索人物的“極致狀態”作為呈現人間世相和人性駁雜狀態的入口，凸顯世俗空間里人性存在著的聲光色相。蘇童的《妻妾成群》與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有諸多類似之處：內容上，它講述了家道中落的女大學生頌蓮，無奈“做小”，嫁入大家族陳府，最終因對欲望渴求未果，在明爭暗斗中走向毀滅的悲慘命運；敘述藝術上，蘇童選擇以“欲望”作為展現人性幽暗之處的出發點，所設置的每一個人物命運的轉折點，都與欲望、情欲的追逐相關，一步步將人物拉向崩潰的結局。作品中的每一個卑微而又可憐的小人物，其命運如風中之燭、水中之萍，時時都可能在“陳府”中被“欲望”吞噬、毀損。除了刻畫人性的掙扎外，蘇童和福樓拜一樣，深度挖掘女性欲望的被遏制和困厄中的反抗。18世紀法國社會道德要求女性的身體要在束身衣的裹束之下，維持自己的貞潔形象，女性被禁閉在傳統的社會氛圍中“按部就班”地扮演著“女兒”“妻子”乃至“母親”的角色，愛瑪與萊昂的偷情成為她對父權制最直接的報復，她以肉體的歡愉嘲弄父權制對女性的壓抑，以與萊昂關系中的主導身份蔑視男性的權威；蘇童在《妻妾成群》中也未直接控訴專制家長陳佐千的奢侈和糜爛，而是舒緩地、詳細地鋪述兩性之間的糾結，通過對頌蓮悲劇命運的描繪，表現四個女人如何將自己的生存，共同拴在一個男人的身上而互相絞殺，從而表達由罪惡、死亡、欲望等構成的人性的存在之“癢”，折射出社會歷史、人性歷史的本相以及女性的掙扎與反抗。

在福樓拜的潛移默化下，余華也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性敘事的“高手”，他在比較“現代”的敘述中，注入相對“適度”的“現實主義”書寫策略，以欲望的展現為“切入點”來挖掘人的無意識、非理性、反邏輯，甚至道德的沖動，延展出文本對人性的深度剖析。長篇小說《兄弟》講述小鎮上一個重組家庭的兩兄弟李光頭和宋鋼，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和80年代初期所經歷的種種重大變故。余華以荒誕的手法再現荒謬年代，展現每個個體“本能”的力量又使欲望越發無法控制，人們的道德底線和社會價值體系愈發會遭到摧毀的情形，深刻討論人性、欲望與社會、時代的關系，表達了對20世紀80年代人們精神生活匱乏的擔憂和人性關切?？梢哉f，余華將匱乏年代社會的物質需求和欲望的壓抑，與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后的亂象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

我們從“欲望”“想象”與“人性敘事”的視域，以《包法利夫人》為立足點，分析了福樓拜的人性敘事以及人性背后欲望的豐富性、復雜性，強調“人”作為文學敘述之核心的重要性；同時，通過對作品中小人物的人性分析，折射出19世紀中葉法國的社會縮影、時代特征；從而進一步考量其寫作深度、美學價值以及對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深遠影響，強調以人為表現中心，挖掘人性的隱秘、禁忌和困境，旨在重新喚醒文學深度，呈現人性的自覺。

在人性、人本身的表現方面，除本文所論及的作家和作品外，還有很多小說家都在“文學是人學”以及人性挖掘的道路上，有著自己不凡的藝術探索。他們共同擔當并建構著能夠表現歷史和當代世界現實的文化、文學語境。人性的母題目及其“人性敘事”，已成為文學進入生活和存在世界的重要途徑，它使文學成為表現歷史、時代和現實的核心和關鍵。因此，文學的張力也產生更加豐富的指涉。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