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飲食詩的“融典以寄托”

摘要：作為宋詩風調的奠基者，黃庭堅可謂名副其實。他的詩歌呈現了豐富的文人生活氣息，與日常生活相關的贈答詩、次韻詩、詠物詩尤其“真實”，既反映了時人的生活，又充滿幽默戲謔之氣。在這三類題材中，對飲食之物的描寫可謂精彩絕倫，有以此為材的交際詩，有以此競技詩才的次韻詩，也有專為描摹飲食的詠物詩。這些詩并不單純照實寫物，而是大量運用典故來表達詩人的內在情感，實現了“融典”寫物“以寄托”，反映了他“以學養情”的詩學思想。

關鍵詞：黃庭堅;飲食詩;融典寄托;以學養情

中圖分類號：I20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4580（2024）01-0022-（05）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1.005

黃庭堅，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世稱豫章先生，“蘇門四學士”之一，江西詩派的開山鼻祖，對宋代詩歌的創作及審美走向影響深遠。他存世的詩歌中，專寫飲食、或以此為素材、或偶提飲食的詩歌很多，飲食是他激發詩興的靈感來源，是勾連友誼的橋梁，是擬托情感的對象。黃庭堅的飲食詩，與其它題材詩歌一樣，具有俯拾生活藝術、體味藝術氣息的作用，是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著文人的“詩藝”與“雅趣”。因此，對黃庭堅飲食詩進行研究，有利于識清黃庭堅本人的藝術趣味，對把握其所處時代的飲食文化以及士大夫的審美心理也有重要意義。

一、詩學傳承與時代個性

早在《詩經》時代，飲食就成為觸發比興的載體。在記錄當時宴飲活動的詩歌中，飲食之物大量出現，然而這些作品多是對集體生活的記錄，并非個人自覺地以飲食為寄托來抒情達意。漢魏時期的戰亂動蕩使得“酒”備受關注，士人們以此來助興娛樂、排遣憂思，成就了不少的“文化酒人”［1］。酒更催生了一代文學，“以酒為名”的劉伶作《酒德頌》以表白心跡；陶潛《飲酒》組詩則以酒為興，寫就真實的心境。不同于中唐至宋代士人將酒視為藝術生活來品鑒的心態，這時的“酒”雖有“寄托”之效，但更多地是作為助興或解愁的外在材料。這時期的其它飲食題材詩歌也具有同樣的特質，即詩人將飲食作為引發情感的事物，未能從飲食之物中發掘出更多的心性。

唐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高峰，其中也關涉飲食之物，除充當記錄談及的對象外，詩人也將其視為心境投射之物來觀照。初唐詩歌的飲食描寫，基本承襲了漢魏六朝余緒，鮮有將其作為單純的主題進行描寫。杜甫是大力描寫日常飲食的第一人，飲食種類、數量遠超前人，關注點和描寫手法也明顯更新［2］?！痘比~冷淘》記載了槐葉冷淘的制法，并描寫了食后所感［3］，是正面描寫飲食、寄寓心性的佳作。杜詩中有不少直接描寫飲食的詩歌，如《閿鄉姜七少府設膾戲贈長歌》《驅豎子摘蒼耳》《佐還山后寄三首》《園人送瓜》等，表明了杜甫對日常飲食極為關注，并善于從飲食本身及其制作過程中發掘生活趣味。

從文學發展史來看，中唐以后詩歌存在新變，表現之一便是大量的世俗生活內容及新奇趣味的現象進入詩歌，其中貫穿著切近描摹的再現主義的詩學原則，這最早便可追溯至杜甫［4］。中唐作為唐宋變革的關鍵節點，中唐的詩學余風對北宋詩歌有著重要影響。

至宋代，隨著經濟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們的飲食種類也頗為豐富，這為宋代飲食詩的創作提供了現實素材。另外，宋人較之前人，更注重世俗生活的享受，而這世俗中又帶有“詩意”。如吳功正所言：“宋人在享樂中卻表現出高雅的文化意識?！保?］他們善于發現生活的情趣，將“日常審美化”引入飲食領域，在詩歌作品中運用飲食元素表現自然之美，進而豐富情感體驗和藝術生活。

周裕鍇認為宋詩相比唐詩是“內省型”的詩歌［6］。他還認為宋人所體認的詩歌的功能之一為“自持與自適”的心理平衡作用［7］。宋人詩學注重“寫意”，強調內心自給自足，“不囿于物”，所以在涉及現實或歷史的題材時，也常常有意避開對事物外形的刻畫。周裕鍇還提及了文人圈子中普及很廣的題畫詩，唐人如杜甫往往先勾勒畫中景物的大致輪廓，然后由畫中景物聯想到現實世界或情感世界，而蘇軾和黃庭堅等人卻對畫中的形象極少注意，常常借題畫詩闡發自己的藝術觀念和對其他事物的看法。飲食詩大致也遵從這一路徑。前已提及的杜詩《槐葉冷淘》是唐人飲食詩的大致寫法，而黃庭堅的飲食詩，除繼承杜甫的寫法之外，還具備時代特色和個人特色。

山谷飲食詩中歷來為人所稱道的《贛上食蓮有感》則是在平常的事物中發掘出全新的意義［8］。與杜甫的飲食詩寫法的一致之處在于將事物外形與人情相結合，不同之處在于打破了慣常的先述形象再抒情的模式，而是以人情發揮、輔以物象，“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看到蓮子想起了母親，接著從一房中的眾多蓮子想到了兄弟們，從蓮房、蓮子到蓮心，以形寫形、以情憶情；接著以“蓮心政自苦”到“素餐則懷慚”，從自身感受談起，以典故表明了他秉持正心的志節，任淵注中標明：“《國語》曰‘厚味實臘毒，《伐檀》詩曰‘不素餐兮?！秉S庭堅當時任吉周太和縣知縣，并非高官，沒有厚祿，也非白食；之后從另一角度生發感想，“蓮生于泥中，不與泥同調。食蓮誰不甘，知味良獨少?！蓖ㄟ^稱贊蓮的高潔以及慨嘆蓮為人所不知來表白心跡；最終以“安得同袍子，歸制芰荷裳”作結，以屈原之語表達對官場中尸位素餐者的厭惡。這種寫法顯然與杜甫的飲食詩有所區別，與唐詩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含蓄之境更是大相徑庭了。

黃的飲食詩既作為宋詩日常生活素材之反映，自然不免帶有時代特色，除審美傾向和具體寫法之外，還表現在贈答唱和的詩藝競技方面，其中既有對傳統文人如元白等人酬謝唱和類活動形式的承襲，也有宋人自己的形式特征，如在黃庭堅與蘇軾的唱和活動中就涉及了多首飲食詩。據莫礪鋒考證，蘇黃唱和活動在元豐年間就已開始，元祐年間更為頻繁［9］，黃庭堅的《次韻子瞻春菜》與蘇軾的原詩《春菜》便是唱和飲食詩的代表。

蘇軾的《春菜》寫法基本上與杜甫、白居易等人的飲食詩類似，寫述形象，后寫烹飪過程，再將個人經歷投射到結尾的慨嘆中，表達了作者對貶官困境的無奈。黃庭堅的和詩獨具個性，一方面韻無所轉，全部貼合蘇詩之韻，另一方面在寫法上盡顯個性：全詩四章，第一章“北方春蔬嚼冰雪”到“苦菜黃雞羹糝滑”，拋卻了形狀描摹，從生長環境著手，寫明春菜的獨特；第二、三章“蓴絲色紫菰首白”到“軟炊香秔煨短茁”則寫烹飪菜肴，兼帶物色形狀之描；最后一章“萬錢自是宰相事”到“明日青衫誠可脫”則表明觀點，勸告蘇軾順時而處、端平心態，頗帶風趣之味。

高度的個性化是山谷詩藝的重要追求，這一理念滲透到他的每一首詩中，也恰是他部分飲食詩名曰“唱和”卻盡顯“創造”的原因。黃庭堅之飲食詩與其它題材的詩作一道構建了獨特的“山谷體”風味，這風味中既有對傳統詩藝的沉思，又有時代土壤的涵養，更飽含著詩人個人的創造力，不愧為影響深遠的江西詩派之宗。

二、“融典以寄托”的飲食別味

錢志熙在論述黃庭堅的“學古與創新”時，提及了黃詩在法度和辭藻方面對古典的采用，但他更強調黃的創造性［10］，這也符合黃庭堅詩歌的特征。黃庭堅的飲食詩多創作于酬唱贈答時，但也不乏專寫之作，然都有學古之跡，除廣收老杜詩法外，他的幾首專寫飲食的頌贊詩還兼取古詩筆法。黃詩在辭藻的學古方面，尤其體現在用典化典上，即取“陳言入翰墨”。他在《答洪駒父書》中說：“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保?1］這里說的便是對前人文辭的學習，但同時還蘊含著對創造力的強調，“陶冶”即重新熔鑄、為我所用之意，這才有了自成一家的黃詩。

賀艷艷：黃庭堅飲食詩的“融典以寄托”

山谷飲食詩看似描摹日常俗物，但也體現著作者的思想情感，能夠“融典以寄托”?！暗涔省迸c“興寄”看似毫無關系，但用典的過程也正是詩人表白心跡的過程。錢志熙認為：“用典藝術，從廣義上說，也應該是歸入興寄范疇的一種藝術表現方法?！庇玫湓娊韫庞鹘?，當屬寄托，而黃詩的用典正具有這一特性［12］。這種詩法也大量運用在飲食詩中，除《贛上食蓮有感》和《次韻子瞻春菜》外，還有許多化“典”成“金”的飲食之作。

黃庭堅的飲食詩多以典故來有意營造詩“趣”，這也是他生活態度的體現，如《從斌老乞苦筍》《代二螯解嘲》，便是其中典范。這兩首詩均為七絕，篇幅較短，然韻味無窮。

《從斌老乞苦筍》包含著兩個典故［13］。起首兩句“南園苦筍喂勝肉，籜龍稱冤莫采綠”，以盧仝《寄男詩》中的“籜龍正稱冤，莫殺入汝口。丁寧囑讬汝，汝活籜龍不”為典；尾兩句“煩君便致蒼玉束，明日風雨皆成竹”，以《禮記·玉藻》中的“大夫佩水蒼玉”以及樂天《食筍詩》中的“且食勿踟躕，南風吹作竹”為典，這里化用典故饒有趣味，表明了詩人對筍的喜愛。據任淵注黃詩目錄知，此詩作于戎州時期?！洞獬啊飞婕叭齻€典故：“仙儒昔日卷龜殼，蛤蜊自可洗愁顏”［14］，以《淮南子》“中州之人，不宜遠至此”解嘲，又《漢書》司馬相如言“列仙之儒，居山澤之間，形容甚臞”，內含處境的艱難；“不比二螯風味好，那堪把酒對西山”，借用退之詩“我來無一事，把酒對南山”（南山指“西山”，即武昌），表達自己的灑脫之感。此詩作于黃庭堅離戎州至荊渚之時，詩人因受蘇軾“烏臺詩案”牽連，幾遭貶謫，“蛤蜊”“洗愁顏”是假，“把酒對南山”更顯落寞，只好“代二螯解嘲”，表達內心的失落。不了解詩人身世背景的情況下讀這兩首詩，體會到的是幽默和豁達，然深入了解，則見端倪。

可見黃庭堅的部分飲食詩之趣（包括酬唱時所作），乃是詩人內心郁悶無法排解、故作幽默之態而產生的。黃庭堅雖然不似蘇軾等人那般熱心政治，但作為士大夫，對忠君愛國仍然懷有情結，這也是他屢次稱贊杜甫不忘其君的原因之一。因此，黃之飲食詩的輕松趣味，多是有意為之，用雅謔的方法勸慰友人、彌合心傷，這背后隱藏著他獨特的人生觀。

除傳達趣味之外，黃之飲食詩的用典還體現了他閑靜自然的生活態度，表現的是典型的宋代文人的精神氣象，自然超脫，對于平常的生活，以超然的心態去領會，一茶、一酒、一橘，甚至于一碗湯餅，都能從中悟得生活的高義，這也是他化典而生的妙境。如作于元豐元年的《竹下把酒》［15］，“竹下傾春酒，愁陰為我開。不知臨水語，更得幾回來”，變更了柳子厚《再上湘江》中“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回”之意，反而有了閑適自然的雅致之感。再如《和七兄山蕷湯》［16］，首兩句“廚人清曉獻瓊糜，正是相如酒渴時。能解饑寒勝湯餅，略無風味笑蹲鴟”，解構了“消渴”的原意，并借束皙《餅賦》“充虛解戰，湯餅為最”，認為山蕷湯的美味勝過湯餅，并以《漢書·貨殖傳》中“下有蹲鴟，至死不饑”，表明芋耐饑，傳達的是對美食的喜愛；“打窗急雨知然鼎，亂眼晴云看上匙。已覺塵生雙井椀，濁醪從此不須持”，末尾一句引杜詩“濁醪有妙理”，從不起眼的山蕷湯中品味出生活的妙理。

黃庭堅還有幾首專寫飲食的頌贊詩，如《綠菜贊》《又答寄糖霜頌》，還有專門贊頌酒的《清醇酒頌》《醇碧頌》《玉醴頌》《荔枝綠頌》等。這些詩歌或三言、或四言、或雜言，都以典奧的文辭寫出，讀來倍感清新雅致，其中也涉及大量的典故，將物性與人格勾連到一起，通過贊頌飲食來表達自己的志向。

飲食之物為“俗物”，配合以古典之雅，成就了黃詩化俗為雅的詩風。他將雅俗、新故更多地理解為精神性超越，由此才能生發出妙趣橫生、理味充足的飲食別味。他強調詩人人格內在的正氣，具體方法就是用治心養性來達到對倫理道德的自覺，“不是斤斤計較詩的內容是否直接起到倫理（廣義的倫理，包括政治意識等多種社會因素在內）的作用，而是強調詩人的倫理本質即思想道德上的修養?！保?7］所謂“道德無多只本心”，因此，在對待雅俗問題上，能拋卻成見：“以圣學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保?8］道存在于萬物，用本心去感觸它，而不是偏狹地以“圣”“俗”相對立，要多關注自己未知的領域，所謂“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是也。飲食之物雖是目光所及、觸手可得的“俗物”，但只要詩人內心持“正”，就能夠“化俗為雅”，這也為宋代諸多文人所認可。

此外，宋代上層士人格外講究飲食中的禮儀和規范，這與他們的生活美學觀念是一致的。黃庭堅在描述飲食制作過程時，往往配以大量典故，使得飲食之物在自身基礎上有了書卷氣、藝術味。而典故所涉又不是單一的飲食之物，詩人為突顯飲食之妙，往往由一到多，使人在品讀時能夠引發豐富的聯想，如著名的《食筍十韻》便充分運用了這種手法。黃庭堅飲食詩中的典故寫出了食物之本味，又延伸出了“別味”，既抒寫了自身情趣，又實現了“寄托”，可謂滿詩玲瓏，意蘊深遠。

三、“以學養情”的詩學思想

宋詩講求的“推陳出新”是建立在“學”的基礎之上的。除了對儒家經典的學習之外，宋人還講究對傳統優秀詩風的學習，希望從中找到詩法以為己所用。黃庭堅在《與王立之（之三）》中說：“若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后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耳?！保?9］想要創作楚辭體，必須熟讀楚辭作品，以“巧女文繡”為例，表明創作其他體裁自然也需要“錦機”——工具和方法，才能繡成“錦”。而典故和用典就是工具和方法。

頻繁用典但其意義卻不流于表面、化于無形是黃庭堅詩歌的一大特色，飲食詩基本也遵從這一用典規律。黃庭堅之所以將用典作為“寄托”的一種方法，根本在于他所處的時代以及他個人都將“學”作為培養道德根基的途徑。宋代飲食詩與其它題材的詩歌一道，都是作為詩人內在修養的外射存在的，這與宋代整個文人圈層的道德意識相關。

詩言情是古今共識，黃庭堅也主張詩歌表達性情，但他的性情理論不同于一般的自我表現，而具有特定的倫理內涵。黃在《與徐師川書》中說：“甥人物之英。然須治經，自探其本，一一規摹古人，至于口無擇言，身無則行，乃可師心自行。君子之言行，不但為賢于流俗而已，比其大成，使古之特立獨行者皆立于下風也?！保?0］即是說，一個人心存道義，從內心根本著手，學習古人，身心沒有別的選擇，一心一意跟隨內心，不只為了超越流俗，更重要的在于以己心超越古人。關于“特立獨行者”實源于韓愈的《伯夷頌》，其中有言“士之特立獨行，適于義而已”［21］，這里說的就是向內尋求本心的意思。

黃庭堅之所以能成為影響有宋詩歌的一代宗師，不僅在于他廣博的學問，更在于他懂得“以學養情”，使得他的詩歌情緒始終不張揚、不逼仄，即便是中期詩藝競技之“奇”，也始終能以“理”節“情”，飲食類題材的詩自然也不例外。他的《世弼惠詩求舜泉輒欲以長安酥共泛一杯次韻戲答》，作于北京，雖為“戲答”，然其典故頗具“正”味［22］。詩云：“寒齏薄飯留佳客，蠹簡殘編作近鄰。避地梁鴻真好學，著書揚子未全貧。玉酥煉得三危露，石火燒成一片春。 沙鼎探湯供卯飲，不憂問字絕無人?！鄙婕岸旁?、梁鴻、楊雄《逐貧賦》、白居易詩，其中有安貧樂道、休養生息、恬淡生活之意，這些正是顏回式的“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樂道精神”，而黃庭堅在此詩中運用這些典故所傳達的正是如此精神。

當然，黃庭堅的學術培養之材并非只有儒學思想，老莊、佛學之典也出現在他的飲食詩中。早年所作的《雜詩》七首是包含飲食之物的詩歌，其一“此身天地一蘧廬，世事消磨綠鬢疏。畢竟幾人真得鹿，不知終日夢為魚”［23］，這里便有幾處典故：蘧廬，語出《莊子》“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綠鬢”，古人以“青”或“綠”代黑，二字，典出吳均《和蕭洗馬子顯古意詩》“綠鬢愁中改，紅顏啼里滅”；“鹿”是指“蕉鹿夢”的故事；“夢”“魚”語出《莊子·大宗師》“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于淵”。整首詩表述的意思無非是人生忙忙碌碌，沒有幾個人能夠如愿，所有的一切都是夢幻。此詩作于熙寧四年葉縣，此時黃庭堅剛開始他的從政生涯。他在赴任之初寫了《初至葉縣》，其中所含情緒與《雜詩》頗為相同，“白鶴去尋王子晉，真龍得慕沈諸梁。千年往事如飛鳥，一日傾愁對夕陽。遺老能名唐都邑，斷碑猶是晉文章。浮云不作苞桑計，只有荒山意續長”，充滿愁思。在此期間，結發妻子患病而死，公務繁忙，官場傾軋嚴重，他的心情沉悶，只能從老莊、玄學中尋求暫時的安慰。

通過分析用典情況可知，黃氏創作于不同時期的飲食詩所用之典頗為不同，涉及的思想情感也與當時的社會處境有關，但這些典故都有一個共通之用，即言情，除個別戲謔詩用意與典故原意有差外，大部飲食詩所涉情感與典故所含的情感基本一致，體現了“學以養情”的關鍵所在——溝通古今，引發共鳴。

“學以養情”還有一個更為現實、更能創新的所在，那就是宋人強調的“意與境會”，詩人情感與時景、時事相對，相互摩擦而生的詩句才最能打動人心。他在《大雅堂記》中道：“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為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其門耶！”［24］這就是說學習前人在于能自由駕馭語言，生發詩意的時候能夠脫口而出，而非絞盡腦汁地“有意為詩”。在黃庭堅眼中，“學古”為的是為己所用，進而達到“無意為詩”的境界。

宋人以才學為詩，既是一代詩學之癥，為人所詬病，也是優秀的詩人顯示學養、內化為詩意的典范。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保?5］以時代來看，嚴羽指責的或為南宋詩壇之陋，但這種狀況的出現與江西詩派的流弊脫不了關聯。黃庭堅作為江西詩派的巨擘，其詩論思想縱然起初無意趨過，然至后學末流，自有曲解、濫學的情況出現，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四、結語

宋代飲食詩的書寫既受詩歌傳統和社會物質環境的影響，又是時人藝術生活的個性展現，是宋人“內省”人生哲學的外化。黃氏一生宦海沉浮，他的詩歌由“奇”入“穩”，固然與人生之路相映，但更多地體現了他的內在心性，與同期同僚們那般受外物影響不同，他始終能“不囿于物”，修養內心。他的飲食詩正是這種心境的產物，它們給黃庭堅的生活和詩學思想增添了不少趣味與雅致。他將飲食作為消解內心、發掘詩意的來源，無論是友情還是仕途之感，都將其融化到了詩中，再借古意抒今情，使得飲食有了別樣的味道，這也正是黃詩巧用典故帶來的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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