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語境下新聞業內部控制體系的困境與重構

◎王子晨

(蘭州財經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

一、研究的目的與意義

控制研究作為傳播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其主要研究目的是考察和分析各種制度和制度因素在大眾傳播活動中的作用。對于新聞從業者而言，只有建立健全的內部控制機制，才能使職業新聞工作者將被廣泛接受的新聞價值準則作為選擇的判斷依據，并以公認的新聞倫理原則為基本的道德規范，以確保新聞制作的專業性和獨立性，同時保障新聞的真實性、客觀性，以及新聞最根本的使命——為公眾服務。

同時，隨著新媒體設備的普及和新媒體技術的成熟，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早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而在新媒體語境下，諸如算法、大數據等新媒體技術越來越多地被應用于新聞生產，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新聞業的內部控制體系，導致其面臨著一系列的困境[1]。

綜上所述，考慮到建構新聞業內部控制體系的意義，以及該體系正面臨解構的事實，本文將結合案例對新聞業內部控制體系所面臨的困境進行分析，并從“轉向”的角度出發，嘗試尋找重構這一體系的方法。

二、文獻綜述

(一)國內研究現狀

郭慶光提出“考察傳媒機構的內部制度對信息的生產、加工和傳播活動的制約”屬于控制研究的一部分。學者陸曄和潘忠黨在他們的著作《成名的想象》中闡述了“新聞專業主義”，這一概念包括了一套界定媒體社會職能的信念、一系列規范新聞從業的職業道德準則、一種遵從政治和經濟權力之外更高層面權威的精神以及一種以自覺的態度為公眾提供服務的意識。以展江、彭桂兵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將包括中庸之道、絕對命令、功利主義、無知之幕在內的四種倫理理論加以綜合運用，可以幫助我們更有效地分析爭議性的媒體倫理議題。

以上學者的研究建構了新聞業內部控制體系的四個向度。而在進入新媒體時代后，學者劉丹凌在《困境中的重構：新媒體語境下新聞專業主義的轉向》一文中提出，新媒介技術背景下的新型新聞傳播撼動了傳統意義上的新聞專業主義。另外，學者常江在他的著作《規范重組：數字媒體環境下的新聞倫理體系建構》中提出將社會責任、人本主義和美德原則作為數字新聞倫理體系的三大核心理念支柱。

總之，針對新媒體語境下內部控制體系面臨的困境分析和重構探索，國內學者所廣泛關注，并似乎已經達成了一個學術共識，那就是在新媒體不斷發展的大背景下，新聞業內部控制體系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而針對各類新媒體技術的具體特征，探索建立可為全行業普遍遵守的新控制規范是重構這一體系的重要工作[2]。

(二)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學者同樣有所研究，特別是進入算法和數字新聞時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探究算法技術的工具理性與人類記者的價值理性之間的沖突。例如Carlson 在“Automating judgment? Algorithmic judgment, news knowledge, and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一文中提出，固有的算法判斷對以新聞專業主義為基礎的人類記者的新聞判斷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并進一步影響了新聞本身的質量和合法性。而在新聞倫理方面，國外學者呈現出樂觀與悲觀的兩種不同態度：Aviles 在“Online newsrooms a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exploring digital journalists applied ethics”中指出，新聞從業人員對自身的美德有明確要求，不管新聞機構的類型有何差異，新聞從業者都應具備足夠的能力，以應對當前各種倫理挑戰，這并不會因機構類型而有本質性的變化。與之相反，Spinello 在“Morality and Law in Cyberspace”中指出，由于數字新聞機構存在盲目追求效率、技術崇拜的傾向，長期在這種環境下工作的新聞記者，其職業道德會逐漸淡漠以至消失，甚至他們本身的存在也會受到輕視。

綜上，國外學者對于新媒體語境下新聞業內部的控制體系也進行了一定量的研究，并且能夠發現，有相當部分的國外學者也對這一體系在數字新聞時代的建構表示了擔憂。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案例分析法、內容分析法進行研究，通過對新聞業真實案例的分析以及對大眾傳播內容的分析，來揭示新媒體語境下新聞業內部控制體系面臨的困境，并提出重構角度。同時，由于筆者有媒體工作經驗，因此本文將采用自我民族志的方法，從個人視角出發進行分析和研究。

四、新聞業內部控制體系面臨的困境

(一)職業角色：記者異化為操作者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不斷發展，媒體內容的呈現方式變得更多元化，除了文字、視頻、音頻之外，VR 等新技術也開始逐步為新聞呈現服務。比如，在2021 年全國兩會期間，新華社推出了一款沉浸式虛擬現實(VR)新聞，名為《聽會》。該新聞通過重新構建人民大會堂的新聞場景，使用戶能夠與大會現場的參與者一同參與全國兩會的熱門議題。這些新技術豐富了受眾的接收體驗。另外，隨著新技術的入場，新聞業從業者的身份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異化。

傳統的新聞工作者只需要將精力和工作重心放在對生產內容質量的把控上。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對于記者的要求變得更加多元，不僅僅要求記者能夠做到采編一體，而且還期待記者能夠熟練運用新媒體技術以使內容的呈現方式變得更豐富[3]。在這種情形下，許多科班出身的記者不得不花費更多時間成本去學習新媒體技術，且在這個過程中，新聞工作人員的價值理性存在逐漸被工具理性取代的風險，產生“技術至上”的思維，從而降低對內容本身的要求。久而久之，記者就會異化為技術的操作者，這在數字新聞機構中體現得尤其顯著。

(二)機構危機：從“科層式”到權力分散

學者魯曙明和洪浚浩在《傳播學》中指出，傳統的新聞由層級分明的新聞機構制作，其商業模式基于廣告和發行。這意味著媒體向公眾提供必要的新聞信息，吸引公眾的注意力，然后將這些注意力出售給廣告主。然而，在新媒體環境下，新聞的生產和傳播權力正在不斷分散。在現實中，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可以參與新聞的生產，內容由公眾提供，盈利方式也在進一步變化。以抖音為例，個人和組織制作內容為平臺吸引關注，平臺將這部分注意力售賣給廣告主，并將所得利潤與內容制作者進行分成。在這種情形下，公民內容生產更加重視對話、協作、平等而不是利潤，是一種民主下放的運作模式[4]。顯然，這種模式更貼合一般受眾的需求，對專業新聞機構是一種巨大的沖擊。

(三)專業主義：“守望者”退場，“混淆者”登場

新聞專業主義是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精神、職業原則和專業要求的總和，它要求媒體盡可能承擔起環境“監視者”的責任。在這一價值要求下，新聞媒體應主動貫徹新聞的真實、客觀等原則，為公眾提供能夠消除不確定性的信息。但進入新媒體時代，媒體必須想方設法維持自身“活躍度”，以營造一個永遠新鮮的“前臺”形象，而維持這一形象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后臺”用滿足受眾多樣化需求的信息填充版面，這就可能導致更多無意義、真實性不能保證的信息進入公眾視野，進而混淆公眾視聽。

(四)道德規范：功利主義趨勢責任旁落

功利主義由英國經濟學家邊沁創立，簡單來說，它是一種“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處事經驗。隨著媒體發展進入新媒體時代，功利主義越來越多地影響到了媒體新聞的生產過程，造成了新聞業責任的旁落，致使新聞倫理中的理性向度遭到侵蝕，具體表現如下。

首先，新聞視角產生偏倚。近年來各種“門”事件層出不窮，它們的共有特點在于利用獵奇信息來博人眼球，而對于新聞媒體來說，它們都能夠在短時間里為媒體吸引大量目光，這就導致在功利主義驅使下，部分媒體將更多注意力放在報道劣質新聞上，英國的《太陽報》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媒體。

其次，虛假新聞泛濫。新媒體環境有一個隱性邏輯，那就是針對同一事件，第一個報道的媒體能夠獲得最高的關注度，這就會導致媒體為了更多利益而不斷搶發新聞，忽視對新聞內容本身的審核，進而導致虛假新聞的泛濫。

最后，知識產權難以保證。脫胎于復制、粘貼功能的“洗稿”被更多商業媒體使用，這種方式更加便利，也更容易滿足前文提到的“活躍度”要求，但是這種新聞生產方式不可避免地會侵犯原作者的知識產權。

五、重構新聞業內部控制體系

(一)身份重構：回歸“參與者”的新聞職業觀

約半個世紀前，Cohen 對記者進行了二分，即“中立者”和“參與者”，其中“中立者”主張客觀報道新聞，盡可能中立地反映現實；“參與者”要求記者積極參與到社會運動中，推動社會進步。在當下的新媒體時代，由于信息爆炸和非理性化網絡環境，面對非常態、觸發性社會事件，不僅普通網民難以第一時間做出正確判斷，甚至相關責任主體也難以及時有效地處理事件，這種情況下就更需要記者以“參與者”的身份入場，通過建設性新聞的實踐，來引導各方對事件進行正確反映。例如《紐約時報》在疫情期間發布的報道《互動：全面了解冠狀病毒的種族不平等》，指出黑人和拉丁裔冠狀病毒病例的發生率更高，同時在數據收集的過程中，發現美國疾病監測系統缺乏透明度，并提起《信息自由法》訴訟迫使該機構發布信息，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公共衛生官員做出更適當的決定。

(二)行業轉型：重塑權力的深度融合

在新媒體語境下，新聞業內部控制體系的重構應該以新聞行業的全面轉型為出發點。實現這種轉型的首要任務是充分利用多種媒體的優勢力量，重建更具專業水準的組織結構，以實現職業權力的深度融合[5]。具體而言，這一過程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是“內容融合”，即將非專業的草根新聞信息與專業的媒體生產內容充分交叉，以創建更為多元化的新聞矩陣。其次是“形式融合”，即將文字、圖片、視頻等多媒體傳播形式融合在一起，打破傳統的單一報道模式，創造全景式新聞體驗。最后是“媒介組織融合”，即建立各種媒體組織之間的合作關系。專業媒體組織應該聯合起來，構建多媒體工作模式，從獨立運營轉向聯合運營，特別是在信息采集、生產和分發方面實現協同作業，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投入，并最終提高新聞產品的質量。

(三)標準重建：構建更高要求的專業主義

在新媒體時代，新聞業不僅要求做公眾的“守望者”，同時也不能成為產生妨礙作用的“混淆者”，這就要求新聞業需要構建要求更高的專業主義，即在真實客觀的原則之上做到以下幾點。一是內容高品質。專業新聞機構所生產的新聞應該是“高品質”的新聞，以其內容和形式的高要求來體現專業性，更好地滿足受眾的需求。二是互動性增強。強調增強新聞的交互性，一方面能夠吸引受眾，更好地傳播內容，另一方面也能為受眾提供交互平臺，直接接收受眾的反饋，以進一步對后續內容生產做出改進。三是新聞制作的全時化。根據杜俊飛教授的解釋，“全時化”是比“及時”更為高層次的要求，它主要體現在快速發布、高頻更新、有效重復等方面，也就是按照受眾的現實需求和心理需求提升新聞產品的效率。

(四)倫理轉向：事實與人文關懷并重

以“事實”和“人文關懷”的并重來治愈功利主義對新聞倫理產生的傷害，是新媒體語境下重構新聞業倫理的可行之道。一方面，事實能夠體現新聞業理性和責任的向度；另一方面，新媒體環境本身就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環境，主體意識覺醒和能動性的解放都不斷重復作為普通人價值的重要性[6]。就重建的角度來看，新聞業不僅需要在內部重新確立并踐行專業理念、知識、技能和自律精神，還需要從外部接受一般公眾的監督，并接受正確的新聞職業教育的引導。

六、結語

總而言之，在確定新聞業內部控制體系具有重要規范作用后，我們應該正視這一體系在不同層面遭受到的不同程度的沖擊，致使新聞業構建內部體系面臨著一系列困境。在這些困境的影響下，新媒體時代下的新聞業生產內容無法滿足公眾需求，并存在對公眾產生一定程度的誤導的風險，同時也對新聞從業人員自身的職業精神和原則造成了損害。因此，重構新聞業內部控制體系，在新媒體語境下具有現實急迫性。

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對這一體系的重構，應從職業角色、權力架構、專業主義、倫理規范四個向度入手，通過實踐建設性新聞與媒體深度融合，從行業內部進行改革，并以更高標準的新聞專業主義和帶有人文關懷的新聞倫理作為新聞業生產內容的規約。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新聞生產的專業與獨立，貫徹新聞的真實與客觀，回歸新聞的基點——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