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翻譯實踐先鋒探索

摘要：國家翻譯實踐是個人或機構為實現國家利益所開展的翻譯活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譯者群體便是其真實寫照?；仡櫄v史，這一群體與其他群體以國家名義開展翻譯實踐的根本不同之處在于堅持“譯行合一”，即自建黨起，陳獨秀和李大釗領導一批先進知識分子通過翻譯、接受、傳播與實踐馬克思主義挽救民族危機。這成為偉大建黨精神的重要體現?！白g行合一”可成為譯學領域開展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研究與建構的先導與示范，彰顯黨員譯者在國家翻譯實踐中的模范作用。

關鍵詞：國家翻譯實踐； 建黨偉業； 譯行合一

中圖分類號：A811;H059?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 ?文章編號：1009 3060（2024）01 0120 09

一、 引言

近年來，“國家翻譯實踐”話語的提出、理論建構及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從各維度揭示了翻譯對一個國家的發展能夠、應該及實際起到的作用。在內涵層面，該話語被抽象為“主權國家以國家名義為實現自利的戰略目標而自發實施的自主性翻譯實踐”［1］93。不過，需依托以國家名義的個體、組織與機構來開展翻譯活動。因而，現有定義忽略或至少在表述上未明確國家“僅是名義主體，或為抽象意義上的法律主體”［2］115。在實踐層面，政府主導的政治文獻翻譯以國家利益和國家意識為根本考量得到揭示。［34］在歷史層面，涌現出中國國家翻譯實踐史的個案書寫。［56］在現實層面，國家翻譯機構及其譯者群體的貢獻得到關注。［79］對于一項翻譯活動是否為國家翻譯實踐的問題，還涉及一個關鍵判斷標準，即“是否關乎國家利益、并受國家意識約束”［10］。而當一個國家處于動蕩不安、危機四伏的時期時，國家翻譯實踐可進一步理解為個體、組織與機構為助力和推動國家層面的變革與發展所進行的翻譯實踐。故而，“國家翻譯實踐”是個體、組織或機構以實現國家利益為根本目的的翻譯實踐。

“國家翻譯實踐”的概念化表述在思維框架上聚焦于主權國家領導的翻譯考察，但對主權國家形成過程中的“前國家翻譯實踐”觀照不足。須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成立與發展，自始至終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密不可分。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唯一執政黨，可認為當下中國國家翻譯實踐本質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國家利益和發展為根本目的的翻譯實踐活動。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民族利益、民族復興為本的國家翻譯實踐遠不止于當下。共產黨人在引領中國真正成為現代國家之前，通過翻譯活動有力推動了建黨、建軍等重要事件，一步步捍衛了一度失落的國家主權并成立了新的國家政權。故而，從國家翻譯實踐視角研究、書寫與評估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的翻譯實踐的活動值得關注。而在現代國家翻譯實踐史的研究書寫中，以中國共產黨這一組織為線索，并對“前實踐”進行觀照，能夠體現中國國家翻譯實踐在特定時期的連續性與系統性，以及中國共產黨在踐行初心與使命過程中的翻譯之用。

現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譯者群體對馬克思主義的翻譯、傳播、接受以及實踐，對現代中國產生的影響比任何外來思想乃至本土學說都更為廣泛、深刻。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保?1］從中可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對中華民族的變革作用，與黨始終堅守將馬克思主義的翻譯與革命實踐相結合（或曰“譯行合一”）密不可分。

這種“譯行合一”可追溯至五四運動時期以來，陳獨秀和李大釗在翻譯救國的實踐探索中，最終選擇并領導先進知識分子開展以建立中國共產黨、拯救中華民族危機為目標的翻譯與實踐活動。在此過程中，建黨先驅中涌現了首批具有黨員身份的譯者群體，進行以救亡圖存為目標并具有高度愛國意識、使命意識、責任意識及自覺意識的“前國家翻譯實踐”，這成為當下黨員譯者群體開展翻譯實踐以及黨領導國家翻譯實踐的起點，亦是偉大建黨精神的重要體現與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在翻譯領域的開拓。以建黨群體為核心的先進知識分子是如何開展翻譯救國運動的？揭示這一群體在陳獨秀和李大釗的領導下翻譯、研習、傳播以及實踐馬克思主義的過程，既回答了這一問題，也體現了新時代翻譯事業守正創新的歷史邏輯，更是當代“中國國家翻譯實踐”一系列命題得以成立的歷史根基。

二、 五四運動以前對法國革命精神的翻譯

晚清以來，譯介和學習法國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啟蒙國人思想的重要途徑。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17和18期上翻譯了《近世第一女杰：羅蘭夫人傳》，“首先以文學形式引入法國大革命……引領了以法國大革命為主題的文學創作熱潮”［12］38，傳播了自由（Libertè）、平等（galité）和博愛（Fraternitè）的革命觀念。其后，《法國革命史》得到多次譯介和再版，助推這一革命觀念的接受。

國人進一步在實踐和制度層面以法為師。1905年，孫中山創立同盟會之始，其起草與頒布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就提出高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13］2961911年，他領導的辛亥革命充分吸收法國大革命的精神，從革命思想、形勢、綱領到主體都有后者的影子。在此思潮影響下，五四運動前的陳、李二人均不同程度具有“師法”傾向。

（一）陳獨秀翻譯活動中的“師法”思想

1898年，年僅19歲的陳獨秀入杭州求是書院學習。他在這所具有現代意義的學堂學習法語和英語，接受新式教育，接觸到法國文化。他先后5次赴日留學，研習英、日、法等數門外語，形成了“師法”傾向和革命精神。

陳獨秀在閱讀和實踐翻譯過程中強化“師法”傾向。1901年，他首次前往日本，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速成科學習日語，通過譯著了解法國。其間，他閱讀到留日學生楊廷棟依日文底本翻譯的《社會契約論》，“了解并接受法國革命與盧梭思想”［14］81。同時，他又研讀好友鄒容的《革命軍》，“從而全面了解了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和思想”［14］81。實際上，鄒容的創作受日本學者中江兆民的影響，后者翻譯的《民約譯解》是對《契約論》的釋譯。1902年，陳獨秀參與翻譯日本人奧田松竹著的《法蘭西革命史》，高度評價法國革命“實振古以來之大變革”［14］81。1903年，他邀約蘇曼殊翻譯法國作家雨果的《悲慘世界》并參與整個過程，影響了對方的根本見解。［15］383在其影響下，譯文內容從第7—13回已脫離原著，表達了反專制、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陳獨秀從思想文化入手傳播法國革命精神，創立《新青年》便有此意。1914年，他最后一次赴日，入東京雅典娜法語學校學習，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在新文化運動至五四運動時期的思想觀點。時值日本民主運動高潮，他提倡“大正德謨克拉西”，故而“五四時期陳獨秀高舉‘德謨克拉西（民主）和‘賽因斯（科學）兩面旗幟，顯然與此相關”［16］。1915年，陳獨秀回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創刊號其實已明確“師法”思想。首先，雜志外文名采用法語譯名LA JEUNESSE。創刊文章《敬告青年》倡導自主、進步、進取、世界及實利，以節譯或摘譯形式借鑒了不少國外概念與名詞，源語包括英語、法語和德語。其次，陳獨秀的翻譯選材多與法蘭西相關，如翻譯了法國史學家薛紐伯的《現代文明史》，并創作《法蘭西與近代文明》，文中的概念譯語專用法語標注。

（二）李大釗翻譯活動中的民族主義傾向

相比陳獨秀，五四運動前的李大釗更加重視民族價值［17］。前者在翻譯活動中的“師法”表現為倡導思想文化上的革命，而李大釗則提倡盧梭的民主政治思想，表現為“改良”精神。

1905年，16歲的李大釗入永平府中學，在求學期間接觸到英語，這成為其學習西方科學知識的開端。1907年，他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開始長達6年的學習，逐漸掌握了英語和日語，為全面學習新知與思想啟蒙打下良好基礎。

李大釗的翻譯活動表現為心系國家、國民與國運。1912年，他擔任法政學會編輯部部長，組織并參與編譯日本學者中島川的《支那分割之命運》。在翻譯過程中，他和同學在譯文內插入大量注釋和眉批，駁斥作者的謬論，于再版之時明確翻譯是為警醒國人，為給“國人當頭之棒，警夢之鐘”，希望“知恥知懼，激發其復仇敵愾之心”［18］232。此外，他繼續主持編譯俄國學者波茲德涅耶夫的《蒙古與蒙古人》，表達了對帝國主義企圖殖民中國的隱憂。他在宣傳該書時寫道：“吾圉不固，強鄰生心……一寸江山，皆吾祖若宗殫思瘁力之所致，子孫視之曾不稍吝，拱手以斷送之?！保?8］290也正是通過這兩本書的編譯，他“對于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和概念開始有一定的了解”［19］290。

李大釗還通過翻譯表達對民族前途的關懷。1913年，他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并于入學前在基督教青年會學習英語和日語。其間，他結識了吉野作造、今井嘉幸以及安部磯雄等知名學者。通過閱覽他們的著作或者修習相關課程，李大釗初步接觸到科學社會主義。其中，《中國國際法論》由今井嘉幸著，他也是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學校時期的日語教師。李大釗在《譯敘》中指出，翻譯之功用“是書詳于外力侵入中國之跡，且足為吾國將來撤去外國裁判權、收回外國行政地域之考鏡”［18］229，充分表現了譯者的前瞻意識及對民族獨立與復興的期望和信心。

李大釗的思想中同樣有“師法”傾向且更多以譯述形式表達。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俄國革命爆發以后，他由信奉英倫式的自由主義轉向盧梭式的法國自由主義。［20］175五四運動前夕，他先后發表《暴力與政治》《強力與自由政治》，援引盧梭的《社會契約論》。［21］53這些文章有鮮明譯述色彩，包括直譯英文原著和轉譯自日文譯本。李大釗摘譯《自由政府比較》（Comparative Free Government）和《政治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s）等著作，引入如“自治”（self-governance）、“公意”（general will）等體現民主思想的政治術語。而“契約論”作為文章核心思想，主要轉譯自日本學者中江兆民翻譯的《民約論》及“援引英國哲學家鮑?？˙ernard Bosanquet）對盧梭眾意、公意的闡釋”［22］90。

三、 五四運動時期的翻譯活動與“師俄”轉向

陳獨秀、李大釗于日本留學期間結緣，在新文化運動中聚首北大。五四運動以后，因相同的救國理念走到一起，成為戰友。

1915年，最后一次留日的陳獨秀在《甲寅》上發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接著，李大釗在該雜志上發表《厭世心和自覺心》予以回應，意“申獨秀君言外之旨”［18］250。這可視為兩人的首次思想碰撞，“體現出對愛國主義的一致追求，成為二人在北大合作共事、共同領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基礎”［23］。同年9月，陳獨秀回國創辦《青年雜志》，呼吁科學與民主，很快引起青年群體的關注。次年9月，雜志更名為《新青年》。此時，李大釗也回到上海，并為更名后的雜志點題，撰寫《青春》一文。該文與陳獨秀發表的《新青年》相互呼應，用以呼喚青年覺醒。

1917年7月，陳獨秀應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并將編輯部遷入學校。同年年底，李大釗在章士釗推薦下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次年年初，陳獨秀召開《新青年》編輯部會議，決定取消投稿，改由北大同人共同撰稿、輪流編輯。李大釗也正式加入刊物編輯與撰稿陣營，這“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創造了條件”［19］84。

（一）俄國革命的譯介和探索

1919年，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引發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也開始與之合流，成為政治救亡運動［24］。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對西方鼓吹和標榜的自由、民主產生質疑乃至失望，在救亡圖存道路上將視野從“師法”逐漸轉向“師俄”并傳播經驗化的馬克思主義。自此，兩人交流愈加密切，步調趨向一致。

此前，兩人也較為關注俄國革命。早在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后，李大釗就在《甲寅》上連續發表《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俄國大革命之影響》等文章。同年4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一文，著重關注革命的反封建、反專制主義性質。

十月革命爆發，陳獨秀、李大釗均對此予以高度評價。1918年3月，陳獨秀大膽預言：“20世紀，俄羅斯之共和，前途遠大，其影響于人類之幸福與文明，將在18世紀法蘭西文明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保?5］400同年7月，李大釗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認為“俄羅斯是……社會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18］330。 同年10月，兩人共同參與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而后，李大釗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庶民的勝利》一文，頌揚十月革命。很快陳獨秀領導的《新青年》轉載該文，并刊發《Bolshevism的勝利》。陳獨秀、李大釗對十月革命的關注與認同可見一斑，俄國革命在兩人心中的地位也逐漸超過法國大革命。

（二）馬克思主義的譯介和接受

在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李大釗二人以俄為師，從十月革命中追根溯源，開始譯介馬克思主義學說。此前，陳獨秀在其創立的《每周評論》上刊載《共產黨宣言》的節譯內容，通過按語揭示《共產黨宣言》的階級斗爭思想［26］123。稍后，他在該刊發表《各國勞農界的勢力》，提到“布爾什維克主義”，贊揚十月革命“在政治史上算得頂有價值的事體”［27］98。

同一時期，李大釗系統介紹了馬克思主義。首先，他協助《晨報》改版，在副刊上設立《譯叢》專欄，重點介紹和傳播譯介馬克思學說。五四運動爆發第二天，該報就開辟《馬克思研究》專欄，重點介紹唯物史觀和資本論。緊接著李大釗又在《新青年》上開辟同一專欄。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分上下兩部分發表在5月6卷5號的專欄和11月6卷6號上，譯介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經濟學說，其轉譯自日本學者河上肇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和福田德三的《續經濟學研究》［28］17，實際內容源自《貧困的哲學》《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

四、 相約建黨期間的馬克思主義譯介活動

陳獨秀、李大釗通過五四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譯介和接受，初步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尤其是后者，在1919年下半年“問題與主義”之爭中，充分展現了自己的立場和信仰，“完成了向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29］153。約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新青年》同人也在此時因陳獨秀、李大釗的轉變產生分歧，內部出現分化。實際上，自1919年底7卷1號起，北大同人不再參與編輯，而由陳獨秀一人負責。［30］86次年2月，在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離京赴滬途中，兩人相約建黨。

（一）推動建立共產主義小組

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二人相約建黨的第一步。為明確建黨指導思想，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率先建立研究會，并利用圖書館主任一職的便利，在館內辟“亢慕義齋”圖書室，“‘亢慕義是德文譯音，意思是‘共產主義小室”［31］87。研究會的首要任務是搜集和翻譯各語種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獲取渠道包括北大圖書館館藏著作、會員籌資購買書籍、來華共產國際代表提供的大量書籍。圖書室也是翻譯室，研究會以此為依托成立翻譯小組，組員多為外語專業出身，語言背景涉及英語、法語、德語、日語及俄語。

其間，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先后到北京和上海拜訪李大釗和陳獨秀，這一過程中的口譯工作主要由旅俄華僑楊明齋負責。其后，共產國際代表于1920年4月到達上海，會見陳獨秀并推動其在上海成立研究會。同時，《新青年》配合刊發“勞動節紀念號”，內容包括譯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勞動法典》和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全文，還有李大釗撰寫的《“五一”May Day運動史》?！皠趧庸澕o念號”的馬克思主義元素鮮明，標志“陳獨秀完成轉變，最終成為馬克思主義者”［14］30。

兩人進一步推動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1920年8月，上海的研究會過渡為首個名為“共產黨”的共產主義小組，命名是此前陳獨秀致信李大釗協商的結果。而上海小組草擬的黨綱是陳獨秀從共產國際代表處獲取并經翻譯加工而成的。［32］97與此同時，上海小組還成立革命局和中俄通訊社，負責翻譯、傳播來自蘇俄、共產國際的消息及英美等進步雜志的文章，供國內進步報刊使用，同時也將國內重要消息譯成俄文發往俄國［33］36。同年10月，接陳獨秀通知，李大釗在北京也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活動點在高校內部，對外僅使用“亢慕義齋”等隱晦名稱。

（二）組織譯介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

在相約建黨期間，陳獨秀、李大釗分別以社會和高校為陣地，組織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的翻譯和傳播。由于外部環境不同，北京的研究會為保護自己，多采取內部活動，宣傳時注重隱蔽。上海的研究會旗幟鮮明，發展、動員先進知識分子，并創辦共產主義刊物。上海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多具海外留學特別是留日背景，與報刊和出版社合作，旨在擴大馬克思主義著作和經驗化馬克思主義的翻譯與傳播。而北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位于北大校園內，多譯介理論化的馬克思主義，受眾基本為在校學生。

北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通過組織學生搜集和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制定了包括10種共產主義叢書、14種馬克思主義叢書、14種列寧叢書在內的“亢慕義齋”譯書規劃。到1922年2月，其“先后收集數百部外文書籍并翻譯了《共產黨宣言》《震撼世界的十天》等多部經典作品”［34］95。這些著作僅限內部傳播，供研究會成員研閱。成員以演講和辯論形式介紹馬克思主義，分工對具體學說開展研究，涵蓋“唯物史觀研究”“階級斗爭研究”“剩余價值研究”等專題。北京研究會的傳播范圍和社會影響力雖有限，但對內部青年成員的影響不可估量，多數人在翻譯過程中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為建黨初期全國首批黨員隊伍的中堅力量。

在建黨期間，陳獨秀組織了一批馬克思主義重要著作的譯介與出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便是一例。首先，陳獨秀致信李大釗，為其提供該譯本的英文底本。其次，他專門成立“社會主義研究社”確?！豆伯a黨宣言》能夠順利出版，并對譯本進行細致校對。最后，他又以該社名義出版由李漢俊翻譯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同期，陳獨秀還策劃“新青年叢書”，邀約惲代英翻譯《階級爭斗》、李季翻譯《社會主義史》。這些著作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和中國共產黨成立打下了重要思想基礎，是影響毛澤東的重要著作，幫助其“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35］19。此外，《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草案很大程度上以《共產黨宣言》為底本，前半大體沿襲《共產黨宣言》的語句［36］13。

（三）組織譯介經驗化馬克思主義

為配合譯著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陳獨秀以刊物為載體，組織譯介經驗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陳獨秀在《新青年》8卷1號上發表《談政治》及《對于時局我見》，明確階級斗爭立場，“旗幟鮮明地高舉馬列主義旗幟”［14］137。自此，《新青年》辦刊理念隨著其政治立場的轉變一同變化，實際上成為“黨的機關刊物”［37］1035。封面上的法文譯名消失不見，代之以從東西半球上伸出兩只手緊緊相握的圖案，“暗示中國革命人民與十月革命后的蘇維埃俄羅斯必須緊緊團結，也暗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意思”［38］191。自該卷起，至建黨前夕，刊物專門設立《俄羅斯研究》專欄。袁振英受陳獨秀之托負責翻譯俄羅斯的歷史與現狀?？飳ι衔奶岬降鸟R克思主義譯著也多有推介，如在9卷4號封面刊登的新青年叢書的出版廣告中介紹了《社會主義史》《階級爭斗》。同年11月，陳獨秀領導的上海小組創辦《共產黨》月刊，旗幟鮮明地表達以俄為師的理念，創刊號聲明“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跟著俄國的共產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產方法”［39］，并推薦19種列寧的著作。該刊翻譯特色明顯，前期翻譯了黨的組織和道路問題，后期側重譯述性創作［40］58，體現了翻譯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條件?！豆伯a黨》通過譯介俄式建黨思想，統一了共產主義小組內部成員的建黨思想，在完成其使命之后，于建黨前夕?？?。

同期，李大釗借用社團力量傳播馬克思主義。他參加了20多個社團組織并指導30多個社團組織開展活動［41］7583，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創造了條件。五四運動之后，他參與成立少年中國會，“利用學會從事進步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42］20。受其影響，一批北大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以及進步青年加入該會，包括張申府、鄧中夏、惲代英和毛澤東等。這一群體極力提倡馬克思主義，促成社會主義研究會成立，設立一系列研究問題，包括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剩余價值和無產階級專政等。［43］24此外，該會創立了《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兩個刊物。借此平臺，李大釗等積極譯介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成果，推動制定相關著作的出版計劃，也引用相關基本理論分析中國情況。此外，在他的指導下，其他社團成員如周恩來、鄧穎超等成立覺悟社，也開始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

五、 “譯行合一”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陳獨秀、李大釗自接受馬克思主義起就致力于推動其思想的中國化?！爸袊墓伯a主義知識分子，并不是學習了很多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或在書齋中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很長時間以后，再投身于工人運動。他們獲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立即投身工人運動和革命實踐中?！保?4］155首先，陳獨秀、李大釗翻譯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繼而又率先運用相關基本理論論述中國問題，這點在前文已體現。更重要的一點在于，兩人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在中國的實踐，表現為：注重向工人傳播階級斗爭思想，并在建黨初期團結和發動工人運動；成立翻譯機構，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組織譯介革命思想，為國民革命的開展奠定思想基礎。

（一）傳播通俗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開展工人運動

陳獨秀、李大釗自籌劃建黨起，就注重指導青年骨干向大眾傳播通俗化的馬克思主義。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一經成立便開始向工人傳播馬克思主義。陳獨秀委派李啟漢前往上海小沙渡開辦工人半日學校，教工人讀書識字，并創立工人刊物《勞動界》，成立上海機器工會。其中，報刊創辦得到上海外國語學社的支持，以半工半讀方式推動學員對馬克思主義的吸收與應用。學員通過翻譯習得馬克思主義，又將自己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傳播給大眾，諸如陳為人、卜士奇和柯慶施都曾參與《勞動界》的撰稿工作。

北京等地也對此積極響應。1920年年底，李大釗委派鄧中夏等北大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干成員前往長辛店籌備勞動補習學校，并于11月創辦工人刊物《勞動音》，同時成立長辛店工人俱樂部?！秳趧右簟放c《勞動界》一樣，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傳播馬克思主義，旨在“教中國工人曉得他們應該曉得他們的事情”［45］2。陳獨秀又前往廣州并指導該地區小組成立宣傳員養成所，以便“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造就未來開展群眾工作的干部”，并成立“俄語學?！币耘浜细刹坑柧?，教員來自共產國際。［27］147之后，這一群體進一步成立機器工人夜校，創辦通俗報紙《勞動聲》以擴大馬克思主義在群眾中的影響力。

工人通過補習學校和報刊，學習并掌握了階級斗爭思想，為黨開展反壓迫斗爭奠定基礎。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后，黨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職責便是領導開展工人運動，推動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其間，南方的香港海員、安源路礦工人和北方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背后均受書記部的支持和領導，“是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深入結合的結果，工人階級終于完成了從自在階級到自為階級的轉變”［44］155。

（二）成立翻譯機構，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陳獨秀、李大釗在推動馬克思主義著作譯介、進行思想建黨的過程中成立譯書組織、網羅譯者群體，均具有國家翻譯實踐的性質與特征。李大釗率先推動成立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有計劃地翻譯相關著作；陳獨秀在上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集體參與編譯《共產黨》月刊，在思想上為共產黨的成立正本清源。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時，參與譯書的群體基本是建黨群體。其中，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規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46］126。這一方針基調決定了黨領導的譯者群體本質上是為推動國家變革而翻譯，具有高度“自利性、自主性、自發性”［1］95的國家翻譯實踐基本屬性。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從人民出版社到中央宣傳部編譯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黨領導的譯者群體邁向機構化翻譯之路，馬克思主義的譯介與傳播也更具系統性。1921年9月，黨的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標志著黨開始統一領導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與傳播。李達任主編，制定龐大譯書計劃，計劃翻譯出版“馬克思全書15種，列寧全書14種，康民尼斯特（共產主義者）叢書11種，其他讀物9種”［47］291。據考證，最終出版書籍實際為22種。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保障對外界的主動權和話語權，強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1925年，黨的四大首次對宣傳工作提出要求，通過《對于宣傳工作之議決案》改組整頓中央宣傳部，由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委員。中央宣傳部下設編譯委員會，側重列寧主義和國際政策的宣傳。其中，瞿秋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中做了大量工作。他承擔《新青年》季刊的編輯出版工作，先后出版“共產國際專號”“國民革命專號”“列寧專號”，系統傳播以共產國際和蘇聯為代表的經驗化馬克思主義成果。

（三）譯介革命思想，推動中國革命實踐

陳獨秀、李大釗還注重為革命積蓄和培養干部人才。1920年9月，陳獨秀委派俞秀松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后者聯合楊明齋成立外國語學社。學員主要由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推薦，不僅需要學習外語，還需研讀由上海小組翻譯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譯本以及《共產黨》月刊。學校為即將到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儲備和輸出了第一批優秀的翻譯人才和有生力量，包括劉少奇、任弼時和王若飛等在內的大多數學員畢業后即被派遣至莫斯科東方大學深造，學習馬克思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并加入中共莫斯科支部。

在兩人的支持下，留蘇人才回國后成為傳播與實踐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其革命思想的主力軍。這點在《新青年》上尤為明顯。建黨前期，該刊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是李漢俊、李達和陳望道等留日群體。從1923年起，馬克思主義翻譯和傳播重任傳至留蘇群體。陳獨秀把刊物編輯權交給受其邀請回國的瞿秋白，后者曾在五四運動期間“加入李大釗發起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48］96，又帶領年輕一代重點翻譯和傳播列寧主義思想，包括羅亦農、任弼時、趙世炎和陳喬年等均為留蘇學生。在這一群體的推動下，刊物先后推出“共產國際號”“國民革命號”“列寧專號”“世界革命號”，革命色彩鮮明，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開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為翻譯實踐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積累了寶貴財富，使得“譯行合一”與代際傳承成為黨員譯者群體開展國家翻譯實踐的鮮明特質。

六、 結語

綜上所述，中共領導的早期翻譯實踐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國家翻譯實踐中的“中國特色”。首先，中國國家翻譯實踐從一開始就具備領導人關心、組織、親身參與等特點。在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李大釗兩人率先譯介馬克思主義并運用這一學說觀察、解決中國問題。其后，南陳北李分別以社會和高校為主要陣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他們不僅參與馬克思主義翻譯活動，更影響并團結了一批知識青年接受這一思想，以此組織一批翻譯力量，有力推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系統傳播。故可認為，早期的共產黨人是把對馬克思主義的翻譯“寫在中國大地上”，開創了推動中國實現根本性變革的國家翻譯實踐。其次，黨領導的譯者群體從事革命實踐，具有明確的政治主張。他們重視“譯行合一”，走出書齋，以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向大眾傳播通俗化的馬克思主義，啟迪工人據此開展階級斗爭；帶領青年黨員投身革命實踐，為先進分子從中領悟并開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創造條件。最后，中共早期翻譯實踐本質上是以國之名，服務立國、建國、強國的最高目標。參與建黨的早期共產主義者都有良好的外語素養和國際視野，詮釋了翻譯乃至外語的使命，強烈的救亡圖存意識促使這一群體毅然借助翻譯播撒新思想、塑造新青年，從而為民族復興之路打下思想和人才基礎。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外語人在當時絕大多數為年輕一代，卻敢于以譯為器，最終成功開創獨立、自由、民主與共和的新時代，揭示了在翻譯領域的偉大建黨精神，成為未來研究和書寫黨員譯者精神譜系的源頭。

（本文作者衷心感謝劉朋朋博士的寶貴意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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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ioneering Work of CPC-led 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

XU Wenshe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The 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 （STP） is a translation activity conducted by individuals or institution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state. The group of translator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s a true reflection of this practice. Looking back at history，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group and other groups that engage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the name of the state is their insistence on the “unity of translation and revolutionary practice”， which was exemplified by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CPC led by Chen Duxiu and Li Dazhao. They sought to rejuvenate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ranslating， accepting， disseminating， and practicing Marxism， and this embodies the Partys great founding spirit. “Unity of translation and revolutionary practice” can be a pioneer and demonstration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it allow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genealogy of CPCs spirits and highlights the groups exemplary role in the STP.

Key words：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the founding of CPC;unity of translation and revolutionary practice

（責任編輯：曹艷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