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時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再思考*

白書寧

(中央民族大學 哲學與宗教學學院,北京 100081)

一、從生產邏輯到資本邏輯:馬克思機器哲學分析的轉變軌跡

20世紀50年代關于人工智能的定義被正式提出和討論以來,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究范式經歷了從“模擬人腦解決問題的能力”到“算法理論與社會應用的深度學習技術”的曲折轉變。而機器作為人工智能技術的載體,因其形成獨立化的商品生產形式逐漸替代人類勞動,但是人工智能機器所生產商品的價值是否如哈貝馬斯所闡述:“以科學與技術為基礎,而非以直接人類勞動為基礎”[1]226,進一步說,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否不再適用于人工智能技術主導的勞動過程?對于上述問題的探討應該回歸到馬克思資本邏輯的歷史框架中對機器生產和對價值、具有歷史性的物質財富(勞動)的相關論述中。

(一)資本主義生產邏輯中的機器應用

馬克思對機器的探討從橫向時間軸上來觀察,最早展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大工業發展帶來的生產力提高和人類社會交往活動變革的歷史情景下,即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描述中?；谖ㄎ锸酚^的向度,馬克思將機器的探討置于人類歷史、近代工業發展和社會交往交換的歷史框架里。一方面“沒有蒸汽機和珍妮走錠精紡機就不能消滅奴隸制”[2]527,機器的發明和應用代表了新的生產方式出現;另一方面,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生產帶來了物質財富增加,機器作為生產工具追求低成本高效率的生產方式來延長工人必要勞動時間,資本獲取超額剩余價值。在生產邏輯的框架下,馬克思側重于分析機器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展現的工具性質。

(二)資本邏輯結構性矛盾與工業化機器生產

從生產邏輯到資本邏輯的思想轉向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中得以展現。正是通過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的分析中,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形式的二重性:資本主義機器生產是物質財富的積累過程,雖然對工人直接勞動的依賴性減少,但是其擴大再生產的過程實現的根基仍然是勞動。在這過程中,資本增殖最終目的是產生剩余價值,而非生產;生產物質財富也是手段,而非目標。資本主義生產的對象和價值的根本源泉代表“活勞動”,生產力在資本增殖的過程中成為最大化“吮吸”活勞動的工具。

機器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過程中扮演著參與者的角色,為了拉大其創造的財富數目與剩余價值增長之間的差距。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機器工業化生產創造的社會生產力與“巨大的自然力”相結合,在歷史中的建構性作用以異化的形式呈現:“生產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智力轉化為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中完成的……科學、巨大的自然力、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都體現在機器體系中,并同機器體系一道構成‘主人’的權力?！盵3]509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實際上是以消耗直接勞動時間為前提;從社會的整體層面上來看,資本主義機器工業化生產替代工人勞動這一現象是取代工人的直接勞動,毋寧說是在工人勞動中獲取剩余價值。人類勞動作為價值源泉的屬性在這一資本增殖過程中反而變得日漸空洞與碎片化。

馬克思依據資本主義工業機器生產的應用和發展軌跡,向我們展現了推動資本增殖的動力具有內在矛盾性,證明了“工業勞動過程的形式無法在技術層面上,僅僅依據高生產力水平的要求而得到充分理解”[4]390。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對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二重性進行了區別于傳統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生產矛盾的解釋。在他看來,馬克思所討論的社會一般生產能力、科學、技術和知識歷史性的組織生產構成模式并不完全屬于工人的勞動過程,因此在此范疇中商品的使用價值與抽象價值雖然無法等量齊觀,但是二者在互動中不斷被對方塑造。

普殊同所討論的大工業化機器生產過程需要在資本主義勞動的視角下被理解:在資本主義工業化機器生產形式中,勞動的雙重性隱藏于對物質財富和價值的區分。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財富不由勞動創造,相反如馬克思所說“源于人與自然的互動,由有用勞動所中介”[5]81。馬克思對自動化機器生產的探討不僅體現了資本主義對工人自身和工作的破壞性,也體現了資本主義的騙局——大工業機器生產這一過程確實會縮短勞動時間,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構性矛盾導致它在社會性的應用中提高工人勞動強度;甚至成為“資本的物質存在方式”,反而讓工人成為它的“監督者”和“調節器”[6]67。更進一步說,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性建構下,“社會勞動的使用價值的異化導致了它對生產者的損害”[4]408,因此它無法成為人類解放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普殊同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作出的解釋:“解放所要求的,不是實現,而是廢除勞動的社會構建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自動調節的基礎)的產物”[4]274。本質上,這是一種對馬克思社會批判方式的回歸。

二、重構:西方馬克思主義論者為適用于現代社會批判理論的嘗試

對于馬克思以“分析價值—及其基礎,即勞動—作為一種財富形式”[7]170-171為特征的歷史特殊性的勞動價值論所構成的社會批判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論者們都為探索更適用于現代社會的社會批判理論而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挑戰和質疑。比如,哈貝馬斯實際上承認了社會發展中人類勞動最終導向技術統治的自動化機器生產這一過程具有內在邏輯性;并且“將科技轉化入機器將自動地導向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普遍主體的解放”[8]50-51,由此他將一種“技術性”的解放理論安置在對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闡釋中。

(一)哈貝馬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解讀

哈貝馬斯早期通過賦予勞動以工具性質以構建批判理論,他試圖以此質疑和反駁馬克思賦予“勞動”以核心價值作用的社會批判理論,局限于傳統“勞動”觀念導致了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與資本主義曖昧不清。但是另一方面,兩種理論的對照也為我們厘清人工智能時代社會運行和建構需要何種意識形態方面的指導;智能化機器的社會應用和服務人類是否意味著人類從亞當的詛咒中得到解放和自由。

首先,馬克思將“勞動”及其所構建的社會置于資本主義生產邏輯的框架中進行闡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生產方式雖然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作為社會生產的基礎而存在,但它也是馬克思政治經濟批判的對象。他帶著歷史特殊性的“勞動”觀念進行社會批判,因而他對資本邏輯中的機器自動化生產的分析不但闡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動化”的原因——不完全被科學技術決定,而是其結構化的內在本質表達;而且這一理論所表達的擔憂正像普殊同所論證的:“在馬克思看來,工作和資本主義工業勞動分工的性質,都未必是任何財富生產方式的技術進步的產物。相反地,它們在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由勞動塑造?！盵4]399可見,普殊同是在馬克思的價值分析中考察勞動。

其次,反觀哈貝馬斯的早期批判理論,他直接將資本主義勞動的內涵,即超歷史性和科學技術性,賦予了勞動本身。馬克思和他的批判理論由此導致了兩種不同結果,這種超歷史性的觀念本質上是將異化形式的資本主義勞動性質直接理解為人類勞動。我們用馬克思的觀點來看,哈貝馬斯對這一觀念的誤解是被拜物教表象所迷惑的直接體現。正是這種分析框架,給予哈貝馬斯將科學技術支配的自動化社會視為勞動發展最終結果的邏輯體系以表面合理性。

(二)對于哈貝馬斯解讀的回應

哈貝馬斯僅僅是因為將勞動賦予了恒久的工具性質而造成了其批判理論對馬克思理論的質疑無法站住腳嗎?對此,普殊同進行了更具深度的解釋:哈貝馬斯在成熟時期的理論隱晦地將病理性的資本主義直接在共產主義社會剔除,他認為“資本主義對傳統生活形式的瓦解誤導了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只有在這一合理化消失處,才有社會主義”[9]343。雖然上述哈貝馬斯的理解符合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闡釋,但是其內在邏輯——正如他對勞動工具性的理解,暗含著歷史倒退性。

因為哈貝馬斯將資本主義單向性地視作對理想化人類交往、合理的生產生活世界的破壞和摧毀力量,而社會主義社會對資本主義的超越性在他的邏輯框架中被泯滅。由此來看,哈貝馬斯并沒有理解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10]874。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批判所提供的視角與哈貝馬斯的直接性負面評價不同,它的主旨在于對資本主義機器自動化生產帶來的勞動異化以及其所形成的社會結構中強制性政治統治的批判,而且這一批判內在蘊含著超越其批判對象的理論旨向。這也正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現代機器工業生產勞動即使毀滅也與廢除私人資本主義沒有根本聯系。從這個角度而言,隨著科學技術社會性應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機器生產力與創造的剩余價值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具有不斷增長的趨勢,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正是以資本邏輯的結構性矛盾為基礎,并對其擴張動力發展過程的批判。更進一步說,智能機器無法將人類從亞當的詛咒中解放出來,資本主義生產機器自動化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并沒有將人類勞動與機器生產脫離,反而在資本的座架下人類勞動被賦予了異化形式——工人勞動內容空洞化、時間碎片化。馬克思的理論蘊含了此岸和彼岸兩個世界的圖像:科學技術與資本的社會性發展帶來的高科技生產和創新性勞動分工過程;與之對應的則是超越資本主義之后,將含有必然性的社會。

透過馬克思與哈貝馬斯二者關于社會批判路徑的具體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哈貝馬斯的批判最終導向了“權力和金錢是操控媒介”[9]341這一形象化過程,并將現代社會的一個抽象形式不加區別的冠以最終結果。他的論證路徑正是他致力于反駁馬克思社會理論的主題。從側面看,我們也可以認識到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人工智能時代人類勞動與智能機器之間的問題提供了社會歷史基礎和合理解釋。哈貝馬斯認為技術統治勞動的社會是后資本主義社會摧毀工人勞動的必然性結果,錯誤地將馬克思所說的:“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以耗費的勞動量”[6]704描述生產力與物質財富之間的對立理解為機器生產商品的價值不再來源于工人直接勞動。因此,哈貝馬斯補充了更“適合”后資本主義社會自動化機器生產(或者其他固定資本)的價值來源——“先進的技術知識”[1]227。哈貝馬斯的局限性在重新審度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得到了解釋,高科技與機器融合進行生產商品或者資本主義的無孔不入性并不會導致合理化工具性勞動意義被泯滅。與此相同,人工智能化機器帶來的關于“機器顛覆人類社會”“沒有工作的世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經不能指導當代社會發展”等諸如此類的迷惑性設想或言論都是虛假的意識形態作祟。

科學、技術和機器的融合,或者說當前人工智能機器或技術應用屬于當前的社會階段的產物,其時代烙印也是顯而易見的。在當前社會階段的歷史發展中,科學技術“向著異化揚棄的發展和資本的揚棄必定是同處在一個歷史過程之中”[11]194,智能機器的社會性和歷史性在社會生產生活方式中得以展現,并且這些方式都寓于特定的社會關系中:智能機器的社會性應用逐漸將人類生活分化為某一個階段性過程的理想化目標。站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高度上,當前人工智能技術“改造”自然人日常生活的時間和空間、“預測”個人性格、情緒和行為表示這種“以高技術生產為基礎的世俗生活形式”與前資本主義社會中被異化的生產生活相比較而言,前者是后者塑造和辯證發展的另一種形式,而且比后者更具有實質性的工具意義。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所展現的歷史特定性給予了社會建構性以堅定的立場,而這一分析方式本身蘊含著濃厚的批判色彩。一方面,這種分析框架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異化作出了合理分析;另一方面,也讓我們認識到無論是單純從機器技術角度對工業生產的分析、還是脫離社會存在之外的超歷史性的預設,在馬克思的歷史性邏輯面前紛紛不攻自破。最重要的是,無論何種分析框架下的當代社會理論,對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重新思考都無法避而不談。

三、反思: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對人工智能機器生產軌跡的分析

通過上文的論證,無論從分析理論框架的角度還是從與哈貝馬斯對馬克思理論的批判角度來看,前資本主義社會大工業工廠使用自動化機器生產商品在社會層面上對工人的知識、經驗和勞動需求降低,工人勞動和機器生產都在這一過程中為資本主義創造剩余價值;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生產結構化矛盾附帶而來知識和能力的集合逐漸表現出與個人對立的異化形式。馬克思將這種資本主義發展中具有社會屬性的知識、能力的集合體納入結構化生產形式中進行闡述,它們實質上屬于社會辯證發展中的要素之一,并且它們所形成的勞動過程必須將人類勞動保留其中。也正是由此,哈貝馬斯所持有的“科技工業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將會自動帶來社會進步與人類解放”[8]50-51的觀點并不能解釋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最終指向。那么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如何解釋人工智能機器生產商品的價值構成,亦即智能機器是否獨立創造價值;在人工智能技術和機器融合日益密切,“能夠控制技術的規則日益被技術本身的規則所改變”[12]29。這種看似機器失控、人機關系顛倒的歷史進程中,馬克思如何構建擺脫資本之夢后的自由王國。

(一)人工智能機器生產商品的價值構成

馬克思《資本論》中“資本”這一范疇不單用來把握商品流通過程、資本循環和增殖過程也用來構建現代社會批判。這些范疇的預設都是以批判的角度厘清資本主義社會特定生產形式及其發展軌跡。因此,對人工智能機器獨立化生產的商品或者制造的新機器的價值來源辨析是探究人工智能機器社會性質的起點。

馬克思將資本的循環過程用概念描述為“貨幣—商品—貨幣”。在馬克思看來,更嚴格地說,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形式中表現為“M—C—M′”,并且M與M′的區別僅體現在數量的增長[3]231。對這個公式的理解不能停留在財富積累層面上,它也涉及對價值增長的描述,且馬克思把M到M′之間的數量區別定義為剩余價值。在資本主義自動化機器生產關系中,資本將商品中的價值以其增值后的結果展現。首先,我們由此可以認識到“M—C—M′”的商品流通過程的末端仍舊是貨幣,這表明資本的循環發展并沒有停止。這一軌跡更確切的表述應該是:“M—C—M′—C—M′—C……”,也就是說自動化機器生產過程運動方向致力于數量上的增長而不是致力于達成外在目的。其次,這一循環的動力源泉,即價值,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自動化機器生產中異化為另一種手段,即物質財富價值。隨著資本增殖,價值在社會生產中表現為物質財富遞增的手段,而物質財富遞增自身也被作為手段之一,而不是目的。由此,馬克思所闡釋的價值關系揭示了資本在不同階段中以商品和貨幣的物質形式不固定地交換運動過程。

基于對價值觀念的理解,我們能夠認識到人工智能機器生產商品的價值構成本質上來說不過是對人類勞動價值的轉移。人工智能機器在社會生產運動中即便其外在形式從直接加入固定資本的生產資料轉變為深度學習技術指導機器操作生產,如“無人工廠”完成大量生產工作只需要少量的終端操作工人單純消耗體力,人類勞動在直接生產過程中仍舊是無法替代的。因為無論人類勞動作為生產力(被異化為資本)的源泉,它的意義似乎被高科技技術漸漸侵蝕,但是工人直接勞動仍舊是價值的源泉。正如馬克思所說:“工作和資本主義工業勞動分工的性質,都未必是任何財富生產方式的技術進步的產物。相反,他們表現了一個由增殖過程所塑造的勞動過程?！盵3]544-545進一步說,人工智能機器生產持續提高生產力實際上是科學、技術和自然力轉化為不變資本,提高了單位商品所蘊含的資本有機構成。在這個轉化過程中智能機器生產提高了原本的勞動生產率、縮短了原本的勞動時間,使得單位商品含有的價值(貨幣的表現形式)隨之降低。人工智能機器在后資本主義社會——體現了更高水平的生產力以及生產剩余價值的過程中的矛盾性的規則結構[4]402,在這一過程中,兩種矛盾相互糾纏、辯證、對立并隨著社會發展使得智能機器成為一種異化的社會性統治方式——“人們被他們自己的勞動以客觀化的形式所統治……機器等成了活勞動的真正的主人”[3]983。智能機器生產的商品價值越來越以科學技術和社會一般知識為依托,因此這一生產過程無法擺脫人類直接勞動時間的耗費。

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我們可以認識到智能機器生產商品的價值在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科學技術的矛盾中才能得以闡釋。這一矛盾主要表現為創造物質財富與重新分配勞動時間的異化形式。在人機共存時代有關于資本主義的顛覆性技術的內在邏輯也能由此得到根本闡釋:人工智能商品的“突破性”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總是以對現有物品和服務的微小變化展現的。原因在于資本家所聲稱的創新性商品的價值仍舊是手段——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而非目的。由此,在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框架中,人工智能技術和機器被當作顛覆當前人類狀態、創造新文明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毋寧說在結構化的資本邏輯中它們只能以確保世界不發生實際變化的方式改變世界。

(二)人工智能機器生產過程中的剩余價值性質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大工業機器自動化生產的結構性矛盾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勞動”這一觀念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屬于一種相對獨立、帶有社會確認性的勞動中介。由勞動中介構成的資本邏輯在自動化機器生產中被馬克思形容為:人們的勞動統治了人們自身。對于這一部分的理解,哈貝馬斯顯然陷入了誤區,他雖然認識到科學技術與自然力的社會性應用帶來的物質財富創造的巨大價值,但是他將資本主義機器生產創造的剩余價值與人類直接勞動創造的價值相混淆,并且將“解放是物質生產的線性發展的準自動的技術后果”[13]169這種觀念不加闡釋地放置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哈貝馬斯的觀點是一種由技術統治的社會解放觀,科學技術應用在機器上的異化形式被他看作是社會解放發展的必然趨勢。而馬克思的辯證性社會理論體現出:科學技術與自然力投入機器使之自動化、智能化并成為特定社會生產方式既將自身價值融入其中,但又無法成為社會主體意識的自主決策者。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自動化機器生產而產生的相對剩余價值也為這一發展邏輯提供了歷史性的動力。從根本上說,高科技加深自動化的發展所展現的社會現象是: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動力形式重構,只有在資本主義得到充分發展后才能具體展開。這一辯證分析方法也從側面表明,資本邏輯的二重性特征,不僅僅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也可以用來辯證地理解或者分析其他階段的社會歷史。

一方面,后資本主義時代人工智能機器生產過程的要素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依據上文對商品生產流通過程中的價值要素分析,機器生產的目的蘊含著使用價值和價值,但是價值本身被異化成為手段時,使用價值僅被作為價值(此時是剩余價值)的擔負者被生產出來。追溯馬克思所說明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形成,我們可以認識到“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使勞動的技術過程和社會組織發生徹底的革命”[3]325。這一商品流通過程帶來的物質財富增加是由于智能機器在生產過程中的勞動生產效率高于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縮短了生產市場上同一種類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使用智能機器的資本家在同一勞動時間內無償地占有了數量更多的剩余勞動,而資本家通過兩種方式獲得更多的相對剩余價值:其一是按照原先的社會平均勞動價值標準在市場中占有更大比例的商品份額而獲利;其二是勞動生產率提高后平均每一商品凝結的價值遞減,資本家在市場上以低于同類商品的價格出售從而獲得超額利潤收入。而資本主義獲取剩余價值的源泉在于完全自動化機器生產大幅度代替工人直接勞動和操作技術。資本主義向勞動者所保證的更輕松的工作從而擺脫亞當的詛咒,實際上是美妙的謊言。因為資本主義獲取無限性剩余價值的欲望只有把其自身從人類直接勞動中“釋放”出來才能得到滿足。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并不意味著真正的自由王國觸手可及。根據上述智能機器生產的商品在資本邏輯中由絕對剩余價值向相對剩余價值轉化的勞動生產過程,展現了“勞動”從現象到本質上成為資本附屬品的辯證性歷史過程。而無論資本增殖伴隨著機器提高生產力而完成擴張任務;還是人們被他們無意識構造形成的商品性勞動所統治,在馬克思看來只有在資本主義得到充分發展的社會階段才能實現。站在這個批判理論的高度上,我們才能理解人工智能機器蘊含的科學技術知識無論在當前還是在未來,以異化形式存在的生產形式并不具有解放潛力;但是它內在含有的生產潛能對社會、社會勞動中介、社會生產方式等領域的轉變都起到推動作用。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所追求的完全從物質或自然的支配(與資本形式徹底的無限性夢想不同)中完全解放出來,只能以克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價值形式,使勞動從特定歷史角色中釋放的方式得以實現。

馬克思將區分價值和財富形式與克服資本主義作為勞動價值論中批判論證的核心內容。在他的設想中,價值與財富尺度的轉化以超越資本主義價值交換為社會基礎:“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14]197。真正的自由王國建立在集體解放的基礎上,人們在社會勞動生產過程中逐步擺脫貧困和對立的形式,而采取何種生產方式由解放后的人類決定。

四、結語

與哈貝馬斯等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者所秉持的觀點不同,馬克思構建了資本主義勞動在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屬性之中的雙重作用。他以人與科學技術、自然之間的社會性勞動中介為支撐點,為自動化機器及其生產的商品——既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形成,又為社會實踐提供發展動力,建構了資本主義生產生活的形式。在人工智能時代,人工智能機器在提高生產力水平、帶來高度發達的社會勞動分工形式、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和推動社會生產方式變革方面都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這一歷史性的辯證發展也會帶來資本結構的重構;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價值和物質財富之間的矛盾證明它們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紛繁復雜異化形態的結果,而自由解放是在克服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才能得以實現。馬克思對現代社會的批判路徑并不是一味地懷舊,也不是廢除現存的社會生產關系,而是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為超越資本主義提供更多可能性。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主旨并不是哈貝馬斯所理解的超歷史性勞動理論;也不是單純的關于資本主義剝削理論,從本質上說它從資本邏輯的結構性矛盾中建立了社會歷史動力和其生產方式性質的基礎,并對他們保持批判。這一路徑在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高科技引領生產力發展的現代社會中,仍舊保持著分析其矛盾根源和未來發展的特征,從而更有力地說明當下人們的欲望訴求以及如何改變塑造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