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時代生態環境輿論特征與建設性敘事策略

喻國明　楊雅　滕文強　蘇芳

【摘要】在智媒時代，生態環境領域輿論在新技術變革的背景下變得流動與復雜，面臨著眾聲喧嘩下公信力弱化，民間與官方話語對抗，生態環境類議題的嚴肅性被泛娛樂化傾向消解，情緒化傳播遮蔽生態風險等問題與挑戰。值得關注的是，生態環境類輿情事件的圈層化、娛樂化、情緒化傳播，也反向推動官方媒體傳播話語的溫暖轉向和人本關注。未來可從“物理—事理—人理”三個層面，提升生態環境熱點事件的建設性敘事與輿論引導力。物理層面，從管理到治理，自上而下搭建生態環境輿論引導前瞻布局；事理層面，多源流、跨平臺媒體專家發揮協同效應，實現輿論引導效果提升最大化；人理方面，面對受眾圈層精準傳播，轉化話語策略，講好生態故事，打破“專家—媒體—公眾”溝通壁壘?？偠灾?，生態環境熱點事件輿論引導過程可看作一個動態復雜的系統動力，需實現輿論引導與以人為本的雙核驅動與雙向互動，這也是檢驗未來智能媒介化社會中生態環境輿情引導能否多方共贏、協同創新、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價值標準。

【關鍵詞】生態環境輿論；建設性敘事；可持續發展；“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論

一、智媒時代生態環境輿論事件的背景與現狀

（一）“烏卡時代”：生態環境輿論事件的產生背景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全球危機四伏，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無處不在；與此同時，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的時期，“黑天鵝”和“灰犀?！笔录楷F，整個社會面臨著地緣、經濟、技術風險等多重不確定性因素。這些不確定性也意味著“烏卡時代”（VUCA）的來臨，即流動不穩定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復雜性（Complexity）以及模糊性（Ambiguity）。新場景對生態輿論治理和引導提出了更為嚴峻的挑戰與更高的要求，而如何改進輿論引導的認知和思維方式，增強風險觀念和憂患意識，增強輿論引導的穩健性、敏捷性和適應性是一項重要的課題。[1]

1.后真相時代的輿論場情緒：民眾“解難”“解惑”也需“解氣”

這表現在當前輿論場的特征中，主要是后真相時代“情緒在前，真相在后”的特點：情感先于事實、觀點優于真相、立場勝于邏輯。例如，近年來輿論場中虛假消息的傳播和泛濫，其中的主要原因也是后真相的“情緒情感陷阱”和“認知框架陷阱”。不過，后真相也意味著網民對于真相的追求從“一元理性”到“多元理性”的過程，對于事實和真實的建構，逐漸脫離了權威話語，轉向了多元的社會互動，真相碎片化地交織在不同圈層的立場和表述中。例如，在日本核污水排海后，我國發出針對日本水產品的禁令，但是西方主流媒體又呈現以日本漁民個體化敘事為主的微觀新聞報道，開始“打感情牌”蓄意引導國際輿論。[2]

因此，“烏卡”與后真相時代的生態環境輿論事件，一方面表現為情感因素超越理性因素的情緒激化與觀點極化，另一方面也產生于多元理性趨勢下受眾的階段性情緒和長期性情緒的反應。如何疏解不確定性社會民眾的情感和道德上的積壓與困惑，對于受眾進行心理安撫和情感慰藉，讓民眾“解難”“解惑”還要“解氣”，也是當下生態環境輿論事件引導所必須注重的幾個要素。

2.環境領域的“人類世”：網民行動與輿論場“人工草坪”與“意見氣候”操縱

當下社會，包括生態環境領域在內的輿論場域引導，安全邏輯成為影響傳媒業態和網絡生態，以及傳播邏輯和治理邏輯的“第四維度”，特別是對于非傳統安全因素的考慮。在生態環境領域，學者專家提出“人類世”（anthropocene）這一概念，來描述人類進入新的地質年代，全球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如核污水排放、氣候危機、厄爾尼諾和拉尼娜等現象，并以人類活動改變地球生態為主要特征。盡管圍繞“人類世”目前還存在諸多爭議，但是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們思考當代的生態環境類議題，走出人類中心主義。這里的人類主義不僅意味著人與環境的相互影響，還意味著人所發明的人工智能技術在形成“意見氣候”“人工意見草坪”，即生產自動化輿論方面，對于生態環境領域輿論場造成的影響。有研究發現，智能化的社交機器人在輿論場生成大量被操縱的討論發帖，深刻影響網絡受眾的氣候觀點，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人類至少是網民群體在全球氣候變化趨勢領域形成共識。

（二）智媒時代的網絡輿論總體現狀與特征

1.輿論主體：從精英到普羅大眾，從常人到生成式“新常人”

在輿論傳播主體方面，一方面，隨著媒介化程度的加深，傳統的大眾媒介如報紙、電視、廣播等已經逐漸轉移陣地、建立媒介矩陣，而更加具有傳播聲量放大效應的，是不斷發展的新型網絡媒體，如社交媒體、短視頻、直播等。以往以制度保障的絕對性的傳播聲量被瓦解，社會普羅大眾的聲音被解放，多元意見和價值觀在分布式媒體得到傳播。在此基礎上，隨之而來的是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社會和細顆粒度的傳播場景。這一巨大的社會結構與動員邏輯的轉變也加劇了社會風險，構成生態環境輿論事件發生發展的媒介化社會的“土壤”。

另一方面，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AI）的發展，輿論場的傳播主體成為常人與“新常人”共在的傳播格局。從“常人”的觀點來看，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其具有從眾、淡漠、平庸、不承擔責任的特點，這也符合輿論場域中大部分公眾的特點，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社交機器人賬號，在知識整合和信息分發方面，其實也具有以上這些特征，因此形成了輿論場中的“新常人”[3]，某種程度上也暗合了大模型的機器生產邏輯，對于輿論事件的應對也增加了新的風險和挑戰。

2.輿論傳播介質：從離身到具身，從單一感官到多模態“擬態環境”

在智媒時代，輿論傳播的媒介也實現了從離身過程向具身過程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媒介對受眾的延伸方面，從單一的感官通道，到對五官五感的全方位多模態的模擬。麥克盧漢提出了“媒介即人的延伸”，為人類活動帶來一種新的尺度變化、速度變化和模式變化，例如借助元宇宙技術，傳播主體將以虛擬化身的形象在賽博空間中實現信息傳播和數字交往。多模態的感官通路模擬下，受眾所感知到的“擬態環境”可能與真實環境更加接近，這就帶來了對真實新聞事件的全貌式的感知理解。不過，這也可能使得受眾被感官牽動，在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的交融中感受到真實感的消解與迷失。

3.輿論受眾：從“衣帽間式共同體”到自組織的“儀式化繁殖”

當前輿論受眾在網絡上的典型畫像可以用“儀式化繁殖”與網絡民粹主義的喧囂來做側寫。流動的現代社會中，個體之間的連接可以被比喻為僅僅在短暫的演出中通過穿著統一服裝來實現，演出落幕后再復歸日常生活角色，這種連接也被社會學家鮑曼概括為“衣帽間式共同體”，是現代社會中個體不安感和不確定性的一種體現。這種群體缺乏團結的紐帶和強烈的集體主義意識，容易參與網絡狂歡的喧囂，而并非發出理性的聲音，任由非理性因素儀式化地繁殖。這種基于松散連接的群體，在情感的宣泄下，并不能起到促進輿論生態健康發展的作用。

不過，在步入Web3.0時代時，如克萊·舍基所言，智能信息技術的發展也有可能再次潤滑被工業社會擰干的人際關系，使得人與人又重新聯結和凝聚，形成理性的自組織力量。例如，在生態環境領域輿論事件中，核污水的排放事件前后，很多自媒體科普視頻也基于愛國主義和科學精神，對民眾進行相關知識的科普傳播，引導受眾對關于飲水健康、水產安全等議題的關注，同時通過辨析“核污水”與“核廢水”的區別，積極在國內外輿論場中形成聲量，對抗西方媒體在此領域的話語霸權。

4.輿論傳播效果：從改變行為前置到改變認知，從技術解到心靈解

在輿論傳播效果研究方面，一直以來都在強調內容對于受眾態度和行為的改變。隨著“認知競爭”的提出，更加需要重視的是態度與行為改變的前提，即如何改變人的認知框架。傳統媒體的核心資源從“注意力經濟”到“影響力經濟”，在智媒時代“認知經濟”包括注意力、認知基模、認知框架成為衡量引導力和影響力的新的標尺。對于認知的爭奪，關鍵在于對于某一個輿論議題的定義權和貼標簽等話語權的爭奪，從而影響人們的思考框架。這也是一種“快思考”的社會表現，突出了輿論事件的符號價值。簡言之，這對于我們應對輿論事件的啟示在于，不應僅僅依賴以物質治理為代表的“技術解”，更進一步需要的是以認知治理為代表的“心靈解”，重新凝聚人們的思想和精神，在心理安全的基礎上實現社會信任和社會共識，重構線上線下同心圓。

二、生態環境領域熱點輿論事件傳播的問題和趨勢

（一）智媒時代生態環境領域輿論傳播問題

1.輿論主體：眾聲喧嘩下，如何聚焦放大權威信源與專業人士聲量

不同于大眾媒體時代，智媒時代各類傳播主體的涌入使得輿論場呈現出眾聲喧嘩的景象。生態環境輿論與民眾生活相關，具有很強的接近性和相關性，輿情通常呈現出熱度居高、集中爆發、迅速傳播擴散的特點。智能傳播時代，用戶不再是傳播末端的“受眾”，需要依賴反饋程序完成“逆向”的信息傳播，簡單的“我說你聽”已經無法滿足用戶訴求。在智媒時代網絡這一“話語容器”中，既有民眾的訴求表達、政府的政策發布，也存在議事秩序紊亂等景象。因此，對事件進行權威信息發布、專業研判與知識科普的政府、學者、權威機構等專業人士的聲音會被淹沒在人數眾多的網友討論之中，在“眾聲喧嘩”中難以有效發揮傳遞知識、凝聚共識的作用。

2.輿論議題：當公眾訴求與媒體議題匹配不對位時，易導致信任波動

網絡媒介技術的賦權引發私人領域公共化的新現象，網民個體的私人事務進入網絡輿論場中，并成為規模龐大的輿論內容。例如，在“日本核污水排放”事件中，網民觀點主要集中在擔心核污水對海洋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造成潛在影響，呼吁采取更加謹慎和科學的決策，并認為這是對環境和人類的不負責行為，呼吁尋找其他更安全的處理方式?？梢娖胀ňW民的關注點更多在于個人層面，如身體健康、生活質量等。如果相關媒體的議程設置未能及時有效匹配網民樸素的個人訴求，此時這種信息的偏差就會使得網民對政府、專家等專業人士的信任出現波動，不利于對熱點事件輿論的正向引導以及緩解公眾焦慮情緒。

3.輿論生態：情緒在前的社會焦慮，影響科學理性信息的有效傳播

情緒已然成為當前網絡空間中廣泛傳播的重要信息。特別是在生態環境領域中相關輿情事件多為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由此引發的巨大不確定性常常會使得公眾陷入焦慮情緒之中。此時大量散布于網絡空間中的焦慮情緒形成情感傳染，最終導致情感極化。加之網絡空間中信息生產者數量的快速攀升，以及關鍵把關人角色的社會缺位，使得大量未經證實或夾雜著個人主觀臆斷的假新聞、謠言和情緒性信息充斥在公共討論空間。在極端的焦慮情緒影響下的公眾往往會選擇相信虛假信息與情緒性信息，而忽視理性思考，不再接受政府與媒體發布的理性信息。此外，公眾圍繞特定事件容易形成一套固定認知框架，即“民間邏輯”。此時公眾這種非理性的信息接受行為不僅不利于輿論正向引導，甚至會引發網絡懷疑主義等不良后果。

（二）智媒時代生態環境領域輿論傳播態勢

1.圈層化趨勢：阻礙“政府/專家—媒體—公眾”建設性敘事傳播

隨著智能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網絡輿論圈層化現象越發凸顯。在生態環境類議題的輿論發酵過程中，一方面，技術賦能的圈層化為生態輿論提供“圈”“層”并行的傳播路徑，不斷衍生出了圈層輿論、圈層傳播以及圈層文化等新的傳播形態；另一方面，圈層化也誘發和加劇了多利益相關方主體在生態環境類議題中“習慣性懷疑”“對抗性發聲”等非理性現象，阻礙“政府/專家—媒體—公眾”形成良性對話溝通。[4]

在應然狀態下，構建環境議題的主體多元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傳播建設性話語；但是在很多熱點輿論事件中，政府、媒體專家與公眾之間卻存在編碼與解碼的誤差。在公眾圈層易形成“環境反話語”，個體以自己的方式去解讀相關領域，并呈現出分化的生態環境觀。例如，在某地垃圾焚燒事件中，部分業主以“我們不要被代表”等對抗性敘事框架，在微信公眾號上搭建了民間垃圾治理的話語敘事。由此可見，傳播與輿論引導的成功與否，一方面在于傳播敘事本身的科學性、權威性、合理性、建設性，另一方面還在于其表述方式能否得到民眾的廣泛理解與認同。只有從“破圈”到“入圈”，各個主體形成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關系，才能凝聚廣泛的共識，推動生態環境問題共商解決與全社會生態文明建設。

2.“泛娛樂化“趨勢：消解生態環境類議題的風險與嚴肅性

社交媒體平臺打破了空間和時間界限的桎梏，也是當前包括生態環境領域在內的突發輿論事件信息流動的重要場所。網絡公共事件的特殊語境滲入社交媒體碎片化、非理性邏輯的信息系統中，構建全新的信息傳播場景。在常態社會語境下，社交媒體上普遍傳播的戲謔、搞笑類的信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然而在生態環境領域的語境下，特別是當涉及自然災害、風險環境事件的議題時，輿論場中過分娛樂化的信息則容易消解生態環境議題的嚴肅性，掩蓋科學類子議題的進一步傳播，削弱媒介公信力。

在一些突發自然災害事件中，有部分網民通過社交媒體制造和傳播帶有惡搞性質的段子、表情包等泛娛樂化信息，情緒狂歡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原本嚴肅的防災救災信息的傳播。因此，生態環境類輿論的泛娛樂化趨勢的放大，將有可能創造出一種“娛樂暴力”，擠壓媒體其他社會功能[5]，使生態環境輿論出現背離科學和理性的趨向，阻斷民眾對風險危害程度形成正確感知的路徑。網絡空間表面的娛樂、戲謔與狂歡，將遮蔽真正的生態環境的嚴肅討論，從而隱匿潛在的輿論風險。

3.情感敘事趨勢：有溫度的生態環境議題傳播引發多元共振

情感并非是理性的完全對立物，而會伴隨理性認知運行于社會公共空間之中，同等重要地作用于公共話語的構建過程。在生態環境類議題當下的網絡傳播中，群體性和個體性的日常情感表達已引發了更多元的共振。

由熱點輿論事件中網民話語情感分析可知，網民的表達往往傳遞出對于個體生存境況的樸素感知以及內隱的生態環境情感。由于生態環境議題本身的特殊性、流動性和復雜性，情感在認知過程中輔助判斷與決策的影響作用體現得更加明顯。例如，報刊文章《觀察自然：封控生活里的一束光》講述了人們在等待中發現自然就在身邊，并在觀察自然的過程中治愈自我的故事。這一報道借助美學的表達方式，重構了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的關系，并通過情感敘述，傳達了自然是人類肉體與心靈的棲居地的生態美學觀念，達到了較好的傳播效果。

因此，情感敘事和有溫度的傳播，可以引發多元共振，讓更多主體進入到生態環境領域議題場域的討論和積極建設中來。這既可以為相關部門、專家了解民眾生態環境價值觀念提供分析入口，也會反過來推動媒體和機構的敘事話語策略實現情感轉向，做到既從理性科學層面“正中議題靶心”，又在情感關懷層面“溫暖社會人心”。

三、智媒時代生態環境領域熱點事件輿論引導策略

從生態哲學觀的視角出發，生態環境領域的輿論信息生態系統是一個具有風險性、多樣性、復雜性的動態系統，牽一發而動全身，即輿論場域的主體之間、主體與生態環境之間，以及生態環境內部的構成因子之間，都存在著緊密聯系、互動與協同。[6]智能信息傳播時代，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不斷迭代升級，技術成為社會變革的“核心序參量”，媒介的高層次進化使得智能化程度成為其重要特質，加之其進一步內嵌于社會的關系結構，媒介的力量在無線連接中聚合，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界限逐步模糊，形成“涌現”性的傳播能量，多元主體協同的生態環境輿論引導策略需要逐步構建。[7]

智能化信息時代，生態環境輿論風險不僅僅是信息層面的對沖產物，更是社會系統性風險性和脆弱性的表現，因而緩解沖突、應對風險、適應變化、正向引導生態環境輿論的能力和策略至關重要。根據“物理—事理—人理”的系統方法論[8]，將復雜的研究問題視為一個系統整體，并分解為多個要素，以探索各個要素之間的內在關聯，由此可以探討智媒時代生態環境領域的輿論引導策略與協調路徑。

（一）“物理”：自上而下搭建生態環境輿論引導前瞻布局

智能傳播時代，在“物理”維度層面，相關機構與部門自上而下整合資源，彌補輿論主體缺口，實現正向輿論引導的生產與擴散，擴散顯性內容、規避風險內容、挖掘隱性價值、實現輿論價值的增值，搭建生態環境輿論引導的前瞻布局。

在治理理念層面，從傳統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對性管控理念，轉向應急性的預防為主、先手布局與復雜性治理。傳統的治理思路雖能取得表面之效，但由于生態環境領域與民眾日常生產生活緊密相關，因此突發性輿論事件一旦發生，則反映為社會關注度高、處置難度大、風險性和破壞性極高，且牽一發而動全身。[9]因此，在協同理念層面，相關部門和機構在應急和輿論引導的過程中，既要注重突發性事件的“急救”，也應注重日常輿論引導的“培育”，搭建社會治理機制、法律規制機制、媒體報道機制和網民自律機制等多方協同系統，共同承擔網絡生態環境輿論引導傳播的主體責任；搭建跨地域、跨機構、跨公網的網絡生態環境輿論聯合治理平臺，實現從“統一治理”到“分類治理”，從“事后應對”到“事前布局”，從“突發管理”到“日常管理”。

（二）“事理”：媒體協同效應實現輿論引導效果最大化

智媒時代，生態環境輿論引導和傳播，不僅僅在于信息內容的單向度擴散，本質上還在于生態環境類科學知識和認知框架在“最后一公里”的受眾觸達?！笆吕怼本S度，主要在于傳播介質的作用，發揮多源流、多平臺媒體矩陣的協同效應。一方面，加大主流媒體引導力度，提升話語親和力。主流媒體應主動肩負社會責任，積極作為，引導和傳播生態環境信息，倡導人與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以及社會可持續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大局觀；滿足公眾對于生態環境信息的潛在需求，拉近與公眾之間距離的情感需求；講好中國生態環境故事，逐步形成階段式擴張的傳播模式。[10]

另一方面，發揮社交媒體的圈層傳播效應，抓牢網絡意見領袖和關鍵少數，實現生態環境輿論的全過程引導和生態環境科學知識的全面共享，為公眾提供“個性化信息服務的分發廚房”，提升公眾的生態信息傳播的參與和建設意愿，推動生態環境輿論的觀點聚合和意見表達。既以情感共振實現良好傳播效果，又以具有影響力的“關鍵少數”帶動“絕大多數”，實現輿論引導效果提升的最大化。

（三）“人理”：輿論引導與以人為本雙核驅動、雙向互動

“人理”維度指的是統籌協調輿論引導的資源，以生態環境輿論內容體系迭代為基礎，實現輿論引導創新，優化輿論引導的供需匹配，堅持平等溝通、科學開放，提高傳播效率，滿足智媒時代的受眾需求，實現輿論引導與“以人為本”理念的雙核驅動、雙向互動。

首先，建立生態環境領域科普與辟謠平臺，打破“專家—媒體—公眾”的溝通壁壘。一方面，注重相關機構部門、企事業單位、高校研究所等智庫主體的聯動和協同，系統化、專業化地闡釋生態傳播的科學內涵，降低信息差異，從戰略角度完善生態環境輿論引導的頂層設計；另一方面，建立生態環境領域科普和辟謠平臺，在開展科學普及的同時，不斷強化輿論引導和價值引領功能，擴大辟謠“朋友圈”，形成“捕捉線索—及時辟謠—正向傳播”的有效辟謠和雙向傳播機制。[11]

其次，借助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實現輿情實時動態監測與管理，形成網絡輿情監測目標從內容向“內容+關系+情感”的轉向，借助打標簽、區塊鏈等技術功能實現相關內容的分類存儲和傳播溯源，完善全流程、全環節、多層次的輿論風險評估體系。[12]同時，實現對網絡用戶的情感心理和社會關系的多維度測量，實現輿論引導內容的呈現方式從“平面化”轉向“立體化”，實現生態環境類信息場景化、沉浸式、精準化、個性化推送，提升生態環境輿論引導的準確性、有效性、智能化和感染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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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趙小凡，齊曄，李嘉慧.氣候變化風險評估體系的國際經驗以及對我國的啟示[J].環境保護，2021，49（8）：39-42.

[12]李明德，鄺巖.大數據與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網絡輿情治理：作用、風險和路徑[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1（6）：1-10.

作者簡介：喻國明，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傳播創新與未來媒體實驗平臺主任，中國新聞史學會傳媒經濟與管理專業委員會會長（北京 100875）；楊雅，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傳播創新與未來媒體實驗平臺認知傳播實驗室副主任（北京 100875）；滕文強，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北京 100875）；蘇芳，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北京 100875）。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生賈貝熙、金麗萍對此文亦有貢獻。

編校：王 謙

封面人物·曾祥敏

曾祥敏，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黨委書記、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新聞與傳播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入選全國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行業領軍人才工程、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被評為北京市教學名師、北京市青年教學名師、北京高校優秀黨務工作者。是“全國黨建工作標桿院系”負責人、“全國高校黃大年式教師團隊”核心成員。擔任《中國新媒體研究報告》主編、《中國新聞傳播研究》副主編。榮獲2022年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第一署名）等三次。主講的《電視采訪報道》獲批國家級一流線下課程。兼任中國記協新媒體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專家組組長、“中國新聞獎”“長江韜奮獎”評委。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重點項目及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等23項，出版專著和教材12本，《電視采訪》入選國家級規劃教材，在《現代傳播》《社會科學》等學術期刊和《光明日報》理論版等報刊發表學術理論文章1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