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庵續論》書后雜談

劉家和 岳秀坤

二○一○年，上海師范大學陳恒老師組織了一個小規模的史學理論研討會，與會者除了京滬兩地的中青年學者，還有三位年長的前輩，即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張文杰先生、王樹人先生，以及北京師范大學劉家和先生。我當時在出版社供職，因為專注于史學理論圖書出版，有幸參與其中，還應主辦方陳恒兄之命，擔任了一場討論的不合格主持人，因為時間沒有控制好。那次會議，劉家和先生未提交文稿，口頭發表，談中西思維中理性結構差異的問題。據劉先生后來說，他當時講完，很期待回應，結果無人提問，也沒有人質疑，于是很“失望”。會議之后，正值上海世博會，大家集體出游，劉先生興趣很高，也隨大部隊一起漫步，一路歡聲笑語，留下不少珍貴的“笑料”。過后在劉先生休息的房間，我跟易寧、陳新兩位老師，圍著劉先生漫談。具體內容已淡忘了，只記得陳新說到在北京時每周跑去北師大聽劉先生講《史記》，很是讓人羨慕。劉先生談的都是專門的學術問題，我只記得“在場與不在場”這個術語，其他沒聽懂。談話中，我們說劉先生可以把您有關史學理論的文章結一個集子了，劉先生并沒有表態?；氐奖本┖?，我繼續努力推動這件事，中間時做時輟，并不順利，好在最終有了《史苑學步》（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這部文集，差不多把劉先生多年來有關史學思想與理論方向的專題論文“一網打盡”了。

二○一九年春天，陳恒、陳新二兄由滬抵京，約了清華大學彭剛老師，還有我（此時我已到首師大任教），一起去拜訪劉先生。不巧，當時我濕疹上頭，面紅耳赤，無法見人，就缺席了。這次聚會的成果之一，是陳恒兄努力說服劉先生，篩選未結集過的單篇文章，再出一部新作，具體編選雜務由我從旁協助。相比耗時甚久的《史苑學步》，此事進行得非常順暢。劉先生拿到我查找、初選的篇目之后，略做增刪，爽快允諾了。接續此前文集《愚庵論史》，名之為《愚庵續論》。二○二一年，此書推進到臨近出版階段，劉先生陪同夫人住進了醫院，聯絡溝通不便，我即擅作主張，在劉先生無序無跋的情況下將書付印了。過后，劉先生引以為憾，幾次跟我聊天說到有個沒完成的任務，對讀者缺少一個交代。于是，就有了這一篇訪談。

自二○一○年以來，我借各種由頭，或獨自登門，或陪友人拜訪，從劉先生的談話中多受教益，種種細節極難忘。以上略贅數語，為這篇訪談的讀者補充一點額外的背景信息。

—岳秀坤

岳秀坤： 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讀研究生的時候，曾經拜讀過您的文集《古代中國與世界》，記得是武漢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印行的。后來相繼看到您有幾部著作結集，包括《史學、經學與思想》（2005）、《愚庵論史》（2010）、《史苑學步》（2019）。最近一部新的文集是《愚庵續論》（2021）。您在學術研究方面的發明之多，學術壽命之長，讓我特別感佩。

劉家和：《古代中國與世界》是我的第一部文集，當時是武漢大學馮天瑜熱情邀約，所以在武漢出版。過去的書先不談，今天我們聊聊這一本《愚庵續論》。二○二一年這本書付梓過程中，因為我在醫院，未能循例寫一篇前言或后記，向讀者說明相關情況，深感遺憾。這部新書收羅了我前幾部文集中沒有的論文，收集者是你—岳秀坤先生。你是這本書能夠出版的必要條件。所以，今天請你來，我們再談一談，也算向關心這部文集的讀者朋友做一個補充說明。

二○一九年四月，我請幾位年輕的朋友聚餐，有陳恒、陳新、彭剛、顧曉偉，等等。席間，上海師范大學陳恒先生為他策劃的“光啟文庫”約稿，希望我再出一部文集。我覺得新作并不多，舊作乏善可陳，本想謝絕。過后，我看到了你幫我整理的一份論文目錄，感覺再結一部文集或許可行。此書最終能夠問世，除了感謝陳恒的邀約，還要感謝商務印書館上海分館各位編輯的辛苦校訂，尤其是責任編輯陳雯女士付出了大量勞動。

岳秀坤：《愚庵續論》將近五百頁，也是一部大書。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文章按照性質分為六輯，分別是“世界與中國”“中西古史比較”“懷念師友”“書前書后”“信札”“口述史”。我想請您分別談一談各部分內容相關的事情。首先從“信札”開始吧，這是我目前最感興趣的。

劉家和：這里面的信札部分，收錄的是我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先后寫給林志純先生（1910-2007）的二十四封信。林先生是引領我走上世界古代史研究之路的老師。人不能忘本，我對林先生是非常尊敬的。

一九五四年，當時我是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古代史助教，林先生到北京來，在北師大座談，我第一次當面受他的教益。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我參加了教育部在東北師范大學開辦的世界古代史教師進修班（實際上是兩年制的研究生班），中方導師就是林先生。從此以后，我對林先生的治學與教學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正是在他的示范和指導下，我逐步明確了自己研究世界古代史的路數。

林先生跟我有過很多通信?？上?，我自己不善于保管資料，現在找不到了。唯一保存下來林先生寫給我的一封信，轉交給東北師范大學了。這里我要特別感謝一位朋友，東北師范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張緒強先生，他從林先生留存的資料中找出了我寫給他的這批書信，并且費心做了整理錄入。信里提到一些外文，時間隔得太久，難以看清，我自己也無法確認。

岳秀坤：這一組信札的時間跨度有二十幾年，內容涉及世界古代史的教科書、工具書編寫，以及一些具體的古史問題，我想，有心的讀者會從這里面得到重要的啟發或教益。您提到，信札最初的整理者是張緒強先生。在他所做工作的基礎上，還有一些未能辨識的外文，我請了幾位朋友幫忙，包括徐曉旭（中國人民大學）、金壽福（復旦大學）、唐均（上海外國語大學），他們分別解答了一些問題。這個事情雖然簡單，只是“認字”，但是，必須是專家才能干。您在信函里涉及的古代史文獻和術語，使用了英文、法文、俄文、梵文等數種文字。我想知道，您當年為了研究世界古代史，在學習外語方面是否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

劉家和：感謝你們付出的勞動。談到學習外語，我有一點經驗跟你分享。你知道漢字的構造是有規律的，清儒治小學在這方面有很多成績。外語的單詞也是如此，有詞根、詞綴?？梢杂梅治鰸h字的思維方式來學習外語單詞，尋找字源。短時間可能看不到效果，但是積累下來，成果就很可觀。另外，我還用過一種方法，借助英文來學習其他語言。我把《共產黨宣言》的英文本、德文本跟俄文本對照閱讀，一字一句，做語法分析。后來，又用同樣的方法讀《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英文和俄文對照，除了語言能力，還發現了印歐語系不同語言之間的有趣的異同。

《愚庵續論》的最后一部分，第六輯“口述史”，是我口述的生平經歷，二○一一年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上面連載過。其中我談到了自己學習外語的經驗，也回憶了很多位教過我的老師。最近，我有一本《麗澤憶往：劉家和口述史》出版，是國家圖書館全根先先生、北師大蔣重躍教授二位訪問并且整理的，關于我的讀書、受教的經歷，這本書有比較詳細的敘述。

岳秀坤：《愚庵續論》第三輯“懷念師友”，收錄八篇文章，涉及錢穆先生、陳垣先生、林志純先生、白壽彝先生、柴德賡先生，還有齊世榮先生。

劉家和：這組文章不全是師生、朋友之間的友情記錄，關于陳、柴兩位先生的文章，談的是我對他們的學問路徑的理解。

錢穆先生，是我在江南大學讀書時候的老師。我聽過他開的兩門課，中國通史和秦漢史。我聽他講課，入神了，沒有記筆記。他就找我談話，問我：“劉家和，你為什么不記筆記？”我說：“錢先生，我在專心聽講?！彼f：“你不記筆記，能記得我講了什么嗎？”我說記得，他就考我，我還真記得。錢先生接著問我：“你現在記得，將來還能記得嗎？”我說：“那我以后記筆記?！?/p>

柴德賡先生，是陳垣先生的高足。一九五○年，我報考了北京輔仁大學，插班生三年級。那時候陳先生是校長，行政事務多，不開課。柴先生擔任歷史系主任，給我們講授隋唐史。有時候我晚上到柴先生家里去，聽他講各種知識。我從柴先生那里受益良多，包括間接得到對陳先生治學門徑的了解。

一九五二年，我從輔仁大學畢業，趕上院系調整，輔仁大學歷史系與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合二為一，我分配的工作是在新的歷史系擔任世界古代史助教。白壽彝先生是原先的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現在擔任中國史教研室主任。因為我們住的地方都在西單，上下班時經常在公共汽車上見面，他時常詢問我一些工作和學習的情況，我也經常抓住機會，向他請教。白先生給我的指導，多數是在“路上”，可以說是“道聽途說”。

齊世榮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過世以后，我寫了紀念文章，題目是《狷者與狂者的友誼》。我是狷者，他是狂者。我們兩個年輕的時候，他看我還算是有兩下子，經常到我家來聊天，古今中外，什么學問都談。在他去世前不久，有一次，我們一起開會，齊先生和我，還有馬克垚、瞿林東，四個老朋友，坐一起閑聊。齊先生說：“家和，我看到你最近有一篇關于黑格爾的文章，這種文章以后不要寫了?！蔽艺f：“為什么呢？黑格爾對中國歷史的看法是充滿偏見的，我覺得必須回應?！彼f：“這樣的文章我們看起來都頭疼，你寫起來得有多頭疼??！”他又問馬克垚：“老馬你看了沒有？”馬先生說：“我沒看?！薄澳銥槭裁床豢?？”“你看了都頭疼，我看了，要腦溢血??！”大家哄堂大笑。

岳秀坤：這部《愚庵續論》收錄的第二輯“中西古史比較”，有九篇文章，論題涉及中西古史的比較、中國的經學、中國的世界史、比較研究的方法。我讀您的作品，最初的感覺是學術領域跨越度非常大，不僅有古代的中國、印度與希臘的比較研究，在歷史學之外，又涉及傳統的經學、小學，以及西方的哲學、邏輯學，看起來您關心的問題非常之多。不過，我后來又慢慢體會到，這些貌似彼此距離頗遠的問題背后，您的研究方法有一以貫之的精神，無論是材料的辨析，還是概念的推演，都十分細密。您的知識結構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劉家和：我的知識結構是隨時在調整的。學術研究需要做得深入，成為專家，但是視野集中在一個領域，也容易掉入陷阱，思維局限在里面。討論不同的問題，需要有不同的知識結構。直到現在，我的知識結構是一直在調整的。

我有一篇論文《〈書·梓材〉人歷、人宥試釋》，討論《尚書》中的一個具體問題。文章發表在《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4期），同一期還有我們北師大的南明史專家顧誠老師的論文。有一天在校園里偶遇，顧老師客氣地提出表揚：“這篇文章的作者叫劉家和，真是你寫的嗎？我看都看不懂?！蔽矣懻撨@個問題，使用的方法跟清儒是一樣的。

我在中國、希臘、印度三個方向上都下過一些功夫。討論黑勞士問題，必須先有希臘史的基礎。跟做中國學問一樣，從語言學習入手。等我做印度佛教問題的時候，希臘史的基礎就沒有用了，需要另外學習。季羨林先生是印度學專家，他看到我寫的關于印度問題的論文，還是表示認可的。有一次會議期間，季先生通過北京大學東語系的陳嘉厚先生找我。陳先生有一輛自行車，我坐在后座，他馱著我去跟季先生見面。季先生有句話，“劉家和用佛經來研究歷史，是一絕”。后來，佛學專家任繼愈先生邀請我參與整理佛經的工作。

岳秀坤：您說的知識結構的調整，聽起來我大概能明白，就是要跟著問題走，新的問題需要新的工具。但是，落實起來，恐怕難度非常大。您做的中外比較，或者說中、印、希比較研究，核心的關懷，應該是在追問導致不同的文化發展路徑的那些根基性的思想要素。說到這里，您這部最新的集子仍然有“遺珠”?！侗本煼洞髮W學報》二○二○年第三期發表了您的論文《理性的結構—比較中西思維的根本異同》。我感覺，這篇文章的主題就是您長期思考的對象之一。但是，跟您討論《愚庵續論》篇目的時候，您決定不收此文。當時我沒有追問原因。您現在方便解釋一下嗎？

劉家和：你應該記得，二○一○年上海世博會期間，我們在上海師范大學有一個小型的史學理論討論會，當時我的發言就是講這個題目。參加會議的，除了一些年輕朋友以外，還有王樹人、張文杰兩位老朋友?？上?，當時在場諸位都沒有對我的發言給出實質性的反饋。從那時到現在，已經有十年。我之所以沒有同意收錄這篇文章，是因為它剛剛發表出來，我想聽聽讀者的意見再說。

岳秀坤：我記得那次會議的情形。也許是論題太重大了，沒有事先考慮過的話，現場難以回應。思考了至少十年才成文，看來您處理一個“大問題”也需要準備很多年。

劉家和：是的。我在八十多歲的時候寫了一篇討論《老子》歷史思想的文章，題目是《試說〈老子〉之道及其中含蘊的歷史觀》（《南京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這篇文章可以說準備了六十年。我從二十一歲就想注釋老子，五千言背得爛熟，但是注不成。這次我是借助于黑格爾，做了一種解答。

岳秀坤：《愚庵續論》的第一輯“世界與中國”，收錄了八篇文章，從公元前四世紀“最初的文明”到公元三世紀“古代世界的衰落”，您的討論涉及整個亞歐大陸的古代世界，尤其是刻畫了中國在其中的位置。我因為這幾年在首都師大從事全球史的教學，讀這一部分內容的時候，感受就更豐富一些。

劉家和：這一組八篇文章，最晚發表的是《關于中國古代民族關系特點的幾點思考》（2006），其他的都是在二十世紀完成的。其中有六篇，是我為吳于廑、齊世榮兩位先生主編的大學教科書《世界史·古代史編》撰寫的。另外一篇《中國與世界》，是為白壽彝先生主編《中國通史》第一卷撰寫的。最近，北師大劉林海教授和我一起撰寫了一篇新的論文，《3-6世紀中西歷史及文明發展比較研究》，可以說是之前研究的進一步延伸。

我先后有數次參加了世界史教科書的編寫。吳、齊兩位先生擔任總主編的《世界史》，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部分，古代部分包括兩卷，分別是古代史和中世紀史。我從一九八六年開始參與其事，和王敦書先生共同負責古代史這一卷的主編。整部《世界史》的主要思想出自吳先生，簡單說，就是要體現世界史從分散到統一的過程。我跟吳先生講，這是一個“實現”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面講過，世界史是文化交往、經濟交往的一個結果。

世界史跟中國史不是并列的，世界史就是世界史，中國史和其他國家的歷史，都是國別史。這一點雖然吳先生并沒有明確說，但要求是清楚的，要在世界史中看到中國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把中國從世界史中排除出去。古代史卷的寫作大綱由我設計，每一段里面都有中國，每一段都要做不同文明之間的比較，如此形成一個古代世界的整體圖景。因為我自己擔任主編，所以別人不寫的地方我來寫，除了印度部分之外，所有比較章節都是我寫的。結果就是現在收錄在第一輯“世界與中國”中的前六篇文章。

岳秀坤：您說到世界史和中國史的概念關系問題，這一點我特別有興趣。因為我現在的工作是教全球史，必須參考國內、國外各種世界史教科書的編寫方式。我感覺，現在我們把世界史、中國史當作兩個學科，對一些問題的研究是很不利的?，F在造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外國史等同于世界史，只要研究的歷史問題是外國的、不是中國的，就可以叫“世界史”；而那些用“世界史”為標題的著作或是課程，實際上很少涉及中國，甚至干脆不談。比較而言，您和王敦書先生主編的這一卷《世界史·古代史編》，跟前后出現的其他教科書相比，不說是唯一的話，大概是考慮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這一問題最多的。

劉家和：作為概念來說，“世界史”是把整個人類世界作為對象，中國是其中一部分，自然不應該忽略?！爸袊贰笔前颜麄€中國的歷史作為對象，它在不同時期的歷史發展必然牽涉到或遠或近的周邊地區或國際關系，世界也是它的一部分，不能排除在外?，F在搞錯的是，把研究中國之外某個國家的歷史研究，統統稱之為“世界史”，混淆了國別史與世界史二者之間的區別。中國史，跟其他外國史一樣，屬于國別史的一種，跟世界史不是一個層級的概念。

岳秀坤：像您一樣，自覺地把中國納入世界的整體結構之中，這樣的研究現在還是不多見。

劉家和：把中國納入世界，做這種史學研究需要條件。就像我前面說過的，研究不同問題，需要不同的知識結構。我從前談過一點，我們中國人做外國史和世界史，如何突破現在的學科劃分的局限研究。簡單說，我們的學者可以分作兩種類型，一種專門做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比如英國史，同時要做一些中國史研究，拿中國作為參照系，通過同類現象或問題的比較分析，能給英國學者提供一些旁觀者清的新看法；另一種是在某一個或某些國別史上已有相當基礎者，可以更多地從總體上注意世界史，同時從總體上注意中國史，做嚴格意義上的世界史研究。當然，說清楚中國在世界史中的地位，這不僅是中國治外國史學者的義務，其實也是治中國史學者的義務。

岳秀坤：我可不可以理解成，我們的歷史學者全體都是做國別區域歷史的，無論你的研究對象是中國，還是英國，然后，在這個全體之中，少數學者在條件具備的前提下，同時關注總體上的世界史。而這些少數學者，既可能是專長中國史，也可能是專長英國史。

劉家和：沒錯。我們從國際上看，世界史作為一個專門的知識領域，它的出現是比較晚的。一九八八年春天，我到美國夏威夷大學進行學術交流，當時他們正在醞釀創辦一份專門刊物，推動世界史研究，跟我談過相關的計劃，邀請我擔任刊物的編委。最近三十年，他們的工作看到了成效，在國際上慢慢形成了氣候。

岳秀坤：這件事，我在《愚庵續論》的書信部分看到了。您在寫給林先生的信中說，夏威夷大學有一位本特利（Bentley）教授，年近四十，人稱“新星”，正在創辦《世界史雜志》，作為美國世界史研究會的會刊，預備從一九九○年開始出版。這位本特利教授，我見過兩次，在國際上他是世界史研究的第一推手。他說的世界史，也就是中文現在說的全球史，是一回事。首都師范大學全球史中心的建立，就是得到了這位美國教授的直接幫助。

劉家和：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教授，我給他起了一個中文名字，叫班特立。班超的班，特立獨行的特立。后來沒有流行開。

他到北京來的時候，每天來找我聊天。后來，我們一起去重慶開會。在重慶會后，他想游覽三峽，我跟他一起同船去武漢。他用美國人的護照，買到了頭等艙，我只買到了三等艙。每天早上，他到我艙門口找我，我們在甲板上聊天。因為漸漸熟悉了，我們什么話題都聊，談得比較深入。他帶著一本英文版的《三國演義》，有各種問題問我。到武漢以后，我在湖北大學的一個學生請他做了學術講演。很可惜，這位先生因病早逝了（1949-2012），剛過六十歲。

岳秀坤：今天我們圍繞《愚庵續論》一書的內容談了很多話題，坐了這么久，估計您已經很累了。我想到此結束今天的訪談。

劉家和：確實，超過醫生允許我談話的時長了。我們就聊到這里。最后，我要強調一下，希望借此談話，向幫助《愚庵續論》一書問世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