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生產中的“人機認知委托”：觀念與邏輯

王浚丞 車芳如

（作者單位：青島理工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

智媒時代的新聞生產實踐正在經歷一場由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術驅動的重大轉型。當前，在新聞生產中，AI技術已經超越了過往的輔助角色，成為新聞工作者在新聞制作、編輯和發布過程中的關鍵互動對象。這種轉變成為“人機協作”這一新興機制的典型案例，其核心指向“人機認知委托”的概念。傳統意義上，認知委托主要關注人際關系，如個體間的相互依賴關系構成了典型的人際認知委托場景。然而，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認知委托的重點逐漸從“人際”轉向了“人機”，催生了“人機認知委托”的新趨勢。結合智媒時代的發展趨勢，新聞工作者將特定的認知任務交由AI技術完成，AI技術接管了一些原本需要新聞工作者投入智慧和勞動的工作，從而形成了一種新型的工作分配模式?；诖?，理解和評估“人機認知委托”在新聞生產中的應用規律，對于確保智媒時代的新聞生產能夠在保持核心價值不受影響的同時，挖掘AI技術驅動變革的巨大潛力，顯得尤為重要。

1 基于效率追求的工具論

工具論意味著在新聞生產過程中，記者和編輯能夠將日常的、重復性的和數據密集型勞動交由特定技術代勞，確保自身能夠更好地投身于“創造性工作”環節，提高新聞生產的效率。因此，這些被分配出去的勞動，實質上屬于主體的“認知勞動”；這種分配在行為心理學上被稱作“認知自動化”，即個體基于大量練習的刺激后，能夠一步直達地從記憶中提取問題的解決方案，且相比練習前，需要消耗的注意資源減少。于是，AI技術因其存儲容量之大、反應速度之快、可訓練性之強而成為代理自動化認知的最佳選擇。近幾年，在我國新聞業的發展之中，以今日頭條為代表的整合信息分發平臺中，抓取編輯的工作被更高階的AI算法所取代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而隨著AI技術的升級及其介入新聞業的發展，新聞生產各階段中的AI屬性得到放大。目前，在新聞生產的前期階段，數據挖掘與智能分析技術的應用已十分普遍，這些技術能幫助記者快速識別熱點話題和潛在新聞線索。摩托羅拉公司（Motorola）及弗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Tech）將其概括為技術對網絡狀況的感知力，并據此來計劃、決定并行動的過程[1]。從這一層面，技術擁有了基于記者的理性認知基礎之上的新聞敏感性。而到了新聞生產的中期階段，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的加入為新聞編輯工作帶來了新的活力。例如，以ChatGPT為代表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應用致力于文本處理，在新聞文本編輯環節發揮結構化功能。而基于擴散模型的圖像處理技術應用DALL-E則通過數字化信息的創作與疊加，實現文本和圖像之間的交互制作，增強了圖像新聞的可塑性。武強、季雪庭、呂琳媛將此概括為AIGC通過用戶或平臺等提供的元素而進行的“腦補”的過程[2]。龐宇杰、鄭詩慧則認為，AIGC的協同創作過程是“類人”的創造[3]。此外，進入新聞生產的后期，隨著智能決策AI技術的不斷發展，其應用越來越注重決策的相關性、動態性和有效性。這種技術的進步不僅提高了新聞生產主體、傳播媒介與受眾需求之間的匹配度，更能為特定新聞場景下的新聞生產活動進行頂層設計，在全局上帶動新聞生產效率的提升。

換言之，隨著AI技術驅動新聞生產的不斷進步，“人機認知委托”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發展趨勢，并會基于新聞生產分工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需求和形式。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變化可能帶來過度追求效率的單一價值導向風險，使“工具”演變為“功利”，帶來新聞的庸俗化、媚俗化，甚至假新聞的問題。對此，李景平在研究文化創意工作時就指出，過度使用人工智能會弱化創作者的情感感知能力；而當創作主體的靈韻消失，客體的同質化現象便產生[4]。比如，影視創作過程中對項目化、工作室等形式手段的過度依賴往往容易導致創作目標的確定性與創新靈動性、資源的有限性與創作自由性之間關系的不穩定[5]。這些對于新聞生產而言，道理是相通的。所以，在人工智能日益參與新聞生產的背景下，記者和編輯需要基于堅定的新聞理想和信念進行新聞審查和把關。正如《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范》（2021年）中指出的一樣，“保障人類擁有充分自主決策權，確保人工智能始終處于人類控制之下”，為人工智能技術的高歌猛進敲響了警鐘。

2 基于關系重構的建構論

工具論導向下，新聞生產中的“人機認知委托”面臨的功利化風險，根源在于新聞工作者主體性的缺失，導致AI技術對新聞生產倫理規范造成沖擊[6]。由此，“建構論”開始形成，旨在探討記者、編輯與AI技術間如何建構一種穩健且互惠的委托關系。這涉及一個關鍵問題：記者、編輯應當如何合理地運用AI技術以支持新聞的生產過程。在此過程中，技術應用的策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指向記者和編輯在運用AI技術的同時，怎樣確立并維護對AI技術的領導權的問題，從而保障新聞生產內容的質量和維護編輯的獨立性。換言之，建構論不僅關注AI技術在新聞生產中的應用效率，更強調傳統意義上新聞生產中維護專業倫理和責任的重要價值。黨的二十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在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的引領作用，強調把握人工智能發展的戰略機遇，構筑先發優勢。在新聞領域，這意味著加強研判，推動媒體融合發展，同時確保AI技術應用不偏離新聞倫理的核心價值。

近年來，數字人主播作為傳媒業創新發展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在新聞生產中的應用就是建構論指導下的“人機認知委托”實踐案例。最初，業內對數字人主播是否會取代真人主播的可能性存在爭議。而隨著實踐的深入，有關探討逐漸增多，大致分為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從人類所獨有的認知與情感層面出發，有學者認為，討論不應僅限于探究真人主播是否會被數字人主播完全取代的問題。盡管AI技術的發展使得數字人在仿真度和交互感上有所提升，但在靈活處理內容、與受眾情感互動和創意方面，數字人難以完全取代人類。長三角之聲執行總監殷月萍認為，我們比較的并非主播是真人還是數字人，抑或兩者間的優劣，而是強調了技術對于傳統媒體工作流程的高效化和便捷化貢獻[7]。第二種觀點從新聞生產的創新角度出發，有學者認為，數字人主播有助于突破報道模式的固化，包括內容固化、框架固化、形態固化等，從而避免智媒時代傳統新聞報道影響力的喪失[8]。以2021年全國“兩會”報道為例，央視網推出的特別節目“C+偵探”便是一個突出案例。在該節目中，數字人主播小C首次亮相，通過與代表委員、專家學者的互動，解讀“兩會”熱點，以新鮮、獨特兼具趣味性的“兩會”報道方式快速出圈，深受廣大網友喜愛。在這一層面上，數字人主播與人類主播的合作可以被視為相輔相成的關系，人類主播對新技術的應用則在推動媒體融合創新上起到了關鍵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隨著AI技術的深化，新聞生產中的人機認知委托關系應用及其穩定性引發了學界的關注。有學者表達了對AI技術在新聞生產中介入的程度及其對新聞行業本質影響的擔憂。例如，郝祥軍、賀雪認為，記者和編輯在新聞工作中主體地位的保障并不等于AI技術不會全面替代他們在新聞生產中的腦力與體力勞動，尤其當新聞生產和分發過程被過度委托出去，記者和編輯作為勞動力和知識生產者的價值存在邊緣化危機，進而導致他們成為零和價值體[9]。也有學者認為，AI技術的過度介入勢必削弱新聞從業者的專業尊嚴，如由AI生產的效率很高但缺乏深度的新聞內容，取代了新聞從業者對社會的觀察和批判，使得新聞生產的人文價值和深度受到損害[10]。因此，在建構論視角下，探討AI在新聞生產中介入的“適度”成為新的研究重點，這將有助于新聞生產中人機認知委托關系發揮正向效用。這反映到實際之中，就涉及新聞行業在各個層面上對AI技術應用的標準和邊界的探索實踐。例如，第28屆中國新聞獎評選增設媒體融合獎，包括“短視頻新聞”在內的6個融合類別就從政府層面上對于何種AI技術介入的新聞生產應當予以支持和鼓勵作出了官方解釋。此外，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強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塑造主流輿論新格局”，著重強調媒體深度融合與意識形態工作的緊密聯系，為推進新時代媒體深度融合明確了前進目標與實踐指向。本文認為，隨著關于適度研究的深入與邊界的厘清，未來新聞生產中的人機認知委托關系將進一步從建構向互構轉變，形成一種“人機互構”的委托關系。這不僅體現為記者和編輯與AI技術的深度融合，也意味著新聞產品在采集、生成、分發等環節真正實現與AI技術的融合而非形式的結合。

3 基于能力拓展的共生論

不難發現，無論是工具論還是建構論，其關注的問題都是外部的認知委托關系，根本問題指向記者和編輯等新聞從業者作為實踐主體與AI技術作為實踐客體間的關系應如何平衡。由此，在當前研究中還出現了“共生論”，其關注如何利用AI技術促進新聞工作者能力的拓展與延伸，并將AI技術視為新聞工作者的“新器官”。共生論的理論基礎在于將新聞工作者與AI技術的認知委托關系從“離身”轉向“具身”，提供了解決新聞工作者與AI技術二元對立的新途徑，推動新聞工作者與AI技術得以共同重構出統一的實踐主體。在這種重構過程中，新聞工作者的物質身體不僅承載了AI技術的物質實體，還具有決策自由：一方面，新聞工作者的身體轉變為生產和處理數據的“義體”，在新聞生產中發揮關鍵作用；另一方面，新聞工作者仍能夠在必要時切斷與AI技術的連接，保留其獨立性和自主性[11]。通過這種方式，共生論為新聞生產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解和實踐路徑，即新聞工作者的身體在新聞生產中成為一個關鍵的現象，擁有對AI技術的認知委托進行配置和調控的權力，這包括決定是否委托，委托的種類、程度及范圍等關鍵參數。由此，在共生論視野下，新聞生產中的“人機認知委托”發展朝著兩個維度分化。首先，技術成為專業新聞工作者的器官延伸，意味著AI技術將繼續發揮作為新聞工作者器官的功能，承擔如記者和編輯在采集、編輯、播報等專業工作中的細分任務。這種發展方向強調了AI技術在專業新聞生產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其次，AI技術變成新聞受眾的器官延伸，目標是激發和調動受眾的感官體驗。這一點在當代的審美新聞、感官新聞等多樣化新聞形態中尤為明顯，其中AI技術不再僅追求生產效率，而是轉向藝術性的追求，可稱為“人工智能傳播藝術”。這種發展超越了新聞的實用主義和人文主義維度，將情感、互動、觸覺、實踐、物質和感官等維度納入新聞研究中[12]。在現實中，許多傳統媒體的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都反映出新聞生產技術的“感官化”發展趨勢，即通過滿足受眾的多感官需求來實現生產和傳播的數字化。例如，紐約時報于2023年5月17日推出的NYT Audio應用，提供多樣化的音頻內容，探索“聽覺”這一技術維度，成為傳統媒體成功轉型的一個典型。而追溯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新聞與感官的結合其實就是新聞與注意力結合的緣起，早在19世紀30年代的便士報時代就開始顯現。便士報通過向讀者提供具有故事性的新聞來吸引注意力，進而將這種注意力作為一種商品賣給廣告商以獲取資金支持。只不過，到了19世紀末，由于新聞過于強調吸引讀者的眼球，出現了“黃色新聞”現象。這種新聞以戲劇化、刺激性和煽情性的方式呈現內容，與當時新聞業倡導的信息模式和追求事實客觀性的理念背道而馳，并對公眾的社會參與造成了威脅。在這一層面上，為了防止新聞生產的過度感官化，新聞工作者需要保持對AI技術有效配置的意識，并培養深度理解和倫理審視AI技術的能力，從而確保AI技術應用不僅服務于公共利益，還能夠增強新聞的社會責任感和公信力。換言之，新聞工作者在AI技術應用上所持有的決策權與新聞導向的重要性是一致的。但新聞工作者不僅負責新聞輿論的導向，還需對新聞生產的AI技術認知導向擔負責任。于是，在新聞生產的過程中，AI技術便不再僅是工具或伙伴，而成為塑造新聞內容的關鍵所在，新聞工作者需要謹慎和負責任地將認知予以委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