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擴張對家族企業“去家族化”治理的影響研究

唐繼鳳 李新春 鄒立凱

摘 要：在國家“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鼓勵下，作為民營經濟重要主體的家族企業越來越多地開展對外直接投資。面對不斷增加的跨國經營復雜性，家族企業如何調整家族治理結構顯得非常關鍵。文章基于資源依賴理論，以2008—2020年中國上市家族企業為樣本，探究家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擴張規模和廣度對“去家族化”治理的影響，并考察對外直接投資擴張過程的速度和節奏對上述關系的調節作用。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擴張規模與廣度加大都能促進家族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維度發生“去家族化”治理；對外直接投資擴張速度增強對外直接投資擴張規模和廣度對所有權“去家族化”治理之間的正向關系，而對外直接投資擴張節奏并不發揮作用。進一步分析家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入不同經濟體和二代涉入這兩種獨特情境所產生的影響，發現對外直接投資擴張對“去家族化”的影響在發達經濟體與非發達經濟體中沒有顯著差異，而二代涉入則削弱對外直接投資擴張對所有權“去家族化”的影響。同時，進一步分析家族企業發生“去家族化”治理后的資源變化情況，發現“去家族化”后家族企業的財務資源和管理資源有所增加。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擴張 去家族化 資源依賴理論 速度 節奏

DOI：10.19592/j.cnki.scje.411089

JEL分類號：M10，M16，F60?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 - 6249（2024）04 - 109 - 24

一、引 言

全球化經濟的發展給企業帶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競爭壓力，并促使企業更多地參與國際化。但是，隨著企業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化，它們的生存就越來越取決于它們應對異質文化、制度和競爭環境的高度復雜性的能力，以及協調和整合地理上分散的資源的需要（Gómez-Mejía and Palich，1997）。因此，跨國企業如何管理和應對其業務國際化所帶來的復雜性問題仍然是國際商務和戰略管理領域最緊迫的問題之一，而企業的治理結構被認為是成功處理這種復雜性的能力的關鍵決定因素（Sanders and Carpenter，1998）。家族企業作為我國民營經濟的重要主體，近些年來越來越多地開展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逐步嵌入到全球各國的經濟發展當中。面對不斷增加的跨國經營復雜性，家族企業如何調整家族治理結構以保證國際化的順利發展，這涉及到我國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問題。因此，研究OFDI擴張到一定程度后家族企業如何調整治理結構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大量研究以家族治理為前因探究其對OFDI的影響，認為家族治理結構會影響家族企業國際化的意愿和能力，從而影響到OFDI擴張結果（Arregle et al.，2016；Rondi et al.，2022），而對OFDI擴張情況如何影響家族企業治理結構缺乏探討。但是，在復雜的環境下，家族企業不能適應內外部環境的變化時，會發生治理模式的變遷（原惠群、張昭華，2010）。特別是在跨國經營的復雜環境下，國際化程度越大所帶來的復雜性越有可能對企業治理結構產生影響（于偉等，2008），因此隨著家族企業OFDI的不斷擴張，家族企業的治理結構越有可能發生變化。已有少部分研究對OFDI擴張對家族企業治理的影響進行了探討，如肖宵等（2021）從制度同構視角的研究發現，家族企業OFDI進入發達經濟體的規模和廣度越大時會面臨更大的制度同構壓力，從而聘用更多的職業經理人。Vandekerkhof et al.（2014）則從資源需求角度的研究發現，家族企業進入不同的國家時必須應對不同的社會、商業和政治制度，從而需要新的專業知識來配置和利用國際市場上的資源，因此家族企業國際化程度越高，越會引入更多的非家族管理者。

現有關于OFDI擴張對家族企業治理的影響的研究還相對較少，并且主要研究OFDI擴張對家族企業管理權方面的影響，本文認為需要對這一領域進一步研究。首先，在國際化發展潮流中，家族企業基于自身發展需求和外部環境沖擊的影響（李鑫等，2022），需要進行OFDI擴張。然而，OFDI擴張規模和廣度的不斷擴大會對家族企業產生更大的財務與管理資源的需求，這是否會影響家族企業的治理結構？其次，家族企業出于保護社會情感財富（Gómez-Mejía et al.，2007），保持著家族對企業所有權與管理權的涉入，形成了獨特治理結構，但這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財務資源和管理資源的缺乏（Sirmon et al.，2008）。因此，家族所有權與管理權的改變可以作為家族企業引入外部資源的一種重要方式。已有研究證明，家族企業所有權“去家族化”有助于獲取外部財務資源，管理權“去家族化”有助于獲取外部專業管理資源（鐘熙等，2022；孫秀峰等，2021）。那么，家族企業為了獲取外部資源應對OFDI擴張帶來的復雜性，是否會使所有權和管理權這兩個維度都發生“去家族化”？

因此，本文基于資源依賴理論，探究OFDI擴張規模和廣度對家族企業所有權和管理權“去家族化”治理的影響。同時，考慮到家族企業達到相同的OFDI擴張規模和廣度可能具有不一樣的擴張過程。而OFDI擴張過程的速度和節奏影響企業經營的困難性和復雜性，以及對經驗知識的吸收和學習，從而影響企業的績效、創新和生存問題（Yang et al.，2017；Cho and Lee，2020；Wu et al.，2022）。經營復雜性和經驗知識吸收的有效性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家族企業OFDI擴張的資源需求，因此本文將同時探討OFDI擴張過程的速度和節奏的調節作用。

本文理論貢獻如下：第一，本文進一步拓展了家族企業OFDI擴張的后果研究。目前關于家族企業國際化的研究都是對其前因進行探討（Arregle et al.，2012；Debellis et al.，2023），忽視了OFDI擴張結果對家族治理結構的反向影響。本文發現家族企業OFDI擴張規模和廣度的不斷深入會對家族治理產生重要挑戰。本文揭示了家族企業在OFDI擴張中的“去家族化”，拓展了國際化對家族治理的影響研究。第二，本文從資源依賴角度深化了家族企業“去家族化”治理研究。目前有關家族企業“去家族化”治理的研究更多基于社會情感財富視角，認為家族企業不愿意進行“去家族化”（Stewart and Hitt，2011）。本文基于資源依賴理論，發現隨著家族企業OFDI擴張規模和廣度的不斷深入，家族企業會面臨OFDI擴張不斷增加的資源需求壓力，而由于家族企業自身資源已難以滿足擴張需要，只能被動地通過“去家族化”的方式依賴外部資源來應對發展困難。第三，本文從時間視角進一步豐富了OFDI擴張過程的影響研究。OFDI擴張被認為是企業發展壯大的一種重要戰略，但是是否所有企業都能從OFDI擴張中獲得理想的效果值得商榷（Vermeulen and Barkema，2002；Wu et al.，2022），其中一個影響因素就是擴張過程。本文發現家族企業OFDI擴張速度過快會增加家族企業OFDI擴張中的資源需求，從而增加家族企業通過“去家族化”獲取外部資源的可能。本文從時間維度拓展了家族企業ODFI活動的異質性，區分了OFDI擴張程度和擴張過程，進一步推進了家族企業OFDI戰略的研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OFDI擴張與“去家族化”治理

家族企業是由家族和企業兩個系統組合而成的，家族參與到企業中使家族企業具有獨特性（Chrisman et al.，2012），即在絕大部分時候，家族企業的所有者也是管理者，家族從所有權上和管理權上對企業進行影響與控制。家族企業這種獨特治理結構的存在，使家族企業存在著嚴重的資源束縛（Sirmon et al.，2008）。一方面，家族企業財務資源受到束縛。家族企業為了不稀釋家族控制權，往往會在首次公開招股（IPO）時選擇抑價發行，這會導致家族企業的財務損失（Kotlar et al.，2018）。同時，由于家族企業的信息透明度不高，使外部投資者無法獲取有效信息，從而降低投資意愿，這也導致了家族企業的融資約束（王藤燕、金源，2020；孫秀峰等，2021）。另一方面，家族企業管理資源受到束縛。家族企業為了保持對企業的控制，偏好雇傭家族成員（Verbeke and Kano，2012），缺乏對專業管理人員的引進，嚴重依賴家族管理者（Neckebrouck et al.，2018）。并且，家族管理者社會資源和職業經驗的有限多樣性同樣限制了家族企業的管理能力（Stadler et al.，2018）。因此，家族企業由于家族治理結構的限制，在面對OFDI擴張的資源需求時，可能會比其他企業面臨更大的資源束縛，存在更大的經營風險。不過家族企業對所有權與管理權的涉入也成為了其在應對OFDI擴張發展時可以做出改變來引入外部資源的重要方式。

家族企業進行OFDI擴張，需要長期在國際市場上進行運營管理，這會比在國內經營消耗更多的資源（Hitt et al.，1997）。同時，家族企業也會面臨知識、資源和治理能力方面的高度承諾和更復雜的決策過程（Rondi et al.，2022）。并且，這種OFDI擴張的資源需求是不斷增加的，因為在進行OFDI的企業往往會繼續投資于其他類似的國際市場，逐步增加OFDI擴張規模即建立更多的海外子公司（Cho and Lee，2020），和增加OFDI擴張廣度即進入更多的國家（Lu and Beamish，2004），從而增加家族企業經營環境和內部治理的復雜性（Arregle et al.，2018）。具體來說，在OFDI擴張進程中，家族企業不僅要處理每個海外子公司的經營發展（Barkema et al.，1996），還要對子公司之間的知識資源進行整合吸收（Malnight，1996）。此外，家族企業需要處理每個國家獨特的文化和制度帶來的國際多樣性（Xu et al.，2020）和組織復雜性（Tihanyi and Thomas，2005）。因此，對于家族企業來說，OFDI擴張極其具有挑戰性，如果僅僅依靠家族成員的人脈和技能，家族企業可能很快就會耗盡自身的資源能力。家族企業為了應對不斷發展的OFDI擴張活動，就需要具備豐富的財務、管理等資源（Hitt et al.，2006）。

資源依賴理論認為，企業可以通過獲取外部資源的方式來應對企業的發展，而對于家族企業來說，進行“去家族化”治理是應對OFDI擴張不斷增長的資源需求的重要方式。已有研究從資源依賴的角度發現，家族企業可以通過讓非家族所有權成員和非董事會成員參與企業治理（Arregle et al.，2012），以及從國內外少數股東處籌集外部資本，增加獲得發展其國際規模所需的管理和財務資源的機會（Dick et al.，2017）。同時可以從外部董事會、高管團隊成員這個橋梁獲取專業管理知識（Sundaramurthy and Dean，2008；梁強等，2016）。據此，Stieg et al.（2018）觀察到，隨著家族企業對OFDI承諾的增加，企業面臨著將其責任重點從保持家族控制轉向構建外部網絡和資源的挑戰。OFDI擴張規模與廣度的增長，對家族企業財務資源與管理資源的要求越來越高，家族企業自身的資源能力難以應對國際化復雜性，家族企業就越有可能轉向對外部資源的依賴，通過進行“去家族化”治理來獲取外部資源。因此，OFDI擴張規模和廣度越大，家族企業越可能通過所有權和管理權“去家族化”治理來獲取外部資源。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a：家族企業的OFDI擴張規模越大，家族企業越可能發生“去家族化”治理。

假設1b：家族企業的OFDI擴張廣度越大，家族企業越可能發生“去家族化”治理。

（二）OFDI擴張速度與節奏的調節作用

隨著市場環境的迅速變化，企業戰略活動的動態過程影響著戰略的效果，因此逐漸受到重視（Tang et al.，2012）。而企業的OFDI擴張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動態過程，其擴張的速度與節奏得到了廣泛研究（Wu et al.，2022），本文認為有必要對OFDI擴張程度和OFDI擴張過程進行剝離，探究OFDI擴張過程對OFDI擴張程度與“去家族化”治理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OFDI擴張過程是一個以時間為基礎的動態過程，涉及到對時間資源的利用（唐繼鳳等，2021）。首先，OFDI擴張是一個不斷增加海外經營業務的過程，擴張過程的動態變化決定了企業在單位時間內需要處理的經營復雜程度（Vermeulen and Barkema，2002）。其次，OFDI擴張過程也是一個不斷進行經驗學習的過程，這種經驗學習影響到企業建立和利用知識，從而決定了企業后續的OFDI活動（Yang et al.，2016）。因此，OFDI如何進行擴張將會影響著經營的復雜性和經驗學習的有效性，從而影響到家族企業OFDI擴張對資源的需求程度。OFDI擴張過程主要體現在OFDI擴張速度和OFDI擴張節奏兩個維度（Wu et al.，2022），本文將從這兩個維度探究其對OFDI擴張規模和廣度與“去家族化”治理之間的調節作用。

OFDI擴張速度是指企業OFDI擴張的快慢，本文認為，OFDI擴張速度越快，OFDI擴張與“去家族”治理之間的正向關系越顯著，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OFDI擴張速度越快，家族企業海外經營的復雜性將會越高?？焖俚腛FDI擴張，意味著家族企業可能同時新建多個海外子公司，需要家族企業花時間去觀察、選擇和執行每一個外國市場的進入，并將新的海外子公司整合到現有的網絡中（Lu and Beamish，2001）。過快的OFDI擴張速度使家族企業需在短時間內處理多個海外子公司的建立和經營情況，導致海外經營復雜性急劇增加。第二，OFDI擴張速度越快，家族企業越容易出現時間壓縮不經濟，經驗學習有效性降低。Hilmersson and Johanson（2016）認為，如果企業的OFDI擴張速度很快，那么企業達到一定的OFDI擴張程度時將會付出更多的額外成本。在OFDI擴張速度很快時，家族企業管理者很有可能由于有限理性和有限的認知范圍，導致OFDI擴張搜索和決策的不完美（Simon，1959），同時也沒有足夠的時間評估、吸收海外投資經驗，并將其應用于商業目的（Cohen and Levinthal，1994）。因此，OFDI擴張速度加快會給家族企業帶來更多的經營復雜性，同時會促使家族企業將國際化經驗轉化為資源的有效性降低。這將進一步加大家族企業在OFDI擴張中的資源束縛，從而迫使家族企業轉向從外部獲取資源，增加所有權和管理權“去家族化”治理的可能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a：OFDI擴張速度越快，OFDI擴張規模與“去家族化”治理的正向關系越強。

假設2b：OFDI擴張速度越快，OFDI擴張廣度與“去家族化”治理的正向關系越強。

OFDI擴張節奏是指企業OFDI擴張的規律性，短時間內進行大量擴張和長時間的不擴張之間沒有規律地交替進行視為不規律的OFDI擴張節奏，而在基本相等的時間間隔建立相同數量的海外子公司視為規律的OFDI擴張節奏（Vermeulen and Barkema，2002）。本文認為，OFDI擴張節奏的不規律促進OFDI擴張與“去家族化”治理的正向關系，原因有三點。第一，當家族企業的OFDI在短時間內大量擴張時，國際化經驗學習的有效性降低。由于新知識激增，容易造成信息過載，家族企業吸收能力無法容納來自東道國的外部知識的充分解碼、解釋和吸收 （Wang et al.，2012）。第二，當家族企業長時間不進行OFDI擴張時，會缺乏從經驗中學習的動力（Wu et al.，2022）。一般來說，即使是已經獲得的知識也會因為缺乏實踐或有經驗的管理者辭職而丟失（Yang et al.，2017）。第三，不規律的OFDI擴張節奏容易打破企業建立的規則與慣例，降低企業對海外擴張活動的可預測性，對管理者管理能力要求也比較高（Laamanen and Keil，2008）。因此，家族企業OFDI擴張節奏的不規律會加劇家族企業海外經營的困難，對管理者的能力要求更高，同時使家族企業無法對經驗知識進行有效吸收來支撐后續的OFDI擴張。這些弊端會使家族企業需要更多的資源來應對同等程度的OFDI擴張規模和廣度，從而增加家族企業通過所有權和管理權“去家族化”治理來獲取外部資源的可能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a：OFDI擴張節奏越不規律，OFDI擴張規模與“去家族化”治理的正向關系越強。

假設3b：OFDI擴張節奏越不規律，OFDI擴張廣度與“去家族化”治理的正向關系越強。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根據本文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擇了2008—2020年滬深上市家族企業為研究對象。樣本篩選過程如下：首先，根據深圳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提供的CSMAR上市家族企業數據庫，獲取2008—2020年的上市家族企業數據，剔除房地產、金融行業數據后作為基礎樣本。其次，根據李新春等（2015）對家族企業的定義，“實際控制人為自然人，且實際控制人的家族成員或持有股份，或進入董事會，或進入監事會，或擔任高管成員，必須滿足上述條件之一”，通過搜集上市公司招股說明書和年報中披露的公司實際控制人、持股情況、董事會成員和高管成員等信息，進一步從基礎樣本中篩選出滿足家族企業定義的樣本。此外，本文通過年報搜索，手工整理每一年家族企業所有家族成員的持股比例總和，以及手工編碼家族高管人員的名稱，以此構成家族企業“去家族化”治理的數據來源。家族企業OFDI數據通過CSMAR數據庫和年報整理獲得，并剔除了流向英屬維爾京群島、百慕大等典型避稅地區的OFDI，其他控制變量的數據均來自WIND數據庫和CSMAR上市公司數據庫，并通過多個數據來源交互印證。在進一步剔除主要變量存在缺失的樣本后，得到一份非平衡的面板數據：企業數量為1786家，時間跨度為2008—2020年，一共10400個觀測值。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縮尾處理。

（二）變量定義與測量

1. 被解釋變量

家族企業的“去家族化”是一個動態的演變過程（原惠群、張昭華，2010），不僅涉及到是否“去家族化”，也涉及到“去家族化”的程度。在現有研究當中，一部分研究探討家族企業是否“去家族化”，如于曉東等（2020）將一家家族企業如果董事長60歲以后，無后代家族成員擔任董監高及技術人員等重要崗位，即為“去家族化”，再如Monreal-Pérez and Sánchez-Marín（2017）用家族高管人員是否減少來衡量家族企業是否由家族企業轉向非家族企業。另一部分研究探究家族企業的“去家族化”程度，如肖宵等（2021）用“職業化管理”程度進行衡量家族企業治理結構的變化程度，再如孫秀峰等（2021）用家族企業股權的減持量來衡量家族企業的“去家族化”程度。本文考慮到家族對家族企業的控制與影響主要是通過所有權與經營管理進行的（Rondi et al.，2022），因此本文將從所有權與管理權兩個維度衡量家族企業的“去家族化”治理。同時，考慮到在本文研究情境下，是否發生“去家族化”能更全面捕捉到家族企業是否為了應對OFDI大量擴張所帶來的經營復雜性和風險從而產生“去家族化”。因此本文主要采用家族企業所有權和管理權是否變化作為家族企業“去家族化”的測量方式。具體地，參考Monreal-Pérez and Sánchez-Marín（2017）的測量思路，用家族持股比例是否減少衡量所有權“去家族化”，若當年家族持股比例減去上一年家族持股比例所得值小于0則標記為1，否則標記為0。用家族成員擔任的高管成員比例是否減少衡量管理權“去家族化”，同時參考肖宵等（2021）的處理方式，考慮到企業治理結構的調整通常具有一定的延時性，因此采用下一年的家族高管占比是否變化測量管理權“去家族化”，若下一年家族高管比例減去當年家族高管比例所得值小于0則標記為1，否則標記為0。

2. 解釋變量

進行OFDI的企業往往會繼續往其他類似的國際市場進行擴張，逐步增加OFDI擴張規模即建立更多的海外子公司（Cho and Lee，2020），和增加OFDI擴張廣度即進入更多的國家（Lu and Beamish，2004），因此，本文的解釋變量主要為OFDI擴張的兩個維度：OFDI擴張規模和OFDI擴張廣度。OFDI擴張規模參照Marano et al.（2016）的研究，采用企業當年擁有的海外子公司數量測量。OFDI擴張廣度參照Vermeulen and Barkema（2002）的研究，采用企業當年擁有的海外子公司所在的國家/地區數量測量。

3. 調節變量

OFDI擴張速度是指一個企業在一段時間內進行海外擴張的數量，本文參考Vermeulen and Barkema（2002）的做法，使用平均每年的海外子公司數量，即采用海外子公司的數量除以企業首次OFDI擴張以來的年數進行測量。

OFDI擴張節奏是指企業海外擴張的規律性，衡量的是海外子公司數量變化的時間集中程度，最早由Vermeulen and Barkema（2002）提出，使用五年窗口期［t，t+4］內新建立的海外子公司數目的一階導數的峰度（kurtosis）測量OFDI的節奏。這個概念的界定和測量受到眾多學者的認可，如王益民、方宏（2018）、Wu et al.（2022）、張振剛等（2022）均采用五年期的峰度測量OFDI的節奏。因此，本文也參考這種方式對OFDI擴張節奏進行測量，具體公式為：

其中n指觀測的年數，xi指第i年新建立的海外子公司數，s指窗口期內新建立海外子公司數的標準差。峰度越大，意味著家族企業的海外子公司數目的變化在時間分布上越不均勻，節奏越不規律，可能短時間內進行大量的海外擴張，或者長時間內不進行海外擴張。

4. 控制變量

除了本文聚焦的影響OFDI擴張的因素外，還控制了以下因素。第一，企業治理情況，如董事會規模、CEO海外背景、董事長海外背景、董事長年齡、董事長與CEO是否雙職合一。第二，企業發展情況，如企業年齡、企業規模、凈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企業上市時長。第三，外部環境因素，如行業競爭性、政府補助。此外，本文同時控制了年份、行業、省份的固定效應。各變量的測量見表1。

（三）模型設定

為了檢驗主效應，即檢驗OFDI擴張規模和廣度對家族企業所有權和管理權“去家族化”的影響，分別構建模型（1）和模型（2）如下：

[Defamily=β0+β1Subsidiary+βControls+Year+Industry+Province+ε]? ? ? ? ? ? ? ?（1）

[Defamily=γ0+γ1Countries+γControls+Year+Industry+Province+ε]? ? （2）

其中，被解釋變量為“去家族化”治理（Defamily），包括Defamily1和Defamily2兩個測度指標。其中Defamily是虛擬取值變量，采用Probit模型進行回歸，Subsidiary為解釋變量OFDI擴張規模，Countries為解釋變量OFDI擴張廣度，Controls為控制變量。Year、Industry和Province表示控制年份、行業、省份的固定效應。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系數情況如表2所示。從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來看，家族企業所有權“去家族化”的平均值為0.35，管理權“去家族化”的平均值為0.21，表明我國家族企業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去家族化”治理。OFDI擴張規模的平均值約為2，最大值為12，即平均每個家族企業約擁有2個海外子公司，其中海外子公司數最多的為12個。從OFDI擴張廣度來看，平均每個家族企業的OFDI擴張進入1個國家，最多進入7個國家。從企業層面看，企業年齡最小的家族企業僅成立3年，最老的家族企業已成立30年，而上市時間最久的家族企業已上市24年。

從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分析來看，OFDI擴張規模以及廣度均與所有權“去家族化”顯著正相關，OFDI擴張規模與管理權“去家族化”相關系數為負卻不顯著，OFDI擴張廣度與管理權“去家族化”相關系數為正卻不顯著。從企業發展情況來看，企業的規模和資產負債率均與家族企業所有權“去家族化”顯著正相關，而凈資產收益率與所有權“去家族化”顯著負相關。

（二）假設檢驗

1. 主效應分析結果

本文采用STATA15.0進行數據處理來檢驗前文假設。主效應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第（1）—（2）列是基準模型，第（3）—（4）列是加入解釋變量OFDI擴張規模（Subsidiary）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Subsidiary的系數均顯著為正，即OFDI擴張規模越大，家族企業越容易發生所有權和管理權“去家族化”治理，假設1a得到支持。第（5）—（6）列是加入解釋變量OFDI擴張廣度（Countries）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Countries的系數均顯著為正，即OFDI擴張廣度越大，家族企業越容易發生所有權和管理權“去家族化”治理，假設1b得到支持。

2. 調節效應分析結果

本文使用交互項的方式檢驗OFDI擴張速度和擴張節奏的調節效應，回歸結果見表4。其中，第（1）—（4）列是OFDI擴張速度的調節效應回歸結果，結果顯示被解釋變量為Defamily1時，Speed×Subsidiary與Speed×Countries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而被解釋變量為Defamily2時，Speed×Subsidiary與Speed×Countries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且不顯著。這意味著OFDI擴張速度能增強OFDI擴張規模與所有權“去家族化”之間的關系，也能增強OFDI擴張廣度與所有權“去家族化”之間的關系。但是，OFDI擴張速度對OFDI擴張規模及廣度與管理權“去家族化”之間的關系并不起調節作用。綜合表4第（1）—（4）列的回歸結果，只有當被解釋變量為所有權“去家族化”時，假設2a和2b才得到支持，意味著家族企業由于OFDI擴張速度過快帶來更多的經營困難時，會加劇家族企業發生所有權“去家族化”，即從所有權維度增加對外部資源的依賴。造成這樣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家族企業分殊偏待的現象嚴重，家族高管的任期一般較長（Tsai et al.，2006），面臨快速增長的經營困難時，管理權結構很難進行快速調整；另一方面，家族企業所有權“去家族化”既可以快速調整，又可以向外界釋放股權結構調整和家族開放的態勢，從而獲得外界認可，減輕融資約束（Higgins and Gulati，2006）。特別是當引入外資時，家族企業既可以獲取充足的財務資源，也可以通過外資方獲取海外經營的相關經驗，降低對外部管理資源的需求。

表4的第（5）—（8）列是OFDI擴張節奏的調節效應回歸結果，結果顯示Rhythm×Subsidiary、Rhythm×Countries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但不顯著，意味著OFDI擴張節奏不能增強OFDI擴張規模及廣度與所有權和管理權“去家族化”之間的關系。綜合表4的第（5）—（8）列的回歸結果，本文并未發現OFDI擴張節奏的調節作用，即由于OFDI擴張節奏不規律所導致的經驗知識吸收有效性降低以及經營復雜性增加不一定會加劇家族企業的“去家族化”治理。一直以來，規律的節奏是否比不規律的節奏更有效尚未得到統一的結論，有可能過于規律的OFDI擴張節奏所需要的資源大于不規律的OFDI擴張節奏所需的資源，因為維持規律的OFDI擴張節奏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維持一些不必要的運行，并且會損害管理者的警覺性。也有可能過于不規律的OFDI擴張節奏需要更多資源，因為企業無法有效吸收經驗，OFDI擴張節奏給企業帶來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取決于企業本身的資源能力是否能夠應對相應的節奏（唐繼鳳等，2021）。并且，不同的企業對節奏具有不同容忍性，如Lin（2012）發現，在動蕩的國際市場環境中，家族企業更愿意追求不規律的OFDI擴張節奏以靈活應對國際市場環境的變化，因此OFDI擴張節奏也有可能不發揮調節作用。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采用以下五種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

1. 更換回歸方法

由于被解釋變量為是否發生“去家族化”治理的二元變量，因此使用Logit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主效應的回歸結果顯示，Subsidiary和Countries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即OFDI擴張規模與廣度越大，家族企業越有可能發生所有權與管理權兩個維度的“去家族化”，再次驗證了主效應，假設1a，1b得到支持。同時，在調節效應方面，只有Speed×Subsidiary和Speed×Countries的回歸系數在被解釋變量為Defamily1時顯著為正，即發現OFDI擴張速度增強了OFDI擴張規模及廣度與所有權“去家族化”之間的正向關系，對OFDI擴張規模及廣度與管理權“去家族化”之間關系不起調節作用。并且，OFDI擴張節奏對OFDI擴張規模及廣度與 “去家族化”治理之間的關系也均不起調節作用。通過更換回歸方法的穩健性分析，回歸結果與前文一致，進一步證明了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2. 縮減樣本

為了進一步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采用縮減樣本的方法進行檢驗。具體地，考慮到我國

傳統制造業發展較早，可能OFDI擴張活動更加豐富，因此本文通過制造業的樣本進行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主效應的回歸結果顯示，Subsidiary和Countries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即OFDI擴張規模與廣度越大，家族企業越有可能發生所有權與管理權兩個維度的“去家族化”，再次驗證了主效應，假設1a，1b的結果穩健。調節效應的結果顯示，Speed×Subsidiary和Speed×Countries的回歸系數依然只在被解釋變量為Defamily1時顯著為正，與前文一致，結果穩健。

3. 被解釋變量提前多期

考慮到家族企業在面臨OFDI大量擴張所帶來的經營復雜性時，可能并不能立即通過改變家族治理結構的方式引入外部資源。因此，本文在保持其余變量不變的前提下，采用第三年（t+2）以及第四年（t+3）的被解釋變量數據對主效應進行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表7的第（1）—（4）列是解釋變量為Subsidiary的回歸結果，除了第（3）列數據結果不顯著以外，Subsidiary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即當OFDI規模越大，家族企業為了應對OFDI擴張所需的資源，在第三和第四年也依然可能發生“去家族化”治理，假設1a的結果基本穩健。表7的第（5）—（8）列是解釋變量為Countries的回歸結果，除第（7）列數據結果不顯著以外，Countries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即當OFDI廣度越大，家族企業為了應對OFDI擴張所需的資源，在第三和第四年也依然可能發生“去家族化”治理，假設1b的結果基本穩健。

4. 增加遺漏變量

當家族企業面臨OFDI規模與廣度的擴大帶來的大量資源需求時，家族企業可能具有多種方式來獲取國際化所需資源。盡管本文已經控制了家族企業自身經營狀況、CEO與董事長海外背景、政府補助等可以影響家族企業資源的相關因素，但是家族企業的融資情況尚未納入考慮。因此本文將增加家族企業融資方面的相關因素如機構持股比例（InsInvestor）和融資約束SA指數（SA）作為控制變量，然后進一步檢驗主效應的穩健性，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在增加控制家族企業融資方面的因素后，Subsidiary和Countries的回歸系數均依然顯著為正，即OFDI擴張規模與廣度越大，家族企業越有可能發生所有權與管理權兩個維度的“去家族化”，再次驗證了主效應，假設1a、1b的結果穩健。

5. 更換被解釋變量測量方式

考慮到現有一部分研究探究家族企業的“去家族化”程度（肖宵等，2021；孫秀峰等，2021），因此本文使用家族企業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去家族化”程度進一步檢驗主效應的穩健性。具體地，參考鐘熙等（2022）的測量方式，使用家族持股比例減少量占比變化率（Defamily1new）來測量家族企業所有權“去家族化”程度，具體衡量方式為：（次年家族持股比例-當年家族持股比例）/當年家族持股比例，取絕對值，所得值越大，家族企業所有權“去家族化”程度越高，其中，若家族持股比例未減少，則標記為0。同樣，使用家族高管比例減少量占比變化率（Defamily2new）來測量家族企業管理權“去家族化”程度，具體衡量方式為：（次年家族高管比例-當年家族高管比例）/當年家族高管比例，取絕對值，所得值越大，家族企業管理權“去家族化”程度越高，其中，若家族高管比例未減少，則標記為0?；貧w結果如表9所示。除第（4）列數據結果不顯著以外，Subsidiary和Countries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即OFDI擴張規模與廣度越大，家族企業所有權與管理權 “去家族化”程度越高，再次基本驗證了本文的主效應。

（四）內生性檢驗

1. 工具變量法

為了解決反向因果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檢驗。參考肖宵等（2021），林立杰、李盼盼（2023）的做法，使用企業所在地區的OFDI發展程度作為工具變量，具體地，使用當年企業所在地級市的平均OFDI規模（CMSubsidiary）和平均OFDI廣度（CMCountries）作為工具變量。一方面，同一地區的其他企業的OFDI發展會影響該企業的OFDI發展，滿足相關性條件；另一方面，同一地區其他企業的OFDI發展并不會直接影響該企業的治理模式變化，符合外生性的約束條件?；貧w結果見表10。如表10回歸結果所示，弱工具變量檢驗的F值均大于10，拒絕原假設，說明本文選擇的工具變量為強工具變量。為了克服異方差問題，本文使用“杜賓-吳-豪斯曼檢驗（Durbin-Wu-Hausman Test）”對工具變量的內生性進行檢驗。杜賓-吳-豪斯曼檢驗的結果顯示，P值均大于0.05，說明本文選擇的工具變量是外生的，因此保證了本文所選工具變量的有效性。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顯示，企業OFDI擴張規模與所有權“去家族化”顯著正相關，與管理權“去家族化”回歸結果不顯著，企業OFDI擴張廣度與所有權“去家族化”和管理權“去家族化”顯著正相關。該結果說明假設1a和1b結果基本穩定。

2. Heckman兩階段法

為了解決由于樣本選擇偏差所造成的內生性問題，本文使用Heckman兩階段法進行穩健性檢驗。由于Heckman兩階段模型要求回歸方程中存在有效的工具變量。因此，本文以企業當年所在行業的平均OFDI擴張規模（Imscale）作為OFDI擴張規模的工具變量，以企業當年所在行業的平均OFDI擴張廣度（Imscope）作為OFDI擴張廣度的工具變量。由于不同行業的發展情況不同，因此不同行業的企業OFDI擴張程度存在差異，而不同行業并不會使得企業去家族化治理有系統性差異，因而企業所在行業的平均OFDI擴張規模和廣度滿足和企業的OFDI規模和廣度相關，但和殘差項不相關的基本條件。根據Heckman兩步法，在第一階段的模型中，本文分別以企業所在行業的平均OFDI擴張規模（Imscale）和平均OFDI擴張廣度（Imscope）為外生變量，同時加上可能會影響企業OFDI擴張的相關要素作為自變量進行 Probit回歸，并分別得到逆米爾斯比率Imr1和Imr2作為控制變量代入第二階段的回歸中，對主效應做進一步回歸分析。Heckman兩階段回歸結果如表11所示。除了第（3）列不顯著以外，第（1）列，第（2）列以及第（4）列均為正向顯著，與前文一致。

五、進一步研究

我國家族企業的OFDI可能面臨兩個方面的異質性情境。一方面，我國家族企業帶有新興經濟體的一些特征，在進行OFDI擴張時，不僅會對非發達經濟體進行順向投資，也會對發達經濟體進行逆向投資（吳先明、黃春桃，2016）。進入不同方向的經濟體進行OFDI擴張時，家族企業會面臨不一樣的經營情境，比如進入發達經濟體中可能會面臨更大的制度同構壓力（肖宵等，2021），而進入非發達經濟體更能發揮家族社會資本優勢（Hernández et al.，2018）。這可能會給家族企業產生不同的資源需求壓力，從而增強或削弱家族企業對外部資源的依賴。另一方面，我國家族企業迎來代際傳承的高峰期（楊學儒等，2018），并且二代通常具有較高的學歷和較多的國際化經歷，因此當二代進入到家族企業中時，常被認為能給企業帶來一定的資源（梁強等，2016），這是否會緩解家族企業OFDI擴張進程中對外部資源的依賴，值得進一步分析。因此，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框架，進一步分析OFDI擴張方向和二代涉入的影響。同時，為了進一步檢驗家族企業OFDI擴張程度會導致家族企業對資源的依賴，本文將進一步分析家族企業進行“去家族化”治理后，企業財務資源與管理資源的變化情況。

（一）區分進入不同經濟體

根據家族企業OFDI擴張進入的國家或地區，將家族企業OFDI擴張規模和廣度劃分為進入發達經濟體和非發達經濟體兩組樣本進行分別回歸，回歸結果見表12。進入發達經濟體樣本的回歸結果顯示，OFDI擴張規模與所有權“去家族化”顯著正相關，OFDI擴張廣度與管理權“去家族化”顯著正相關，其余回歸系數為正但不顯著。進入非發達經濟體樣本的回歸結果顯示，OFDI擴張規模與所有權“去家族化”顯著正相關，OFDI擴張廣度與管理權“去家族化”顯著正相關，其余回歸系數為正但不顯著。這意味著無論是發達經濟體樣本還是非發達經濟體樣本，OFDI擴張規模都會使家族企業產生所有權“去家族化”治理，而OFDI擴張廣度都會使家族企業產生管理權“去家族化”治理?？赡艿慕忉屖?，無論是在發達經濟體進行投資還是在非發達經濟體進行投資，由于投資規模的擴大，都會給企業帶來一定的經營復雜性，從而促使家族企業發生所有權“去家族化”治理，而進入國家多樣性的增加，會使家族企業發生管理權“去家族化”治理。進一步分析結果表明，家族企業的OFDI無論是向發達經濟體進行擴張，還是向非發達經濟體擴張，都會產生相同的效果。也就是說，不同制度環境的壓力并未對OFDI擴張程度與家族企業“去家族化”之間的關系發揮顯著的差異性作用。

（二）二代涉入的影響

為了進一步分析二代涉入帶來的影響，本文使用交互項的方式分析了二代涉入對OFDI擴張與“去家族化”治理的調節作用。具體地，二代涉入（Ifinvolve）指家族二代成員是否在家族企業中擔任董監高職位，是則標記為1，否則標記為0，使用二代涉入與OFDI擴張規模的交互項Ifinvolve×Subsidiary，二代涉入與OFDI擴張廣度的交互項Ifinvolve×Countries進行檢驗，結果如表13所示?；貧w結果顯示，被解釋變量為Defamily1時，Ifinvolve×Subsidiary與Ifinvolve×Countries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意味著二代涉入削弱了OFDI擴張規模及廣度與所有權“去家族化”之間的正向關系。然而，被解釋變量為Defamily2時，Ifinvolve×Subsidiary與Ifinvolve×Countries的回歸系數為正且不顯著，意味著二代涉入對OFDI擴張規模及廣度與管理權“去家族化”之間關系不發揮調節作用。根據進一步分析結果，本文發現二代涉入能削弱OFDI擴張規模和廣度對家族企業所有權“去家族化”的正向效應，但并未發現二代涉入對OFDI擴張規模和廣度對家族企業管理權“去家族化”的削弱作用?？赡艿慕忉屖牵阂环矫?，二代往往具有更高的學歷和海外背景，因此二代的涉入能給家族企業帶來一定的財務或管理資源（梁強等，2016），同時二代進入家族企業后也逐漸擁有所有權（姜濤等，2019），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族企業所有權的“去家族化”。另一方面，由于二代的進入會導致家族企業原有高管的辭職（曾穎嫻等，2021），因此即使二代涉入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管理資源，家族企業的管理資源也會形成“有進有出”的局面，因此二代涉入并不能增強或減弱OFDI擴張對管理權“去家族化”治理的影響。

（三）“去家族化”治理后的資源變化

為了進一步檢驗家族企業發生“去家族化”治理是為了獲取更多資源應對OFDI擴張，本文將進一步分析家族企業“去家族化”之后的資源變化，若家族企業在發生“去家族化”治理之后，財務資源以及管理資源能夠得到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本文所強調的家族企業在OFDI擴張過程中會增加對外部資源的依賴。具體地，在財務資源方面，本文使用企業固定資產取對數處理，生成變量Fca；在管理資源方面，本文使用高管團隊具有海外留學或工作背景的人數比例進行測量，生成變量Hca?；貧w結果如表14所示，家族企業所有權及管理權“去家族化”治理與財務資源、管理資源的回歸系數均顯著正相關，意味著家族企業在“去家族化”治理之后，其財務資源和管理資源得到了增長。該分析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理論推導，即OFDI擴張程度的發展會使家族企業面臨更多的資源需求壓力，從而對治理結構進行調整，產生“去家族化”治理來獲取資源。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在國家“走出去”戰略的支持和“一帶一路”倡議的鼓勵下，我國家族企業越來越多地參與OFDI，在國際市場上不斷發展壯大。在此背景下研究OFDI擴張對家族企業治理的影響，涉及到我國家族企業的健康成長問題，因此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基于資源依賴理論考察家族企業在OFDI擴張進程中的“去家族化”治理，主要得出以下結論：隨著家族企業OFDI擴張規模和廣度的擴大，家族企業面臨更大的經營復雜性，因此需要依賴外部資源來應對發展，從而越容易發生所有權和管理權兩個維度上的“去家族化”；OFDI擴張速度的加快進一步促進了OFDI擴張規模及廣度與所有權“去家族化”之間的正向關系，OFDI擴張速度對OFDI擴張規模及廣度與管理權“去家族化”之間關系并不發揮促進作用；OFDI擴張節奏并不影響OFDI擴張規模及廣度與所有權和管理權“去家族化”之間的正向關系。進一步分析發現：無論是進入發達經濟體還是非發達經濟體，OFDI擴張規模的擴大都會促進家族企業發生所有權“去家族化”治理，而OFDI擴張廣度的擴大都會促進家族企業發生管理權“去家族化”治理；二代涉入能給家族企業帶來一定的資源，從而削弱OFDI擴張規模和廣度與所有權“去家族化”之間的正向關系，但并不影響OFDI擴張規模和廣度與管理權“去家族化”之間的正向關系；家族企業進行“去家族化”治理確實能促進家族企業的財務資源和管理資源的增加。

本文研究結論對家族企業的OFDI擴張和家族治理具有一定的實踐啟示。首先，不斷進行OFDI擴張會給家族經營帶來很大挑戰，對于想維持家族控制的家族企業而言，不要盲目進行大量海外擴張。其次，OFDI擴張速度越快，家族企業將面臨更大的OFDI經營需求，家族企業可根據自身發展需要匹配適當的OFDI擴張速度。最后，二代家族成員的進入可以有效削弱OFDI擴張對所有權“去家族化”的影響，因此對于即將進入代際傳承時期的家族企業而言，需做好傳承計劃，引入優秀的二代家族成員可以兼顧維持家族治理和補充OFDI擴張所需資源。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只考察了家族企業OFDI擴張的規模和廣度，沒有探究不同國家背后的制度與非制度等差異性因素對家族企業產生的影響，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家族企業進入不同國家對其“去家族化”治理的影響。其次，本文僅研究OFDI擴張過程的速度與節奏，然而OFDI擴張過程的動態表現遠不止這兩個因素，未來研究可探討更多維度的OFDI擴張的動態過程，如OFDI擴張的初始速度和退出速度等。最后，OFDI擴張和家族企業治理可能不僅僅是單向的靜態關系，未來需要使用更嚴謹的方法來分析OFDI和家族企業治理結構的動態變化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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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xpansion on

“De-Familization” Governance of Family Businesses

Tang Jifeng? Li Xinchun? Zou Likai

Abstract：Encouraged by the "Go globally" strategy and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family businesses，as the main body of private economy，are carrying out more and mor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Therefore，facing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transnational management，how to adjust the family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family businesses is very important. Based on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this paper takes listed family businesse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20 as sample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scale and scope of OFDI expansion extent of family businesses on the "de-familization" governance，and examin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speed and rhythm of the expansion process of OFDI o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ansion scale and scope of OFDI promote the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of family businesses to "de-familization" governance; The speed of OFDI expansion enhance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ansion scale and scope of OFDI on ownership "de-familization" governance，while the rhythm of OFDI expansion did not play a role. By further analyzing the influences of OFDI's entry into different economies and the involvement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the impact of OFDI expansion on "de-familization"，while the involvement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weakens the impact of OFDI expansion on ownership "de-fami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resource changes after the "de-familization" governance of family businesses shows that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management resources of family businesses have increased.

Keyword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xpansion; De-Familization;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Speed; Rhythm

（責任編輯：楊學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