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塊化驅動下企業產學研深度融合演化路徑

張學敏 王海軍 溫興琦 孟翔飛

摘 要：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是企業解決關鍵核心技術掣肘問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有力手段。由此，探討其演化路徑與運行模式具有重要意義。以模塊化為視角，從情境、結構、模式、機制4個層面對沈鼓集團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演化路徑進行縱向單案例研究。結果表明：政策、市場、技術情境賦能下，產品模塊化、組織模塊化與平臺模塊化構成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結構基礎；模塊化驅動下，產學研深度融合運行模式、資源整合機制、知識轉移機制與利益分配機制逐漸演化形成；情景賦能與模塊化驅動下，產學研合作創新策略經歷松散耦合型產學研結合策略、優勢加成型產學研協同創新策略到多維嵌入型產學研深度融合策略的演化路徑。結論可豐富產學研合作創新理論，為相關企業產學研合作策略選擇提供借鑒。

關鍵詞：產學研深度融合；模塊化；運行模式；管理機制

DOI：10.6049/kjjbydc.2023010221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中圖分類號：F27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348（2024）08-0149-12

0 引言

隨著我國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日趨嚴重。同時，技術創新活動日益復雜，企業僅依靠自身資源很難完成復雜系統的突破性創新。因此，與大學或科研院開展深度融通合作成為企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路徑。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強化目標導向，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發揮科技型骨干企業引領支撐作用，營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業成長的良好環境，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碑a學研深度融合能充分發揮資源要素與能力優勢，實現創新資源跨組織流動^[1]，進而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實現長效創新供給并帶動行業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在合作過程中，企業應集決策主體、研發主體、成果應用主體與利益分配主體于一身，以市場為導向，實現深度融通創新。當前，由于內生動力不足、創新能力較弱以及體制機制不健全等因素，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不突出，導致產學研深度融合無法實現。上述情景下，探討領先企業產學研深度融合動力因素、演化路徑與運行模式，強化企業創新主導作用，對于促進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提升與國家技術創新體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產學研深度融合是產學研結合、產學研協同創新的高階替代，也是產學研合作創新理論與實踐的延伸及發展。產學研合作相關研究從情境^[2]、結構^[3]、模式（魯若愚等，2012）、機制^[4]等視角出發，圍繞利益分配^[5]、知識轉移^[6]、網絡關系^[7]、動力因素^[8]等問題展開分析?；诋a學研結合、產學研協同創新兩個階段理論的研究較為豐富^[9]，而基于中國情境探討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概念框架、演化規律及管理機制的研究鮮見。同時，現有文獻針對產學研深度融合問題的研究角度分散，尚未構建適配性理論體系。就研究對象選取看，相關文獻大多關注科研院所、新型研發機構的有益實踐（章芬等，2021），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產學研深度融合研究匱乏。

鑒于此，本文對企業產學研深度融合演化路徑進行深入分析。由于模塊化思想可以有效消解系統復雜性，清晰解構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故本文基于模塊化理論，試圖回答以下問題：不同時期情境賦能下，企業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基于何種結構基礎發展？企業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運行模式與管理機制是如何演化形成的？如何選擇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策略才能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

本文期望在以下方面有所貢獻：首先，通過探討企業產學研深度融合情境因素、結構要素、運行模式、管理機制演化路徑，拓展產學研深度融合研究，豐富產學研合作創新理論。其次，以模塊化作為新的視角與理論基礎，構建產學研深度融合問題理論體系并豐富相關領域研究范式。此外，對企業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成功經驗進行理論研究與系統論述，以期為相關行業企業產學研合作創新提供參考與借鑒。

1 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

1.1 產學研合作

現有研究指出，產學研領域的發展主要涵蓋產學研結合、產學研協同創新、產學研深度融合3個階段^[1，9]。其中，產學研結合是產學研合作創新初始階段，是指企業與學研機構各創新主體初步建立合作關系與互動交流機制（張羽飛，原長弘，2021）。產學研協同創新從協同學角度，強調產學研各方利用自身優勢、分工合作^[10]產生協同效應，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與自主創新^[11]。進一步地，產學研深度融合是指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開展深度合作，并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成果轉化與產業化、人才培養等方面實現創新資源和能力共享，在創新鏈和產業鏈全鏈條、各環節相互滲透，進而促進各創新主體組織邊界融合，最終形成創新合力^[12]。

產學研合作以三螺旋^[13]、社會網絡^[14]、協同學^[15]、開放式創新^[16]、知識管理^[17]等為理論基礎，研究范疇包括合作動力、影響因素、知識轉移、利益分配、創新績效、演化發展等?，F有研究大多圍繞情境、結構、模式、機制4個維度展開分析。

（1）情境因素。情境是產學研合作創新中的關鍵賦能因素，相關文獻大多基于大數據（張振剛等，2021）、區域政策^[18]、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19]等情境要素對產學研合作聯盟建設、模式選擇、管理機制進行探討。付丙海^[19]基于情境性維度探討產學研協同創新模式，提出文化情境、知識情境、價值情境3個層次，論證了“2011計劃”協同創新中心是基于中國情境的創新模式。

（2）結構因素。產學研合作網絡由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節點及其相互間的合作關系組成^[24]。圍繞產學研合作網絡結構因素，現有研究主要從網絡嵌入^[20]、模塊化^[9]、主體異質性^[21]等視角展開分析。李梓涵昕^[21]認為，產學研異質創新網絡中合作主體在資源基礎、組織類型、利益訴求、知識技術等方面具有差異，企業應構建與自身知識存量及合作目標相匹配的互補性合作網絡。

（3）運行模式。多數研究關注產學研合作運行模式，以不同維度為標準對合作模式進行劃分（魯若愚等，2012）。Rajalo^[22]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根據合作者間的動機與吸收能力匹配程度，將產學合作模式劃分為聯合結構下的優異型合作、高吸收能力下的前景型合作與不匹配前提下的一般型合作；張羽飛等（2021）分析民營制造業領軍企業產學研深度融合路徑，并探討其采用的合作研發、課題承擔、共建創新共同體與研究中心等具體合作模式。

（4）管理機制。圍繞產學研合作管理機制，現有研究大多以資源統籌（蘇敬勤等，2017）、知識轉移^[4]以及利益分配^[5]為切入點，探討產學研合作現實邏輯。董睿等^[4]認為，注重績效的顯性契約、注重關系強度的社會契約以及注重投資因素的隱性契約的機制設計有利于提高不同階段知識轉移效率；王海龍等^[5]認為，產學研合作創新中的利益協同應注重知識產權界定、主體權益分配以及研發風險補償等。

既有研究大多關注產學研結合、產學研協同創新過程中的合作動因、合作治理、影響效應，僅少量研究以研究院或新型研發機構為例，分析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中的相關實踐^[1]。相關文獻主要以問題為導向、以對策為目標進行探索^[10]，基于適配性理論對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發展演化及實現機制的研究較為匱乏。

1.2 模塊化

模塊化是指將復雜系統分解為多個具有標準化界面的子系統，通過標準化接口協同合作，各子系統既緊密聯系又相互獨立^[23]。模塊化可為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研究提供新的理論基礎與探索視角。已有研究證實，模塊化對產學研合作中的知識交互、以需求為導向的合作創新具有正向影響（鄭帥，王海軍，2021）。結合相關研究與具體實踐^[10]，企業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具有模塊化結構基礎，即在不同階段以產品模塊化、組織模塊化或平臺模塊化為基礎形成架構。

實施產品模塊化是指以市場需求分析為起點，將企業產品劃分為不同模塊，每個模塊開展獨立設計、采購、生產等活動^[23]。在產學研合作網絡中，產品模塊化遵循其特有的“透明設計原則”，促進技術需求端與供給端信息共享。在組織模塊化視角下，各組織模塊獨立決策，并基于共同利益訴求形成產學研合作網絡^[24]，網絡中企業模塊與學研模塊形成合作機制并實現價值共創。平臺模塊化是模塊化理論的進一步延伸，即運用平臺思維進行組織架構管理^[10]，以互動共享為基礎，在產學研合作網絡中依托領軍企業平臺與聯盟平臺，推動組織內部以及組織之間實現模塊化分工與融合創新。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方法

本文圍繞產學研深度融合演化路徑問題，探討模塊化驅動下產學研深度融合情境、結構、模式、機制及其互動關系。為了更好地挖掘現象背后的理論邏輯與運行規律^[25]，本文采用縱向探索式案例研究方法，全面梳理事件發展過程，以此對研究對象進行全方位分析，進而對復雜現象進行更深入的解釋^[24]。

2.2 案例選擇

根據理論抽樣原則，考慮到案例典型性與啟發性，本文選擇沈陽鼓風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沈鼓集團”）作為研究對象，具體原因如下：

（1）案例典型性。沈鼓集團作為國家石油化工裝備制造業領軍企業，多年來在研發、生產過程中探索產品模塊化、組織模塊化與平臺模塊化，與高水平大學開展合作，在產學研深度融合方面實踐豐富。因此，本文選擇沈鼓集團作為模塊化驅動下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的典型案例。

（2）案例啟發性。沈鼓集團構建了模塊化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并在此基礎上采用了多種合作模式，可為相關企業產學研合作創新提供借鑒。同時，其創新實踐中蘊含著廣泛的理論構建空間，對模塊化驅動下產學研深度融合演化路徑研究具有現實價值。

（3）資料可得性。研究團隊就模塊化、產學研合作等問題對沈鼓集團進行多次現場調研。此外，該企業技術創新相關新聞報道和文獻資料較多。

2.3 數據收集

本文采用訪談、實地觀察等多種數據收集方法，整合包括一手數據和二手數據在內的多種數據信息渠道資料，形成證據三角鏈，以提高案例研究信度與效度^[26]。2021年，研究團隊多次到沈鼓集團研究院、科技管理部、沈鼓—大工研究院等部門進行調研，積累了豐富的原始資料，以確保研究內容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同時，廣泛收集沈鼓集團相關新聞報道、出版物、學術論文、公司公告等二手資料，形成數據三角驗證（見表1）。

2.4 數據分析與編碼

2.4.1 開放式編碼

考慮到不同類型數據的特點，本文采用多種編碼策略進行案例資料簡化與標記^[27]，包括開放式編碼、主軸式編碼等。開放式編碼過程包括：第一，貼標簽。以研究問題（模塊化驅動下產學研深度融合演化路徑）為切入點，對案例數據中的相關資料貼標簽，整理形成151個標簽。第二，概念化。對提取的標簽進行歸納，提取出初始概念（關鍵詞）40個。第三，范疇化。對初始概念歸類，提煉形成12個范疇，部分編碼示例見表2。

2.4.2 主軸編碼

通過主軸編碼，對上一階段初始范疇進行歸納，形成情境因素、結構基礎、運行模式、管理機制4個主范疇，并對初始范疇涉及的關鍵詞進行梳理，進一步分析編碼間的邏輯關系。為確保編碼過程的科學性與可靠性，不斷精煉已有資料直至理論飽和。部分編碼結果如表3所示。

2.5 研究框架

基于產學研合作及模塊化理論，結合編碼結果，本文從情境、結構、模式、機制4個層面構建模塊化驅動下企業產學研深度融合演化路徑，如圖1所示。政策、市場、技術情境作為賦能因素，能夠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形成。該網絡以產品模塊化、組織模塊化與平臺模塊化為結構基礎，驅動合作運行模式與管理機制協同演化。運行模式包括項目式、共建式與共生式，管理機制包括資源整合機制、知識轉移機制與利益分配機制。

3 案例分析

沈陽鼓風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沈鼓集團”）成立于1949年，是國家裝備制造業重點支柱企業，經營產品包括大型離心壓縮機組、大型軸流式壓縮機組等，服務于石油、化工、冶金等領域。1998年以來，在“產學研聯合開發工程”的推動下，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沈鼓集團積極探索產學研合作創新。根據沈鼓集團產學研深度融合發展歷程，結合其產學研合作里程碑事件（見圖2），并參考相關研究成果^[21]，本文將其演化過程劃分為初始階段（1998—2006年）、成長階段（2006—2015年）與加速階段（2015年至今）。在此基礎上，對各階段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情景賦能、結構基礎、產學研深度融合運行模式與管理機制演化進行分析。

3.1 情境賦能下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模塊化結構基礎

3.1.1 初始階段情景賦能與產品模塊化（1998—2006年）

初始階段，政策情境是沈鼓集團實施產學研結合的動力因素。1992年3月，國家經貿委（國務院原經貿辦）、國家教委、中國科學院聯合施行“產學研聯合開發工程”。此后，在一系列相關政策推動下，沈鼓集團開始與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關系并開展產學研合作創新的初步探索。

市場情境進一步推動沈鼓集團產學研結合。壓縮機設備國產化之前，國內企業只能向國外壟斷企業購買價格高昂、售后服務脫節產品。隨著西氣東輸、煤化工等項目開展，國內石化、冶金等行業普遍存在壓縮機等通用機械國產化需求。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為滿足國內需求，沈鼓集團堅持自主創新之路，通過產學研結合提高自身技術創新能力。

在技術情境方面，產品固有技術特征及其所面臨的關鍵核心技術掣肘問題進一步推動沈鼓集團產學研結合。沈鼓集團主要從事大型壓縮機、風機、水泵研發與制造，產品技術復雜度較高。在成立初期，上述產品多項關鍵核心技術被德國西門子、意大利新美隆等公司壟斷。因此，沈鼓集團通過技術引進實現壓縮機等重大裝備國產化制造。然而，受制于資源稟賦與研發能力，僅依靠自身力量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和再創新較為困難，沈鼓集團意識到必須與技術研發實力較強的高校、科研院所開展合作創新。

初始階段，政策、技術、市場多方情境推動沈鼓集團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形成。在結構上，企業以產品模塊化為手段促進合作網絡中各節點間鏈接，編碼見表4。在設計、研發過程中，沈鼓集團基于市場需求對產品模塊進行劃分，并與學研機構合作開展關鍵模塊創新。例如，在PLC離心式壓縮機設計過程中，沈鼓集團對活塞機模塊、控制模塊等進行組件預設計與集成，并基于控制模塊的具體需求信息與大連理工大學合作，實現氣體恒溫控制裝置與混合氣體節流系統研發。這一時期，隨著基于產品模塊化設計的產學研合作項目增加，在沈鼓集團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中，各節點成員依托不同產品模塊構建合作關系，產品模塊化成為合作創新網絡結構基礎。

3.1.2 成長階段情景賦能與組織模塊化（2006—2015年）

2006年后，在多方情境持續推動下，沈鼓集團加強與學研機構協同創新，產學研合作進入成長階段?！秶抑虚L期科學與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工業轉型升級規劃（2011—2015）》等一系列規劃相繼出臺，強調以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為突破口，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提升自主創新能力?！?011計劃”以協同中心建設為載體，引導和支持高校面向行業、產業及區域實現創新發展?！哆|寧省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建設工作實施方案》明確提出支持企業技術聯盟建設。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沈鼓集團深化與學研機構合作：實體層面，成立沈鼓—大工研究院等機構；項目層面，與中科院金屬所等科研院所開展合作。

同時，沈鼓集團產學研發展源于國內市場需求升級與國際市場開拓。國內能源化工領域蓬勃發展使得客戶企業對壓縮機、風機等高端裝備產品的需求升級，沈鼓集團亟需生產出具有更高技術性能的產品。隨著國際市場機會涌現，沈鼓集團以印度為起點進軍南亞市場，又開拓了以伊朗為代表的中東市場。由此，沈鼓集團面臨著差異化市場需求與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因此，通過產學研協同創新滿足差異化市場需求成為沈鼓集團在激烈競爭中實現發展目標的重要路徑。此外，在技術層面，為了更好地推動技術創新，沈鼓集團引入精益思想。自此，技術研發計劃更加細化，沈鼓集團可以發布分解的單元技術需求，向高?；蚩蒲性核袠?，雙方能夠真正實現以需求為導向的協同創新。

此階段，隨著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中各主體間關系更加緊密，網絡結構呈現高度組織模塊化（編碼見表4），網絡組織模塊間實現靈活對接與深度鏈接。在合作網絡中，組織模塊化體現在主導企業內部及其與學研機構間的模塊化架構上。沈鼓集團內部組織模塊化以項目為依托，以產品為導向，通過任務分解以及各部門模塊獨立決策與分工協作展開?？偣狙芯吭?、技術中心、客戶服務中心與分公司設計部、工藝部等部門模塊分工協作、靈活對接，緊緊圍繞用戶需求進行產品研發與技術改進，從而提高組織敏捷性。集團外部組織模塊化主要依托“兩站三院四中心”的產學研聯合研發體系，通過建立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沈鼓—大工研究院、沈鼓—西安交大研究院、企業技術分中心等，企業模塊與學研模塊實現獨立決策并以此為橋梁建立深度鏈接，進而開展持續性戰略合作。

3.1.3 加速階段的情景賦能與平臺模塊化（2015至今）

2015年后，情境因素進一步為沈鼓集團產學研合作賦能，其合作伙伴持續增加，合作方式更加豐富，產學研合作進入加速階段。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引導下，裝備制造業謀求轉型升級與高質量發展，學研機構關注國家重大需求與科技前沿，兩者致力于實現深度融合創新。同時，“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導向促進了創新平臺化。在上述政策情境下，沈鼓集團深入探索產學研深度融合之路，采取聯合攻關、建立共建機構、依托聯盟開展合作、構建云平臺等創新方式。

在市場情境方面，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相關產品市場需求漸趨飽和，沈鼓集團制定并實施“5+2”轉型升級戰略，重點向高端裝備、服務型制造、國際化、工程成套等方向轉型。在技術情境方面，大數據、工業互聯網、云平臺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沈鼓集團智能制造發展提供支撐。在市場拉動與技術推動下，沈鼓集團產學研合作邁向深度融合的新臺階。

此階段，為促進資源集成與成果孵化，沈鼓集團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以平臺模塊化為結構基礎，推動創新主體邊界融合，編碼見表4。一方面，沈鼓集團平臺模塊化體現為云制造與云服務平臺建設?！吧蚬脑啤碧峁﹦撔缕脚_、制造平臺、產品平臺、服務平臺等八大平臺，為組織中各子公司模塊及各部門模塊提供信息、資源共享與交流渠道。另一方面，平臺模塊化體現在合作網絡中產學研聯盟及共建機構所發揮的作用上。通過聯盟、共建研究院等平臺，企業模塊與學研模塊進一步深化合作關系。例如，沈鼓集團依托高端裝備制造業協會合作聯盟與相關企業及高校合作，入駐中國西部科技創新港、岱山石化循環經濟產業園，從而促進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谝陨蟽蓚€方面，在合作網絡各模塊間，平臺充分發揮其資源集聚與創新賦能作用，促使沈鼓集團與學研機構突破組織邊界，實現資源跨組織流動。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一：政策、技術、市場等情境因素賦能下，產品模塊化、組織模塊化與平臺模塊化作為結構基礎能夠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發展。

該命題的理論依據如下：基于三螺旋理論，政府在產學研合作創新體系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故涵蓋產業政策、制度的政策情境能夠決定企業產學研合作走向。從初始階段、成長階段到加速階段，相關政策導向始終引領沈鼓集團產學研合作向更高層次發展。市場作為企業生存基礎與服務對象，能夠決定產學研合作成果應用場景，因而市場情境是企業產學研合作的重要拉力。市場需求變化能夠影響企業轉型升級并加快產學研合作進程。同時，市場需求多樣性可以決定合作伙伴與合作方式。根據資源基礎理論，外部技術環境變化能夠影響企業資源獲取及產學研合作的技術方向，技術情境可以推動企業產學研合作。技術壟斷、技術進步等一系列情境是促進沈鼓集團產學研深度融合演化的重要因素。綜上，在政策、市場、技術三方情境因素賦能下，企業與學研機構通過產學研合作鏈接形成創新網絡，實現資源共享與價值共創，逐步突破創新邊界實現深度融合。同時，企業模塊化實踐作為內部動力因素，是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結構基礎，能夠促進合作網絡發展，驅動深度融合創新。產品模塊化設計可以明確企業技術需求，成為產學研合作紐帶，遵循模塊的“透明設計原則”連接技術供給側與需求端，將學研機構整合進企業產學研合作網絡，從而促進持續性創新活動。組織模塊化以模塊為交互載體，提升產學研合作網絡中企業與學研機構間的互動頻率，推動雙方深度合作。平臺模塊化可為企業產學研合作網絡中知識與資源交互提供支撐，發揮其資源集聚與創新賦能作用，突破組織邊界，深化合作關系與節點關系。

3.2 模塊化驅動下產學研深度融合運行模式演化

3.2.1 項目式

初始階段，為了獲得外部異質性創新資源，沈鼓集團基于產品模塊化設計，與高校、研究院等技術供給方開展人才交流、委托研發、聯合開發等項目式合作，并設立博士后工作站、高校企業技術分中心以便后續開展合作，如表5所示。合作過程中，沈鼓集團構建模塊化產品架構，并遴選出需要委托高校院所開發和驗證的模塊，采用項目制形式開展合作。初期，沈鼓集團多次邀請大連理工大學教師對不同產品模塊技術問題進行診斷，并與工業裝備結構分析國家重點實驗室簽訂“離心壓縮機半開始葉輪軸孔變形優化設計”等4項委托研發合同。在新產品開發過程中，為了更好地定義、設計產品模塊，沈鼓集團根據不同模塊面臨的技術問題，提出單元技術研發需求并與院校簽訂合同進行聯合研發。例如，與西安交通大學合作“壓縮機轉子動力穩定性技術研究”等項目。在聯合研發時，企業派專人擔任項目負責人，參與項目研究、驗收、推廣全過程，在調動企業研發人員積極性的同時，避免院校研究周期長、需求導向不足等問題。

此外，院校與企業作為不同創新主體，在目標、資源、能力、文化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因此，沈鼓集團在選擇合作院校時，不僅要考慮資源互補性，而且需要避免主體間目標沖突。產品模塊化的“透明設計原則”可以將不同產品模塊需求信息清晰地展示出來，便于沈鼓集團選擇能夠實現資源互補與目標協同的合作伙伴。因此，根據不同產品模塊技術需求與不同高校學科優勢，沈鼓集團選擇在西安交通大學等4所高校設立企業技術分中心，提升創新能力。綜上，初始階段，沈鼓集團采用產品模塊化驅動下的項目式合作模式實現產學研合作。

3.2.2 共建式

初始階段的項目模式雖然操作簡單、效果顯著，但資源互動性與知識積累效果較差，在項目對接過程中會因溝通機制不健全而產生較高的交易成本。進入成長階段后，基于前期合作建立的信任關系，雙方能夠開展更加緊密的協同創新。2006年，在企業技術分中心的基礎上，沈鼓集團與大連理工大學建立沈鼓—大工研究院、遼寧省裝備制造業協同創新中心。2013年，沈鼓—西安交大研究院掛牌成立，這一時期沈鼓集團采用共建模式實現產學研合作，具體見表5。共建模式下，沈鼓集團借助“外腦”形成“兩院四中心”的創新戰略聯盟新格局。2006—2015年，沈鼓—大工研究院開展合作項目160余項，發表論文162篇，解決了“年產百萬噸級乙烯工程用離心壓縮機裝置”的4項重大前沿技術難題，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等140余項獎勵。

沈鼓集團共建模式有利于產學研主體發揮各自創新優勢，實現互利共贏。組織模塊化采用獨立決策與對接式合作方式，實現共建模式下的協同創新。模塊化合作網絡不僅有利于企業模塊與學研模塊實現獨立決策下的連接及協同創新，而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異質性資源流動壁壘。結構上，沈鼓集團作為處于合作網絡中心位置的焦點企業，更容易獲取新資源與新技術。關系上，沈鼓集團與高校、科研院所形成的強連接有利于要素資源優化組合、人員互動交流以及核心能力整合。綜上，組織模塊化促進了沈鼓集團共建式協同創新發展演進。

3.2.3 共生式

共建模式雖然促進了各創新主體分工協作與資源集成，但涉及的合作伙伴有限，對產業技術創新的推動作用有限。2015年后，隨著共建研究院發展成熟，沈鼓集團牽頭成立遼寧省透平壓縮機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和沈陽市壓縮機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由此，形成以聯盟為平臺，以共建研究院為接口的共生模式，如表5所示。借助聯盟，沈鼓集團形成廣泛的產學研合作網絡，與更多高校、科研院所、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甚至競爭企業實現深度鏈接，并發揮作為樞紐企業的帶動作用，促進行業共性技術與前沿技術創新集成，采用企業模塊與學研模塊互利共生的運行模式，實現產業鏈與創新鏈深度融合。例如，沈鼓集團以遼寧沈鼓流體機械產學研聯盟為平臺，與相關高校及北京恩優科技等公司合作，“揭榜掛帥”遼寧省首批科技攻關項目“大功率集成壓縮機組”，以聯合攻關形式共享與集成創新要素，解決關鍵技術掣肘問題。

此外，在平臺模塊化產學研合作網絡中，企業模塊與學研模塊實現有效對接，促使資源與知識雙向流動。沈鼓—大工研究院、沈鼓—西安交大研究院與沈鼓—東北大學研究院作為接口組織，能夠發揮重要橋接作用。企業向高校提供研發資金、市場需求信息、技術人才等，高校向企業提供研究人員、儀器設備、前沿技術信息等。由此，在接口組織中，異質性資源、信息實現共享與集成，組織邊界被突破，產學研深度融合得以實現。綜上，平臺模塊化能夠促進以聯盟為平臺、以共建研究機構為接口的深度融合共生模式演化。該模式下，企業、學研機構作為共生單元，平臺模塊化產學研網絡作為共生界面^[28]。在聯盟平臺與共建研究院接口作用下，共生單元在共生界面中實現對接交互，有效的資源整合、知識轉移與利益分配機制得以形成，從而實現產學研深度融合。2021年，基于產學研融合共生模式，沈鼓集團完成新產品開發330種、科研項目147項。其中，新一代“6+1”空分壓縮機樣機（整體性能達國際一流水平）、國產首臺120萬噸/年和140萬噸/年乙烯“三機”相繼出廠。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流體機械新型節能與系統智能調控技術》完成各項考核指標，產學研成果有效應用于新產品工程。

基于此，本研究得出以下命題：

命題二：在產品模塊化、組織模塊化與平臺模塊化驅動下，產學研合作運行模式經歷了從項目式、共建式到共生式的演化階段，共生模式以聯盟為平臺、以共建研究機構為接口，是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的有效路徑。

理論依據如下：產品模塊化聚焦于關鍵模塊創新需求，確立了微觀細化的研究方向，促進產學研項目式合作。組織模塊化驅動共建模式發展?；诮M織模塊化的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中，產學研合作交易內部化有助于建立順暢的溝通交流機制、解決項目模式中交易成本過高問題，促進共建模式發展。平臺模塊化集聚創新資源、共享創新機會，有助于企業與學研機構實現共生共演?；谫Y源基礎與能力基礎觀，高效的資源整合有助于企業動態能力與創新能力提升，而信息共享與知識轉移有助于學研機構研發能力提高與科技成果轉化，平臺模塊化網絡中的互利共贏進一步促進產學研合作向共生模式演化。共生模式以聯盟為平臺，以共建研究院為接口，通過整合創新資源促進知識轉移，并與管理機制協同促進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從而形成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的有效路徑。

3.3 產學研深度融合管理機制演化

3.3.1 資源整合機制

隨著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發展，為獲取與統籌不同模塊的異質性資源，沈鼓集團資源整合機制逐步演進。初始階段，沈鼓集團資源基礎與能力基礎較為薄弱，其資源行動主要以任務為導向進行資源拼湊。項目模式下，為完成委托研發等項目任務，對沈鼓集團的市場信息資源、高校的科研資源進行簡單拼湊，主要體現為沈鼓集團提出需求信息，高校憑借儀器、設備、人才等科研資源開展研究。以任務為導向的資源拼湊機制可以確保沈鼓集團在產品模塊研發過程中獲得外部異質性資源支撐，進而提升自身創新能力。

經過初期資源拼湊，沈鼓集團與學研機構在資源積累、能力、合作經驗與信任程度方面有所提升。為進一步提升合作績效，沈鼓集團開始將資源行動重心轉移到協同創新能力構建上，開展以協同創新為導向的資源協奏。共建模式下，沈鼓集團對沈鼓—大工研究院每年投入2 000萬元以上的研究經費并匹配專業技術人才，高校憑借科研條件與企業共組研發團隊。由此，雙方形成以協同創新為重心的資源協奏機制。

隨著沈鼓集團資源情境日益豐富，產學研網絡中的異質性資源集成編排成為新的關注點。由此，形成以多元融合為導向的網絡集成機制，即共生模式下對合作網絡中模塊間異質性資源進行統籌運用、融合創新的資源行動機制，如圖3所示。例如，在聯合攻關中，合作伙伴的項目資金、研發人員、信息、儀器設備、中試基地等資源可以通過平臺模塊化產學研合作網絡實現靈活調配、優化集成，從而促進深度融合創新。

基于此，本研究得出以下命題：

命題三：產學研合作資源整合機制經歷了從以任務為導向的資源拼湊到以協同創新為導向的資源協奏再到以多元融合為導向的網絡集成演化路徑，網絡集成機制能夠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

理論依據如下：共生模式下，企業構建了資源富集的產學研合作網絡，網絡集成機制以多元融合為導向，通過聯盟平臺與接口組織促進網絡中多元化資源集成與利用。首先，網絡中過多冗余資源不利于產學研合作，網絡集成機制可以高效利用資源，減少資源冗余，促進融合創新。其次，網絡集成機制以聯盟與共建機構為中介，不斷引入互補性資源，并通過績效總結與反饋將不合格的資源及時濾出，為融合創新提供助力。此外，網絡集成機制能夠有效整合創新資源，通過強化產學研協同效應促進創新績效提升，為融合創新奠定基礎。因此，網絡集成機制能夠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

3.3.2 知識轉移機制

合作初期，知識供給側（高校、科研院所）與知識需求方（沈鼓集團）主要依托項目實現知識轉移，主要通過書面或實體成果交付形式實現，采用從供給側到需求方的單向顯性知識傳遞機制。例如，沈鼓集團與鄭州齒輪研究所簽訂合同，委托其研發齒輪箱傳動裝置參數化CAD計算機輔助設計軟件，研發成功后軟件交付給沈鼓集團，實現顯性知識傳遞。

進入合作成長期后，主體間逐漸形成隱性知識交互機制。共建模式下，創新主體間知識轉移不僅僅是顯性知識單向傳遞，更是基于雙向信息共享的隱性知識交互。特別是在共建研究院中，企業的市場信息與技術經驗、高校的技術前沿信息與研究成果等隱性知識，可以通過人際互動等非正式溝通渠道實現交互。

隨著合作加速發展，共生模式下雙方形成知識協同機制（見圖3）。聯盟平臺能夠推動創新主體間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傳遞及擴散，而接口組織可以促進知識嵌入式協同，不同模塊異質性知識在聯盟及接口組織中嵌入、交互與衍生，有助于企業與學研機構實現深度融合創新。

基于此，本研究得出以下命題：

命題四：產學研合作知識轉移機制經歷了從顯性知識傳遞到隱性知識交互再到知識協同機制的演化路徑，知識協同機制能夠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

理論依據如下：首先，知識協同機制通過聯盟、接口組織促進合作各方互動交流，這是實現知識消化吸收與整合創新的前提。尤其是對隱性知識而言，人際互動等非正式溝通渠道是實現知識轉化的基礎。其次，知識協同機制可為知識交互與創新提供嵌入式協同機會。從資源依賴視角看，企業、高校掌握著互補性知識與技術資源，因而知識轉移是雙向而非單向的。嵌入式知識協同機制能夠實現知識雙向轉移，從而促進創新主體跨邊界融合。此外，知識協同機制能夠調節供需雙方匹配方式與合作策略。平臺模塊化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中，知識協同機制能夠幫助創新主體根據知識需求與供給情況迅速達成合作。

3.3.3 利益分配機制

初始階段，沈鼓集團采用協議約定機制對合作利益進行分配。根據協議，高校院所提供技術支持或轉讓創新成果，沈鼓集團給予一定報酬。項目模式下，沈鼓集團按照協議對高校院所進行一次性支付而不對資金進行監管，只負責驗收研發成果，且知識產權歸企業單獨所有。項目紐帶作用下，異質性主體在資源上具有不同的比較優勢，協議約定易于實現，利益分配相對簡單。

隨著合作緊密性與廣泛性提高，利益關系更加復雜，收益處置矛盾顯現，如果沿用協議約定機制，則會導致交易成本過高。因此，共建模式下，成果共享機制成為收益分配的主要依據。在共建機構中，沈鼓集團提供運行與研發經費并交由機構統一管理，研究成果由企業與高校共享，高校獲得論文發表、基金申請、職稱評定等非經濟收益，沈鼓集團取得專利所有權與成果轉化收益。由此，成果共享機制能夠降低協同創新交易成本，提高主體間的利益關聯度。

進一步地，沈鼓集團通過利益融合機制促進共生模式下的產學研合作創新，如圖3所示。在成果共享的基礎上，共建機構合作雙方實現利益融合。依托研究成果，高校申請建設科研基地、增補二級學科博士點，沈鼓集團獲得國家項目經費支持并簽訂百萬噸乙烯壓縮機合同，同時以項目經費、成果產業化收益為機構提供運行與研發經費。此外，在人才培養方面，雙方尋求利益融合，通過合作構建專業人才能力提升與信息溝通渠道。高校根據企業需求調整人才培養方案，為企業輸送高質量人才，企業選派技術人員到高校進修，為高校傳遞行業信息。由此，雙方實現利益與目標深度融合。

基于此，本研究得出以下命題：

命題五：產學研合作利益分配機制經歷了從協議約定到成果共享再到利益融合機制的演化路徑，利益融合機制能夠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

理論依據如下：利益融合機制可為共生模式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促使企業與學研機構建立長期、深入的合作關系，實現產學研深度融合。在人才培養、成果轉化收益等方面，利益融合機制能夠提高合作主體獲得超過預期收益的概率。已有研究顯示，商業收益與預期目標一致性程度越高，主體合作意向越強^[29]。因此，利益融合機制能夠持續推動產學研合作。同時，利益融合機制能夠有效降低合作雙方利益沖突的可能性，減少合作障礙，為深度融合創新提供制度性與功能性保障。

4 結語

4.1 結論

為探尋中國情境下產學研深度融合機理，本文基于模塊化視角，以情境—結構—模式—機制為研究框架，結合沈鼓集團24年合作實踐分析情景賦能、模塊化驅動下產學研深度融合演化路徑，梳理產學研合作的3個階段與4個維度，并結合案例分析合作情境因素、結構基礎、運行模式與管理機制，如圖4所示。

（1）情境因素可為產學研深度融合賦能?？v觀沈鼓集團產學研合作發展歷程，政策、市場、技術因素始終推動企業合作策略與合作行為轉變，同時合作網絡結構演化均與不同時期情境變化相契合。

（2）模塊化根植于沈鼓集團產學研合作實踐，并驅動合作運行模式、管理機制演化。產品模塊化成為企業與學研機構需求對接的基礎，組織模塊化能夠促進合作網絡中各節點間靈活交互，平臺模塊化憑借資源集聚與創新孵化功能推動合作主體邊界融合，模塊化網絡結構發展衍生出產學研深度融合運行模式與機制。

（3）隨著情境與結構因素演化，沈鼓集團產學研合作策略也有所改變。初期，松散耦合型產學研合作是相互聯系又彼此獨立的合作策略，采用的是項目式合作模式下的資源拼湊、顯性知識傳遞與協議約定機制。成長期，優勢加成型產學研協同創新策略匹配共建模式下的資源協奏、隱性知識交互與成果共享機制。加速期，多維嵌入型產學研深度融合策略體現為以網絡集成、知識協同與利益融合機制共同促進合作主體互利共生。

4.2 管理啟示

本研究可為企業產學研合作創新提供如下啟示：

（1）企業應根據所處政策、市場及技術情境，實現產品模塊化、健全組織模塊化、探索平臺模塊化，選擇互補性學研機構，構建模塊化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以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

（2）企業應綜合考慮外部情境因素與內在結構因素，與時俱進地調整產學研合作創新策略，選擇合適的運行模式并輔以相應的資源整合機制、知識轉移機制與利益分配機制。

（3）借助模塊化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企業能夠探索共生模式下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創新，以模塊化為驅動引擎，以聯盟為平臺，以共建研究機構為接口，采取資源網絡集成機制、知識協同機制與利益融合機制提升自身技術創新能力。

4.3 局限與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局限：首先，本研究采用縱向單案例分析方法，雖然沈鼓集團產學研合作創新具有代表性，但受研究對象數量所限，結論的普適性有待進一步探討。未來可以進行多案例或跨行業研究，以進一步檢驗本文結論。其次，本研究基于演化視角對產學研深度融合進行定性分析，關注產學研深度融合發展過程，但未涉及具體管理機制，未來有必要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對相關機制的作用原理進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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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 悅）

The Evolution Path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Deep Integration

Driven by Modularity： A Study of Shenyang Blower Works Group

Zhang Xuemin ^{1， 2}，Wang Haijun¹，Wen Xingqi³，Meng Xiangfei¹

（1.School of Management，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enyang 110870， China;

2.Liaoning Administrators College of Police and Justice， Shenyang 110161，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Nowaday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s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and systematic， and it is difficult to fulfill innovative breakthrough by only relying on their own resources. Therefor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UR） deep integration， as a powerful way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i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has arous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current scholars. With IUR deep integration， enterprises can promote the full play of resource elements and capability advantages， realize the cross-organizational flow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then bring long-term supply to thei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and effective mechanism， the leading role of enterprises in IUR innovation is not prominent and IUR deep integration cannot be effectively realized. In this situ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dynamic factors， evolution path and operating mode of IUR deep integration to improve the coope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bout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IUR deep integr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There is a lack of discussion about enterprises beneficial practices for IUR deep integr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Besides， relevant studies have proposed scattered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IUR deep integration and have not yet construct an adaptive theoretical system. The theory of modularity can effectively dissolve the complexity of innovation system and clearly deconstruct the innovation network of IUR cooperation. Wherefore， based on modularity theory， the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IUR deep integration in a Chinese enterprise to meet practical needs and bridge research gaps. This paper raise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1） how does the enterprises IUR network develop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ual empowerment？ （2） how does operating mode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evolve during different IUR cooperation stages？ （3） what kind of strategy should enterprises choose to boost IUR deep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ularity， this paper conducts a longitudinal single case study on the evolution path of IUR deep integration innovation in Shenyang Blower Works （SBW） Group and analyzes its IUR cooperation milestones and performance from 1998 to 2023. A variety of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are adopted such as interviews and field observations. Then by data coding， the research framework is proposed including four aspects， namely context， structure， mode and mechanism.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the process of IUR deep integration in SBW is analyzed from four dimensions and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inall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effective mode， mechanism and evolution path of IUR deep integration， and makes suggestions on the choice of IUR cooperation strategy for related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1）contextual factors empowe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UR. Throughout the IUR cooperation process of SBW， political， market and technological contexts have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IUR cooperation strategies and deepened the IUR integration innovation. Under the empowerment of political， market and technological context， product modularity， organizational modularity and platform modularity gradually form the structural basis of IUR coope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2） Furthermore， modularity is embedded in the practice of SBWs IUR deep integration and drives the evolution of its operating mode， resource-integration mechanism， knowledge transfer mechanism and benefit-distribution mechanism. Product modular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demand matching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or research institutes. Organizational modularity promotes the flexible interaction between nodes in the IUR cooperation network. Furthermore， platform modularity facilitates the boundary integration of cooperators with its functions of resource agglomeration and innovation incubation. （3） Driven by context and modularity， the strategy selection of IUR cooperative innovation has gone through the evolution path from loose coupling IUR combination strategy， advantage adding IU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trategy to multidimensional embedding IUR deep integration strategy. The loose coupling IUR combination strategy， in which cooperators are interrelated but less dependent， adopts project mode with resource bricolage， explicit knowledge transfer and benefit agreement mechanisms. The advantage adding IU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trategy which is based on mutual advantage and aimed at deepening collaboration matches the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acit knowledge interaction and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s in the co-construction mode. Finally， the multidimensional embedding IUR deep integration strategy employs the symbiosis mode with resource network ensemble，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and benefit integration mechanisms.

Key Words： IUR Deep Integration; Modularity; Operating Mode;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