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國的政治瘋狂與精神分裂癥*
——戈爾·維達爾《華盛頓特區》的權力欲望解析

代顯梅 徐 瀛

（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北京 100872）

0.引言

美國現代小說家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1925—2012）被譽為“美國的王爾德”“當代的伏爾泰”（陳安2012： 103）。自1967 年以來，維達爾創作了7 部“美國編年史”系列小說①，重寫了美國革命至2000 年之間的美國歷史，《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 1967）便是這一系列美國政治編年史的開篇之作，表達了作家對美國政治的深刻反思與批判。

維達爾出身于一個顯赫的政治世家，其父尤金·維達爾（Eugene Vidal）是美國首任航空署長，外公托馬斯·戈爾（Thomas Gore）是參議員，姐夫是約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總統，表弟艾伯特·戈爾（Albert Gore）是美國副總統。身處華盛頓權力中心，維達爾對美國頂層政治的實踐活動自然有深入的觀察和了解。1961 年的“豬灣事件”②讓維達爾發現肯尼迪并不能勝任總統職務和這個時代，因為他只是一位“在公眾面前演戲的總統”（Vidal 1961a：24；以下維達爾作品引文僅標注年份和頁碼），而“反動的國會”和“糊涂的選民”卻讓“這樣無能的人”當選，這不啻于美國民主政治的衰敗跡象（ibid.： 17）。1961 年8 月，維達爾又在《消除文明差距》（Closing the Civilization Gap）一文中抨擊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警察暴力事件，也因此得罪了時任司法部部長的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維達爾正是根據自己的這些親身經歷，才能在《華盛頓特區》中一針見血地挑開美國政治神話的面紗，讓讀者得以瞥見貌似普世的美國民主價值觀背后潛藏著怎樣的政治操作與隱秘罪惡。

《華盛頓特區》聚焦20 世紀30 年代至50 年代的美國政治生活。維達爾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那段時期是美國的黃金時代，那時候“帝國很沉靜，我們好像生活在永久的夏天，不計較損失，政治很少被提及，畢竟法西斯已經被征服，而社會主義蘇聯離美國很遠”（1970：38）。然而，在經歷了1950 年代的麥卡錫主義肆虐，以及1960 年代的政治暗殺事件（肯尼迪和馬丁·路德·金被刺殺）、越南戰爭及國內的反戰運動等之后，維達爾發現，“共和國已經迷失了方向”（1994：x）。在以往關于這部小說的研究中，國外學者多關注維達爾的政治悲觀主義（Neilson 1997），將其貶斥為一部“政治情景劇”（Breslin 1976：106）；國內迄今尚沒有對這部小說的研究③。本文從維達爾與美國政治的淵源入手，聚焦小說中的政治形象造假、權錢交易黑幕和“精神分裂癥”事件，考察美國政客瘋狂的權力欲望對國家、家庭及個人造成的毀滅性后果，揭示維達爾在其歷史小說中表現出來的政治洞察力。

1.美國政客的形象造假與權錢交易黑幕

作為一部政治“影射小說”（political allusion fiction,Neilson 1997：23），《華盛頓特區》顯然繼承了美國歷史學家和文學家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的小說《民主：一部關于美國小說》（Democracy: An American Novel, 1880）對美國政治生活的冷靜審視。這兩部小說雖然相距87 年，但都揭露了美國政界的政商勾結和政黨腐敗，表達了作者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深刻懷疑。同樣是出身政治世家的亞當斯在其小說中提醒選民，在判斷政客品性時，不能根據他們“聲稱的形象”（claimed to be）而要看清他們的“真實面目”（they really are）（Adams 2008：4），影射當時的美國政客詹姆斯·布萊恩（James Gillespie Blaine），試圖以此作品阻止其競選總統。為了避嫌，亞當斯在小說發表之初隱瞞了他的真實姓名。與亞當斯的謹慎相比，維達爾顯得勇猛率性，他沒有隱瞞自己的作者身份，堅持仗義執言。在小說中，維達爾把矛頭指向其姐夫約翰·肯尼迪，并把這種批判追溯到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度A盛頓特區》是關于參議員伯頓·戴依（Burden Day）的仕途衰落及其助手克萊·奧弗伯里（Clay Overbury）的政治崛起的虛構故事。伯頓·戴依的原型是維達爾的外公托馬斯·戈爾（Thomas Gore），而克萊則暗指姐夫約翰·肯尼迪，維達爾自己則化身為記者彼得·桑福德（Peter Sanford），作為小說的牽線人物見證了姐夫克萊的仕途崛起黑幕。小說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克萊的岳父、報業大亨布萊斯·桑福德（Blaise Sanford），其原型是維達爾的繼父休·奧欽克洛斯（Hugh Auchincloss）。

1937 年，維達爾隨改嫁的母親搬入富商奧欽克洛斯在華盛頓郊區的豪宅，“在大蕭條最嚴重的時候，家里有5 個仆人，這是當年華盛頓獨一無二的財富標志”（1992：22）?！度A盛頓特區》中的“桂館”（Laurel House）就是以維達爾繼父的豪宅為原型。布萊斯的另一半原型是20 世紀30 年代的美國報業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他是維達爾的外公老戈爾的政治盟友。布萊斯在小說中被塑造成一位野心勃勃的媒體人士，雖然他“具有凱撒的雄心，不幸的是，只有科里奧蘭納斯④的能力”（2000：5）。布萊斯靠收購即將倒閉的《華盛頓論壇報》（Washington Tribune）發跡，他使這份報紙起死回生，并利用它的影響力成為政界風云人物。權貴和政要一時之間都蜂擁到他的豪宅，他的桂館成了華盛頓的政治權力中心?？巳R正是在這個時候獲得布萊斯的資助平步青云，先是當上了國會議員，然后參加總統競選。

事實上，克萊的政治生涯是對維達爾的姐夫約翰·肯尼迪的仕途摹寫。1960 年，肯尼迪當選總統，維達爾本以為肯尼迪的當選會給美國政治帶來一個黃金時代，因為他相信具有“作家靈魂”的肯尼迪會利用自己的人文情懷去恢復美國“民主共和的原則”（1995：368）。然而，維達爾逐漸意識到肯尼迪奉行的“官僚獨裁主義”（Bureaucratic Caesarism）根本不可能傳承美國的“民主”理想。1960 年，維達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提醒公眾，總統競選只是媒體支持下的政治活動，“我們的政治領導人想要賣給我們一個形象，而不是一個人，很可能我們的下一任總統會成為某種機會主義者，他自己可以毫無作為，卻可以在任何時刻展現出所需的大眾形象：像演員一樣熟練地從一個角色轉變成另一個角色”（1961b：6）。維達爾的小說聚焦的正是這樣一樁政治形象造假的丑聞。作者給克萊的形象造假一個特寫鏡頭，使讀者看清整個操作流程，看清媒體與政治勾結對“民主”選舉制造成的致命傷害。

克萊試圖證明自己是一位天才的政治家，能夠在二戰后的政治和經濟復蘇中為巨頭們服務。他的攀爬路徑是運用迂回曲折的晉升策略：他放棄爭取國會席位的機會，先去當兵成為陸軍上尉，以此為自己賺取最大的政治資本和選舉競爭力。在岳父布萊斯·桑福德的精心策劃下，克萊被“塑造”成一名戰爭英雄，具體的塑造方法是，布萊斯派記者哈羅德·格里菲斯（Harold Griffith）去采訪克萊，為他寫一篇并不屬實的英雄事跡報道，虛構了克萊從燃燒的倉庫中救人的壯舉，克萊因此被總統授予“榮譽十字勛章”（2000： 238）。這個小說情節有史料依據，暗指PT-109魚雷艇事件⑤。約翰·肯尼迪憑借自己在該事件中的英勇表現成了當時美國媒體的寵兒，并獲得許多榮譽?！皯馉幱⑿邸钡墓猸h讓肯尼迪在政治上平步青云，直至當選美國總統。在小說中，克萊名不符實的榮譽讓我們看到，“戰爭英雄”的光環只是媒體宣傳的產物，政治造假對于不明真相的普通民眾而言有極大的迷惑性。在現實中，負責肯尼迪競選宣傳的是肯尼迪的父親約瑟夫·肯尼迪（Bryant 2001：180）。而在小說中，支持克萊的是其岳父布萊斯·桑福德，克萊心安理得地接受自己的虛假形象人設，正如肯尼迪借此攀登上總統寶座。

此外，為了烘托克萊作為公眾人物的理想形象，布萊斯還用自己的財富操縱著媒體宣傳機器，制造克萊的模范丈夫形象，“每一家報紙都這樣。都是伊妮德和克萊擁抱的照片”（2000：303），而實際生活中的克萊卻是一個荒淫無度的花花公子，早已背叛了神經脆弱的妻子，頻繁地更換情人，對婚姻沒有任何責任意識?？巳R的妻子伊妮德的父親助紂為虐，克萊更是有恃無恐，并且堅信“起初是假的東西經過不斷地重復也就變成真的了”（ibid.：303）。

在小說中，金錢總是權力的孿生兄弟，金錢是政客們獲得權力的魔棒，是他們貪贓枉法的主導動機，正如即將參加總統競選的參議員伯頓所說的，“沒有金錢的幫助，就不能成為總統。問題就在這里。好在還有三年的時間籌款”（ibid.： 28）。在描述伯頓為競選總統而籌款時，維達爾設置了一位商人埃德加·尼爾森（Edgar Nelson）與伯頓進行“合法交換”（ibid.： 34）：尼爾森試圖用低價購買印第安人的土地，只要能得到這位參議員的應允，尼爾森就會支持伯頓的競選活動，并把賄賂支票夾在信中轉交給伯頓。雖然伯頓起初還有良心掙扎，認為“從印第安人手上奪走土地實在太不忍心，太不講廉恥”（ibid.： 36），但是競選的嚴峻形勢讓伯頓無法保持清高，“伯頓的財政條件差得可憐，到了競選的最后幾周，他連廣告費和電臺費都付不起了。他幾乎沒有錢在那些周報上登廣告，那些廣告雖然在爭取選票上毫無用處卻不得不登，因為報紙主編總是看誰登的廣告多就支持誰”（ibid.：215）。最終伯頓規避了良心的不安，接受了尼爾森的賄賂，他給自己的理由是“在選舉游戲中，人們要按照規則來玩游戲，除非他根本不想玩游戲”（ibid.： 113）。伯頓最終相信自己的受賄行為是遵循了美國憲法，畢竟總統和其他政客都“花錢買選票”（ibid.： 114）。當伯頓選舉的資金籌措到位，他的政治生涯也就有了最大保障，保守派報紙開始鼓吹伯頓是“唯一能夠維護憲法而又維持和平的政治家”，提名將是“囊中之物”（ibid.： 113）。至此，讀者幡然醒悟：美國人引以為傲的民主選舉竟然是不可告人的權錢交易和良知人格的出賣！

英國學者克里斯托弗·布萊恩特（Christopher William Bryant）在評價克萊和伯頓這兩位小說人物時準確地指出，克萊奉行的是“機會主義”（Bryant 2001：149），而伯頓則是“實用主義”（ibid.： 155），他們都是高度的利己主義者，只要能達成目標可以不擇手段。美國心理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在《權力與人格》（Power and Personality, 1949）一書中認為，從政者對權力的追求是一種以公共服務來提升自信的“補償手段”（Lasswell 1949：39）。根據拉斯韋爾的觀點，克萊不擇手段的政治冒險可以被理解為，他因為出身寒微并不具備優秀的政治素養，所以為了克服“較低的自我評價”（ibid.），只能靠形象造假補償自身素質的不足。同樣，伯頓競選時的權錢交易也是拉斯韋爾所說的政客和商人之間“互利互惠（giving and taking）”的交易行為（ibid.： 10），極大地敗壞了美國所謂“民主”制度的“公平”競爭原則?？巳R和伯頓作為政治候選人的不法行為正是維達爾在小說中揭露和批判的美國“民主”政治墮落的表現。他們瘋狂的權力欲望不但是華盛頓政治腐敗的根源，而且破壞了家庭生活的和諧。

2.權力欲望對親情的傷害

加拿大心理學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思維運作》（How the Mind Works, 1997）一書中指出，欲望是“心靈的斗爭，就像國會爭斗一樣，理智和情感都想占據主導地位，都想成為完全征服你的力量”（Pinker 1997：419）。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認為，如果不小心對待，權力很可能會變成刺激人們貪婪欲望的惡魔，會變成一種“惡”（Paine 2004：4）。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威廉·戈德溫（William Godwin）也在其經典著作《政治正義論》（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1793）中指出，權力欲望源自“我們內心的邪惡（wickedness）”（Godwin 1971：5），它能導致人的瘋狂行為。在該小說中，幾位政治人物的權力欲望對他們的家庭生活和親子關系都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維達爾在這個故事中把首都華盛頓描述為“一個爛泥塘中心，沙蚤窩，滿繞著有毒的常青藤，肚子里塞滿了臘肉油燒圓白菜和難以消化的弗吉尼亞火腿，吃起來就像從沉船底下刮下來的東西”（2000：47）。權力欲望成了人格的腐蝕劑，男人為了權力不擇手段，女人為了權力不顧羞恥。

小說中的猶太商人布洛克（Mr.Bloch）利用妻子艾琳（Irene Bloch）接近權貴。在華盛頓特區的政治世家眼里，布洛克夫婦這樣的暴發戶一直受到歧視，被排擠于頂層社交圈之外。然而，為了接近權貴，艾琳可以說是人皆可夫，而“她丈夫根本不在乎她跟誰上床，只要是個重要人物就行”（ibid.： 163）。出于對權力的迷信，艾琳先是做了伯頓的情人，后又資助彼得·桑福德創辦的一份激進報紙，盡管20 世紀50 年代是美國的政治敏感期，激進報紙對于華盛頓特區無異于洪水猛獸。艾琳之所以冒這樣的政治風險，只是為了讓彼得邀請她出席桑福德家族在桂館舉辦的沙龍舞會。艾琳在丈夫死后很快就嫁給了奧格登·沃特雷斯（Ogden Watress），新丈夫家族的顯赫聲望讓艾琳從灰姑娘搖身一變為華盛頓貴婦們艷羨的對象，足見權力在華盛頓特區的神奇魔力。

華盛頓“像凡爾賽宮，奢侈腐化，能把樸實的莊稼漢變成花花公子，甚至更糟糕”（ibid.： 45）?？巳R便是一個走進華盛頓這個大染缸被權力異化的莊稼漢。拉斯韋爾在談到出身低微的美國從政者時用“小鎮男孩”（small-town boy）或者“農村男孩”（country boy）稱呼他們，他們處于社會邊緣，為了克服自己的政治資源劣勢善于抓住機會并加以利用（Lasswell 1949：50）。出身農民的克萊正是這樣的“小鎮男孩”，他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引誘伊妮德，因為她父親可以成為克萊平步青云的經濟靠山?；楹罂巳R發現岳父并沒有幫助他的意思，他便開始偷情出軌，其婚姻隨之陷入危機。在小說中，華盛頓特區政客們的私生活大多混亂無序，即便是像伯頓這樣比較保守的大人物也暗地里與艾琳有染，克萊更是情人不斷。為了表達對丈夫的憤怒和對婚姻的失望，伊妮德成了“交際花”，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愛回家就回家，想外出就外出”（2000：125）。盡管如此，伊妮德依然深愛著克萊，數次請求克萊回歸家庭，并保證以后恪守婦道；當克萊決定參軍時，她懇求父親動用關系將克萊留在安全的后方。然而，克萊對妻子因感情無望導致的酗酒行為和婚外情不僅沒有任何同情和愧疚，而且他本人變本加厲地在外面鬼混。

華盛頓特區的權利欲望同樣銷蝕了父母對子女的感情支持。作為父親的布萊斯不僅不同情女兒的婚姻狀況，反而怨恨她對婚姻不滿的反抗行為；伊妮德的母親則整日忙于華盛頓特區的社交生活，對女兒漠不關心。在華盛頓特區，婚姻似乎只是政客們追逐權力的媒介，是他們仕途升遷的政治游戲的道具。當克萊發現，伊妮德拒絕配合他在公眾面前演戲假扮恩愛夫妻時，他就想盡快離婚。然而，當他意識到離婚不利于他的政治升遷時就立即打消了離婚的念頭，“離過婚的人畢竟不能成為總統候選人”（ibid.：252）。在美國的競選活動中，幸福的婚姻通常被認為是衡量一個政治家品格的關鍵，某些宗教協會睜大眼睛盯著候選人的家庭情況，因此克萊的模范丈夫形象至關重要。在克萊“光榮”退伍回國時，伊妮德被迫參加布萊斯精心安排的政治秀節目，而為了讓媒體拍到一張溫馨的家庭照片，布萊斯則把女兒“像發撲克牌一樣”推到克萊身邊（ibid.： 242）。在這個家庭里，在華盛頓特區，神圣的婚姻和溫暖的親情都被異化為通向權力巔峰的做秀節目和政治游戲。布萊斯因自己天資所限無法從政，所以就決定找一個替身接近權力，當他發現克萊有這方面潛力時便竭力推出女婿做國會議員候選人，布萊斯的兒媳戴安娜對公公的行為評價道，“一個人全神貫注地關照另一個人的前程，甚至于犧牲自己的女兒，這樣的行為很不自然”（ibid.： 344）。就這樣，伊妮德成了父親和丈夫權力欲望的工具和犧牲品，他們根本不會顧及她的感情需要，更不用說尊重她的人格。

同樣，對權力的瘋狂欲望也破壞了布萊斯與彼得的父子關系。因不贊同父親的政治造假，彼得創辦一家“冷門”報紙《美國思想》（The American Idea），宣傳社會主義，與父親及姐夫信仰的資本主義形成對峙。他知道父親布萊斯不會幫助自己，而自己也不愿意求助于父親，于是兩人之間的關系變得很“奇怪”（ibid.： 228）。為了得到資助，彼得求母親邀請艾琳·布洛克出席桂館的沙龍聚會，父親布萊斯卻在賓客面前公然嘲笑彼得的出版事業。同時，克萊和伯頓這一對“政治父子”最終也在各懷鬼胎的權力角逐中反目成仇。伯頓曾經作為克萊的政治導師，一直把克萊視如己出，并試圖將女兒嫁給他。然而，在議員競選中，伯頓卻為了顏面堅持參加競選，逼迫克萊退選；而克萊為了擊敗對手，威脅要公布伯頓受賄的贓證，最終逼死了羞憤交加的伯頓?！敖裉斓娜硕玫牟皇莿訖C而是利益，承認的不是準則而是業績，崇拜的不是上帝而是野心?？巳R是最適合這個時代的人了”（ibid.： 333）。

從這些扭曲的人際關系中可以看出，在權力的腐蝕下，丈夫荒淫無度，并默許妻子與人偷情；父親把女兒當成滿足權力欲望的工具；母親在政治漩渦里圖慕虛榮，不顧家庭責任；兒子為了反叛不稱職的父母把家庭視作牢籠，飽嘗無家可歸的畸零感；義子為了在權力角逐中取得勝利逼死自己的義父和恩師。人倫常情被權力的魔掌扼殺，婚姻家庭遭到權力的符咒摧毀。正是對權力的瘋狂追逐，華盛頓特區的政界、商界、媒體、醫界沆瀣一氣，同惡相濟，合力演奏了一首美帝國政治權力欲望的狂想曲。

3.“精神分裂癥”事件

“精神分裂癥”（Schizophrenia）是精神病學術語。美國精神分裂癥專家富勒·托里（E.Fuller Torrey）在《精神分裂癥》（Surviving Schizophrenia, 2001）一書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精神分裂癥是一種嚴重的腦部疾病，但也僅僅是一種腦部疾病，與多發性硬化癥及帕金森癥無異。病人不應該為患上疾病負責任，也不應該因此而感到羞恥，患有這種疾病就像患糖尿病、關節炎或是心臟病一樣”（托里2018：1）。托里提醒讀者的是，我們不應該對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倫理評判。然而，回顧精神病學史，托里指出這個疾病曾經引起的可怕聯想：

精神分裂癥這個詞本身就很不吉利。它一直被認為是“這個語言里最邪惡的詞之一”。它影響惡劣，驚悚刺耳，讓人聯想到瘋狂和瘋人院。它不像“驚悚”（démence）那樣不穩定，“精神錯亂”（dementia）源自該詞。它也不像“化膿”（écrasé）那樣可見，“發瘋”（cracked）源自該詞，詞意是一個人像破罐子那樣碎裂了。也不像“狂人”（lunatic）那么浪漫，意思是在月亮（在拉丁語里月亮是luna）的影響下墜落了，“精神分裂癥”是一個不和諧而且殘忍的術語，正如它所指的疾病那樣可怕。（Torrey 2001：1）

從托里這簡短的幾句介紹里可以看出，“精神分裂癥”在社會文化層面的殺傷力。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的《簡愛》（Jane Eyre, 1847）中伯莎·梅森（Bertha Mason）是一名精神分裂癥患者，她如同野獸一般在閣樓上被關了10 年之久，最后在大火中悲慘死去，這也許就是昔日大多數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命運寫照?！度A盛頓特區》中的伊妮德罹患“精神分裂癥”雖然并非屬實，但是她的命運卻與這些精神分裂癥患者一樣悲慘。伊妮德的父親和丈夫為了消除敢于說真話的伊妮德這個克萊仕途上的最大隱患，與醫生合伙為她羅織了“精神分裂癥”的罪名，借此把她終身監禁在精神病院里。

米歇爾·?？拢∕ichel Foucault）在《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1988）中指出文學作品中的“瘋癲”隱喻內涵，“瘋子的角色變得越來越重要。他不再是司空見慣的站在一邊的可笑配角，而是作為真理的衛士站在舞臺中央”（?？?012：15）。被父親和丈夫指控為“瘋癲”的伊妮德和作者維達爾一樣，都是華盛頓特區黑暗政治的揭露者和批判者，她的婚姻悲劇和感情不幸都是美國政治瘋狂與腐敗的副產品。伊妮德的瘋狂恰屬于?？聦Α隘偘d”原因的解釋，即“絕望情欲的瘋癲，因愛的過度而失望的愛情，別無出路，只有訴諸于瘋癲”（同上：31）。她一直深愛著克萊，所以才痛恨克萊的背叛；在愛恨交織的絕望中，伊妮德對克萊發出這樣的控訴，“你是最自私的人，我還沒見過比你更自私的人。你想到的只是你自己。如果你曾經稍微替我想一下，這種事情是絕對不會發生的”（2000：186）。遺憾的是，陷入權力欲望的克萊并沒有認真對待妻子的傾情呼喚。

亨利·亞當斯在自傳《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1907）中寫道，“政治是權力廝殺的游戲，而不是溫柔心理的研究”（亞當斯2014：151），“權力是十分可怕的東西”（同上：443），它讓人“狂躁”（insane excitement）（同上：434）?？梢?，真正陷入瘋狂的不是伊妮德而是她的父親和丈夫。布萊斯告訴女婿，“離婚在你目前這種處境下等于政治自殺，更不用說往后的日子了。如果你同意的話，你可以讓人宣布她有精神病，把她一輩子關在精神病院里”（2000：257）。為了掌控克萊代表的權力，布萊斯決定犧牲女兒，以“精神分裂癥”為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克萊的仕途隱患。布萊斯賄賂審查委員會和相關醫生，以資助擴建醫院為誘餌讓醫學界的權威們都異口同聲地把伊妮德“診斷”為“精神分裂癥”，以此迫使女兒同意接受永久性住院治療，也就是終身監禁。?？聨臀覀兘忉屃诉@種怪異的家庭現象，“在資產階級家庭中，家長制權威圍繞這種瘋癲復活了”（?？?012：237-238）。這顯然是男性權力欲望導致的瘋狂，依據美國第五版“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DSM-V），他們才是真正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屬于因權力欲望而瘋狂的“偏執型精神病”（Torrey 2001：66）！

相比之下，伊妮德卻顯得格外健康，即便是在醉酒中她也依然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緒和行為，對父親和丈夫的造假行為一直持正直而理性的批判態度。彼得是姐姐健康狀況的見證人，他公平地指出，“我爸爸和姐夫要把我姐姐送進瘋人院去，可是她并沒有瘋，只是有點糊涂。她酒喝得太多而且喜歡鬧事，但是不應該把她關進瘋人院”（2000：261）。她之所以被冠以“精神分裂癥”的罪名，用?？碌脑捊忉尵褪?，“禁閉是出于避免丑聞的愿望，或是為了家族和宗教的名譽，將一個人送進禁閉所”（?？?012：67-68）。彼得試圖勸解父親收回成命，也試圖幫助姐姐脫離苦海，但是他無法對抗的是這黑暗的美國政治潛規則：妨礙他們政治前途的人都是敵人，即使是親生女兒也會被毫不猶豫地“清理出去”，這便是小說展示給讀者的美國政治黑幕。

被布萊斯收買的醫生暗示急于除掉女兒而后快的父親，只要有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伊妮德是“瘋子”（2000：274），他們就可以把她關進瘋人院。伊妮德終于為他們提供了證據：在一次苦悶酗酒之后，伊妮德與父親發生爭吵；在極度的沮喪和絕望中，伊妮德控訴道，“為了他自己的事業，克萊反正是什么事都愿意干的。所以你愛上他了，盡管他實際上認為你是個令人作嘔的老狗”（ibid.： 278）。在激烈的言語爭執中，伊妮德用手槍擊中了墻上阿倫·伯爾畫像的左眼，盡管她無意傷害父親，但是這卻讓父親如愿以償地得到女兒精神失常的證據，于是立即把她送到離家很遠的精神病院。小說的這一情節恰好體現了?？乱饬x上的瘋癲本質，那就是，“理性與非理性相互疏離的斷裂，由此導致的理性對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強行使非理性成為瘋癲、犯罪或者疾病的真理”（?？?012：2）。布萊斯作為政治理性的象征，利用賄賂手段收買精神病專家，借醫學權威之手強行宣布非理性的伊妮德為精神分裂癥患者，徹底清除了她對他們的權力威脅。

在瘋人院的兩年時間里，除了弟弟彼得來探視伊妮德之外，伊妮德的父母和丈夫完全把她拋在腦后。更令人發指的是，伊妮德在試圖開車逃離瘋人院的交通事故中喪生，這件事反而成了她父親和丈夫政治做秀的素材，“在一座高高的墓碑下，克萊為他女兒擦眼淚時，欣喜若狂的攝影記者們把牧師、布萊斯、弗雷德麗卡（伊妮德的母親）都推到一邊去了，他們就是為了這個而來的”（2000：315）。具有反諷意味的是，作為上帝代言人的牧師在葬禮上也發表了“莊嚴的悼詞”（ibid.： 314），從宗教上承認了兩位政治陰謀家的詭計得逞。在這一場因為權力的瘋狂欲望而釀成的家庭悲劇中，政客、醫生、牧師、媒體都是最活躍的導演和演員，他們聯手扼殺了一個無辜的生命，也象征性地宣告了美國政治理想與家庭倫理的終結。伊妮德在瘋人院創作的畫中表現了布萊斯在地獄中受罰的情境，詛咒因為權力陷入瘋狂的父親，控訴了這泯滅良知、逼人癲狂的人間地獄——華盛頓特區。

4.結語

權力欲望讓華盛頓特區的權力追逐者們迷失了心智，患上了真正的精神分裂癥。美國心理學家拉斯韋爾在談到華盛頓特區那些走火入魔的高層政客時寫道，他們“貪得無厭，殘酷無情”（Lasswell 1949：54），為了權力可以犧牲所有人，他們才是“一群精神變態者”（ibid.： 56）。維達爾的故事告訴讀者，華盛頓特區成了一群政治瘋子的聚集地，一所名副其實的瘋人院。正是通過這樣一群喪心病狂的政客的嘴臉，維達爾才成功地展現了美國政治生態衰敗的景象。

作為7 部“美國編年史”的第一部，《華盛頓特區》是維達爾對走向歧路的美國政治體制進行反思批判的開始，從這里到這個系列的最后一部小說《黃金時代》，維達爾以小說的形式對美國獨立戰爭以來的政治、歷史和社會進行了系統的反思和重寫。從歷史素材中獲得文學創作的靈感，《華盛頓特區》與司各特（Walter Scott）和庫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的歷史小說一脈相承，但是與這些傳統歷史小說不同的是，維達爾的歷史小說中幾乎沒有正面人物，身處政治中心的維達爾使其作品聚焦權力頂層，他的作品更多的是對美國政客形象的解構，對美國政治內幕的曝光。維達爾認為，歷史就是“流言蜚語”（2000：172），它只是歷史學家建構的存在。因此，《華盛頓特區》也可以被看作是維達爾為這樣的流言蜚語增加的新內容，表現出作家敏銳的政治洞察力。這部小說也為世界人民祛魅美帝國政治神話，幫助大家認清美國政客們在自由、民主的幌子下上演的政治鬧劇。

注釋：

①“美國編年史”系列包括7 部小說：《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 1967）、《伯爾》（Burr, 1973）、《1876》（1876, 1976）、《林肯，一部小說》（Lincoln, A Novel, 1984）、《帝國》（Empire, 1987）、《好萊塢》（Hollywood, 1990）和《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 2001）。

②該事件是指1961 年5 月17 日，美國組織雇傭兵試圖顛覆古巴政權。這次行動被卡斯特羅挫敗，嚴重打擊了肯尼迪的聲譽，從此肯尼迪被詬病為一個弱勢的總統。

③參見孫宏的論文《“石墻酒吧造反”前后同性戀文學在美國的演變》，載《外國文學研究》，2006（2）：122-128；曾艷鈺的論文《戈爾·維達爾小說〈伯爾〉的敘事倫理》，載《當代外國文學》，2016，37（1）：13-21。

④科里奧蘭納斯（Coriolanus），古羅馬的英雄，缺乏政治手腕。

⑤二戰期間，肯尼迪在美國海軍服役，擔任PT-109 魚雷艇的艇長。1943 年8 月2 日，他被派往布萊克特海峽執行任務，遭遇日本“天霧”號驅逐艦，PT-109 被撞成了兩半，船上2 人死亡，11 人落水。危機關頭，肯尼迪救起一名受傷的工程師，并帶領另外五名幸存者成功上岸。7 天后，他們終于得救，肯尼迪因此被譽為戰爭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