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不過就誣蔑，美國再出陰招

湯偉

4月24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雖然表達了要降低誤判和誤解的努力，也聲明了不脫鉤的立場，但也再度對中國清潔能源產品（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提出了“產能過?！钡闹缚?。

事實上，繼4月初耶倫訪華提出相同指控后，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就出手了。4月16日，她在眾議院有關貿易議程的聽證會上說，美國準備使用新的對華關稅行動等在內的貿易工具，來對抗中國的非市場政策與做法。而她的辦公室“非常接近于完成”對中國關稅的審核。

第二天，她又在參議院金融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表示，美國必須采取“果斷”行動，保護美國的電動汽車：“如果‘放任競爭，美國會失去電動汽車的生產能力?！?/p>

上述新聞的背景正是，最近歐美經濟輿論圈又流行一種新的話語，“中國產能過剩論”。

該論調認為，中國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為代表的清潔能源產品，因受政府大量補貼，出現了嚴重產能過剩，扭曲全球價格和生產模式。為規避損害，美歐需要采取保護主義措施。

可預見的未來是，經濟貿易領域的競爭還會持續，打壓和圍堵，也不會結束。

并不過剩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確實存在工業產能過剩，但主要是中國房地產市場低迷相關的產品，例如水泥、鋼鐵、家具。

但奇怪的是，這次產能過剩論說的并不是這些產品，而是中國極具競爭優勢的清潔能源產品，尤其電動汽車、鋰電池和光伏產品。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4月4日訪華前后反復提出，中國在電動汽車、鋰電池等領域的“產能過?！?，可能對美國勞動者和公司產生影響，并稱，美政府將推動中方改變對美就業構成威脅的產業政策。

一般說來，判斷產能是否過剩，要從全球市場需求和未來發展潛力來看，主要依靠市場價值規律調節。

如果供過于求，那么企業會自行調整產能，如果供少于求，那么企業會增加投資。放到世界市場，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比較優勢和資源稟賦，生產不同的商品，滿足國內需求之后，自然就是出口并購買自身并不具備競爭優勢的產品。

如果僅以出口量和生產能力來定義產能過剩，那么，產能過剩的國家就絕不僅僅是中國。譬如德國2023年生產了410萬輛汽車，其中出口約310萬輛，但沒有人說德國汽車產能過剩。美國農民將1/5的產品銷往中國，通用汽車公司更在華銷售了超過200萬輛汽車，也沒人說美國農產品或者汽車產能過剩。

事實上，耶倫所說的這些產品既沒有過剩，更無傾銷。譬如中國電動車企向歐洲出口，同款車型價格通常是國內兩倍，出口量僅占歐洲電動汽車市場份額的8%，離主導地位還有很遠距離。

至于電池，美國基本拒絕了我國寧德時代、國軒高科等領先廠商的投資，也談不上過剩和傾銷。

由此，問題并不在于產能過剩，而在于發達經濟體是否接受中國企業在這些領域的生產效率和日新月異的競爭力。

早在2021年9月，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就說，美國需要與歐洲合作，減慢中國的創新速度。

2024年4月4日，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干脆對歐盟官員說：“在中國非常高效的經濟制度面前，我們的經濟體正艱難生存?！毖韵轮?，她認為西方經濟體系與中國正當競爭不是對手，意思是讓歐盟“不要講江湖道義了”。

由此看穿國際政治本質的專家認為，產能過剩論調的實質，并非意在“產能”，而是西方國家擔心中國發展腳步太快，對自己在相關領域的主導地位造成根本動搖。

中國電動車企向歐洲出口，同款車型價格通常是國內兩倍，出口量僅占歐洲電動汽車市場份額的8%，離主導地位還有很遠距離。

產能過剩論，說明美國越來越習慣于從戰略競爭角度看待中國的產業發展，其進攻性色彩已比前段時間的“去風險”更為突出。

如果說，“去風險”主要意在提升自身的產業韌性，那么產業過剩論則已明確赤裸裸將自身的問題歸咎于對方，要求對方按照自身的意圖“糾錯”。

歐美完全知道，依靠純粹市場競爭，在清潔能源等新領域贏的可能性已然很低，而這些領域又關系到國家核心競爭力，由此想出了政府補貼導致產能過剩的論調。這也就為后面的提高關稅、直接制裁、投資禁令等諸多限制性措施埋下了伏筆。

美歐 “協調性”

全球化背景下，美國煽動炒作的“產能過剩論”，單靠自身是難以成功的，由此構建爭取最廣范圍的聯盟尤為關鍵。

過去兩年，美歐一直操作對華“去風險”，通過“去風險”的實施，大體可以判斷出美國此輪“產能過剩論”能多大程度得到世界輿論的響應。

美歐都同意供應鏈、關鍵礦藏和越來越多的高科技過度依賴中國，將賦予中國過大的世界影響力和操作地緣政治議題的能力，由此試圖在少數領域和關鍵環節擺脫對中國的依賴。

然而，美國、歐洲、日本、印度基于自身的國情、與中國的戰略關系，以及各自關注的領域，對“去風險”有著各自的關切、操作方式，在不同平臺也有著不同的參與程度。

后果是，“去風險”雖然取得很多的呼應，但實踐進展卻要緩慢得多，難度和成本也比想象的要大。

此輪產能過剩論，影響多大，關鍵看能否得到歐洲國家乃至日本的呼應。

雖然不帶偏見的學者都知道，由于氣候變化，清潔能源仍要大力發展，但歐洲政治人物出于選舉、意識形態和跨大西洋關系等多重目的，有意使用這一論調。

德國總理朔爾茨訪華，在同濟大學與學生交流時表示：“在某個階段，德國和歐洲也會輸入中國汽車。必須始終明確的一點，就是必須有公平競爭。換句話說，不存在傾銷，不存在產能過剩，不存在侵犯版權的問題?！?/p>

德國聯合執政黨之一的綠黨，警告朔爾茨不要將中國視為一個經濟合作的機會，應對中國新能源產業的快速發展采取趨于“保護主義”的態度。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則干脆以產能過剩、市場開放不對等不公平為由，對中國電動汽車啟動反補貼調查，認為中國的電動汽車，受到政府大量補貼，才得以向歐洲市場傾銷。朔爾茨與法國總統馬克龍也有所“協調”，雙方提出要“重新平衡”歐洲和中國經貿關系，并強調要“刺激歐洲競爭力”。

這說明， 歐美都以“非市場” “不公平”來形容我國電動汽車產業，反復強調汽車企業待遇的“不對等”，凸顯了歐美在產能過剩論調上有著明顯的默契。

這種協調性展示了當前的地緣政治結構，即美西方仍試圖合力主導當前的國際秩序，將中國置于監督之下。

但也必須看到，方式方法上，歐洲雖然質疑中國的產業政策和產業效率，但著眼于自身的產業轉型，以及中歐的戰略互動，部分政治力量并不認為通過貿易保護主義或者對抗來應對中國產業競爭是正確的，這樣做的話，只會讓世界割裂成不同陣營，對出口導向型的歐洲不利。

畢竟，中國也是歐洲部分國家的重要市場，它們希望和中國合作開拓清潔能源市場，合力推進日益嚴峻的氣候治理。

下一階段發展態勢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拜登政府在國際輿論場推動的“中國經濟頂峰論”“去風險”和“過剩產能論”，與以往將經貿問題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并無二致。

拜登政府在國際輿論場推動的“中國經濟頂峰論”“去風險”和“過剩產能論”，與以往將經貿問題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并無二致。

其基本邏輯，一是安全優于效率，二是隱性產業政策讓位于顯性產業政策，通過政治手段扼殺中國優勢產品、建立一套獨立完整的美西方內循環產業鏈，以徹底阻斷新興經濟體尤其中國開放條件下調動外向性資源向新技術和復雜技術領域升級的路徑。本質是地緣政治非產業規律，下一步的演化，將按照地緣政治而非經濟治理的路徑發展。

首先，美國將徹底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待中國任何經濟問題。針對產能過剩，美國可能采取更多的措施。比如，鼓動取消對華最惠國待遇、更新《美墨加協定》、進一步提高中美貿易壁壘等。

現在，很多中國企業，通過在墨西哥、越南等第三國直接投資，繞過美國對中國設置的貿易壁壘。美國可能有更加極端的觀點，對中國在第三國投資也采取一些超出常理的限制。下一屆美國政府，無論特朗普還是拜登執政，都有極高概率這樣做。

其次，歐盟也可能從地緣政治角度，不放棄任何對其開展產業競爭的“證據”和“漏洞”。其是否跟進美國做法，也取決于美國的施壓程度，以及中歐戰略互動過程。具體包括美國相對于歐洲的硬實力優勢、歐洲團結與分裂的性質，以及我國的發展高度等因素。歐洲輿論認為，中國議題加速了歐洲離心程度。但中歐仍有討論和對話的空間。

再次，國際協調機制將進一步紊亂。此次產能過剩論涉及的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不同于棉紡、家電等傳統行業。首先，這些行業的產業重要性已經顯著提升，涉及的上下游很廣，資金量達上萬億美元規模；其次，產品的單位物理量價值較高。

當下論及產能過剩，就需要國際協調機制，但在地緣政治掛帥的背景下，中美協調和治理的難度不小。

美國很可能反復炒作，并在WTO、G20上繼續提出這個議題。而我國能做的就是，政府和相關企業都做好預案，并密切關注后續會不會有其他國家效仿。未來，地緣政治導致的國際貿易摩擦可能更密集，這是中國出海企業不得不優先考慮的重大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