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長度、溫度與容量
——論新時期以來災害報告文學中的生命意識

張 瑤

(江蘇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在新時期以來的災害報告文學中,作家們往往通過創設真實可感的災害情境的方法,向人們傳遞著作品的悲劇意蘊。但這些作品并非只是在單向度地呈現生命毀滅的凄涼景象,我們從中也常?？梢钥吹揭粋€個超乎尋常的生命奇跡,而這種由生命意志所迸發出的強大力量,也為我們對“生命長度”的認知提供了新的思考。然而,“惜命”絕不等同于“偷生”,所以作家們也紛紛鞭撻了由災害所映射出的人性之惡。與之構成對比的則是那些閃耀著人性光輝的犧牲奉獻舉動,我們通過人們在危機時刻所做出的存亡抉擇,可以真切感受到他們用熱血所播撒的愛意和所傳遞的“生命溫度”。而這種“生命的溫度”在人們對于逝者的倫理關懷上同樣有所展現。當然,在搶險救災當中,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因此,一些作品不僅關注到了人們對于服刑人員、精神病患者等特殊群體施救的情況,而且還將目光轉向了大自然的其他生靈身上。這無疑擴展了災害報告文學的“生命容量”。

一、生命的長度:惜命與偷生

災難的來臨讓人們切切實實地認識到,能夠平平安安地“活著”就是一種“穩穩的幸?！?。如同作家余華所言:“作為一個詞語,‘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里充滿了力量?！盵1]而這種堅持“活下去”的毅力與勇氣在巨大的災害面前更顯得難能可貴。因為由災害所帶來的恐懼與絕望往往很容易摧毀一個人的生命信念,進而使其失去基本的求生欲望。作家錢剛曾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走訪時發現,大量的民眾并非死于建筑物倒塌所造成的碰撞和擠壓,而是在一種極端恐懼中,逐漸變得精神崩潰,并最終走向了自我毀滅的道路。所以,在這些完整的尸體上會存留有一道道用指甲使勁摳出的暗紅色血跡。面對如此凄慘的景象,錢剛忍不住嘆息道:“常常,生命的消失不僅僅在于外在的災難,而更在于虛弱的人類本身?！盵2]72當然,在遭遇災害時,總還是有一部分人克服了重重的困難,戰勝了可怕的恐懼,并在最后迎來了生命的曙光。而我們也通過諸多文本記住了一個個讓人敬佩的幸存者的故事,感受到了一種源于心靈深處的最為頑強的生命能量,看到了一種崇高而博大、堅實而厚重的生命氣象。從他們的經歷中我們或許才能真正明白“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3]的要義。

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就為我們記錄了一群“渴生者”的名字,如堅守八天七夜、樂觀愛笑的女護士王子蘭,被困礦井半月之久、歷經艱難險阻的五條硬漢等等。在此之中,盧桂蘭的事跡讓人印象尤為深刻。她在無糧無水的艱苦環境下打破了常規的醫學存活紀錄,靠著極為堅韌的意志在廢墟之下熬過了13天之久,大大地超越了生命的極限。這樣的耐力與韌性也讓作者十分驚奇,并引發了他解析生命密碼的興趣。文中說:“我認真地思考過,始終覺得,盧桂蘭能奇跡般地在廢墟里存活13天,除了她勞動婦女堅強的體魄,還有她一個極普通的中國婦女的特殊心理結構。如果把她的遭遇轉換到一個知識型婦女身上,會有13天的奇跡嗎……這就是一個普通中國勞動婦女的生命和生命力?！盵2]82-83其實,在作者錢剛看來,正是憑借著這種強大的心理結構,這種向上的生命力,使得人們雖然無法左右生理上的“大限之期”,卻可以用自己的精神力量超越死亡,縱使最后難免一死,但也可以算作是“人類精神對死神的勝利的紀錄”[2]92。而對于幸存者來說,他們不僅僅創造了生命史上的奇跡,而且還會在人類精神史冊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我們也理應將他們視為人類的驕傲。

除此之外,《感天動地:從唐山到汶川》《廢墟上的覺醒——汶川大地震中的志愿者》《幸存者》等作品也為我們敘說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所出現的生命傳奇。需要說明的是,相較于其他事例,作品《幸存者》中的主人公雖然并不是被困時間最長的一個,這部作品卻是根據作者李西閩的親身經歷所作。在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后,他曾在廢墟中被掩埋了接近76個小時。文中詳細描述了他在黑暗之中復雜多變的心理情緒與跌宕起伏的曲折歷程。處在至暗時刻的李西閩在現實與夢幻之間來回穿梭,不斷用過往的溫暖記憶來鼓舞自己一定要挺過去。而在意志極為薄弱的時候,他也曾想到過自殺,并且還曾一度陷入昏迷,在那時,他的耳旁經常會出現兩種意見相反的聲音在進行博弈。不過,求生的信念最終還是占據了上風,他在清醒之后非常明確地告誡自己:“只要還有一口氣,你也要堅持?！盵4]正是依靠著這種不服輸的勁頭,李西閩才得以重見陽光,才得以重新拾起紙筆,而我們也才有機會從這滿含熱淚的文字中,領會到生命的真諦。正如謝有順所言:“李西閩的珍貴記憶,還原了一段悲劇時光,也為人類的意志、信心、大愛、勇氣和同情心,寫下了個人的頌歌?！盵5]

實際上,我們一方面可以將一個人刷新“生命長度”的舉動看作是個體對常規醫學標準所做出的突破,另一方面,還可以將其當作是一種挑戰自我的姿態。尤其是在遇險的情況下,無論個體是否顛覆了一般的醫學記載,他們為存活而抗爭的行為都值得我們稱頌。此外,我們也不妨通過觀察人們在困境中的所作所為來重新定義一個人的“生命長度”。就像臧克家所言:“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6]進而言之,我們盡管不能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對復雜的人性進行簡單的道德評判,特別是在極端的條件下,人們經常會在善惡之間徘徊,天使與魔鬼的形象或許會同時在一個人的身上顯現,但是我們在以悲憫的眼光理解同情受災民眾的同時,也不能因此而喪失一些最基本的立場,如果妄圖以損人利己的方式來延長自己的生命,這種茍且偷生的卑劣行徑必然會被釘在恥辱柱上,供人唾棄。

據錢剛披露,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間,曾一度出現了哄搶物資的事件。當人們逐漸脫離了生命危險,為了維持基本的生命體征,便去四處尋找一些生活必需品。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潘多拉的魔盒開始悄然被打開。一些人將食品店、百貨商品、旅館酒店等當成了重點搜尋對象,他們起初還能遵守日常的社會規范,通過“租借”的方式來合法地獲取一些物資。但是這種友好的場面很快就被打破了,人們對于豐富物品的渴求也不僅僅是為了緩解救急之需,而是為了填滿心中深不見底的貪欲。在劫掠風波最高潮的時候,竟然還出現了一群駕著馬車、開著拖拉機的“淘金者”。他們近乎瘋狂地在埋藏財寶的廢墟上大肆搜刮著震后的遺物,其氣焰之囂張、性質之惡劣不免讓人切齒腐心,深惡痛絕。所幸抗震救災指揮部及時采取措施遏制了這波風潮的持續演進,但是由他們所種下的惡果還是給災區造成了極大的損失。為了使讀者直觀感受到其猖狂的程度,錢剛還專門在開篇列出了一組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地震時期,唐山民兵共查獲被哄搶的物資計有:糧食670 400余斤/衣服67 695件/布匹145 915尺/手表1 149塊/干貝5 180斤/現金16 600元……”[2]124面對這些數據,我們不應選擇遺忘,而應該用這“真實的赤裸裸的歷史事實”[2]124來警醒后人不能再重蹈覆轍。這或許也是作者之所以秉筆直書的用意所在。

在遭受洪水侵襲之時,類似讓人憤恨的事情也在繼續上演著。岳恒壽在1998年發表的作品《洪流》中就借女干事熊燕之口敘述了一個企圖用救急的沖鋒舟搬用全部家當的故事。無獨有偶,在2003年“非典”期間,這種不顧他人安危者也大有人在。楊黎光在《瘟疫,人類的影子:“非典”溯源》中所言的李某即是此例。李某出于一已之私,在明知已被認定為“非典疑似病例”的情況下,還堅持出院,結果造成了大面積的傳染,并致使許多人不幸喪生。李某在病愈后,也因此被刑事拘留,為自己的恣意妄為付出了應有的代價。

由上述可見,災害如同一面魔鏡,一瞬間便撕破了一些人精心偽裝的皮囊,讓其猙獰的嘴臉原形畢露。當然,由災難所映射出的不只是人性的污點,人性的光輝也會經由鏡面的映照變得愈發明亮,而我們也可從中收獲一份能量與感動。

二、生命的溫度:存亡抉擇與倫理關懷

楊黎光在《瘟疫,人類的影子:“非典”溯源》中為我們描述了一位母親企圖舍命保孩子的動人畫面。阿靜在被SARS病毒感染后,最害怕的就是肚子中兩個孩子會發生什么閃失,這種擔憂讓她意識到自己需要承擔起為人妻為人母的神圣責任,一個大膽的想法也隨之產生,即“為了孩子,為了丈夫,為了家中的親人,犧牲自己,保住孩子”[7]83。而三條生命在用藥方面會出現“相克”的情況,很難確保母親和孩子都不受傷害?；诖?中山二院也積極組織專家對阿靜進行會診,經過反復的協商與討論后終于確定了治療方案以及與之相匹配的預案。正是在醫生們的精心呵護與治療下,阿靜才得以順利生產,在她看來,“聽到孩子的哭聲,而且兩個孩子都哭了,我心想就是死了也無所謂了”[7]91。我們可以從中切身體會到母愛的偉大與親情倫理的溫暖。

另外,讓我們為之動容的還有在生死抉擇面前所突顯出的愛情的力量。新婚夫婦趙剛和美倫為我們譜寫了一曲凄美的愛情絕唱。唐山大地震突發,他們倆被死死地壓在了坍塌的新房之下,隨著時間的流逝,廢墟中的空氣也開始變得稀薄。在這種情況下,趙剛毅然決然地選擇要把有限的空氣留給身旁的愛人美倫。然后,他便狠狠地抓起一把土塞進了自己的嘴里,繼而把臉埋入細土當中。此時的美倫還處于半昏迷的狀態,直到在被救援人員挖掘的過程中,才發現原來那個一直鼓勵她的丈夫已悄然離開了人世。

其實,即便身處絕境的不是至親至愛之人,許多人還是會伸出援助之手,甚至在面臨公私兩難的選擇下,會顯示出大公無私的高尚精神。紅白鎮衛生院的護士陳傳英便是舍己為人的典型。2008年5月12日那天,她剛剛從醫院逃脫出來,在驚魂未定的情況下,便迅速跟隨院里的同事,開展施救工作。此時,卻傳來了母親生命垂危的噩耗,陳傳英自然恨不得馬上飛奔過去,然而搶救危重災民的任務又讓她一時無法脫身。期間,陳傳英也曾利用空隙幾度回到母親身邊,照看她的傷情。不過,在短暫停留之后,她又返回了醫院,繼續救治數以百計的傷民。這也讓她遺憾地與臨終的母親失之交臂。后來,陳傳英趴在母親的墳頭傷心欲絕,她深知自己對不起母親,但是醫護工作者的責任又讓她難以漠視院里的上百條生命。這樣的故事既讓人惋惜無奈,又讓人心存敬佩。

不得不說,如果沒有像陳傳英護士這樣的人存在,我們很難在嚴酷冷漠的災難中領略到世間的溫情,他們用破家為國的實際行動向我們展現了“生命的溫度”。另一方面,這種“生命的溫度”還體現在人們對于逝者的態度上。恰如吳義勤指出的那樣:“生命意識與死亡意識是相連相融的,死亡關懷正是生命意識的重要內涵?！盵8]

深入文本不難看出,地震后,救援隊不僅要想盡一切辦法拯救生命,還要與成千上萬的尸體打交道,參與這項工作的黃繼光團更是提出了“讓死者安心,讓生者放心”[9]101的口號。在這個方針的指引下,他們盡管沒有配備專業的工具,但仍找到了一個最為樸素的方法,即借助于嗅覺,通過刺鼻的氣味去確定一具具尸體被掩埋的位置。并且,為了能夠讓尸體找到歸屬,他們在挖掘的過程中小心翼翼,不敢有任何懈怠。在有條件的情況下,他們一般會將尸體認真地擺好,以便于后續的認領工作,這樣也好還他們的親人一個心愿。畢竟,正如俗話所言:“活要見人,死要見尸?！敝挥姓媲械乜吹绞w,才能對其親人有所交代。如果在災后找不到親友的相關信息,或者明知親人遇難,卻見不到尸體,人們的心中則更會平添一份擔憂與牽掛。而這份掛念也促使著許多人踏上了尋找的道路。姜大爺便是其中之一。他雖然在起先看到了老伴的尸體,但是為了配合災區轉運尸體的工作,不得不忍痛同意殯儀館將老伴拉走?？墒?就在第二天他到殯儀館,想要送老伴最后一程時,卻發現妻子的尸體竟然不翼而飛。這讓他一邊懊悔不已,一邊開始焦急地到處尋找老伴的尸骨。文中說:“哪兒有火葬場,他就去哪兒找;哪兒聽說有可能,他就去哪兒找……尋找,成了姜大爺生命的信念,精神的支柱;同時也成了他心上一道化膿的傷口!”[9]296

由此而見,我們就算無法逆轉生命隕落的軌跡,但還是想滿懷敬畏地與死者進行莊嚴地告別,哪怕面對的是冷冰冰的尸體,也在所不惜。無怪乎在《不死的土地——安徽三河鎮營救災民紀實》中,那位老母親為挽救更多的生命,大義凜然地讓大家把兒子的遺體推入水中的舉動,會“使所有在場的人感到強烈的震動”[10]。這其實正深刻體現出了中華文化當中“事死如事生”的傳統喪葬觀念。正如《荀子·禮論》概括的那樣:“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盵11]

所以,在許多作家的筆下,都深情刻畫了人們為親友送行的一幕幕肅穆而神圣的場景。如爺爺小心撿拾起孫子紛亂的五臟,眾人幫母親找尋孩子失落的胳膊、老奶奶堅持用背簍把孫子的尸骨背回家,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瘟疫的出現會使處理尸體的情況變得更為棘手,因為感染者的遺體同樣具有極強的傳染性?？v然如此,醫護人員也并沒有將其棄之不顧,而是像照料普通遺體一樣,對他們進行最后的呵護。護士長石方蓉在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期間,就承擔著這樣的工作,在她眼中,因疫情去世的患者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醫護人員要讓他們感受到最后的愛,這樣他們才不至于懷著恐懼和孤獨上路……”[12]。

無論如何,上述的種種措施都彰顯出了對生命十足的尊重,而這一點在人們對待特殊人群乃至萬物眾生中也有所體現。

三、生命的容量:以人為本與眾生平等

通過梳理,可以發現,在抗災援救的過程中,人們除了聚焦于一些日常的活動空間(如教學樓、居民樓、辦公樓等),還把注意力轉向了一些特殊的場所,如監獄、精神病院等。而且,在這樣一些“非常態”的空間當中,救援人員并沒有戴著有色眼鏡,死死盯住身份差異,進而將生命劃分為三六九等,而是依舊秉持著一視同仁的施救原則,試圖想盡一切辦法為他們的生命安全保駕護航?！短粕酱蟮卣稹贰渡酪痪€——嫩江萬名囚犯千里生死大營救》《生命第一》等作品就提供了很好的例證。

由上述文本可知,無論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還是1998年特大洪水,抑或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人們都以寬容平等的心態積極拯救在押服刑人員的生命,深切踐行著“生命至上”的宗旨。畢竟,在監獄管理人員看來,“囚犯和任何人一樣,他們的人格是應該得到尊重的”[2]105。等他們“改造好以后,還要回到社會為社會服務”[13]。所以,當吉林境內的嫩江國堤決口時,鎮賚監獄分局便立即開始組織人員對服刑囚犯展開營救和轉移工作。而在轉移的路途當中也處處展現著“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管教干部不僅要防止集體暴動、趁機逃跑等惡性事件的發生,還要承擔起照顧年老體弱囚犯的責任,靈活地應對各種突發的狀況。如果沒有二監獄監獄長劉玉杰等12個干部的輪流背負與用心護理,患有心臟病的王洪春很難想象自己能夠活著從大堤上走出去。也正是源于這種極其重視每一名囚犯生命的工作作風,大多數服刑人員才能夠在重大災害當中化險為夷,絕處逢生。外國記者在走入汶川災區后,更是將綿陽臨時看守所比喻為“災區最豪華、最安全的地方”[14]184。而在押人員在回答記者是否想過逃跑時的一段話也頗值得玩味,他們說:“我們為什么要逃跑?有武警看著我們,比哪個地方都安全。政府給了我們第二次生命,我們再跑干啥?”[14]184

事實上,還有一類地方的情況與監獄相似,在那里同樣面臨著救援與管理的困難。如果說在遭遇險情時發生了暴獄事件,至少還可以借助現有的警力來盡力維持秩序,但是,假設一大群精神病患者在災害當中亂作一團,其后果則不堪設想。唐山精神病院的藥劑師李忠志,醫生張志勇、徐建國等人看到越來越多的精神病患者在震后集中聚集時,就當機立斷決定成立“精神病院抗震救災領導小組”,因為他們深知:“這些不幸的精神病患者都是他們的親屬托付給醫生、托付給國家的,在這場大災面前,得格外保護!”[2]106隨后,領導小組又在救援部隊的指示下,派張志勇帶車將這些病人暫時轉運到外地。然而,轉運工作卻充滿了坎坷。很多人并不愛護這些精神失常的兄弟姐妹,而是把他們當成了城市的“累贅”。在此期間,只有一位飯館的小哥打破了一些領導的荒唐規定,讓車上的人在舟車勞頓之余吃上了一頓飽飯。這種冷漠與熱忱的對比也讓作者通過文字真誠地表達了對李忠志等人的謝意,并狠狠痛斥了許多人的無情與冷血,文中說:千千萬萬健全的人們或許在當時完全忽略了殘破的精神病院,甚至“根本沒有對拉著‘繩圈’的那塊廢墟投去一瞥”[2]111。

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在對待自然界的其他生靈方面,也存在著冰火兩重天的現象。例如在《國難》等作品中所談到的“打殺動物事件”就顯得特別殘忍粗暴。在各類災害發生之后,有關部門為了防疫考慮,便打算采取宰殺的方式,對貓、狗等可能成為傳染源的動物進行集中處理。有些地方還公開頒布了“打狗令”,規定“自通告發布之日起……不得攜犬出門,禁止戶外遛犬?！盵15]在此之后,人們在大街上經常會看到大量的流浪犬被暴力捕殺的慘相。

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確實要提前防范大災之后可能出現的大疫,或者在瘟疫大幅度蔓延的趨勢下,要竭力控制危險的傳染源,切斷常見的傳播途徑。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借此為由,隨意置其他生靈于死地,而懶于思考還有沒有更為妥帖的方法。更何況,有些動物不僅在災難當中顯示出了對人類可貴的忠誠與真情,而且它們還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搶救了許許多多人類的生命,如災前用狂吠警醒鄉親們逃跑、用舌頭舔舐脫水垂危的主人以及憑借敏銳的嗅覺找到被掩埋人員的位置,等等。這些來自動物界的“善行”與“義舉”也令不少作者對如何擺正人與動物之間的天平、如何讓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等問題產生了深入的思考。古岳在《玉樹生死書》中就曾用一連串的疑問來勸導人們要懷有慈悲之心,文中說:“難道只有人的生命才是生命嗎?難道只有人的生命才值得一救嗎?我想,這至少不是慈悲的樣子。那么,人不應該懷有慈悲之心嗎?人間如果沒有了慈悲,那還是人間嗎?”[16]

當然,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鐵石心腸,還有很多良善的人們向眾生昭示了人間的大愛?！洞笳鹪谛茇堉l》《大地震:臥龍人和熊貓》等作品就生動記述了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人們趕在第一時間搶救國寶熊貓的驚險過程。由于大多數的熊貓都沒有目睹過山崩地裂的駭人場面,以至于它們在地震當中變得非常驚慌和焦躁,即使被朝夕相處的飼養員抱在懷里準備轉移的時候,它們仍然久久不能平復驚慌的心情,進而發生肆意抓饒前來救援的飼養員的情況。四川臥龍大熊貓研究中心的飼養員譚成彬,就因拯救熊貓晴晴而被抓得傷痕累累。而研究中心的隊伍在野外找尋失蹤的熊貓茜茜時,每個人的身上更是被旱螞蟥叮咬的滿是血包。作家譚楷也由此將搜救茜茜的行動比喻成是在進行一場“血戰”[17]38。由此可見,比起自己,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更關心這些親如骨肉的熊貓寶寶。臥龍大熊貓保護區管理局局長張和民在費盡周折回到單位時,曾誠摯地說:“在最危險的時候,我在心中發誓:我跟臥龍,生生死死在一起!”[17]47最終,在中心的不懈努力下,截至2008年6月10日,除了不幸遇難和暫時失蹤的兩只熊貓,共有63只熊貓被成功救出,在此之中,還有8只奧運熊貓在隨后被安然無恙地送抵北京,成為了北京奧運會中最亮眼的“形象大使”。

當然,不僅是國寶,人們也向其他生靈伸出了援助之手。恰如作家李青松所言:“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并非只是我們的世界……人類除了拯救自己之外,還承擔著拯救世界的使命?！盵18]陳運蓮女士組建的“愛之家動物救助中心”在援助動物方面所做出的貢獻不得不讓人肅然起敬。在2008年汶川震后的3個月里,由他們團隊所收養的貓狗達300多只,其中只有30多只屬于寄養性質,剩下的流浪動物則全部都是靠他們每日每夜奔赴災區才找到的。這無疑與先前提及的“打殺動物現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偠灾?我們都要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旨歸的“命本思維”為中心[19],向所有歷經過大災大難的無辜生命致敬!正如英國詩人約翰·多恩所吟誦的那樣:“沒有人是與世隔絕的孤島;每個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別去打聽鐘聲為誰鳴響,它為你鳴響?！盵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