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對鄉村保甲長等舊勢力的改造

沈成飛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華南解放區已經建立了瓊崖臨時人民政府以及潮梅、東江、北江臨時人民行政委員會。廣東“三分之一（1/3）以上的縣建立了人民政權和民兵、農會、青年團、婦女會等革命組織”〔1〕。1949 年10 月14 日，廣州解放。該年底華南城鄉相繼解放，各縣、市、區、鄉、鎮新政權普遍建立。次年5 月，海南島戰役結束，華南地區迎來全境解放的新局面。

盡快建設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鄉村基層政權建設工作刻不容緩。作為華南地區的行政負責機構——中共中央華南分局①1949年4月8日，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改稱“中共中央華南分局”，1949年8月1日，葉劍英任第一書記，同年12月中共中央華中局改稱“中共中央中南局”，華南分局由中南局領導，領導廣東、廣西省委和香港工委工作。1955 年5 月，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撤銷。（以下簡稱“華南分局”）領導了政權建設工作。作為新解放區的華南地區，與華北革命發展道路有所不同。時任華南分局第一書記的葉劍英明確指出：“華北是長期先做好農村工作，農村包圍城市然后奪取城市，所以華北農村基層問題小，我們則是不同的。是先奪取廣州，后建立省、專、縣、區等政權這樣的程序。目前縣以上政權為我掌握，但鄉村政權不能掌握，正像玩撲克牌打‘百分’，已經到‘挖底’的時候了。目前縣以上政權基本是我們掌握的；區大部分是我們的，少數是人家的；鄉村大部分是人家的，少數是我們的。因此，政策到了鄉村就交代不下去?！薄?〕其時華南鄉村基礎薄弱，政權根基不穩。匪特、地主、惡霸、劣紳、宗族、保甲長以及會道門等勢力混雜鄉間，充斥基層社會。各勢力時常聯合反抗新政權，嚴重威脅新政權的生存，影響人民對新政權的認同，“如果不立即進一步地將工作推進到農村基層組織中去，仍然把雙腳懸在半空，那就要犯嚴重的原則性的錯誤”〔3〕。如何破壞一個舊世界，建好一個新世界，即如何破以保甲長為代表的基層舊勢力及其依賴的政權基礎，立新生人民政權之基，培養鄉村新干部隊伍，成為華南新解放區鄉村社會嚴格管控與有效治理的迫切任務。鑒于學術界關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鄉村工作問題和城市基層政權建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華北、華東、西南的事實①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張濟順：《遠去的都市：1950 年代的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崔丹：《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舊職員政治認同研究（1949—195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黃利新：《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城區基層政權干部隊伍建設》，《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1期；熊阿俊等：《組織嵌入：1949—1953年成都的政權建構與社會整合》，《黨史研究與教學》2017年第5期。華南方面的研究亦有部分涉及，如〔美〕傅高義：《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高申鵬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等。，本文立足于華南新解放區的特殊情形，討論華南分局對保甲長等鄉村舊勢力的改造和利用問題，以此分析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新政權因應時局而對鄉村傳統勢力所作的不同于華北等地的改造策略和使用方法，展現華南鄉村的獨特區位因素和傳統政治結構。

一、保甲制的適時廢除與保甲人員的適當留用

華南鄉村一經解放，基層政權的體制模式和組織形式也隨之發生變化。其中，廢除國民黨時期的保甲制度是鄉村政權建設的首要環節。因應各地解放基礎和實際情況的差異，廢除保甲制度在時間上有先后之別，在措施上有側重點之異。但廢除保甲制度是大勢所趨，取而代之的是各鄉村紛紛建立的區、鄉、村三級政權，成立農會或村民小組等基層組織，明確“一切權力歸農會”的政權組織模式。農民協會代替舊保甲政權，新干部隊伍代替保甲長人員，鄉村人民政權建設有了一個新的開始，這為之后鄉村諸項工作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提供了干部隊伍。

一些較早解放的地區先成立農會后廢除保甲制度。云浮楊柳鎮早在1949 年4 月即積極建立和健全農會和民兵組織。該鎮首先由群眾民主選出各鄉農會會長，成立農會，后“宣布一切權力歸農會，廢除保甲制度，減租減息，籌糧籌款支持主力連隊，維護生產秩序，禁止偷搶、種鴉片”〔4〕。一些地方先廢除保甲制再建立政權組織。1949 年11 月6 日，北江臨時人民行政委員會頒布《縣區鄉臨時機構組織草案》，宣布廢除保甲制度，建立各級區鄉政權和組織。9 日，又“發出對舊縣、區、鄉人員處理的指示，要求留用舊政權專門人才”〔5〕。有些地方先保留保甲制度，經過多次調整鄉村政權后始廢除保甲制，以村農會或村民小組代替之。1949 年12 月2 日，德慶縣人民政府布告全縣，該縣“行政區劃設置為2 區1 鎮11 鄉，鄉以下暫以保甲制度推行政令”。爾后，該縣行政區劃設置進行多次調整：如1950 年1 月設置調整為4區12鄉(鎮)，4月設置調整為5區12鄉(鎮)，同時廢除保甲制，成立村農會或村民小組?！?〕還有些地方通過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宣布廢除保甲制度，在鄉以下設村、里組織。如1950 年5 月1日，海南儋縣解放。同月，儋縣人民政府召集各界人民代表參加人民代表會議，提出加強地方政權建設，廢除鄉村保甲制度這一舊政權體系，在鄉人民政府之下設立村、里基層機構?！?〕

從1950 年開始，華南分局原則要求各地“摧毀保甲制度，實行人民的專政”〔8〕。分局在中南區的要求下，確定了適時廢除保甲制度和適當留用保甲長的策略。1950年3月，政務院通過的《中南區一九五零年的工作任務》指出：“在一九五零年，必須普遍地召開省市縣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區鄉農民代表會議，并制度化，以擴大人民民主政權的群眾基礎，加強各個階層間的團結。今春三個月內，凡未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各縣市，必須召開一次，已開過的地方需再開一次。今后一年內省級須開一次至兩次，各縣各市每三個月左右召開一次。區鄉兩級則須認真普遍地召開農民代表會議，適時廢除保甲制度，由農民代表會議選舉鄉村人民政府，同時還須認真地推行調整干部，確立制度，改進工作方法，把政權機構逐步地健全起來，藉以集中革命力量開展當地經濟文化建設與社會改革工作，鞏固既得勝利?！薄?〕華南分局要求各地執行中南區決定，適時廢除保甲制度。1950年4月，廣東省下發通知，要求各地搜集“保甲的利用與摧毀，及群眾優勢的樹立情形”〔10〕等信息，為新鄉村政權的建設做準備。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到1950 年6 月，各鄉村相繼廢除保甲制度，廣東“全省共建立99 個縣(市)、557個區、2411個鄉、4403個行政村、16699個自然村，形成了從省到市縣、直到基層的一整套政權機構”〔11〕。經過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農民代表會議，被組織和發動起來的群眾逐漸增加。9月底，“參加農民協會的農民有320萬人，參加工會的工人、職員有15.8 萬人，參加婦女聯合會的婦女有82.39 萬人，許多地方還建立了民兵組織”〔12〕。10月，廣東宣布基本上“摧毀了舊保甲，建立起人民政權和人民團體，大大提高了群眾的覺悟和組織性”〔13〕。在中國長久存在的保甲制的廢除，在鄉村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寶安區干部說：“萬惡的國民黨反動派，利用他們的‘保甲制度’，以‘連坐擔?！姆绞?，殘酷地迫害我們廣大的人民群眾，用極其荒謬的管制理念和政權形式，把人民群眾逼上絕路，迫使我們不得不起來反抗。面對這樣的反動政權，我們只能把它打倒……我們已經打倒了反動的舊政權，我們還要建設自己的新政權。所以，人民政權要徹底地廢除那種用來枷鎖人民，推行了上千年的‘保甲制度’，運用更民主、更科學的區、鄉、村三級管理方式來為人民服務”〔14〕。舊政權被視為“枷鎖”和壓迫，保甲制的廢除給鄉村社會帶來了新的希望。

華南鄉村雖已陸續宣布廢除保甲制度，但這條制度鏈條上的保甲長并未被立即清理出去，反而被新政權暫時保留，并加以改造和利用。尋其原因，乃系新政權出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復雜緊迫的形勢和繁重多艱的任務的綜合考量。新中國成立初期，新政權面臨的首要考驗為嚴峻的糧食供給形勢。其時，全國各地區的存糧遠不能滿足解放后人口迅速增加以及諸項建設事務的實際需求。為解決這一緊迫問題，各級黨組織和政府在中央號召下，將征收公糧作為頭等大事來抓。而與糧食形勢同等急迫的問題是新解放區干部隊伍嚴重不足。據載，“一九四九年大軍南下時，中共中央只派了1700 多名干部進入廣東”〔15〕。對此，葉劍英在政務院第三十八次政務會議上報告稱：“廣東地區遠離中央，情況復雜，干部力量不足?！薄?6〕華南分局第三書記方方也說：“由于形勢的發展和工作需求的急切，干部大大地欠缺，目前已感不敷，將來更加不敷。這工作是當務之急，是有決定意義的一項工作?！薄?7〕

急需一批新干部是形勢所需，廢除舊行政人員就不能操之過急。在方方看來，“目前仍是軍事時期，一切行政措施不得不照顧到軍事勝利，服務于軍事勝利（如糧食、車輛、運輸），使我們不能按平時一般的來措（處）理問題，”而“我們管理政權是要建立新的一套，鏟除騎在人民頭上的老一套，建立為人民做好事的勤務員的新的一套。在這方面，就并不是接收、換人就能夠解決問題，就不是老的公務員的‘等因奉此’例行公事能解決問題。要研究，要創造，要培養干部，要改造老公務員，都不是急迫能做好的事”。因此，他要求行政委員會及其以下各級組織機構應遵循以下兩個原則：“1.否定老的制度，徹底推翻它；至于一些機構、人員，則酌情留用或調查研究以后改造使用，一切以人民翻身、為人民服務為原則。2.推翻老的制度，就是要推翻封建制度，但當我們新的尚未建立，青黃不接之際，為著防止混亂，我們可以采取有分別有步驟重點的來推翻整理，然后再及全面?！薄?8〕這就意味著，舊制度的廢除和舊行政人員的棄用不能一刀切，尤其當解放區還處于青黃不接的軍事時期，處于新制度尚未建立的特殊困難之際。

于是，在華南新解放區的基層行政隊伍中，除了有長征干部、抗日干部、解放干部、起義人員，還包括留用人員。保甲長便是留用人員的一種。這既跟解放初期緊迫的支前、征糧工作以及基層干部緊缺有關，也跟其熟悉地方情況便于工作開展相關聯。保甲長在支前和征糧工作中仍然被需要。華南分局對支前工作作過如下分析和決定：“大規模的作戰行動，必須有巨大的有力的支前工作相配合，因此，我廣東全省黨、政、軍、民應該緊急動員起來，以全力支持大軍作戰，爭取這一戰役的迅速勝利?！逼鋾r，支前籌糧工作有許多困難，除受地形、人力、交通運輸等因素制約外，還包括干部不足和新干部經驗缺乏等難題。至于借糧的辦法，“在我政權尚未建立或尚未鞏固的新區，還須盡量正確利用舊保甲人員，以便迅速完成借糧工作。但也必須首先向群眾說明我之借糧政策，經過群眾民主評議，確定借糧數目，防止保甲人員任意攤牌。并須對保甲人員實行嚴格監督，檢查賬目，向群眾公布借糧數字，以防其營私舞弊，貪污中飽”〔19〕。新政權尚未建立和鞏固之前，適當合理利用保甲人員，有助于迅速完成征糧支前工作。

在華南分局指示下，各縣開始布置征糧工作任務。新會縣解放后，第一區人民政府飭令各鄉鎮長保長負責征收公糧，“略以一九四九年度公糧，經公布開始征收，并著原有納糧組人員，從新具報迅，予開展工作，如各鄉鎮未成立之前，仍由該鄉鎮長保長負責監督組織征收，不得藉詞推諉，并即具保呈該管公糧征收處核備，把握時機，喻曉業戶掃數繳分交，否則原有鄉鎮保長，要負責完全責任的”〔20〕。1949 年征收公糧工作在新會縣已全面鋪開，為研究各鄉1950 年的秋征任務，加深江門舊鎮保甲長對秋征認識及自報辦法，新會縣第一區、第二區征糧委員會紛紛于2月召集各鎮保甲長召開征糧座談會。各鄉士紳、耆老及各鄉農民代表亦參與其中?！?1〕座談會主要討論“征糧如何合理”“如何達成征糧任務”“各鄉對征糧辦法疑問”三個問題，并闡明征糧系根據“‘田多多出，田少少出，無田不出’的合理負擔原則去辦理的”。此外，有人提出“鼓勵舊保甲長立功贖罪”，因而要求各鄉鎮長保甲長遵循合理的原則協助工作隊完成征糧任務?！?2〕西江區各縣動員學生、農民與工作隊共同完成征糧任務。該區在總結征糧工作的報告中，特別提出郁南的經驗，即通過邀請貧農、中農、小學教師、開明士紳以及保甲長，召開臨時各界代表會議，號召他們協助完成征糧任務。會上不僅詳細闡明征糧政策，還給保甲長指出新的出路，“他們以前都做過國民黨的幫兇，壓迫過老百姓是有罪的。今后必須忠誠協助征糧工作，將功贖罪”，以此調動保甲長的工作積極性。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保甲長必須執行的三件工作，即“協助征糧”“幫助收槍”“報告匪情”〔23〕。

使用保甲長等舊勢力，可能出現新風險。在華南分局改造利用基層政權和其行政人員的過程中，時常出現地主、惡霸勾結保甲人員等以多種方式規避和抗繳公糧之事。這些方式包括“叫”“詐”“騙”“拖”“逃”“挑撥離間”（挑撥政府、軍隊、工作隊的關系）“上層路線”（到上層去控告，造成一種輿論）“隱蔽糧食”“分田、分糧、假分家”“不理不睬，詐騙準備坐牢”“用各種方法來引誘干部”〔24〕10 種不良傾向，致使征糧任務難以順利完成，保甲長等舊勢力給人以“劣”“惡”之形象。這也不是華南地區的特有現象，《人民日報》對其他新解放區出現的這些征糧情況也有所報道：“各地征糧工作開始后，地主、惡霸曾利用各種方法進行陰謀破壞活動。有的大量瞞田，將負擔轉嫁給中貧農；有的更勾結舊保甲人員，欺騙群眾，企圖制造全村集體瞞田?！薄?5〕不僅集體瞞田，而且聯合搶劫公糧、造謠破壞，以金錢和“美人計”引誘征糧工作隊干部等事層出不窮。

出現諸多征糧弊端，原因有二：其一，大部分鄉村政權尚未徹底改造，政權仍掌握在地主惡霸以及被其操控的舊保甲長手里。廣東省政府在工作指示中說明：“本省征糧總額，約占全省農業總收入百分之十七（17%）左右，從戰爭需要和財政困難來講，是并不算重的；但由于解放較晚，任務緊迫，時間短促，干部缺乏，大部分鄉村政權又尚未獲得徹底改造，地方惡霸仍然利用舊的權勢，隱瞞黑地，分散財富，偷運糧食，轉嫁負擔，拖欠公糧，千方百計裝窮叫重，阻撓破壞。所有今年公糧負擔有畸重畸輕現象。但一般的講，是地主較輕，農民較重的；而在地主之中，又是大地主較輕，小地主較重?！薄?6〕其二，工作隊對征糧缺乏正確認識。其中又出現三種典型的錯誤傾向：“第一種是把征糧工作看成只是向群眾要東西，認為不能通過征糧來發動群眾；因此產生脫離群眾，單純依靠保甲人員，用行政命令進行攤派的偏向；對地主惡霸及其爪牙的破壞行為，也未能發動群眾予以打擊，致使地主富農利用各種空隙，瞞報田地，對抗征糧工作。第二種是存在著單純的‘任務’觀點，認為征糧任務緊迫，等征完糧后再發動群眾，造成在工作中不顧政策和強行攤派的錯誤傾向。第三種是少數干部害怕與封建惡勢力作斗爭，甚至為地主的偽裝和利誘所迷惑，喪失了立場，擅自為地主減輕負擔，有的并在群眾大會上替地主講情，助長了地主的兇焰，引起了農民的不滿?！薄?7〕因此，在個別地區征糧的任務一時無法完成。

總之，華南分局在對保甲長等舊勢力的利用策略上，一方面因應華南新解放區的實際情況，一方面借鑒老解放區吸取利用舊保甲人員改造利用的相關經驗，相當小心地推進了此項工作。①1950年1月26日，在廣東省政府轉發了中央臨時人民政府關于匯報有關材料的通知中，提及華中解放新區的經驗。省政府列出本府急需了解的13條事項中，第一條為“目前在剿匪反霸中，如果建立區村政權，特別在利用舊保甲人員有什么經驗□（及）初步建政中的經驗與典型范例”。參見《廣東省人民政府通知關于匯報有關民政材料》（1950年1月26日），《廣東政報》第1期，1950年4月。首先是有區別有步驟地保留保甲長，在限定其為新政權服務的身份和工作之范圍后，要求其協助征糧、幫助收槍和報告匪情。其次，華南分局很警惕地提醒各地方在使用保甲長的過程中，不能過度依賴保甲長，導致地方工作為其控制。甚至要求群眾對之進行監督，防止其營私舞弊，貪污中飽。再次，華南分局多次強調，對保甲長的使用是暫時的、過渡性的，而使用他也是給他以將功贖罪的機會。

二、保甲長等舊勢力控制鄉村新政權

新中國成立初期，華南鄉村通過廢除保甲制度、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等一系列方法，已經搭好了一整套的基層行政架構，建立了區、鄉、村三級基層政權結構，并組織了農會、村民小組等組織。但這一套政權架構和組織顯得尤為“雜”而“弱”。恰如葉劍英所說，許多人反映“上層好，中層少，下層糟”?！跋聦釉恪狈从沉嘶鶎咏M織不純的基本事實，意味著新建立起來的基層政權，大多數尚不鞏固?！皭喊缘刂鞯耐L沒有被打落，故解放后的廣大農村，按其實際，封建勢力仍占統治地位?！薄?8〕究其原因，有內外兩個方面。

就內部原因而言，是舊殘存勢力的盤踞破壞。其時，廣東省內仍有大量土匪未被肅清，遍布于全省各地的會道門組織仍未根除，“部分農村還直接間接處在地主惡霸的控制之中”〔29〕。由于當時干部十分緊缺，分配干部只能采取“由上而下，先主要后一般”的辦法。因此，“為了急于建立組織和急需干部應付工作，特別應付征糧，和政治上麻痹，階級警惕性不足，就七拼八湊，以各式各樣的人等填塞到各個部門……至于下層區鄉組織工作隊員，更是龍蛇混雜，真假難分”〔30〕。從廣東省解放初期的干部情況來看，“大部分的縣、區級干部擁護新政權，能夠嚴格貫徹執行政策法令；然而，鄉、村級管理機構的干部來源卻極為復雜，有做過土匪的、有原國民黨軍官，或者是本地的流氓地痞和地主幫兇等”〔31〕。人員成份復雜導致人心不穩，基層政權一時無法穩固亦屬必然。

就外部原因而言，是敵對勢力的滲透挾持。華南地區毗鄰港澳，面向海外，是國民黨反動派和各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的掩藏之地。而經英、美、葡等帝國主義所培養訓練的匪徒時常竄入沿海地區〔32〕，尤其盤踞在各島嶼，以此作為“反攻大陸”卷土重來的溫床。他們與地主惡霸、土匪特務等多股勢力混雜鄉間，時常聯合起來，組織破壞或篡奪新生基層政權的反革命活動。據統計，“僅一九五〇年，就有2 個縣城、6 個區政府、80個鄉和178座倉庫被襲擊，被殺害的干部、軍人達1050 人，受傷560 人，損失槍支2917 支、糧食70多萬公斤”〔33〕。這些數據顯示，反革命的活動仍然猖獗，新政權的建設形勢相當嚴峻。

由以上諸多事件造成的嚴重后果是基層政權被敵對分子和壞分子所掌握。據華南分局統計，在高要縣“一千二百九十二個村，有一千二百七十九個村為反動派所操縱，只有十三個不是的。就是我們能掌握的政權，干部政策水平低，作風又不好”。在東江河源藍湖鄉七個村中，“匪特引誘干部腐化，對干部說，‘你們生活苦，加征多些谷，殺雞吃吃’。特務就暗中記起來，以后到一定時期后，就在群眾面前控告，特務就起來打倒我們的干部，而篡奪了政權，掌握了七百余民兵，其中有五支槍是政府發的。拉我落水，打倒我而篡奪政權，這是敵人很巧妙的斗爭方法”。在北江，土匪甚至說：“農村是他的世界，學校是他的宣傳部，政權是他的交通部，稅局是他的供給部?！背酥?，還有邊區、飛地、三不管的地方，“如南海三水邊有一百多個村莊，老百姓說他們未解放，從未有工作人員去過”〔34〕。

在這些破壞活動中，部分鄉村保甲長是直接參與者。有保甲長參與組織龐大、名目繁多的會道門組織。比如解放后，仁化縣的會道門組織依靠國民黨殘余勢力、地方惡霸繼續設壇?！皻w根道”道首張上洲與廖灣村保長劉中理等人在金龍山秘密參加“忠義堂”反動組織，并在劉中理和石塘大地主李克能的協助下，將廖灣村舊廟修建成“西林寺”道堂〔35〕，一同組織反抗新政權的秘密活動。還有的地主則利用保長身份掌握村政?！?6〕在清遠，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及其代理人，在此隱蔽潛伏了大量的反動武裝力量、殘余勢力和地方反動勢力。據不完全統計，“包括有原國民黨殘兵敗將（反共救國軍）、‘青年黨’、原國民黨鄉長、保長等人員，地方反動紳豪地主惡霸，不法分子，各類型土匪等各種反動武裝，共有近萬人”。這些匪徒時而隱蔽，時而公開集聚，煽動拉攏落后人員進行串聯，甚至建立點線開展反動宣傳，竊取有關重要情報，搜集各式武器裝備，伺機在全縣范圍內進行騷擾和破壞；他們“時而策劃騷亂，組織暴動，襲擊圍攻區、鄉人民政府，暗殺殘害黨政干部和群眾中的積極分子；時而投毒放火，打家劫舍，奸淫擄掠，濫殺無辜，毒殺牲畜、破壞生產，無惡不作。清遠三分之一（1/3）的鄉，五分之二（2/5）的區曾先后遭受過匪特襲擊”〔37〕。

有些村政權和基層組織則被保甲長直接掌控。寶安縣在全縣解放前就已經井然有序地建立了縣以下的老區、半老區的村政權（也有一部分是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的），新區是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的。因其屬于沿邊縣，國民黨殘余勢力多盤踞在大鏟島、內伶仃島上，以港九為跳板，頻頻騷擾該縣，并混入村政權、農會、民兵組織之中，因而導致“寶安基層組織內部‘血液不清，骨頭不硬’，存在問題比較嚴重：老區干部政治上不純的較少，半老區、新區政治上不純的較多，表現為一是政治不純，二是思想不純，三是工作作風不良，甚至有部分村政權基層組織為敵人和壞分子所控制”。在全縣310 個行政村中，有123 個不夠健全，“其中有36個鄉仍由偽保長充任”〔38〕。根據當時寶安縣委的調查：“全縣299 個行政村，有4個村的村長是原國民黨政權的保長，其中有的還經歷過日偽時期、國民黨統治時期；黃田村的村長曾是國民黨軍153師的士兵，當村長后公開破壞征糧工作，鼓動地主不交余糧，還造謠恐嚇民眾，甚至強奸婦女；有的村長每月要向村民征收一二百元港幣的工資。南頭的老百姓說：‘現在的村長是保甲長，叫我們怎么能抬頭？“解放”的哪是我們，是地主惡霸！’”“全縣約有50%的村政權干部存在隱患；民兵中有超過三分之一（1/3）的成員不可靠?！薄?9〕

無獨有偶，根據南路專員李進階同志報告，高雷地區工作較好之新區茂名和老區遂溪情況如下：“茂名××鄉二十四個農會，改造過的二十三個農會，領導成分不是地主、富農就是舊保長、舊鄉長、偽鄉保長、農會與工作隊相互勾結，生產救災時，農會不向地主借糧，卻向貧雇農借糧。借到的糧食，除了請鄉長請工作隊吃飯，就救濟破落地主?！薄?0〕在揭陽，“根據一百二十七個村的統計，洗刷改造的村干部中有地主、富農十六人，確系地主爪牙的四十四人，偽鄉保長一百零四人，貪污分子一百二十四人（有多至貪污公糧二萬斤者），國民黨便衣三十八人，流氓頭子七人，土匪、地痞、二流子五十三人，不是太壞也不好者三百八十二人”。東江河源藍湖鄉，“幾乎整個為匪特把持，副鄉長、公安委員被匪特收買，中心小學校長兼教聯主任×××為匪特支隊參謀長，十三個村有九個被控制，十一所小學為匪特把持，十二個教員是匪特分子，農會、婦女、青年會亦有一半以上為匪特所掌握”〔41〕。此外，據珠江專區估計，“全部鄉村政權中，較鞏固的約占百分之二十五（25%）；為地主、惡霸、流氓掌握的亦有百分之二十五；情況不明，工作薄弱甚至是空白的占百分之五十（50%）”〔42〕。

諸如此類情況在華南鄉村頗為普遍，表明鄉村基層政權和組織面臨著非常危險的境況。廣東省副省長古大存說：“我們目前基層政權尚有將近一半不是我們或不完全是我們的(個別地區占75%）?！薄?3〕葉劍英表示：“目前尚有百分之十九（19%）的鄉村政權未建立，而已建立起來的又很不健全?；騽t空有招牌，無群眾基礎；或則為惡霸地主及其走狗所盤踞，實質仍是封建階級的天下?！薄?4〕廣東海島局長尹林平甚至說：“對舊保甲人員，沒有向群眾說明這是他們將功贖罪、改過自新的表現，以致這些人解放后依舊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薄?5〕被地主惡霸和保甲長等舊勢力控制的大部分村政權和組織，給新政權的建設帶來了嚴峻考驗，這實際上揭示了新中國成立初期華南鄉村基層政權和組織的基礎甚為薄弱，一套穩固的基層政權管理體系尚未完全建立，這無疑嚴重威脅新生人民政權的穩定，影響社會治安和各項工作的正常開展。

三、華南分局整頓基層政權、改造保甲長等舊勢力的政策思路

建立健全和鞏固基層政權，是民眾認同服膺新政權的關鍵環節。當基層政權所面臨的這些治理危機不斷反映到華南分局時，華南分局對此予以高度重視，不斷提出整頓基層政權、改造保甲長等舊勢力的政策思路。

首先，華南分局把整頓基層政權、改造保甲長等舊勢力確立為其時革命建政工作的中心任務。自廣州解放以來，華南分局一直高度重視基層政權建設問題。1949 年11 月1 日，葉劍英草擬《一九五〇年廣東的艱巨任務》文件提綱，認為要想完成廣東這一年的艱巨任務，應對廣東各種情況進行全面了解，首先就是鄉村所面臨的嚴峻問題：由于廣東迅速地解放，使廣東原來的老區（即原來的根據地）的工作來不及深入和發展，縣以下的人民政權建立得不健全，“然而像這樣的老區，與新區及半老區比較起來，所占的比例是特別小的。有些半老區，有組織的群眾只占很小部分，只有部分地區有鄉村人民政權”，廣東的新區占極大部分，而新區群眾沒有發動和組織，鄉村政權仍掌握在地富手中或在地富影響之下，土匪、惡霸仍在欺壓人民?！翱偟恼f來，廣東全省除少數老區，特別是經過雙減的地區，曾給封建勢力以打擊，地主階級的優勢已被壓倒外，其他如新區及半老區的階級關系尚未起顯著的變化?！薄?6〕整體而言，葉劍英認為廣東鄉村的基層政權基礎不牢、亟需改造。次年1月，華南分局專門召開各地黨代表會議，分析討論華南鄉村政權建設狀況和下一步的工作任務。葉劍英再次強調：“目前廣東原來的老解放區的工作還不夠深入，還沒有系統地建立各種組織和制度，而廣大新區的群眾也沒有發動和組織起來，鄉村政權仍掌握在地富手中，土匪惡霸仍欺壓人民?！薄?7〕因此，“解放后的廣大農村，按其實際，封建勢力仍占統治地位”〔48〕。對廣東鄉村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認識，就為下一步的中心工作找準了方向。

1950 年9 月5 日，廣東省人民政府召開廣東首屆民政工作會議，中心議題為基層政權建設，涉及建政思想、工作方針步驟等方面的內容。葉劍英提出要把建立鄉村政權和組織作為建政工作的中心任務，他認為基層情況仍然“最弱”“成分不純”“組織不純”，敵人因此有機可乘，故應“進一步發動與組織群眾，重新檢查并建立鄉村政權，檢查農會、民兵及其他群眾團體的領導成分，并將這作為我們建政工作的中心任務”〔49〕。此次會議為廣東的民主政權建設指明了方向。9 月19 日，葉劍英又說，“要以整理農村基層組織為當前中心工作”，因為“做了十個月的工作，基層政權還未搞好”，“目前最嚴重的問題在鄉村，區有問題，縣還可下去掌握，鄉村太多了，不能直接下去掌握。因此，深入工作，鞏固基層組織，是今后幾個月的中心工作之一”〔50〕。9 月20 日，葉劍英在廣東省首屆民政會議上再次強調，要繼續加強海島、城鎮工作及農村基層政權建設。之所以要把加強農村基層政權建設，改造保甲長等舊勢力作為“建政工作的中心任務”，在于其對順利進行土地改革以及鞏固國防海防的重要意義?！?1〕

鑒于廣東鄉村社會給予封建勢力打擊的老區太少、封建勢力原封不動的新區太多之事實，華南分局認為整頓基層政權、改造保甲長等舊勢力應該成為此期革命建政工作的中心任務，做好這一工作將為此后的土地改革，以及鞏固國防、維護國家安全做出基本的鋪墊。為此，華南分局下大力氣進行了基層政權的整頓和舊勢力的改造。

其次，華南分局認定改善基層領導層，提升基層干部水平是整頓基層政權、改造保甲長等舊勢力的關鍵環節。在革命年代，革命事業的成敗關鍵看黨組織的強韌程度和黨員干部的精神素質。這一方面需要組織的建設，一方面需要干部隊伍的教育和培養。在葉劍英看來，基層組織建設的問題，“今天還不是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問題，而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是掌握到我們手上還是敵人手上的問題”，同時也是“農會問題、民兵問題、政權問題，是組織問題、干部問題、領導和工作等問題”〔52〕。因此，基層政權建設工作是革命工作，爭奪基層話語權是對敵斗爭，這需要黨組織自身的強固，同時把“一切匪特、流氓、地主、老兵油子、舊保甲長從領導機構清除出去”〔53〕。

加強黨組織建設，首先要抓住基層組織領導這一關鍵少數。葉劍英稱，“必須把鄉村中的基層組織，特別是農會中、政府中、民兵中的領導成分，加以整頓，并使之鞏固”〔54〕，這是對內進行土地改革，對外進行反革命斗爭的要求，也是他們必備的政治素質和能力。事實上，有些地區針對此問題開展了系統性的建設工作。1950 年2 月，寶安縣基層政權被敵人和壞分子所控制時，縣委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及時召開全縣黨員大會，力圖加強黨的組織領導，提升黨員的素質能力?？h委決定對全體黨員實行登記，并進行初步審查，“整頓組織和機構，建立健全會議制度，改變領導方法，密切上下級聯系，密切黨群關系；對黨員干部進行整風，提高黨員干部的思想水平、政治覺悟，調動黨員的積極性，使黨員起模范帶頭作用，提高黨在群眾中的威信”〔55〕。通過加強黨的堅強領導和組織的保障有力來筑牢鄉村組織基礎。

對基層干部隊伍的持續教育和培養尤其重要。毛澤東曾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薄?6〕鄉村政權建設需要出色的干部隊伍作行政和組織的支撐。華南解放后，為加強對鄉村政權的整頓和建設，就需要對鄉村新干部進行素質培養。1950 年初，政務院通過的《中南區一九五零年的工作任務》要求中南區各地，“必須有計劃地培養大批農民領袖，提拔本地干部，并于春夏秋三季分別將老干部、新干部及鄉干部，普遍培訓一次至數次，幫助他們學習政策，熟悉環境和新的工作方法，糾正其錯誤觀點和錯誤方法，以加強與提高對農民運動和（的）領導力量”〔57〕。其時，華南解放時間短、地區新、情況雜、任務重、工作緊、干部少、經驗缺，而求成心又切，加上剛從學校出來的青年學生和留用的舊人員在政府干部中所占比重大，造成“基層干部弱，政策水平低，結果政策交代不下去，各種政策一到鄉村，就走了樣”，新政權需要對干部隊伍進行長時間的教育和改造，“結合合理負擔、減租、反霸等群眾斗爭，有重點有步驟地給予正確的整頓”〔58〕。

本著改善基層組織，提升干部素質的目的，華南各地區、縣根據本地區的主觀情況和客觀條件，有計劃地集中力量重點突破，及時總結經驗教育干部，依靠召開代表會議的方式逐步推廣。鑒于農會和農會所領導的民兵是基層政權的支柱，華南各地從建立農會、民兵組織入手，點面結合波浪式地推進基層政權建設。在此基礎上選取最好的積極分子去掌握政權，“各專區、縣有計劃地進行訓練培養農民干部、墟鎮的工人干部和一定數量的貧苦知識分子干部，以求得對黨的政策在思想上領會透徹，使工作順利展開”〔59〕?！叭A南地區的基層干部隊伍建設從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開始，就從來沒有結束的時候，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才算告一段落?！薄?0〕其間雖然發生一些偏差，但黨對干部的重視和教育一直是中共黨組織的重要經驗和優勢。它是整頓基層政權、改造保甲長等舊勢力的前提環節和關鍵保障。

最后，華南分局堅持走群眾路線，通過農民代表會議來整頓基層政權、改造保甲長等舊勢力。堅持走群眾路線是中國革命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而始終堅持走群眾路線也是華南鄉村政權建設的重要經驗。新中國成立初期，華南鄉村工作一度嚴重脫離群眾。葉劍英在華南分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批評：“最近我們工作表現最特出的一點，就是脫離群眾……農會、民兵為地富掌握，村鄉的政權被保甲人員所排擠，干部的官僚作風，地主乘機利用我工作弱點向我們進攻，利用這種情形來挑撥我們與群眾脫離?！薄?1〕葉劍英所批評的現象相當嚴重地存在。在徐聞縣，縣長副縣長對特務活動不聞不問、麻木不仁；珠江地區開農代會，農民及代表卻都不敢出席，地方居然組織流氓、保甲人員來頂替，農代會變了保甲長會議。脫離群眾的現象相當嚴重。尹林平認為廣東解放初期的工作表現為“掌握政策不穩，干部作風不純，下層機構不純，地痞流氓、舊保甲人員充斥，對這些混入我們基層的壞分子，我們思想上沒有注意”〔62〕。曾生不僅認為“總的情況是我們縣的力量較強，區上較弱，農村都為封建勢力所掌握……今天很多地區依靠工作隊、鄉保長，干部問題，困難比較多的”，而且建議“現在由部隊中的團政委當區委書記，連指導員兼村支部書記，另辦農民訓練班、黨員訓練班來訓練新黨員”〔63〕。李章達也評論說，廣東鄉、區政權已經建立，但還需要努力鞏固，“我們是民主專政，我們依靠的是工農基本群眾，因此在完成中央任務時，我們必須依靠群眾。在統一財政上，在完成稅收、公糧、公債的任務上，都要依靠群眾才能搞好工作……要土改要先組織群眾，最迫切的就是組織農會問題……要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基本關鍵在搞好農會，但不是在趕快成立農會，要切實做到能團結廣大群眾才行”〔64〕。因為“個別地區干部不下鄉搞工作，只在上面寫寫東西，發號施令，群眾一再要求我們漠不關心，也是極端脫離群眾的現象”〔65〕。

為發動群眾廣泛參與到基層政權建設當中，華南分局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召開農民代表會議等各類群眾參與性強的會議，以此動員群眾自己起來解決自身的問題。西江區通過召開各界臨時代表會議的方式快速完成征糧任務，“執行得較為合理，完成任務也較快”〔66〕，改變了群眾認為此任務都是保甲長操縱，與人民無關的觀念。寶安縣頻繁組織召開農民代表大會和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寶安縣長嚴肅批評鄉、村兩級政權和民兵組織因脫離群眾路線而導致的組織“嚴重不純的問題”〔67〕。華南分局基于農民代表會議的經驗，明確了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做法。到1950 年年中，廣東全省大陸八十三個縣中，“開過人民代表會議的已有六十三個縣，廣州、汕頭、湛江三市也開過一次或二次，一般都收到很好的效果。主要是普遍提高了群眾的政治覺悟，使他們對共產黨，對人民政府有了進一步的認識”〔68〕。在葉劍英看來，召開人民代表會議，不僅有利于較快完成各項工作，而且可以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使群眾對新政權有進一步的認識。于是，他進一步要求各地堅持群眾路線，開好農民代表會議，通過會議建立和健全農民協會；由農民代表大會選出鄉人民政府委員會，以此整理和改造鄉村政權?！?9〕

整頓農村基層組織意義重大，“農村基層組織健全與否，關系到黨在農村的根基牢固與否”〔70〕。華南分局十分重視基層組織的整頓和保甲長等舊勢力的改造工作。圍繞這一中心任務，華南分局全面分析基層組織存在的問題，提出干部教育培養的具體原則，實事求是制定整頓基層組織的方針策略，為整頓基層組織的具體實踐奠定了理論基礎，提出了政策思路。

四、分階段有步驟地整頓、清理、改造保甲長等舊勢力

是否依靠舊政權，如何利用舊勢力來解決新問題、建設新政權，是廣東鄉村改造過程中面臨的一個普遍問題。海南區黨委進行過辯證的分析：“我們應該肯定的說，原則上不應依靠舊基層展開工作，但又必須在不必須的原則下，實行有區別的對待，其中作風正派能聯系群眾的，應爭取使用，作風不好，脫離群眾的應教育改造，對階級異己分子必須清洗，對黨的支部及黨員，同樣應區別情況，分別那些可以依靠，那些只能個別使用，那些應該教育改造，那些屬于階級異己分子應淘汰清洗，一視同仁的看法是沒有根據的，錯誤的?！薄?1〕這種對舊基層政權既區別對待，亦教育改造或淘汰清洗的方法在華南各地的具體實踐中普遍可見。在此基礎上，華南分局通過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群眾運動將基層舊勢力分階段有步驟地加以改造、整頓和清除，從而建立和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

第一，通過清匪反霸、減租退押（簡稱“八字運動”）整頓鄉村舊勢力。根據華南分局要求，新區一經解放便應開展清匪反霸和減租退押的群眾運動。1950 年1 月21 日，葉劍英提出華南分局本年度的基本任務之一為“開展反霸運動，貫徹減租和生產救災工作，發動群眾，準備干部；準備辦法，準備組織，爭取今冬開始分配土地，為今后發展生產創造條件”〔72〕。但是，反霸不可成為一個獨立階段，它必須結合減租和合理負擔來推進〔73〕，因為通過“開展減租退租運動，才能真正發動群眾，團結群眾，粉碎地主惡霸及匪特分子的陰謀破壞”〔74〕。于是，致力于改造舊勢力的八字運動在華南各區展開。廣東省政府隨即將之作為該年三四月份的中心工作，省政府認為，大力發動并幫助群眾進行減租退租，“是當前廣大人民最緊迫、最普遍、最突出的要求，我們必須抓住這一中心環節，貫徹中南軍政委員會關于減租退租、生產救災等事宜的指示，開展減租退租運動，才能真正發動群眾，團結群眾，粉碎地主惡霸及匪特分子的陰謀破壞，克服春耕困難，改變目前的局面”〔75〕。

由此可見，清匪反霸、減租退押之間有密切的關系。新政權將減租退押與剿匪、肅特、反霸、反轟炸斗爭聯系起來。因為惡霸是地主當權派成為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特務為其領導骨干，必須打破這一組織，才能從根本上改造舊政權。潮梅地委書記吳南生分析：“清匪反霸是黨在農民中和地主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斗爭；退租退押是從經濟上普遍削弱地主階級的。雙管齊下，作為第一階段，是從經濟上結合農民當前迫切要求達到打下封建統治，初步發動群眾的政治目的?！薄?6〕各地執行分局和省府新指示的開展減租退租運動，把斗爭的火勢引向地主階級、封建勢力，“這一斗爭現正逐步普遍展開，并得結合反霸斗爭，這無疑的是撼動地主階級統治基礎的中心一環，是改變局面爭取和發動群眾的中心一環”〔77〕。在海南昌江，縣公安局在八字運動中，嚴厲鎮壓曾擔任國民黨中隊長的劉攀庭和保長張昌義聯合組織的“反共救國青年軍”，團結了群眾?！?8〕在潮州一些地方的八字運動中，群眾積極參加，熱情空前，對曾任國民黨的偽保長林××以往的惡行十分憤怒。經過多次批斗會后，將其繩之以法，判以重刑，最終被送往內蒙古勞改。而對于那些有錯但不構成嚴重罪狀的，則讓他們“洗臉擦黑”。比如“一甲長林××，他有過錯，在群眾會上認錯，接受群眾批評。他最后在會上表示說：‘我過去有錯誤，一定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79〕。從歷時兩個月的興梅區反霸運動中，亦可知一些基層舊勢力被改造或清理的事實。反霸的對象“大多數是過去在鄉村中有地位有權勢欺壓過人，劣跡較多的紳士，偽鄉長保長，曾公應□的地痞、狗腿子等”；運動的原則是“罪惡清還從嚴，處罰從寬”，處理方式是“反省會、批判會、講理會等”，惡霸“大都是當眾認錯或寫悔過書，或求群眾息怒，保證今后做個好人。也有處罰勞役，償還霸占財物，賠償罰款等”。據統計，參加反霸運動的群眾數量，“興寧、梅縣各達十萬人左右，全專區七縣估計至少共有四十萬人以上”〔80〕。

在八字運動中，舊惡勢力受到嚴厲打擊，基層政權徹底整頓，干部得到充分鍛煉，農民的覺悟得以提高，農會也在運動中迅速地建立、擴展和健全起來。在寶安縣，為期六十天的八字運動“工作細致扎實，斗爭尖銳猛烈，運動較徹底，農民情緒極高”?！霸?61 村中，共有141 村參加了聯合斗爭，共斗地霸及其爪牙499 人，算出果實53394.93 擔，組織農民團員38424 人，占總人口的25%，發展積極分子1961 人，培養新干部373 人，建立新的鄉農會38 個，村政大步改進，進出長短槍103 支，子彈1522 發，指出匪特36 人，管制1601 人（含過去），救出旱田15563 畝?！薄?1〕在中山縣，在退租運動中擴展了農會會員三萬余人，組織了民兵2000 余人。番禺縣擴展了農會會員10000 余人。在梅縣，由于農民積極份子在運動中不斷涌現出來，鄉村政權跟著就很快改造過來?！?2〕根據1950年7月廣東41縣的統計，經過八字運動，“斗倒大小惡霸四百余人，基本上打垮了地主威風，建設與改造了鄉村農會及改造了部分地區的基層政權。參加這兩種斗爭的群眾，在一百萬人以上，農民的政治覺悟，已經提高了一步”〔83〕。八字運動基本上打破了舊基層政權，揪斗了鄉村舊勢力。

第二，通過鎮壓反革命清理鄉村反動舊勢力。國民黨敗退臺灣后，仍遺留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在大陸。他們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對新政權進行種種威脅和破壞。1950年廣大新解放區，有近4萬名干部和群眾被反革命分子殺害，其中僅廣西就達7千多人。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從1950 年12 月開始，一場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土匪、特務、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反動黨團骨干分子成為此次運動的打擊重點。

由于特殊的地緣環境和新解放區的特點，廣東匪特相當嚴重。據統計，“廣東解放初期殘存匪特共有一三五股，四萬一千余人。經過四個月追剿，截至二月底，被我殲滅的共三萬零七百五十九名。三月底止，被我殲滅的共三萬三千六百六十二名（可能有一部分是匪區群眾）。投誠四千五百三十二名。從數字看，殲匪占原有土匪百分之八二。但據四月份統計，仍有土匪二萬四千余人。個別地區如北江土匪，仍有向上增長的趨勢”，就區域而言，“匪特比較多的是珠江。據估計中山潛匪就有一萬。其次是北江約一萬人左右，再其次屬西江和南路，各屬五千人以下?；浿泻蜄|江各約三千人左右，土匪比較少的是興梅和潮汕”〔84〕。從1950年10月至1953年，廣東省各級人民政府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針對嚴重的匪患如期開展了大張旗鼓的鎮壓反革命運動?！?5〕至1953 年9 月止，廣東全省殘存散匪肅清完畢。在整個剿匪斗爭中，共殲滅土匪18.73 萬余名，其中團以上匪首達1000 多名?！?6〕通過剿匪斗爭，廣東地方社會治安得以穩定，社會秩序恢復，新政權進一步鞏固，為其后各項政治經濟工作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社會環境。

在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劣”“惡”保甲行政人員也被清理出去。例如，有人在回憶納鳳村的土地改革時，同時提及該村的鎮壓反革命運動：“1951 年7 月搞鎮壓反革命時，共產黨抽調工作隊進駐我村，成立了村農會，農會有民兵、婦女等組織，農會主席由陳上貞（納鳳村人）擔任。當時的鎮反運動主要是鎮壓地主惡霸，窮人們看到共產黨英明，紛紛出來揭發和檢舉。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我村的鐘慶祥（國民黨中隊長）、林有祥（國民黨保長）被鎮壓槍斃……我村貧雇農主席團積極團結貧下中農對趙承基（地主、保長）、林正清（反革命）等地主反革命一個一個批斗時，都組織根子、連子和苦主上會場主席臺進行訴苦，有時邊訴苦邊用手腳踢打地主，高喊口號‘打倒×××，斗倒地主，人民團結起來，貧下中農當家作主’，臺下群眾也跟著舉手呼應口號?！薄?7〕鎮壓反革命運動大規模清理了鄉村舊勢力，其中保甲長群體是重要的打擊對象，有反革命傾向的保甲長群體基本被清除。

第三，通過土地改革運動改造鄉村舊勢力。解放初期鄉村的各項群眾運動，其中心任務都是為了順利進行土地改革。按照中南局的指示：土地改革“乃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二場嚴重斗爭。沒有充分的準備，是不能獲得預期勝利的。在今年除業已開始分配土地的地區外，其他各地的應將準備土地改革作為貫穿全年各時期與各項工作的一個中心任務。在不同地區不同時間所進行的剿匪反霸減租生產運動，都應圍繞這個要求，逐步而有系統地發動群眾，組織群眾與武裝群眾，經過訴苦、‘追窮根’，組織農民自我教育運動，提高農民覺悟，擴大農民組織，建立一個強大農民革命隊伍。為土地改革準備必要的群眾基礎。必須普遍地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區鄉農民代表會議，廢除保甲制度，建立鄉村民主政權，團結大多數人民，為土地改革準備有力的政治保障”〔88〕。毫無疑問，廢除保甲制度，建立鄉村政權，整頓基層組織都是為土地改革做前期準備。

其時，舊勢力千方百計阻撓和破壞土改工作隊的工作，影響土地改革進程。1950 年底，英德縣黃塘、美村兩鄉土改試點期間，不加區別地依靠原有鄉、村干部找積極分子，結果找到3個二流子、1 個偽保長、1 個狗腿子，群眾未發動起來。土改工作沒有進展?！?9〕在德慶二區誥贈村，該村是個頑固的封建堡壘村，“不但大地主多，而且有反動的縣參議長、鄉保長。有反動的武裝組織，常帶國民黨去攻打游擊隊和鎮壓人民”〔90〕。土地改革工作難有進展。在德慶三區各鄉，類似的情況也時常發生?！爱敃r留村鄉垌寮村的地主惡霸勾結羅洪、九市、攬江等鄉的地主、惡霸、慣匪、偽保長等人，組織‘反共救國軍’企圖對抗土改?！惫ぷ麝爩ⅰ叭珔^一些罪大惡極的地主、惡霸、慣匪等反革命頭面人物，包括留村鄉的反革命組織頭目，總共十幾個罪犯抓起來，經縣三人小組(縣委書記、縣長、公安局長)批準，分批執行槍決”。此舉“打擊了敵人的反革命氣焰，穩定了民心，留村鄉的土改，才順利開展起來”〔91〕。

但群眾一度成為清理舊勢力的旁觀者。土改工作隊剛下村清理舊基層勢力，經常吃閉門羹。當工作隊與農民同勞動談家常時，農民向其反映：“我們都是農民，也是窮人，雖在舊鄉府做過事，也不過是為一日三餐，上面怎么說我們怎么做就是了?，F在解放了，我們也擁護共產黨，擁護人民政府，為政府效勞，搞好土改。今年上半年金郡的同志說我們是舊基層，好像把我們當成反革命看待了。原農會干部說，怎么我們也是舊基層呢？上半年來的土改隊召開舊基層集訓會，凡是國民黨時期的正副鄉長、正副保長、甲長、國民黨員、三青團員、自衛隊員、警察、地下軍、舊農會會員，還有喃摩佬、神婆神棍等近百人，歷時十多天，天天訓話，坦白交代，互相揭發，改過自新，改邪歸正，搞到我們個個自危，人人害怕。因此有人說，下批土改隊來我們早出晚歸，回家閉門，不與工作隊接觸，不要亂說話，以免日后麻煩?！薄?2〕從農民表達的想法可知，土改工作隊未事先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以及如何清理舊基層的相關宣傳工作，導致清理舊基層的舉動遭到了農民的誤會，所以他們不敢接近工作隊，也不配合工作隊的工作。

為了加快土地改革的進程，工作隊下鄉后的重要工作內容是通過不同方式清理基層舊勢力。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訪貧問苦選根子，扎根串聯找惡霸。寶安縣總結了一整套動員基層，開展反霸斗爭的經驗。如訴苦工作要找根子，結合典型訴苦、個別訴苦、集體訴苦、對比訴苦，并且要上升到集體層面和制度層面，而非將訴苦看成是個人問題和孤立問題。通過耐心發動、培養典型、充分提醒，解決貧雇農怕丟臉、怕報復、怕孤立的思想，進行“聯村斗、聯鄉斗，此起彼伏，互相呼應，形成斗爭熱潮，在反復訴苦講理下，分化瓦解其雇工，動員□女訴苦，男女老幼一起來，動員面大，人證物證眾叛親離”。農民訴苦后變了心壯了膽，貧雇農斗爭同族兄弟，“誰和你兄弟了，你姓地，我姓貧”，“你的爸爸是K，我的爸爸是共產黨”。立場分明，陣線清晰了。農民普遍反映“訴苦好，不訴苦不覺悟，不訴苦惡霸死了眼也不閉”〔93〕。經過反復訴苦后反霸斗爭，農民隊伍強固了。在德慶，國民黨殘余勢力以及地痞流氓多如牛毛，基層舊干部比例多且良莠不齊，黨組織在此沒有基礎。工作隊經過一段艱苦深入的訪貧問苦，啟發憶苦訴苦，逐步選定了一批苦大仇深的根子。在工作隊的領導下，該村邊串聯、邊發動，形成對舊勢力的斗爭態勢。在充分揭發斗爭的基礎上，經上級政府批準，該村“先后正法了兩個罪大惡極的偽鄉、保長惡霸龍兆洪、梁文炳”〔94〕。這種工作方法不僅發現了根子，也打擊了反動舊勢力，保證了土改工作的順利進行。在舊政權改造的過程中，偽保長被視同為地主惡霸。據土改工作隊員回憶，“農村的封建勢力，國民黨反動派的主要人物，就是當時的鄉紳、偽保長，這就是地主惡霸”〔95〕。在土改的過程中，保甲長作為惡霸的一種被清理了，而通過這種方式，群眾被普遍動員起來，參與運動的欲望強烈，與舊政權和舊勢力決裂了。

對部分舊干部集中進行審查，并管制改造。四會縣解放后，農村基層干部未經審查、培養，質差、不純。土改準備時期，“全縣各鄉都把舊基層干部集中起來，美其名叫學習，實際上是管制”。將基層舊干部集中起來進行教育，讓他們明白“國民黨已徹底垮臺，不要對他存有幻想，過去干過對人民不起的事的，只要認識了，交代清楚便是進步表現；對地主、反革命分子要敢于揭發。要相信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獎’的政策”。有的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改過自新，后被安排當農業社的干部?！?6〕

綜上所述，整頓基層與八字運動、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群眾運動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整頓基層為各項群眾運動的開展提供了政權和組織基礎，而通過開展一系列的群眾運動，基本上清除和改造了鄉村舊勢力，進而讓貧下中農逐漸成為基層政權和組織的主人。

五、結語

新中國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權面臨著諸多考驗。作為新解放區的華南地區，其時社會形勢十分復雜和嚴峻。一方面，華南地區是國民黨長期統治的區域，在敗退臺灣之后，國民黨的殘余勢力繼續活躍于華南地區，盤踞于沿海島嶼，試圖“反攻大陸”，這給華南基層政權建設帶來相當大的壓力；另一方面，華南地區面向海洋，毗連港澳，英、美、葡等帝國主義的匪徒時?；烊胙睾：蛢汝?，也給新政權以外部的壓力。同時，華南地區的會道門組織龐大，封建勢力亦未徹底根除?？梢哉f，多股“逆流”一齊涌向政權基礎甚為薄弱的鄉村。他們不僅組織各種破壞新政權的反抗活動，諸如威脅鄉政府、暗殺鄉干部、造謠破壞、打家劫舍等，而且還采取各種辦法掌控農會、民兵組織等基層組織。這些事實都成為建設和鞏固新政權的極大禍患。在此過程中，保甲長等舊勢力曾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了基層政權，新政權新政策無法落實到鄉村，鄉村群眾還沒能對新政權產生認同。但迫于新中國成立初期支前、征糧以及干部資源緊缺等嚴峻形勢，諸多革命建政工作需要留用一批舊鄉村勢力作為過渡。在此背景下，適時廢除保甲制度，適當留用保甲人員成為新政權在新形勢下的現實選擇。

為了解決鄉村政權組織“雜”而“弱”的問題，徹底改造基層政權，清除舊勢力，進而通過國家的進場建立和完善人民政權，華南分局將改造舊基層政權、清理保甲長等舊勢力作為革命建政的中心任務，依靠組織建設、新干部培養，群眾動員的農民會議等方式開展改造舊勢力斗爭，并通過分階段有步驟的八字運動、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運動等對舊勢力進行了徹底的整頓、清除和改造，保甲長這一特殊群體在中國歷史上最終銷聲匿跡，或者被清除出群眾隊伍，或者被改造成新國民，就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這不僅使中國鄉村傳統的舊勢力趨于消滅，也培養一批鄉村新干部，鞏固了鄉村新政權，準備完成中國鄉村社會的現代轉型，最終為革命時代建政的完成和人民政權的完善鞏固開辟了新場域，迎來了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