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善任的毛澤東

陳立旭

毛澤東曾評價唐朝的武則天有容人之量、識人之智、用人之長，是個治國之才。實際上，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偉大勝利，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作出可貴探索，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奠定了基礎，除了許多重要原因外，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知人善任。

容人之量

毛澤東在讀《資治通鑒》時，讀到三國時期這樣一個故事：劉備入蜀后，他和諸葛亮都重用法正，因為法正真心輔佐從外地來蜀建立的劉備政權，又是一個有才干、敢于直言的人。但他有個毛病，就是比較計較個人恩怨，意氣用事，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有的人見劉備對諸葛亮言聽計從，就找諸葛亮說，你應該奏報劉備，壓一壓法正的威風。但諸葛亮沒接受這個建議，反而勸這些人道：法正忠心輔佐劉備，不能因小過而束縛其大才。毛澤東讀到此處，寫下八個字的批注：“觀人觀大節，略小故?！泵珴蓶|就是觀人觀大節，略小故的典范。

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進入中央蘇區后，有一些同志在黨內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犯過“左”傾錯誤。但是，毛澤東以博大胸襟，過人的容人之量，團結他們，爭取他們轉變了立場。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王稼祥和毛澤東一起批判了以博古為代表的“左”傾錯誤領導者，會議最終結束了“左”傾錯誤在中央的統治，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之后，很多高級領導干部，特別是軍隊領導干部主張由毛澤東擔任黨內“負總責的人”，但毛澤東考慮到要團結和爭取更多的同志，特別是爭取一些沒有轉過彎來的人，以及將來還要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他主張由在中央蘇區時犯過“左”傾錯誤、現在已經轉變立場的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在遵義會議之后，紅軍到達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博古將裝有幾個章子和部分中央重要文件的挑子轉給了張聞天。此后，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毛澤東在長征路上一直和張聞天、王稼祥緊密合作，同張國燾分裂主義進行了堅決斗爭，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奪取了長征勝利。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仍然堅持請張聞天擔任黨內“負總責的人”，王稼祥繼續在黨和紅軍中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的密切合作，是團結的典范。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但是毛澤東仍然堅持團結“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成員中曾經反對過自己的人。他堅持讓張聞天和王明進中央書記處。延安整風時期，張聞天、王稼祥受到黨內很多同志的嚴肅批評。但毛澤東則客觀地為他們講公道話，解釋他們犯“左”傾錯誤的歷史背景和客觀因素，指出他們在結束“左”傾錯誤中起的重要作用，講他們為黨和紅軍作出的貢獻。對于王明、博古，毛澤東也講他們在反對國民黨反動派方面，在抗日救國方面，與我們是一致的，也為革命事業做了不少工作。到召開黨的七大，選舉中央領導機構時，毛澤東仍然主張將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王明都選進中央領導機構，并且在選舉前做了許多黨代表的工作。毛澤東還指出，他們的錯誤，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犯的，特別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像一片汪洋大海，他們之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不可避免地會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情緒帶進黨內，這是不足為怪的?，F在經過整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經把是非搞清楚了，就不要太著重個人的責任。后張聞天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被選為中央委員。由于出席中共七大的黨代表對王明仍然有意見，毛澤東對王明能不能當選為中央委員很不放心，所以他在選舉前向黨代表們做了不少說服工作。選舉中央委員投票后，毛澤東一直坐在會場上聽唱票，直到唱票唱到王明的選票過了半數，毛澤東才放心地離開會場。在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代表中很多人仍然對王稼祥有意見，在選舉中，王稼祥得票沒過半數而落選七大中央委員。在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前，毛澤東專門做了大量的工作，力薦王稼祥。為了幫助代表團成員了解王稼祥，在中共七大第二十次會議上，毛澤東專門發表了題為《關于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的講話。他結合介紹黨的歷史，說王稼祥犯過錯誤，但是有功勞的。毛澤東一件一件地列舉了他的功勞，講了三條道理，實事求是評價王稼祥：第一，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中央派了一個三人代表團到中央蘇區，王稼祥是代表團成員之一?！霸诋敃r，我們感覺到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任弼時、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反對‘削蘿卜的主張就不會那樣順利”，“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信任我們——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第二，“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會……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共產國際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蘇聯養病后回國帶回來的，由王稼祥同志傳達的”。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雖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點，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缺點，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一九三九年關于鞏固黨的決定，一九四一年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一九四二年關于黨的領導一元化的決定、對待原四方面軍干部態度問題的指示及建軍的四號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最后，毛澤東非?？隙ǘ謶┣械刂赋觯和跫谙椤笆悄軌驁绦写髸肪€的，而且從過去看，在四中全會后第三次‘左傾路線正在高漲時，在遵義會議時，在六中全會時，也都可以證明這一點”。由于毛澤東高度評價王稼祥的歷史功績，恰如其分地宣傳王稼祥，加深了出席中共七大的黨代表對王稼祥的了解。大會進行候補中央委員的投票時，王稼祥以高票當選。楊尚昆后來在回憶此事時形象地說，毛澤東主席這是在幫助王稼祥“競選”。王稼祥的當選，對于團結來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門的同志，團結有過意見分歧甚至沖突的同志，或是犯過錯誤的同志，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中共七大之后，毛澤東仍然委任張聞天、王稼祥、王明、博古等人負責重要工作。他們也在黨中央和毛澤東領導下，為中國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了很多工作。

張聞天、王稼祥、王明、博古等人過去都犯過錯誤，有的甚至是很嚴重的錯誤，毛澤東在他們那吃過苦頭，但毛澤東不計前嫌，仍然以博大胸襟團結他們，和他們一道為革命事業而奮斗，足見毛澤東有過人的容人之量。

識人之智

古代具有識人之智的唐太宗說過：“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泵珴蓶|認為，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善于任用干部是領導者的基本功之一。毛澤東自己就是善于識人用人的典范。

毛澤東識別干部，具有獨特的眼光。他曾引用白居易的“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詩句，來說明這樣一個道理——要從一個干部的整個工作經歷中識別干部，不能因為干部在一個時期、幾件事情上做得不好，就給干部下否定性的結論。毛澤東說：“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泵珴蓶|識人，是為了用人，因此，毛澤東特別善于識別人才的長處。

秋收起義后，羅榮桓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連黨代表，紅軍第四軍營、支隊黨代表，第四軍前敵委員會委員等要職。毛澤東經過對羅榮桓的考察了解，認識到羅榮桓是善于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同時軍事上也很強。他說過，“榮桓同志是個老實人，而又有很強的原則性，能顧全大局，一向對己嚴，待人寬。做政治工作就需要這樣的干部”。1930年，林彪被任命為紅一軍團第四軍軍長，但是選擇誰來擔任紅四軍政委，是個大難題。主要是林彪只考慮打仗的事，基本不過問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林彪也很少說話，與人難以相處，他很少與政治干部、后勤干部交流，常常和負責政治工作的同志搞不好關系。毛澤東經過思考，決定讓羅榮桓擔任紅四軍政委。羅榮桓上任后，不僅政治工作做得好，還把后勤工作也承擔下來，做得有聲有色，在打仗問題上，也能給林彪出好主意，二人合作得很好?？谷諔馉巹倮?，國共兩黨爭奪東北，我黨派出大批干部去東北工作。但毛澤東考慮到東北地位的重要和軍事斗爭的艱巨，決定改變原來讓林彪去山東的決定，下令讓林彪去東北全面指揮軍事，又派羅榮桓去和林彪一起工作。二人在東北配合默契，不僅取得了奪取全東北的重大勝利，還很快秘密入關，取得平津戰役重大勝利。毛澤東重用羅榮桓，正是因為他“識”羅榮桓之品德與才干，同時也對林彪的性格有所認識，才做出這樣的干部搭配和任用的決策，而這個用人決策，被實踐證明是恰當的。

毛澤東通過一篇文章“識”胡喬木這個人才，在黨內傳為佳話。胡喬木年輕時一直在江蘇、北平和上海等地讀書、工作，參加革命活動也是在這些地方，因此，毛澤東并不認識胡喬木。胡喬木是1937年才到延安的。到延安后，毛澤東也不認識他。毛澤東之所以選擇胡喬木到自己身邊工作，是因為從胡喬木的一篇文章中發現了他的才能。1939年5月，為了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延安辦的《中國青年》上發表了胡喬木寫的《青年運動中的思想問題》一文。胡喬木在此文中分析了中國青年趨向馬克思主義的深刻歷史原因和現實意義，明確指出，任何企圖“在青年中間實際封鎖和取締馬列主義，阻止青年思想的進展”的人，“無論換一個什么罐頭”政策來“統制”，都注定要失敗。這篇文章論述深刻，觀點獨到，語言清新，文筆老到、流暢，有一點兒魯迅文章嬉笑怒罵之風。毛澤東看到了這篇文章后，問文章署名的“喬木”是誰，當得知此人叫胡喬木時，毛澤東當時就說，他是個人才。此后，他一直關注胡喬木發表的文章，也派人對胡喬木做了認真了解。兩年后，毛澤東決定調胡喬木到自己身邊工作，擔任他的秘書。1941年皖南事變不久，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來找胡喬木談話，通知他，組織調他去做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聽后十分驚訝地說：“主席要我去當秘書？”他表示，自己擔心做不好。但王若飛說：主席關注你兩年多了，說“喬木是個人才”。就這樣胡喬木來到了毛澤東身邊擔任秘書。毛澤東十分信任胡喬木，中央很多重要文稿，報紙上要發表的社論稿，毛澤東都交給胡喬木寫。胡喬木寫的文稿，毛澤東都很滿意。當年毛澤東還說過這樣的話：“靠喬木，有飯吃?！笨梢娒珴蓶|對胡喬木是十分賞識的?？谷諔馉巹倮?，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帶的人不多，但這不多的人中，就有胡喬木。新中國成立后，胡喬木繼續擔任毛澤東的秘書，深受毛澤東信任，擔任過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社社長、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中共中央副秘書長等職務。后來鄧小平夸贊他是“中共中央第一支筆”。改革開放后，胡喬木長期在中央工作，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為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參與起草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重要文件。毛澤東不只發現和重用一個胡喬木，他還以敏銳的眼光，發現和重用了吳亮平、艾思奇等理論家，這些人后來都成為我黨思想理論工作的骨干。

用人之長

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共產黨內都聚集了一大批人才。這些人才來自四面八方，又各有自己的不足之處。毛澤東用人，堅持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五湖四?！?。毛澤東一再強調，所有干部都是“一個父母生的”，是黨的財富，不要分彼此；只要是愿意為革命事業出力的人，不管他來自什么地方，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只要有黨性，有才干，就放心大膽地使用。他在抗戰初期指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在一個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國里面，進行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些委瑣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薄爸挥幸揽砍汕С扇f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針與辦法才能執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戰爭才能出現于中國，才能最后戰勝敵人?！钡诙€原則，就是始終堅持“用人之才”。他深知，一個干部，有長處，也有短處。我們應該用干部的長處，“不可執一而棄其一”。毛澤東曾在一個批示中強調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毛澤東用人，總是用人之長，使干部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這可以從他對粟裕、烏蘭夫、朱瑞等人的任用上看出來。

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在配置我黨華東地區領導班子時，偏重于讓長于帶兵的陳毅組織軍隊，搞政治工作。陳毅果然在很短時間里，在華東地區發展壯大了人民軍隊。在軍事指揮方面，毛澤東倚重長于指揮作戰的粟裕。他明確指示，在華東，軍事上要粟裕多負責。對于這一點，陳毅自己也說過，在華東野戰軍，他主要是起了一個政治委員的作用，軍事斗爭，主要依靠粟裕指揮。打大規模的戰役，毛澤東有關作戰的電報，大多數直接發給粟裕。1946年10月15日，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為華東野戰軍制定指揮體系：在陳（毅）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戰役指揮交粟（裕）負責。當陳毅將第一個戰役方案報軍委時，毛澤東還專門去電詢問此案是否和粟裕研究過，可見他對粟裕軍事才干的認可和重視。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后，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曾經有一個計劃，讓華東我軍一部主力打到江南去，打一個“大淮海戰役”。但粟裕認為這個方案不妥，現在進軍江南，是孤軍作戰，分散兵力，不僅不利于殲滅國民黨軍隊主力，進入江南的我軍還很有可能被國民黨吃掉。他力主華東我軍主力全部留在華東，打一個規模較“大淮海戰役”小的“淮海戰役”，大量殲滅國民黨軍隊主力于江北。他于1948年1月22日向中央軍委發出著名的“子養電”，建議三支野戰軍由劉鄧統一指揮，采取忽集忽分的戰法，于中原地區輾轉尋機打較大的殲滅戰。同時他還建議統一全國的建軍思想，盡可能統一編制與番號和干部訓練，以減少和消除三軍聯合作戰時指揮者和被指揮者相互間的顧慮。幾天之后，粟裕又發出一份電報重申“子養電”的看法；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膽直陳”自己的意見。粟裕在反復講自己的意見的同時，也表示：他也做好了南下的準備，等待中央的進一步命令。毛澤東對粟裕的意見非常重視，通知他到中央直接匯報，最后決定采納他的建議。事實證明，采納粟裕的意見，確保了淮海戰役的勝利。毛澤東還多次當著眾多黨內高級干部的面夸獎粟裕。毛澤東對陳毅和粟裕才能的了解和使用，使陳、粟二人密切配合，在華東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進軍江南后又連戰皆捷。陳毅也稱贊粟裕的指揮是“愈出愈奇，愈打愈妙”。正因為毛澤東慧眼識粟裕，深刻了解他的軍事才能，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原戰場，我軍才越打越順利。

毛澤東任用烏蘭夫去內蒙古，建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以此為開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內蒙古自治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也是他善用人之長的典范?？谷諔馉巹倮蟮膬让晒诺貐^，政治情況十分復雜。當時國民黨傅作義集團董其武部的勢力范圍覆蓋到內蒙古西部的一些地區。在內蒙古西部，中國共產黨也建立了綏蒙政府。解放戰爭打響后，這個地區是我黨與國民黨爭奪的地區，只要打敗國民黨，我黨就能實現對這個地區的全部解放。然而，這時，在內蒙古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卻出現了搞“內蒙古獨立”，然后實行“內外蒙合并”，建立“大蒙古國”的政治勢力，這與中國共產黨維護國家統一的方針根本不同。中國共產黨實現對內蒙古地區的全面領導，是個十分艱巨的任務。面對這個艱巨任務，毛澤東和黨中央研究后，決定派七大中央候補委員烏蘭夫去那里處理復雜的問題。1945年冬，烏蘭夫率奎壁等十余名干部到達蘇尼特右旗，爭取蘇蒙聯軍負責人對我黨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揭露了企圖搞“大蒙古國”的人打出民族獨立旗號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同時在上層和群眾中做了大量工作，揭露了補英達賚等人分裂國家的真面目。當地各族人民是維護祖國統一的，當他們看清了分裂主義分子的真面目后，立即站到共產黨方面來。在此條件下，烏蘭夫在蘇尼特右旗主持召開了人民代表會議，改組了“臨時政府”。烏蘭夫被選舉為主席，中共方面的同志擔任重要職務，一部分青年知識分子和上層人士被選入政府任職。為了爭取更多的人，還保留了補英達賚政府委員的職位。烏蘭夫認識到，改組后的“臨時政府”不能還留在仍然存在一定分裂勢力的蘇尼特右旗，應該搬遷到共產黨控制的張家口張北縣。他主持“臨時政府”開會，作出了這個決策，很快就將“臨時政府”搬到張北縣?！芭R時政府”搬到張北縣不久，就停止了以“臨時政府”名義頒發布告或與各盟旗的聯絡，事實上匯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之中，避免了一次民族分裂行動。之后，烏蘭夫又對內蒙古地區的政治形勢進行了全面考慮，同時也思考下一步如何解決內蒙古東部出現的問題，并形成了一個思路，就是建立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在內蒙古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組織，反對和制止分裂。為了實施中共中央解決內蒙古問題的方針，烏蘭夫與派往內蒙古工作的同志一起，著手建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1945年11月，以烏蘭夫為首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籌備委員會成立。11月10日，中共中央同意成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烏蘭夫通過建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爭取和改造“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提出以民族區域自治方式解決內蒙古民族問題的主張。烏蘭夫等人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通過耐心、誠懇的勸導和嚴肅、坦率的批駁，最終使各方面政治人物在關系內蒙古自治運動前途命運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統一了認識，于1947年5月建立了我黨領導的內蒙古自治政府。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取得的重大成就，不僅使東西蒙實現了統一，而且為中國共產黨爭取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使內蒙古自治運動匯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洪流之中。正因為毛澤東了解烏蘭夫，知道他熟悉當地情況，有勇有謀的特點，果斷任用他去內蒙古地區承擔這項重要工作，才有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第一個自治區的成立，開了民族區域自治之先河。

毛澤東對朱瑞的任用，也是他善于用人之長的例子。朱瑞在抗日戰爭時期曾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他雖然也是優秀的黨的干部，但更擅長軍事。1945年6月，中央決定任命朱瑞擔任軍委副總參謀長。但是，朱瑞知道后，找到毛澤東主動提出自己可以做些炮兵建設方面的工作。毛澤東進一步了解到，朱瑞在軍事方面還有他的專長，他熟悉炮兵工作，因為他曾在蘇聯學過炮兵。毛澤東是同意朱瑞的意見的，但當時我軍還沒有成建制的炮兵，怎么辦？高瞻遠矚的毛澤東決定任命朱瑞為延安炮兵學校的代理校長，把培養我軍炮兵人才的任務擔起來。日本投降以后，中共中央決定將炮兵學校遷往東北，朱瑞也到了東北。從1946年10月起，朱瑞任東北軍區炮兵司令員兼炮兵學校校長。在他的努力下，我軍收繳了一批日軍遺棄的火炮，加上在東北的蘇軍把他們繳獲的日軍火炮轉給我軍，不久就組建了10個炮兵團、6個炮兵營和20多個獨立炮兵連，這些部隊在歷次大的戰役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到1948年8月，我軍已擁有了各種火炮，為即將到來的遼沈戰役做了充分準備。朱瑞擔任校長的炮兵學校也給我軍其他軍區輸送了幾百名干部，為全軍的炮兵建設培養了大批骨干力量，從而使炮兵成為人民軍隊中的一個重要兵種。正因為毛澤東知朱瑞之長，任用他到合適的崗位上，才發揮了他的作用，為我軍迅速建立炮兵部隊打下了堅實基礎。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