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述評

馮佐哲

楊啟樵先生所著《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一書，一九八一年底在香港出版。這本書正如作者自己所指出的，并非全面評價雍正帝一生的專著，而是“略人之所詳，詳人之所略”，主要討論雍正帝的登位，暴死，以及他獨創一格的《批渝旨》，或通過《批諭旨》來看他的為人。它既非雍正帝大傳或年譜，也非雍正斷代史，“只是抉取三五問題，略作論說而已”，因此，“有些重要課題，如軍機處、耗羨歸公、社會動態、地方鄉紳等都付之闕如”。但由于作者廣泛搜羅、利用了大量已刊、未刊的檔案資料，特別是現存臺灣的大內檔案，并在借鑒、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別立新說，加之作者考訂細密，故不唯讀來引人入勝，而且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

楊啟樵先生現執教于日本廣島大學文學部。他早年曾在香港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攻讀史學，主要從事明史的研讀。畢業后他東渡日本，在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科深造，一九七○年獲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其后他先后任新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修員等職。曾用中、日文撰寫過有關明清史研究與日本漢學評論等著述多種。一九六六年，楊先生參加了由日本著名史學家宮崎市定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創辦的“《雍正批諭旨》研究會”，對清世宗雍正帝產生了很大的興趣，故以此為契機，轉治雍正帝史的研究。他為此首先精讀了《雍正批諭旨》全書，但因此書只收錄了雍正帝全部批諭旨的十分之三、四，為溯本求源，搜集更多的資料，他復于一九六九年春開始數次赴臺北查閱有關檔案資料。僅第一次就用了四個多月，檢索了康熙、雍正二朝檔案二萬余件。經其梳耙、整理并潛心鉆研，歷經十個春秋，終于完成了《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一書。

雍正在康熙、乾隆中間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滴跄耗?，弊端叢生，若不是雍正登基后大力整飭，恐怕清朝的國運難以延續達二百六十余年之久。如果沒有雍正帝的一系列改革、整肅，也不會迎來“乾隆鼎盛之世”，因此他是清朝諸帝中一位關鍵人物，在清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往昔對于雍正帝的研究很不充分，盡管在民間的傳說、戲劇中他的形象頗為不少，但多出于荒誕不經的稗官野史，經不起推敲。這里雍正帝的形象往往被歪曲成謀父、逼母、弒兄、屠弟，陰險狡詐、矯詔篡位、屠殺功臣、大興文字獄的暴君。同時又把他神秘化，說他武藝高強、神通廣大，可放飛劍，取仇家首級于千里之外，最后又被人行刺宮中，落得個身首異處云云。就是在清史研究中，特別是在早期的清史研究中，雍正帝也被蒙上了許多惡名，并沒有給他以應有的評價。只是在近年來的清史研究中，雍正帝的研究才開始為學術界重視。人們紛紛著書撰文為雍正帝正名，對他的功過一一給予評定。

不囿成說，能出新意，是本書顯著的特點之一。對于雍正繼位是“謀父篡位”，為此而“弒兄屠弟”、“誅年滅口”乃至大興文字獄(如呂留良、曾靜案)，為穩固統治而使用特務，以至最后為仇家行刺身亡等等傳統說法，作者在本書中均提出了自己的新見。這對今后雍正帝史的研究很有稗益。如所謂“世宗繼序不正，出于矯詔篡立，自雍正初已喧傳人口，二百余年來鮮有異論，現代學者也多持此說?！泵仙壬鴮戇^《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王鐘翰先生也寫過《清世宗奪嫡考實》及《胤西征紀實》等，二位前輩旁征博引、詞鋒銳利，遂使篡立說更獲得學術上的證明，數十年來幾成定論，贊承者多，持異議者少。近年來才有同志對此問題撰文著書，認為雍正帝繼統是合法的，如馮爾康同志就是其中之一。楊著也對篡位說提出了疑問，并對孟、王二先生及金承藝先生的說法，諸如雍正繼統“授受之際不明”、“《大義覺迷錄》中有謀父記載”、“年、隆為奪嫡幫兇”、“允易名”、“圣祖早屬允”、“高宗怪金多事”、“年羹堯為川撫時所上‘他日不負王爺等奏摺”及《實錄》刪改等問題，均一一質疑問難而作出自己的結論：“篡立說尚有無數疑竇未解，或者說所提證據仍有商榷余地，在解決這些問題以前，我們寧可說胤禎的繼位并非不正”。除此之外，作者還考證出“誅年與繼位無關”。他根據朝鮮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中的記載，推得年羹堯生于康熙十八年。此說與《上諭八旗》相合。而雍正帝生于康熙十七年，故年羹堯不當年長于雍正帝，反倒比其小一歲，這就推翻了把年與雍正帝的關系說成是“呂不韋與秦始皇的關系”的說法。其次，楊著又根據有關檔案資料推斷允為撫遠大將軍時并未受年羹堯箝制，雍正殺年羹堯也絕非為了滅口，乃是由于年本身驕橫貪暴，以及他破壞了雍正帝自負的情報網所致。

關于雍正帝暴死的原因，楊著也提出了與眾不同的看法。通常認為雍正帝被刺于圓明園行宮，據說刺客是呂留良的孫女呂四娘。楊著則認為呂留良的后代不可能有漏網出奔的，因浙江總督李衛是偵緝老手，他是不會讓呂家之人逃脫的；其次呂氏的孫輩全部發配到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故呂四娘混入宮內也不可能；再有，圓明園也與紫禁城一樣戒備森嚴，自雍正二年起，就設有護軍營，晝夜巡邏，刺客潛入寢宮，砍去皇帝腦袋，絕非輕而易舉之事。雍正帝既無被刺的可能，然則他究竟死于何因呢？楊著認為，雍正平生崇佛道、信方士，從雍正八年大病后開始，他不斷吞食丹藥，久而久之，“服餌丹藥中毒而亡”。

關于密摺制度，作者用了四章近一百頁的篇幅(占全書三分之一)進行闡述。較為詳盡地把這個制度的來龍去脈，它的內容，對批諭旨的質疑(出版目的，奏摺稿樣，奏摺數量，已錄、不錄和未錄以及未刊奏摺的秘密性問題)、批諭旨為什么篡改以及如何篡改等問題，都作了較為詳盡的說明。作者指出清代密摺制度肇端于順治，實行于康熙，至雍正帝則因其把密摺制度作為推行其政治主張的主要手段而盛行?！坝赫塾苤煜率鼊?，行公正之政治，乃借奏摺搜集情報?！币话阄墓僮圆颊?，武官自總兵以上，均可向皇帝上這種私人秘密報告。但在雍正朝也有例外，只要得到皇帝批準的人就可以用密摺上奏。地方衙門之政治、人事、臣工貪污受賄、地方治安、人民起事以及天候變化、雨雪多少、農作豐歉、糧米價格、祥瑞災異等，事無巨細，均在密奏范圍之內。此種密摺臣下緘封，直達御前，皇帝親拆親閱，旁人不得與聞。雍正帝每夜闌秉燭，披覽密奏，有時一日多至數十摺，皆用筆手批，發回具奏人，故天子雖居大內，深居簡出，但各地臣工之作為、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動態，無不了如指掌。又因這些密摺來自全國各地，同一內容的事件可能有許多人具奏，倘有錯報、虛報，可立即發現，所以一般說來，上奏者不敢不報告真相，是以可信度較高。雍正帝即據此施政，故可稱之為奏摺政治。這種密摺制度作用頗大，大致可舉以下幾點：一、可使臣工彼此監督，互存戒心，互相牽制，防止封疆大吏擅權胡為；臣工們恐被暗中檢舉，故不敢胡作妄為。二、因密摺是君臣間的私人通訊，故可直言。三、倘若有所興革，君臣間可預先私下商議，故有緩沖之余地。四、君主以批為教育、獎掖之工具，既可開導、訓誨臣下，又可鼓舞、激勵其上進。五、君主用密摺可以安排臣工的升遷陟黜事宜，并可借此考核官員的優劣。六、使君主廣耳目、周見聞、洞悉庶務。

楊著關于《雍正批諭旨》及其奏摺制度的研究是迄今第一部這方面的研究專著。作者不畏煩難，下大氣力，將存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原摺與已刊行的《雍正批諭旨》做了全面的核對，找出了已刊行的《雍正批諭旨》的加工痕跡和刪改情況，并經過比較，得出了《雍正批渝旨》就主要問題而言，并未在原摺上作太大的更動的結論。以往許多人雖利用《雍正批諭旨》，但同時又懷疑其可靠性，因此作者的探討顯然是有益的。

此外，作者還將雍正朝批奏摺的提奏人一一列表，制作了刊本《雍正批渝旨》提奏人的索引，對提奏日期進行了補正，使人看后一目了然。這就在一定意義上起到了工具書的作用，為今后研究《批諭旨》者提供了便利。

雍正帝在封建帝王中，固不失為一位有作為的君主，但他也同歷代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一樣，無可避免地帶有其封建統治者的局限性。何況平心而論，即使僅僅從雍正帝本身的性格而言，也有著許多嚴重的缺點，如多疑、殘忍、喜怒無常、性情急躁、苛察為明等。楊著對于這些，雖然也略有涉及，但往往一筆帶過，似不夠全面，給人以對雍正帝揄揚過甚之感。

本書在內容的繁簡取舍上也有一些不夠確當之處。如對年羹堯、田文鏡、李衛等人，本書敘其發跡緣起、為政權術等頗詳，這是必要的，使人讀了感到有骨頭有肉。但對他們的健康狀況之類也大加鋪敘，未免給人以枝蔓繁贅之感。還有，書中既然對年羹堯的事跡敘述頗詳，為什么卻把雍正帝最得意的心臂股肱之臣鄂爾泰遺忘了呢？對于隆科多，作者的筆墨也過于簡省。如果能將隆科多被貶一事也加以辨析，也許會使雍正繼統非矯治篡位的觀點更具有說服力。再有全書在體例上給人的感覺也不夠集中，評述雍正帝其人其事的部分與密摺制度研究的部分結合得不夠緊密，給人以兩大塊之感。

最后還想談一點感想。楊著之所以能夠提出若干新見，筆者以為主要在于充分利用了保存在臺灣的清史檔案，同時參考了國外的有關史籍，這是目前中國大陸的學者限于條件無法利用的。但楊著同樣有所欠缺，這就是未能充分利用祖國大陸所收藏的清史檔案，故使作者的研究受到局限。例如，楊著第八章《密摺規章》一節談及奏摺匣時，因作者未見實物，不得不引用饒旬宣的《奏摺譜》一書來加以說明。殊不知，奏摺匣之實物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就保存了不少。由這個信手拈來的一例即可看出，海內外的學者，特別是海峽兩岸的中國學者在研究中的合作與交流，是何等的重要。

(《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楊啟樵著，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一年出版，350頁，〔平〕港幣20元，〔精〕港幣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