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病”

盧敦基

一八九○年，針對那種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加以歪曲，硬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的因素的作法，恩格斯在給約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經濟狀況是基礎，但對于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場合下主要決定這個斗爭的形式的，是上層建筑的各種不同的因素……”恩格斯在這里，為我們指明了歷史研究的方向，但在我們的筆下，歷史常常成為“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

法國著名政治家、一九七七年被推選為法蘭西學士院院士的阿蘭·佩雷菲特，在一九七六年出版了《法蘭西病》(中譯本易名為《官僚主義的弊害》)。他在書中說：“歷史不是一根線。別想用一個孤立的因素來說明一切?？磥碛斜匾诎l展過程的多種因素中，強調指出某種因素的重要性，而這種重要性卻正是在我們那種天真的唯物論者所忽視的。這就是人的思想的重要性?！?/p>

阿蘭·佩雷菲特在這本著作中貫徹了自己的準則，由于他的努力，這本書當時被譽為“戰后關于法國最重要的一本書”，它透露了法國“最觸目驚心的內幕”。

“從奧古埃河紅色的河水，到萊茵河的霞霧，到北海的鐵灰色的波濤”，阿蘭·佩雷菲特覺察到了一種“法蘭西病”；他從童年以來就覺得有這種病。后來，他研究了科西嘉公社，訪問了英、西德、東德、波等國，觀察了他的選區普羅文—蒙德羅——國家的縮影，在戴高樂和蓬比杜的政府里先后擔任好幾次部長。這一切使他完成了追蹤“法蘭西病”這隱患的歷程。

什么是“法蘭西病”呢？作者用了一部的篇幅，敘述了“煤灰子”、“地下水”兩個事件，指出法國屬一種教條式的中央集權制；然后，他通過大量例子，剖析了社會結構中官僚體系的種種弊害。他指出：“法蘭西病”是扎根于路易十四時代國家干預經濟的“科爾伯特主義”和十六世紀以來的反宗教改革?！胺ㄌm西病”不僅表現在行政、經濟領域中，如不負責任、偷梁換柱、平衡失調等，還表現在文化、思想諸方面，如固步自封、權力神圣、尚同拒異、喜好空談等。

阿蘭·佩雷菲特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許正因為他把經濟因素只當作結果，而從未當作原因，就部分地違背了社會系統中的各因素互相作用的事實，使這本著作顯得頭諸繁多，過分繁瑣。

阿蘭·佩雷菲特還犯了一個錯誤：他把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只看成是一場“廢除”“中央集權制”的行動。當時法國的癥結只在于有著“巨大的行政權力”，因此，大革命不是為了爭得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而應該爭取權力分散，廢除官僚主義。作者這時患了——用他形容別人的話——“管窺癥”。

阿蘭·佩雷菲特提出，要醫治法蘭西病，必需進行一場“精神革命”，一場“心理革命”。它“依靠每個人的自覺，改變精神面貌”?！斑@一革命不知不覺地、幾乎是不聲不響地往前邁步。并不象外部革命那樣以希望為支柱，而是作為希望的支柱，因為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心中完成這場革命?！边@是很有見地的。阿蘭·佩雷菲特描寫法國說：“因為我們的社會缺乏信任氣氛，總是感到別別扭扭，挺不舒服，因此就夢想徹底地改變面貌，甚至來個脫胎換骨式的化學反應。因為我們的社會對社會化學并不入門，所以就以為一次化學反應會引起奇跡般的變化。期待著它的浮士德把下等金屬點為純金?！?/p>

魯迅早在《習慣與改革》一文中說過：“真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沙夫(即列寧)先生，他是將‘風俗和‘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并且以為改革這些，很為困難。我想，但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即等于無成，如沙上建塔，頃刻倒壞?！苯鉀Q一切社會問題，都幻想通過劇烈的革命，只能在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只有重新鍛煉民族的精神，改造傳統的文化一心理結構，使之與物質文明同步發展，相互適應，相互改造，才能使一個國家真正跨入前進之途。

佩雷菲特說：“同一類型的文化，通過各種經歷，肯定自己的一貫性”?！胺ㄌm西病”是生長在法蘭西歷史和法蘭西人民的土壤上的。他深信，一個民族無意識之中，受到自己歷史的支配，而“要擺脫歷史的束縛，只有正視歷史，也就是以另一種方式正視自己?！敝挥猩羁陶J識了自己民族的弱點，才有可能去克服弱點。

佩雷菲特寫作這本詳盡分析法蘭西民族特性的專著，是為了讓人們“自己去照照鏡子”。這部著作中譯本的出版，對我們來說，也有一定的啟迪作用。我們何妨也在這面鏡子中照照自己呢？在鏡子中，我們會發現不少問題，但一切有自信心的民族，都是敢于正視自己缺點的，因為唯有如此，才能發現自己民族肌體上的病菌，創造出防病的機制，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迅跑。

(《官僚主義的弊害》，〔法〕阿蘭·佩雷菲特著，李真、孟彤鄰譯，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2.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