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水利史研究與姚漢源先生

莘　子　丁　聰

中國水利史研究，這是學術園地中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

最近幾年，水利電力出版社陸續出版了幾部關于中國水利發展史的著作，它們是：《中國水利史稿》(上冊)，《長江水利史略》，《黃河水利史述要》，《水利電力科學研究院科學研究論文集水利史專集》，《中國水利史研究會成立大會論文集》等。隨著這些著作的傳播，水利史研究作為一門邊緣學科，正日益為更多的人們所了解。而這幾部書的主要審稿人姚漢源教授——中國水利史研究會會長，人們卻還不大熟悉。

一、不同凡響的見解

一九六三年，中國水利學會在北京召開學術討論會。當時正值黃河三門峽水庫工程出現嚴重技術問題。原來蘇聯專家設計水庫時忽略了黃河含沙量太大的特點，生搬硬套蘇聯河流的規劃方案，因而水庫建成后，泥沙淤積成了致命問題。如不改變原設計，用不了幾年時間水庫就會被泥沙填滿而報廢，幾十億元人民的血汗將付諸東流。一時間，人們把黃河的泥沙完全視為“洪水猛獸”，當做罪魁禍首。

就在這次學術討論會上，姚漢源教授提交了一篇題為《中國古代農田的淤灌及放淤問題——古代泥沙利用問題之一》的論文。他旁征博引，運用豐富、翔實的史料，論證了下述問題：泥沙問題自古就是黃河與其它北方多沙河流的癥結，二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懂得黃河之水“一石水而六斗泥”；泥沙處理不好固然是害，但如處理得宜，未嘗不可以造福于人。我國古代人民不僅興水利而且興沙利，因勢利導，大搞農田放淤，取得了良好效果：

早在二千年前的戰國時期，魏國人民就興建了引漳十二渠，開了綜合利用多沙河流水沙資源的先河；

也是在二千多年前，秦國人民修建了大型灌區鄭國渠，利用涇水高濃度含沙中的豐富養料，“且灌且糞”，改造貧瘠土地，使關中成為農業經濟發達的地區之一，為秦滅六國、統一中華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到了宋代，人們又利用黃河豐富的水沙資源，對黃河和汴渠兩岸低洼地區實行“放淤”，形成了高潮。北宋的大改革家王安石親自倡導了這一空前規模的工程，一次放淤土地達幾十萬畝；

迄于明清時期，放淤固堤，利用泥沙，改造河道更已成為當時治河工程中的重要措施之一，不僅在黃河，而且在永定河、南運河等北方多沙河流上都得到了普遍推行。

姚漢源教授在援引了這些雄辯的史實后指出，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利用泥沙，治理多沙河流的豐富實踐，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經驗可以借鑒，為今天所用；教訓必須記取，不能再重蹈覆轍。這就需要我們對中國水利發展的幾千年歷史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姚先生認為，治理黃河的漫長歷史已經表明，泥沙始終是黃河的癥結，不解決這個問題，一切努力都會失敗。他還認為，利用泥沙的豐富實踐已經證明，治水需要有一套工程技術措施來保證，治沙同樣需要有一套工程措施來實現。

古語有“圣人出而黃河清”的說法。很早以來，人們便把治理黃河的希望寄托在水清上，而把黃河泥沙片面地視為禍害和包袱。姚先生的論文不僅使人們認識到黃河三門峽工程的根本失誤之一，就在于沒有重視對黃河史的研究，沒有把治沙問題放在首要位置，而且從歷史角度給人們提供了新的啟迪，開拓了人們的視野，糾正了以往對泥沙問題的片面認識，而他提出的變沙害為沙利的思路，則無疑為今后解決黃河泥沙問題、綜合利用黃河水沙資源，提供了一條可供選擇的途徑。這些結論完全是從對中國水利發展的悠久歷史的研究中得出的，在當時確是使人耳目一新的見解。

這篇論文立即引起了水利界人士的極大興趣，而且得到有關領導同志的重視。當時的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同志，曾向周恩來總理推薦過這篇文章。

接著，姚先生又寫出了古代利用泥沙問題之二和之三。透過對大量史料的分析研究，進一步闡述了古代利用泥沙的思想和具體措施，為今天的治黃治沙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但是，這兩篇論文的正式發表卻在十年動亂之后，時隔十七年之久。

一九八○年，《中國水利》雜志上發表了《從歷史上看北方多沙河流的水利特征》一文。這是姚先生多年來研究古代泥沙問題成果的一個概括和總結，該文榮獲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科研成果一等獎。

任何學術上的建樹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姚先生對解決黃河泥沙問題的重要見解，正是他幾十年孜孜從事水利史研究的辛苦結晶。

二、一個獨特的規劃

一九五六年，黨中央號召向科學技術進軍，春風在神州大地吹拂。武漢水利學院的教師們意氣風發，人人都在制定自己的十二年科技研究規劃。

姚漢源教授也制定了自己的規劃，但這個規劃的內容卻與人們迥然不同：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知識，系統地總結、研究中國水利發展的歷史，為今天提供借鑒。他要在已有的長期資料積累的基礎上，再用十年左右的時間系統整理出一部《中國水利科學技術史》，并培養出一批研究中國水利史的骨干力量，逐步形成并不斷健全和發展中國水利史研究這一學科。

在這所培養現代水利工程師的學院里，大家的規劃都是瞄準新的、洋的，而姚教授的規劃卻是對著“土”的、古的作文章。對此，當時有許多人感到難于理解。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搞現代科學與研究歷史有什么聯系？也有人納悶：學工程的人能搞得了歷史嗎？

懷疑和不理解絲毫不能動搖姚先生的信念。他堅定不移地把自己的規劃一步步付諸實踐，同時一有機會就反復宣傳自己的主張：從幾千年水利的興衰中可以看出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可以獲得規律性的啟示，可以使今后少走彎路。姚先生認為，我國近代科學的落后，導致無數志士仁人奮起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以求強國富民。這對振興祖國，厥功甚偉。但由于近現代科學技術大多從西方求取而來，因而也往往使人們對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史，特別是水利發展的歷史的研究不夠重視。他對比了中西歷史、自然地理條件和水利事業的差異后指出：“西方各國相對說是小國寡民，或歷史較短，或水利問題簡單，或歷史資料積累較少等等。反之，我國疆域廣闊，抵得上整個歐洲；自然條件復雜，無論氣候和地理情況都千差萬別；河流湖泊眾多，一國境內有兩條長達五○○○公里以上的大河和五千多條流域面積在一百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歷史悠久，自秦漢形成大一統的國家已有二千多年，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而且歷代都重視水利開發和水政管理，水利歷史經驗的積累，各種水利史料特別豐富，僅以文字記載一項，粗略估計的字數就不下一億。這樣一個國家的水利史實際上是一個世界性(東方世界)的歷史。這樣的國情就要求開展必要的水利史研究，從中吸取規律性的、方向性的經驗，大大豐富我們的水利科學?！?/p>

實際上，我國自古就注意水利經驗的總結，編輯水利文獻具有極為悠久的良好傳統。早在公元前一世紀就有《史記·河渠書》的出現，這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水利通史；以后又有水利斷代史，專業水利史，河流水利史，水利工程專史，水利法規，水利施工規范以及水利總結，匯編、叢書等等。無論全國性或地區性的史、志中，都有大量的水利發展的專篇或專章。記述水利的文獻體裁有文，有詩，還有以圖為主的著作，真是豐富多彩，蔚為大觀。到了近代，這一傳統雖然并未完全斷絕，仍有一些著作出現，也有人嘗試用現代科學方法整理前人經驗，可是總的說來卻寥若晨星。因此，姚漢源先生為了發掘祖國的極為寶貴的水利遺產，選擇了這條冷僻而艱巨的道路，決心為使我們這個水利大國和水利古國獻出它埋藏的無數奇珍異寶。

由于環境的薰陶，姚先生從小酷愛歷史，酷愛祖國悠久燦爛的古代文化。遠在中學時代他就博覽群書，通讀了《資治通鑒》、《九朝紀事本末》和大量史籍，為他后來從事水利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史學與文獻基礎。他的家鄉在山東鉅野，地處黃河之南，自古就是多災多難的地方。黃河的水哺育他成長。他從小耳聞目睹了奔騰不息的黃河是怎樣滋潤兩岸土地，又怎樣吞噬著兩岸的田禾民居。黃河的歷史與現狀時刻縈繞在他心中。凡此，都促使他在決定畢生志向時毅然選擇了水利專業，并于一九三三年考入清華大學土木系。僅僅三年之后，這位胸懷遠大志向的年輕學子就在清華?？习l表了第一篇水利史研究論文：《黃河舊帳翻檢》，提出只有認真研究黃河的變遷和治黃史，才能辦好黃河的事情?？谷諔馉幈l后，他到了西南，先后輾轉于貴州、昆明、重慶和成都等地任教。由于他在水利和歷史兩方面的廣博學識，使他擔任這兩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都能勝任愉快。自這時起，他便開始系統地搜集有關水利的史料。在黑暗的舊中國，即使是很熱門的專業，也難于施展一個人的才智與抱負，搞水利史這樣的冷門當然更無人問津。新中國的成立，使姚先生的夙愿終于得以付諸實踐了。

從一九五三年起，姚先生擔任了學院的副教務長，繁重的教務工作和接二連三的運動，幾乎使他難于安穩地坐下來。但是就在這種情形下，他也從未舍棄自己的目標。每當夜闌人靜之際，他便翻開一部部厚厚的線裝書，不斷豐富和擴展各方面的資料，不斷思索和探討著這成千上萬條歷史信息后面的內在聯系，一步一步地向目標邁進。到六十年代初期，他已完成了六十萬字的《中國水利科學技術史講義》的綱要。僅僅是精選的水利史料和洗練的分析評述，就密密麻麻地記錄了六大簿。整理成書，僅僅是時間問題。

正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文化大浩劫沖掉了姚先生為建立水利史學科而制定并已初步實踐的規劃。

三、求實的精神

西漢末年，黃河發生大決口，洪水泛濫橫流幾千里。由于當時政治動亂，黃河決口達六十年未能堵塞。東漢前期出了一位治河專家王景，他使黃河順軌，并與汴河分流不悖。王景治河一直在歷史上被傳為佳話，據說從此黃河出現了相對安流八百年無大患的奇跡。這在黃河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事情。因此，人們一直在探究王景治河的奧妙，試圖從中獲得當今治黃的良方。

歷史的真象是否真正如此呢？有的學者提出“植被說”，認為黃河“相對安流”時期是由于黃河中游的植被得到恢復，黃河的泥沙減少，因而河患也隨之減少。這是否也有道理？姚先生感到問題不那么簡單。這樣的根本性問題，正需要水利史研究工作者來認真回答的，而決不能人云亦云。他系統而全面地研究了有史以來關于黃河變遷的記載，研究了歷代黃河流域的政治經濟狀況，一個又一個的疑團開始在他腦海中升起：

王景治河的基本措施就是修筑堤防及其輔助工程“水門”。王景之后，特別是明清以后我國的堤防技術日益成熟，堤防制度日益完備，這是王景時期所不能同日而語的。如果王景靠這些辦法治河能管八百年，那么為什么后代靠同樣甚至更完備的方法只能管三、五年，乃至年年河患不斷？

人們常常說“王景治河，千年無患”，可是史籍上明明記載著王景治河不久就出現河患。再仔細檢索一下各種史料還可進一步發現，河患不是幾次、十幾次而是幾十次。這怎能說是“千年無患”呢？

如果說黃河“相對安流八百年”是事實，而其原因又是因為黃河中游的植被得以恢復，那么，植被恢復需要多少時間？植被一恢復黃河的泥沙問題是否就解決了，下游的河患就馬上減少了呢？倘若是這樣，那么周代以前植被保護很好為什么還有周定王五年的黃河大改道呢？再往前溯，為什么還有商湯時期的盤庚遷都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促使姚先生一定要揭開黃河“相對安流八百年”、“王景治河千年無患”之謎。他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不停地搜尋，全面地、客觀地分析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狀況以至社會生活中與之有關的一切材料。接觸的材料越多越使他堅信：王景治河雖然很有成績，但決不是千年無患；植被的變化固然會影響水土的流失，但黃土高原的形成是地質時期的事情，遠在人類出現以前，即便兩岸沒有水土流失，河體本身的下切沖刷也會帶走巨量泥沙。經過一段時期的艱苦工作之后，一九八二年，姚先生在國務院召開的“黃淮海平原戰略規劃學術討論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提交了一份題為《二千七百年來黃河下游歷史真象的概述》的重要論文。在這份長達二萬字的論文中，姚先生提出了對王景治河以及“黃河千年無患”的初步見解，認為：王景治河是利用了黃河在幾十年自流中沖出的一條地勢較低、較為順直的新槽，再以堤防約攔大水，因而使河道穩定了一段時間。但不久就出現了我國北方持續幾百年的戰亂，使黃河堤防遭到嚴重破壞，殘缺不全。在兵荒馬亂的年代，堤防不可能得到整修，黃河水又四處漫流。但是當時黃河下游兩岸湖泊多，支流多，它們與黃河干流息息相通。每遇黃河大水，兩岸的支流、湖泊便成為黃河分洪、蓄洪、滯洪的路徑和場所，八方聯成一氣，無所謂堤防決口，也就無所謂河患，這也就是為什么當時只有“大水”的記載而無“決溢”、“河患”記載的道理。由于黃河下游支流和湖泊的分流蓄洪作用，黃河的巨量泥沙也被分散到各處。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湖泊和支河也逐漸被黃河泥沙淤塞填平而失去作用。隋唐以后，消除了戰亂割據狀態，黃河堤防重新得到系統的整治，黃河的泥沙又只能堆積在兩道堤防之間，使河槽逐漸抬高。于是，到五代時期，黃河決口又頻繁起來。

姚先生從大量的史料中所揭示的這一真象，使人們開始步出“王景治河千年無患”的迷宮，引起關心治黃史的各方面人士的極大興趣，使人們去認真思考歷史上各種治黃措施的得失利弊，思考人為的作用與自然的反作用之間的辯證關系。它也充分說明姚先生在處理學術上的問題時探求真理的求實精神。

水利史是一門邊緣學科，所涉及的面廣，專業性又很強，它不但與現代水利科學的各個專業不可分割，還與有關的學科，如農史、水運史、歷史地理，以及文物考古等專業的研究密切相關。只有全面掌握和了解這些學科的研究情況，才能高屋建瓴地把握住水利史研究的深度和發展方向。

為了研究春秋戰國及以前時代我國的水利發展史實，姚先生對古文字學進行過深入的鉆研，他曾寫下幾萬字的《鄂君啟節考釋》(未刊稿)，從古文字學和水利史角度，對許多爭論的問題加以考釋，得出獨到的見解。在多年深入鉆研古文獻基礎上，他還寫出了六十余萬字的《左傳地名考釋》(初稿)，運用音韻學等方面的研究，對《左傳》中所涉及的地名，一一作了考訂和詳釋，為《左傳》和與《左傳》有關的學術研究提供了便利。這在《左傳》研究中還是僅見的。為了對古代水利建設的歷史政治背景和社會條件有更全面的了解，姚漢源教授還曾潛心研究過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尤其對宋明理學的鉆研深度，絕非尋常涉獵史學者所能及。目前，他正為中華書局標點?？薄锻觚埾壬?。

不僅如此，姚先生對現代水利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十分關注，一九八○年，他與其他同志合作，翻譯出版了長達五十二萬字的美國C.H.佩爾主編《噴灌》一書。

正因為有了這樣廣泛研究的基礎，姚先生在水利史研究中，能及時地選擇與現代水利建設和研究中關系密切的重大課題。如前述對泥沙問題的研究，又如目前正在撰寫的《京杭運河工程技術史》(約二十五萬字)，不但對千百年來中國運河工程技術發展過程及其特點進行全面總結，而且對今后“南水北調”東線方案也可提供重要借鑒。

“中國人如果對自己歷史的研究還不如外國人，則上無以對祖宗，下無以對子孫”。這是姚先生常講的一句話。事實上，過去由于各種原因，對某些領域的研究我們確實重視不夠。就以水利史研究而論，日本在六十年代就由幾十位教授組成了“中國水利史研究會”。二十年來，他們陸續出版了十幾種關于中國水利史的研究專著。相比之下，我國的有關研究卻因人力分散，沒能很好地協調一致地組織起來。有見于此，在姚先生的積極倡議下，經過有關部門許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一九八二年四月在著名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成立了“中國水利史研究會”。不久，一些省市也相繼成立了研究會。我國的水利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一九八二年十月，姚漢源先生以水利史研究會會長身份邀請了日本“中國水利史研究會”學術代表團來華訪問，與中國的水利史研究工作者進行了學術交流。姚漢源先生對來賓說，水利史研究才剛剛邁步，今后的任務更艱巨。人到晚年，更感覺時間的寶貴和緊迫。為了水利史學科的繁榮，我愿奉獻出最后一滴心血。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初稿

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