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憶舊

羅宗強

兩年前，朱維之先生來找我，讓我讀一遍他剛剛完成的《中國文藝思潮史稿》。我真是受寵若驚，便滿口答應，并且很快便恭恭敬敬認認真真的讀起來。讀起來之后，便不斷產生了一些與這部著作似乎有關又似乎不甚有關的想法，其中還夾雜一些片斷回憶。

朱先生的這部著作，是在他一九三八年出版的《中國文藝思潮史略》的基礎上重寫的，框架大抵不變，而豐富了內容，補充了新的章節；篇幅大約是《史略》的三倍半，而基本的思想，并未有太大的變動。

半個世紀過去了，人世滄桑，一位古稀老人，來重寫他青年時代的著作。這其中恐怕是有許多可以玩味的吧！

學術無疑是發展了。朱先生出版他的《史略》的時候，國內還沒有一部文藝思潮史，文學批評史也正處在草創期?，F在就不同了，舉凡中國文藝思想史和文學批評史涉及的問題，研究都深入了。在專題研究已經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再來審察文藝思潮的史的發展，當然會有新的發現。朱先生大概是考慮到這一點才重寫的吧！不過當我讀到他那用一筆一劃工工整整寫出的，如蠅頭大小的楷書的書稿時，肅然之中不禁想起了其它的一些事。朱先生是以認真、謹嚴著稱的，從做學問到生活方式，全都有條有理，按部就班。傳說他每天的飲食，是師母按營養需要嚴格搭配的(師母精于此道)，每天一套的太極拳，幾十年從不間斷?，F在雖然八十三高齡，依然滿面紅光。前幾年體格檢查的時候，醫生說他的心臟有如五十歲人。他七十歲那年，是一天直登黃山頂峰的。這樣的體格，恐怕就得力于他那有條有理、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這幾年他精力之充沛、成績之斐然，實在令人驚訝。單在八十年代，先是出版了兩部譯著：彌爾頓的《復樂園》和《失樂園》(上海譯文出版社)，接著先后主編了《外國文學史(歐美部分)》(此書與趙澧先生共同主編，并獲得了國家教委高校教材一等獎)和《外國文學史(亞非部分)》；同時完成了《希伯來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和《圣經文學十二講》(人民文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古稀之年而有這樣的成績，當然與數十年的積蓄有關，但也與他那有條有理、認真謹嚴的作風有些關系。他是從不匆匆忙忙突擊文章的，準備好了，從容不迫、不緊不慢地寫，看似不急，其實是快了。五六十年代，他好象不怎么寫文章。那時他教學任務重，加以其時主持系政的李何林先生，是強調教學的，寫文章往往被目為不務正業?，F在打個岔，來說到李先生了。李先生是以正直高潔、剛毅不阿獲得學生衷心崇敬的。有一次在批判他的“修正主義文藝思想”的全系大會上(針對他那篇被誘騙出來發表而后又加以批判的《十年文藝理論中的一個小問題》)，他逐條反駁，堅持自己的意見。我現在還保存有一張他當時發言的像片，那剛毅自信的樣子，至今還讓人肅然起敬。但是對于他的重教學、輕科研，后生小子如我者，卻頗有腹非。不過對于他治學的謹嚴，卻是五體投地的佩服。三十多年前聽他講魯迅的《野草》，至今不忘。他能爛熟地征引《魯迅全集》的其它文章，把很難懂的《野草》講得清清楚楚?，F在能象李何林先生講得那樣字字句句毫不含糊的，恐怕不多了吧！那樣謹嚴的學風，現在是仿如隔世了。我不知道我的這個想法是不是落伍者的一聲輕輕嘆息。

由朱先生《中國文藝思潮史稿》的蠅頭小楷而連及上面這一些關系似乎不大的事，現在該回到這部書的本身來了。這部框架大體上是五十年前構造起來的書，卻給了我一種新鮮的感覺。這大概是它與幾十年來中國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習慣于以朝代為基本構架單位不同的緣故吧！看慣了，也就看膩了，再見到許久沒有露面的另一種框架，便覺出新鮮感來。這書的一個明顯特點，便是打破朝代界限，而以思潮的變化為線劃分段落。這種劃分，顯然較近于文藝思潮的史的原貌。例如，他把東漢至唐前期(至盛唐為止)劃為一個大的時間段落，認為這是一個佛道思想泛濫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里，他集中地講了佛教的傳入給文藝帶來的影響；講了佛道思潮引導士人走向自然，在文學中出現了對自然的禮贊；講了佛教的傳入對中國詩歌的格律化和口語化兩股潮流的影響；還講了佛道思想給小說、繪畫、雕塑和音樂帶來的變化。習慣上文學批評史、文藝理論史界是把六朝與唐分為兩個時期的。如果從時代風貌上看，這兩個時期確有不同，例如，在詩歌上同是寫山水田園，陶淵明、謝靈運與孟浩然、王維顯然有差別，陶、謝詩中清遠閑適的境界里，沒有王、孟詩中那種熱烈的生命的氣息。又如，同是佛教造像，北魏勁健而唐人圓潤。繪畫與音樂，同樣也有時代風貌上的差異。但是，如果我們站在更開闊的地方，以縱覽歷史的眼光來看這一切，則這兩個時期在某些重大問題上，文藝思潮又是相同的。歸臥自然，從大自然的美中領略人生情趣、體味人生價值，這樣一個思潮顯然是佛、道興起之后才逐漸出現而到盛唐達到高峰的。到了中唐，復古思潮起來，情形便又一變。所謂復古思潮，其實就是儒家的干預人生的思想潮流。中唐士人從理想的天國回到了人間，文藝也便從理想的美的追求回到表現社會問題上來了。朱先生在這書里把唐后期作為另一個時間段落，標以“社會問題和復古運動”的題目，講杜甫、白居易和韓、柳古文運動。應該說，這是很有眼力的。文學史界往往把杜甫歸入盛唐，好象還因此有過爭論。從文藝思潮的演變看，把杜甫從盛唐中剔除出來，而歸入唐后期，更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同樣的方法，朱先生從更高的觀察歷史的角度，把從南宋開始到元初劃分為一個時間段落，認為此時文藝思潮的特點便是廣泛地表現愛國主題。他給這一時期標以“民族意識的高漲”的題目。如果從小角度考察，這個時期里文藝思想傾向當然有許多差別。南宋與金、遼，就很不一樣，它們都同在中國版圖內，當然應在統一考察之列；南宋愛國文人與宋末元初數量相當不少的以淡雅為宗的文人之間，差別也不??；宋院畫所反映的審美情趣與文人畫所反映的審美情趣當然也不一樣；還可以舉出其它的一些差別來。但是，如果從更廣闊的歷史畫卷來考察，要你說出來這時期文藝思想潮流的最主要的特點是什么，是什么最足以反映這個時期的時代脈搏，你當然會回答說是民族意識、愛國主題。

諸如此類。這是這書的一個最主要的特點。開闊的視野和大概括，傳神的把文藝思潮發展的主要風貌一一點出。如果就每一問題的細微處要求它，它并沒有提供更多的東西。材料都是人所熟知的，無所發現。但是，一個歷史時期的風貌，它卻給生動地描繪出來了。我常常想，虛幻是很不好的，我們非常需要一種追根究底的精神，把一些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現象弄個水落石出，在這個基礎上，才談得到總結歷史規律的問題。但是，在一個個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現象都弄清之后(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卻并不是每個人都能上升一步，縱覽歷史的。

這書的又一特點，便是論文藝思想的發展著意于描述這種發展的復雜現象。在這書的前言中，朱先生有一段話：

觀察文藝思潮的發展，要看主潮，就是各個時代文藝的總趨勢，各個時代文壇的風尚，流行的氣派。但也要意識到：一個主潮出現時，必有潛流、逆流或漩渦在活動著。這種潛流或逆流往往會上升為下一時代的主潮。

這是很精彩的一段話，也是全書的基本理論框架的重要支柱。書的章節中可以看到明顯地貫穿著這些思想。論中唐復古運動，又交叉著從中唐開始至北宋的唯美思潮；論元明的古典主義，又交叉著明清的浪漫主義。文藝思潮的發展并不是徑渭分明的，它的變化也并不在某一個時間截然交接，事實上存在浸透與交叉。本書在講滲透與交叉時，是很明晰精彩的。

這樣一本廣泛涉及理論問題的書，卻寫得很隨和，仿佛微笑著寫的。就像朱先生本人一樣，總是笑嘻嘻。在我的印象里，怎么也找不到朱先生生氣的樣子。聽說“文革”時批斗他，給他畫了臉、掛了牌。他回家臉一洗、換了衣服，晚上就擠到廣場和學生一起看電影。那時我正淪落深山，后來回到南開，聽老同學說起此事，不覺會心一笑。沒有高度的自信，沒有智者的胸懷，恐怕是不易做到這一點的吧！我不是提倡逆來順受，只是想，遇到不清不白的環境，知識分子如果善于保護自己，留得青山，于國于已，都會有益處的吧！我們今天能夠讀到朱先生這樣優美的文字，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中國文藝思潮史稿》，朱維之著，南開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一版，2.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