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紀憂慮——對中國人口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楊曉升

我們曾經雄心勃勃。

當改革開放的呼聲回蕩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時，我們曾那樣雄心勃勃地描繪自己的藍圖：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到21世紀中葉，力爭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歷史一晃又過去10年。

如今，當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巨大進展中不得不面臨潮涌而來的能源、教育、農業等等一系列困境時，許多人是那樣輕易地把滿腹的抱怨和牢騷，酣暢淋漓地傾瀉在執政者身上。

抱怨是極容易且又在所難免的。幾口之家尚且難當，何況泱泱11億人口的大國？

然而公正地說，我們還沒有真正地超越困境，平心靜氣地去尋思產生困境的更主要更直接原因之一——人口。

人口：警鐘長鳴

中國是一個窮國，人口眾多、生產力低下早已成為中華民族擺脫貧困的巨大障礙。

歷史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今天，人口憂患的警鐘在不斷回響，成了我們又一塊巨大心?。簱屔?、超生、偷生等行為致使我國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計劃生育嚴重失控！

據有關部門統計，從1986年至1988年，我國人口出生率連續3年超過控制界標，均達20‰以上，平均每年新生嬰兒都超過2000萬。

逝去的1988年，我國全年出生人數報表為2262萬。這意味著：我們生存的這塊上地上，每分鐘出生45人，每小時出生2625人，每天出生6.3萬人，每月出生188.5萬人！

統計表明：從1989年至1994年6年間，我國每年處于生育旺盛期（20～29歲）的婦女達1億左右，這個驚人數字要延續到1995年才能有所下降。如按目前人口現狀和生育增長速度，我國本世紀末人口將突破13億！

1989年中國人口增長形勢嚴峻，4月止，中國人口已突破11億！

11億，一個令人深思，又令人憂慮不安的數字！

1949年，我國人口4.5億。40年過去，中國人口翻了一番！

鐵道部有關方面為我們披露了這樣一個觸目驚心的現象：全國目前每天約有70萬人站著乘火車。1987年從春運到暑假，主要干線的特、直快旅客列車超員率都在40％以上，部分列車超員80％，個別車次有時竟高達100％！

——這是一個多么令人震驚的現象！

然而，上述的一些數字僅僅是抽樣調查得來的。明智的人士心里明白：中國人口的憂患遠比抽樣估算的要嚴重得多！

中國目前的人口究竟有多少？這似乎還是一個謎。但真實數字要比估算的多而不是少，這一點是肯定的！

僅1987年29個省、市、自治區中，人口統計報表與全國生育節育抽樣調查的結果相差40％以上的就有6個。

河北省計劃生育成績卓著，在全國一直名列前茅。然而，1987年省計劃生育委員會對57個縣的調查發現，農村計劃生育數字與實際不符。1986年全省計劃生育率說是85％以上，但據典型抽樣調查，發現實際只有60％左右。衡水地區武邑縣37個村，第一季度報表出生56人，實際出生91人；報表計劃生育率94.64％，實際調查只有72.52％。邯鄲地區廣平縣，一孩率報表81.64％，實際調查只有43.45％；多胎率報表14.68％，實際抽樣調查31.11％。全省每年有20多萬人口屬計劃外生育！

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一官員也在1988年12月30日的《人民日報》上承認：1987年，據統計、公安等部門的抽樣調查和統計，全國計劃生育報表的數字是出生1600萬人，實際上經過分析研究，確認是2258萬人！

堵不住的“漏洞”

遼寧。營口縣是全省計劃生育先進縣。1985年，據統計全縣超生7人，而湯池鎮鄉一鄉就超生4人。到了1987年，鄉領導才知道，實際上這4人只是個零頭：當年共超生104人。爾后超生紀錄逐年上升，1986年超生299人，1987年超生361人……

鄉黨委會上，黨委委員們感到問題的嚴重，決心豁出命來堵住這股濁流！鎮長馮家會決定停下一切工作，親自掛帥抓這項工作。黨委和政府分片，機關干部包村、村干部包人，全鎮干部一齊行動，成立了鎮計劃生育工作隊，還訂了相應的處罰規定。按理說，黨委的這些決心夠大的了吧？然而，事與愿違。

這邊鎮里計劃生育工作隊還沒行動，那邊村里的一些婦女已串通一氣，把小娃娃們組織起來，成立了“兒童團”，讓他們站崗放哨。一旦發現工作隊的蹤影，就迅速點燃煙火，或者搖動樹梢，要不就是一邊往村里跑一邊大聲喊叫：“鬼子進村嘍！鬼子進村嘍！”鎮干部到哪里都遇到仇恨的目光。一天中午，一位超標懷孕的婦女被堵在屋里，她見工作隊進了門坎，心里一慌，竟將一鍋燒得滾燙的刷鍋水向工作隊員潑去！不僅如此，一些受處罰的村民，不但不接受教訓，反而把仇恨都集中在村干部身上，村干部的豬被毒死，柴垛被點燃，還有人竟拿著雪亮的刀對村干部和計劃生育工作隊隊長進行威脅……

在農村采訪，我曾不止一次地問基層干部：農村最難搞的工作是什么？答曰：計劃生育。

這些年農村土地承包以及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使計劃生育難上加難：工分已扣不了；罰款？不怕。眼下不說十塊百塊，就算罰1000塊也不稀罕。再說花錢買生育指標，倒也名正言順！當然也還有抗罰躲罰的。至于干部知難而退聞而不見，甚至無視黨紀帶頭超生的，也不在少數。

“超生游擊隊”更是應運而生。

青海省會西寧市，寄居著數萬名來自浙江、江蘇、河南、甘肅等地的“外來戶”。這些外來戶在這里組成了一支支地地道道的“超生游擊隊”。僅西城區古城臺等4個街道辦事處對742戶外來人員的調查，便發現其中已婚育齡的536位婦女中，生1胎的141人，2胎的131人，3胎64人，4胎以上76人，最多的生8胎，超生率高達65.69％！

人聲鼎沸的上海。市計生委、市公安局、市統計局聯合組織力量，從10多個郊縣中選擇了一個流動人口最多的鄉及一個農場作了摸底調查。結果發現，6777名流入人員中，已婚育齡婦女數為1477人，其中計劃外生育達生育總數的20％，多胎占生育總數的9％。寶山縣廟行鄉，37名在此生育的女性中，計劃外生育有17人，占了近一半。北新涇鎮有個姓陳的外來拾荒者，據說已經積蓄一二十萬元，生了3個小孩，還想再生個兒子。里弄干部上門做工作，他說：“要罰款？我有錢，要罰隨你們，但要生兒子得由我！”

流動人口生育混亂，已成為社會的嚴重隱患！

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縣雙江農貿市場，聚集著80多戶來自桂、黔和鄰縣的生意人。這些生意人是要在中國尋找一個無人管轄的“避風港”，一個無計劃生育的“特區”。他們當中30％ 以上都有3個孩子，最多的8個。湖南邵東縣的劉惠秀到此4年，一年一個，而眼下第5個又在腹中蠕動。另有一對來自廣西的年輕夫妻，兩人都不滿25歲，在家鄉本巳生了個女兒，懷上第二胎后，區政府有關人員找上門來。當妻子的肚子大到不便同管計劃生育的干部周旋時，夫婦便決定到這塊“避風港”“卸包袱”。在這里，小二呱呱墜地了。雖然是個女孩，但丈夫卻很自信，他說：“‘事不過三，第三個肯定是個兒子！等到兒子長大了，我們再回去?！?/p>

沉重的枷鎖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國”和“家”相通，君權和父權相互為用。以父權家長制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組織，一直是中國封建國家官僚政體賴以生存的基礎。因此，孟子總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币孕∞r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多子多?！薄安恍⒂腥?，無后為大”等觀念沉淀在中華民族心理的深層結構中，成為廣大民眾恪守的信條。

1987年底，內地某縣收到各鄉年內新生兒的統計報表。那統計結果讓人大吃一驚：男女比例10：1?；鹚傧锣l打探，才得知許多家庭在報告生育數時，只報男孩不報女孩。

中國鄉村流傳的俗語充分反映出中國農民典型的生育觀：

“女娃不是娃?！?/p>

“十八個仙女抵不上一個駝背兒子?！薄耙粋€兒子沒有兒子，兩個兒子不算兒子，三個兒子真有兒子?！?/p>

……

北京附近農村有位婦女叫勞昌琴，生第一胎是女孩，她不服氣，生了第二胎，竟又是女孩。勸阻不聽，罰款可以，她終于在第三胎如愿以償，生了個男孩，盡管她被罰款5000多元。

——為什么非生兒子不可？

“當然得要兒子！干重活要兒子，立門戶的是兒子，傳宗接代的是兒子，能走南闖北掙錢的是兒子，就是同人打架也得兒子出頭！”一位農村干部慷慨陳辭。

“嘿，俺有6個兒子，全村人都嫉妒我！等兒子長大了，全娶了媳婦，再生出孫子們，俺一家子的拳頭就能決定誰來當村長！”說這話的，是山東一位農民。據說，每天農活一完，他總是窩在屋前脫士坯，一干便幾小時，自20多歲有了第一個兒子之后從未間斷過。他要為他的每一個兒子準備好一套房子。如今，他已蓋好3套房子。這位農民，今年40歲。

40歲，正是共和國的年齡。共和國中長大的“新一代”農民，風風雨雨經歷了那么多“運動”“革命”，可他們并未“脫胎換骨”。他們的生存方式和生存觀與他們的祖輩毫無二致：日出而做日暮而歸，生兒育女多子多“?！??！獨v史向我們開了一個多么荒唐的玩笑！

北京懷柔縣的一位農民，近幾年賺了不少錢。但他一定要個兒子傳宗接代，否則他覺得“錢白賺了”。生兒子以前，他就準備好了3000元罰款，兒子一出生，他樂呵呵地把錢送去，兒子的名字也應“運”而生：“三千一郎”。

還有更可悲的：安徽某地一個鄉，72戶農民先后賣了75名兒童；有一名農婦生下一對雙胞胎，竟分別以1700元與1500元的價碼賣了出去，就在這個鄉，專事販賣兒童的“倒兒爺”竟有35個之多！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事情？道理很簡單：沒兒子的想買個兒子，沒女兒的則買童養媳。而賣兒賣女者，絕不是因為貧窮，原因也很簡單：愚昧。

難堪的道德困境

浙江金華市郊外五里亭的一座小廟里，居住著一對靠撿破爛為生的老夫妻和他們收養的7個孩子。這是一個雖然貧窮但卻充滿溫暖的慈愛的家庭。

老漢張洪斌和他的老伴樓秀英，如今都年逾花甲。20幾年來，他們從人們廢棄的物品中撿回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也先后撿回20多個被遺棄的嬰兒。他們用微薄的收入含辛茹苦地養育著這些小生命。在漫長的歲月里，一些孩子被人領養，一些孩子不幸夭折?，F在仍有7個孩子，最大的18歲，有3個則是未滿周歲的嬰兒。對這兩位老人所做的一切，人們迷惑不解。兩位老人的回答則很簡單：破爛都要撿，活生生的孩子能忍心不撿么？

——多么感人至深的人道主義精神！

1988年秋天，某日，無處不走的新華社記者終于在浙江金華市郊外五里亭的這座小廟里，發現這么一個感人至深的特殊家庭。于是，一組照片和新聞報道發向全國。

報道很快在全國引起反響。善良的讀者有的來信，也有的捐款相助。

與此同時，新的困惑也隨之而來：張洪斌老漢的門前陸陸續續出現了許多新來的棄嬰！很顯然，棄嬰的父母們不愿養育自己的孩子，卻希望張洪斌老漢夫婦收養他們的孩子——這恐怕是敏感的記者寫報道時所意想不到的。

當今中國，人口問題中的道德困惑，已越來越多地籠罩著年輕的父母。人們并非不想要女兒而是確確實實太想要男兒，尤其是生養優秀的男兒。于是，當千千萬萬個中國的“小皇帝”“小太陽”被嬌寵而使專家們深感憂慮時，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正在悄悄發生：近兩年，北京、天津、廣州、長春、呼和浩特等城市，越來越多的嬰兒被丟在車站、碼頭、醫院，甚至垃圾堆。他們剛來到這個世界，便被父母遺棄。

首都北京。市兒童福利院1972年至1976年共收養棄嬰104人，1977年至1986年收養棄嬰406人，而1987年1年就收

養了151人。在1987年收養的棄嬰中，呆傻兒有141人，占收養總數的94％。

廣州。數百名本省和外省農村的畸形兒被遺棄在市內各大醫院、機關、民政部門門口和繁華市區。棄嬰中90％以上是患有腦膜炎后遺癥、大腦發育不全、地中海貧血癥的。

塞外城市呼和浩特。1987年接收棄嬰38名，1988年僅上半年就接收22名。長春社會福利院1988年1至9月接收棄嬰52名……

天津市社會福利院管理處。這里是全市棄嬰的第一個中轉站。凡是被撿拾而又找不到棄主的嬰兒，都要在此登記。在棄嬰特征一欄，幾乎都分別填寫著“脊椎裂”、“唇腭裂”、“腦積水”、“先天性癡呆”、“無肛”等。1988年1至10月，天津市撿拾棄嬰48個，47個是殘疾兒。

與一批又一批孤兒相伴30多年的楊晉賢，是天津兒童福利院的“元老”。撫今追昔，老楊無限感慨：舊社會，窮人遇上災荒賣兒賣女，是為了讓孩子活命。福利院收養的大都是孤兒。近10年來，孤兒少了，但棄嬰逐年增多。1988年，我們干脆一個孤兒沒收，棄嬰倒收了50來個。那些狠心的父母生下孩子一看有病，扔掉了事。他們有錢買冰箱、彩電，為什么不給孩子治??？再說，現在科學進步了，孕婦妊娠期查出胎兒異常就可以中止妊娠，為什么非要等到生下個“白癡”才相信科學？福利院的院長則常常在愁：現在報紙、廣播都在討論安樂死，國家是否能制訂相應的法規，對那些嚴重的呆傻兒實施安樂死？

——這是一個大膽而又極其嚴峻的設想！

要實現這個設想，無疑就像對癌癥患者實行安樂死一樣困難。

然而，衛生部對120萬嬰兒抽樣調查，發現各種出生缺陷的發病率高達13.07%?？梢韵氲?，幾年或幾十年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將為此付出多么沉重的代價！

中國目前有2.3億文盲。中國人口問題和計劃生育的嚴重癥結，正是因為有了這么多文盲：越是文盲越不知道節育，越是文盲越會給社會生下素質低下的弱智嬰兒。當今商品經濟沖擊下的教育危機，教師厭教學生厭學，又正在使中華民族文盲狀況進一步惡化，人口總體素質呈下降趨勢，我們無疑已面臨一個日益嚴重的惡性循環！

同是亞洲，同是黃種人，與我國僅一水之隔的新加坡，政府為提高人口素質，采取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新的人口政策：持有高等教育文憑的婦女生一個孩子，工資可增長5%；生兩個孩子，工資可增長10%；生3個孩子，工資可增長15%。同時還規定，沒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生第二個孩子時必須交納罰款。

就提高人口素質而言，這無疑是一個明智的、行之有效的決策！

可中國能照抄照搬嗎？恐怕很難。這樣做，無疑意味著政府提倡貴賤之分、提倡文憑至上。不這樣做，我們又無疑是把自己推向越來越難堪的境地！

幾時能圓強國夢？

中國人口的不斷膨脹，已使中國在向現代化強國邁進的道路上步履維艱——

耕地 解放初，我國人均耕地2.8畝，現已下降到1.4畝，有9個省人均耕地在1畝以下，其中浙江僅7分。我們以占世界6.8%的耕地，養育著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目前每年正以900萬畝的速度遞減，人口卻以每年2000萬的速度遞增。

糧食 1984年以前，我國糧食一直處于增產狀態，近年來糧食產量連續減產，人口卻迅速增加。中國人艱苦奮斗38年，1987年人均占有糧食僅比1952年增加63公斤。

住房 上海、武漢、廣州、重慶等大城市，3家同居一套、3代同居一室的境況比比皆是。近幾年，雖然北京座座高樓拔地而起，但北京住房困難戶眼下仍達40萬戶，而且房子的增長速度遠趕不上人口增長速度。

交通 乘車難已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的共同苦惱。撞車、翻船、飛機失事等等一系列惡性事件的不斷出現，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中國人滿為患的危險征兆。

教育 我國對教育的投資僅占國民收入的2%左右，嚴重影響了人口素質的提高。目前，我國每萬人中只有13個大學生，低于印度等一些發展中國家。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很大程度取決于人口的素質而非人口數量?？晌覀儾坏珦碛?.3億文盲，而且還有大批涌現的新文盲……

一個包袱，一個沉重的包袱！

這么多的人口，這么多的難題，別說現代化，就是要滿足人們生活的基本要求，也夠你頭痛的！

實際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并不慢，有的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但是，由于發達國家人口增長速度大大低于發展中國家，結果，兩者在國民收入上的差距反而越拉越大。50年代，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人均國民收入之比為1：10；70年代末，這一比例擴大為1：13；預計到本世紀末將擴大到1：15。

對此，中國政府并非沒有意識到。1987年9月23日，趙紫陽在會見福田赳夫時談到：中國現有10億多人口，如果不控制，再過30年，到2020年就會再翻一番，發展到20億人口，那么我們的現代化目標就難以達到。

然而，人口該怎樣控制？如何有效、合理地控制？

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從70年代初實行以來，已初見成效，使中國近20年來少生了2億人口，成績舉世矚目?？裳巯?，中國的人口問題仍面臨著挑戰。對大多數農民和流動人口來說，說服、教育乃至罰款已無濟于事。采用行政式的強硬手段，無疑又會帶來別的社會問題。那么，除了繼續推行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否還有別的方式，比如說訂規、立法，以使計劃生育制度化、法律化，從而控制人口數量、保證人口質量？

總之，這是一道難題。但難題再難，也必須解決。否則，現代化強國之于我們，將永遠不過是一個美麗的夢！